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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8/09 07:33:43瀏覽390｜回應1｜推薦14 | |
| 陳時偉先生是留美回國的著名化學家，50年代蘭洲大學的副校長，被打右派後送夾邊溝，勞動中與本書主人公關武強相識並相熟，留下一段故事。蘭州大學黑格爾（昵稱）為先生立傳時，獨缺陳先生在夾邊溝一段資料，故將本節照錄，只是結局不盡相同。據關武強所知，陳從農場轉地方工廠，又從工廠回原校恢復教職；但黑格爾獲得的資料是陳從夾邊溝轉入另一農場，並死在那裡，今人不勝唏噓……
1958 年麥收的時候，包括幹部在內一起參加搶收，偌大一個農場，三天之內就把數千畝麥子悉數收完。發電站白天加班發電，每個麥場上都架起高音喇叭，播放大躍進歌曲，每隔二、三十分鐘由劉場長和任股長報道搶收情況和統計數字，熱火朝天好不熱鬧。收麥工作，使各單位打破了界限，服務隊的、農業隊的、基建隊的，以及各場辦工廠（場）的人都有機會相遇在某個打麥場上，很多同在夾邊溝但平日不容易見面的老朋友，在打麥場上見面的機會就多了，抽空聊上幾句，互相了解了解情況，也是讓人高興的事。 收麥就是兩大任條：一是割麥，二是背麥。割麥的負責打“個子”（打捆麥子）；背麥的負責把“個子”背到場上，垛成垛。每個麥垛都占地二、三十平方米，根朝裡，穗朝外，一層層碼起來。麥垛垛得好就不怕下雨，雨水會順著麥杆和麥芒的方向排出垛外，不積水、不霉爛。每個麥垛都高達四、五米，比兩層樓房還要高，每個麥場四周都有幾個、甚至十幾個大麥垛，就像一種特殊的建築群。麥垛垛好了，打場就不忙了，到了時候一個垛一個垛拆開了打，打場就完全是農業分隊的活計了。 割麥子的苦農家都知道，低著頭彎著腰，左臂把麥一攬，右手執鐮揮去，齊根把麥杆斬倒，沿著麥壟一路割下去。右臂揮舞左臂配合就像開動了機器，腰折了無數次，鐮斬了無數回，個子打了無數個；抬頭看看麥壟，還是見不到盡頭，彷彿隨著割麥的動作，麥壟也無限延長下去似的。 每個“個子”有三、四十斤重，體弱的人可背兩三個，身體強壯的揀大的背五、六個，重二百斤以上，由別人一個個放到肩上，用繩子攬住，就像背走一座小山一樣。一路小跑，一天要從麥地到麥場往返十幾遭兒，勞動強度絕不比割麥低。除了人背以外，馬號也充分動員起來了，馬拉皮車、牛拉大轱轆車、驢拉架子車一齊參戰，投入搶收搶運第一線。 一個特殊人物出現在從麥地到麥場的搶運路線上，這個人背起小小一捆麥子，時不時用帕子揩一揩光亮碩大前額上的汗珠，走得比任何人與牛都慢。他有四十好幾快上五十的年紀，中等偏低的個子，微胖的身材，四方臉龐，一派學者的風度；這人就是蘭州大學校長陳時偉，陳時偉是國際著名的化學家，新中國成立，他放棄了衝擊諾貝爾化學獎的研究課題，從太平洋彼岸回國報效，做了蘭州大學副校長。在他的治學下，直到今天，蘭大的化學系和現代物理系仍位居全國各大學府的前列。不幸的是1957年，他和華羅庚、錢偉長等著名學者同一批被打為右派，陳校長接受了一段時間的批判，然後發送夾邊溝勞動教養。 這麼大的學者，又有這麼高的社會地位，陳時偉在公眾面前當然有一定的威嚴；他目光深邃，不苟言笑！然而在私人的場合他卻是個平易近人、趣味橫生的人。關武強在場裡認識人是很多的，當然也認得陳校長，在一次陳校長搭乘他的皮車到酒泉寄一份掛號郵件的路上，兩個人更加熟稔起來。 那一次陳校長郵一份材料給他的密歇根母校，大信封上中英文對照寫著地址和收件人。關武強對這郵件上的中文和英文發出感慨：“住在同一個地球上的人，語言和文字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像心電圖似的英文和方塊塊似的中文又怎麼能互相翻譯呢？”陳校長大概認為他的問題不值得回答，就打哈哈說：“英文也是孔夫子發明的，所以英文和中文並沒有天壤之別。”關武強聞聽大驚，孔夫子發明了英文？真是天方夜譚！ “不信？不信你聽我講啊。”陳校長就從容不迫講了一個笑話： 從前孔夫子帶著學生周遊列國，一日來到太西國。太西國國王十分熱情，設宴招待。席間國王表示非常欣賞美麗的中國文字，並希望孔聖人也能為他們創造一種文字。 孔夫子還是保持著“食不語”的習慣，悶頭只管喝酒吃肉，聽到國王的請求便無可無不可地點了點頭；飯後孔夫子叫學生們立即逃走。子路問為什麼？孔子說中國字是倉頡造的，我哪會給太西國造字呀，還不快跑！於是師徒們一起逃跑，太西國國王一看聖人還沒給留字就跑了，趕緊帶了僕從騎馬去追。因為太西國宴會上喝的是 啤酒，孔夫子貪杯，跑了兩步就敝不住尿了，但也不敢停下來，就邊跑邊尿，在路上畫出曲曲折折的痕跡。國王追到此處，趕緊下馬，說“聖人賜字了！”立刻教隨從記錄，這才有了西方文字。聽罷陳校長的笑話，差點沒把關武強笑倒在皮車輪子底下。 兩個人有緣，今天他們又在打麥場上見了面。雖然陳校長也像其他右派一樣參加了收麥勞動，但他畢竟是一位國際知名人士，農場領導對他也不敢等閑視之，在勞動時給予特別照顧，讓他背麥子，每次只背一小捆，不足5斤，一上午背兩三回。當時關武強正蹲在場邊休息，看到陳校長連杆帶穗背著四、五斤麥子過來了，滿頭大汗。關武強就招呼陳校長過來一起坐坐，休息休息。 當時的情形可不是關武強自己想休息就休息，而是牛受不了才休息，麥收時節人和牲口都是清晨三點鐘就下地，現在10點了，已經做了6、7個小時，牲口要飲、要餵，趕車人才能趁這時間在胡楊樹底下休息一會兒。而人是沒有這麼好的待遇的，就算再累再餓，耳邊震天價響的大躍進歌曲也在催你加勁兒幹、加倍幹。各個中隊之間“挑戰”“應戰”的“戰報”時時從大廣播喇叭裡飛出來，配合著氣壯山河的口號，教人連多喘一口氣都不敢。割麥和背麥的人眼一黑便暈倒在地，躺上十分鐘八分鐘後醒過來再割、再背。這種現像到了收麥的 第二、第三天時更會常常發生；有時候甚至集體發作，例如，七、八個割麥的人各領一行麥壟，唰唰唰的齊頭並進，忽然這七、八個人幾乎在同一秒鐘暈厥倒地。躺了十多分鐘不到一刻鐘的樣子，便幾乎又是在同一秒時間甦醒，爬將起來繼續割麥，唰唰唰唰地向前。也有背麥的人，一行十幾個，每人都背的像小山似的，在田間阡陌上一溜小跑。忽然，又是幾乎在同一秒鐘全體倒地昏眩，也是過了如數時間，便又同時甦醒，互相幫助整理好背上的麥子，趕緊又一條線向麥場奔去。這是一種疲勞加精神現像，更準確地說是一種極度疲勞狀態下的群體癔病，在集體活動意識下出現的。 但是對牲口，是決不允許使用到這種程度的，全場從上到下都知道愛惜牲口，因為牲口是國家財產，右派用牲口得特別小心，最怕背上“破壞公共財物”的罪名。關武強他們每次收車、收活回來，管教總要仔仔細細、雞蛋裡挑骨頭般檢查牲口。只要在牲口身上發現一點破傷（哪怕是牛虻叮的）或一條鞭痕，非得把那使牲口的右派訓上個把小時不可，還要在大會小會上點名，說不定還會罰他餓飯。但是對於趕車一天回來的右派，卻沒有幹部領導來問問是否餓了累了、或者是病了？即使在拉麥運麥的大忙之中，也還是關愛牲口，忽視右派。這時間的人一日三餐全馬虎了，但是餵牲口不能馬虎。上午10點下午4點必須停車、停工，給牲口飲水“打尖”。只有這時候，趕車的關武強們沾牲口的光，方得以蹲 在一邊休息休息，等著牲口吃飽喝足來，差別的待遇真是讓人感嘆人不如畜。 聽到關武強叫他，陳時偉校長就走到關武強身邊來，關武強幫他把肩上的5斤麥草放在地上鋪好，讓校長坐上去歇腳，陳時偉用草帽扇著風，抬頭看一看為他遮蔭的胡楊樹，問關武強： “小關呀，又寫詩了沒有？” “沒有，沒有，我那兩首是在大會上湊湊熱鬧，平時哪有那麼多詩呀！” “你那兩首詩寫得還挺活的嘛！” “純粹是胡日鬼（西北土話，意為瞎鬧），寫的全是打油詩。” “打油詩也是一種詩體呀。‘簾卷水西樓，一曲新腔唱打油’。連蘇東坡也作打油詩呢！” “校長也學中國文學？” “涉獵一點罷了。我還學馬列呢，也是通過書本學，經典讀了不少，還都是讀的原文原版。跟你說吧！小關，我回國的時候滿腦子都是革命，後來跟事實一對照，我那些革命全是幻想。” 這時候一座一座的“小山”一溜子向麥場湧來，這是收麥突擊隊之一，正在和其他同類性質的突擊隊進行競賽，大戰方酣，每位突擊隊員都背著一座麥山，重量有二、三百斤。陳校長說： “看我背的那一把麥子，感覺就像國劇《將相和》裡廉頗背的荊條一樣。古人廉頗負荊請罪，改正錯誤，傳為佳話。我今當了右派來回背麥，是‘負禾請罪’了！”說罷隨即唸出打油四句： 我當校長說不好， 負禾請罪來回跑。 若云此是真革命， 書本何用快扔掉！ 做了這首詩，陳時偉校長仍覺心中不平，發泄道： “說我有罪，簡直胡鬧！千古奇談！” 聽陳校長做詩，關武強趕緊取出一個小日記本和鉛筆頭記了下來，然後讓陳校長過目。陳時偉看過哈哈大笑，說： “還是快扔掉好，用火燒，就和秦始皇一樣了：焚書坑儒！” 陳校長答應關武強，以後將此詩用毛筆寫到本子上，並譯成由孔夫子發明的類文相贈。 麥收以後不久，陳時偉校長便被保護性地從夾邊溝調到酒泉農機廠繼續勞動。到了秋天，農場的西瓜下來拉到酒泉上市，關武強還順便到農機場給陳校長送過西瓜。 1960年底，夾右幸存者在明水灘被解救時，陳時偉也從農機廠回到蘭大。據說後來官復原職。關武強還想讓陳校長兌現題詩、譯詩的諾言，出差到蘭州時去過蘭州大學多次，但均未見到陳校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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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連載小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