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開會期間，《檢察日報》記者采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記者問：相信您也注意到，兩會上許多代表委員在談論道德滑坡問題，您怎麼看? 莫言說：出現目前這種道德滑坡的狀況，人人都很憂慮，人人都很痛心疾首。但實際上，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出現這些情況，涉及我們幾十年來的教育方法問題，或者說社會的主流價值倡導出現了問題。尤其是1949年之後，不斷地有各種各樣的運動，實際上把很多老祖宗留下的好東西當作糟粕給拋棄了，甚至給批判了。像儒家理論，當然有它的糟粕，但也有很多的精華。但是，儒家理論在很長時間內全部被當作髒水給潑出去了，潑髒水的時候把孩子也一起潑掉了。現在要重新撿回來，確實難度很大。接續可能比砍斷難得多，砍斷可能一下就砍斷了，接續可能是一個非常長的過程。不過，提總比不提好，意識到了總比沒有意識到好。所以我想希望還是有的。

        我在網上相應新聞後頭跟貼道：自從上個世紀初葉以來，道德滑坡是不爭的事實。其原因就是禮崩樂壞：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克己復禮時不我待。並留詩一首：

                               《道德滑坡眼見為實》

                                     禮失倘未遠

                                     尚可求諸野

                                     禮失過百年

                                     明德大滑坡

                                     上下交相失

                                     天必惡其國


      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天下歸仁”也就是結束道德滑坡，回歸有德之社會。孔夫子在二千幾百年前好像已經預見到了今天！

      莫言的發言當然受到網上死硬派的吐糟和口水。最頑固、最死硬的連道德滑坡都不承認。例如提到小悅悅事件，他們就說以前更多，媒體沒有報道就是了。比如提到六0年，他們必說“三年自然災害”；說那時有三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他們就問“你看見了？你家死幾個？”。提中華文明和傳統文化，他們就重複魯迅說的“吃人”或重複柏楊說的“醬缸”。還有一部分，雖然承認道德滑坡，但把滑坡的時間定為發生在1979年以後，直接和改革開放的國策聯繫起來，把原因推給“向錢看”、走“資本主義道路”和“右派翻天”等等臆想的或捕風捉影理由。

      在這裡，我要來批駁這些死硬派。但我不太願意講大道理。因為今天道德之滑坡已經嚴重到如此田地，很大關係就是由於講大道理的失敗。我願意用事實說話。在這方面我有優勢。我的優勢就在於年齡大，吃的鹽和過的橋都要多些。

      在我有記憶的七十年時間裡，觀察社會道德現像，確實是每下愈況，完全與莫言講的“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相合。先說八年前我六十五歲的時候在公交車上和一個四十來歲中年人的爭吵吧。在大上海，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年青人就不給老年人讓座了。當然也偶見有讓座的，但一看即知，大多數是農民工或海飄青年。話說那次我乘71路公交，站了幾站之後，旁邊有人下車，我得了個座位。下一站上車人更多，大家收腹延頸擠著，我看到一個老人，比我更老，已經步履蹣跚，好在人多，把他鑲住了，方能保持站立，竟然無一人讓坐。我立起身來，招呼那老者：老先生，到我這裡來坐！老者聽到，顫顫巍巍地往這邊移動。我回頭一看，我的座位已經被一個中年人大大方方坐下。於是我和中年人之間爆發了一場吵架。他的理由是：公交車大家好坐，不滿意可以花錢坐差頭（出租車），或者自己買小車。我對他說：今天這個座位你不想起也得起，就是不能讓你坐！那中年人看我真的動氣了，只好嘟噥著站起來，交出座位。

然而我在沈陽、福州等城市乘車都享受過年青人讓的座位。和上海等巨無霸型的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也只能比為鄉下吧，孔子說的 “禮失求諸野” 大概指的就是此類情況。把時間再往前推到50年代初，那時我父母也剛五十歲出頭，每上電車或公共汽車，都有青年給他們讓座。從五十來歲就享受讓座，滑到七、八十歲無人讓座，這滑坡還不算大嗎！

近日我已經看到幾次老年人向青年人“乞討”坐位的情況。無座老人移動到年青人座旁囁嚅道：“小青年（或小姑娘）呀，我腿痛得來（或告腰痛得來）立也立不牢，請儂讓只位子我坐好伐？”小青年（或小姑娘）翻翻白眼，再在手機上磨蹭十秒、二十秒鐘，但一般還都能把座位讓出來，雖然明顯地很不情願。我沒去過更多的地方，還不能判斷這種“討座”只是上海特色？或已是普遍現像？

        再舉一個“眼見為實”的例子。今天如果買一輛自行車，幾乎在同時就要買一把或兩把自行車鎖。但車和鎖不分家並不是 “古已有之” 。自行車做為交通工具大概是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在三幾年我大哥上中學我家買了第一輛自行車。那是全進口的英國飛利普牌，不備車鎖，從初中騎到高中。到四十年代初，家裡又買了一輛坤車，給姐姐們上學騎，是中國雜牌，也不備鎖。到五十年代初，我十二、三歲學騎車，先騎姐姐的坤車後騎哥哥的男車。車到學校，往牆壁一靠，就進教室上課，放了學，玩到快吃飯，蹬上車子就走。從來沒有顧慮過不上鎖會丟車。55年之後丟車漸多，管理部門言一傳備鎖，我身上帶一具鐵鎖，停車時鎖在鏈條上。這樣做只等於半鎖：如遇偷車，雖然不能騎行，但尚能推走。直到56年我上高中才裝了專用的環形車鎖。到60年之前，舉北京單車皆已備鎖騎乘，警察甚至開始檢查，無鎖單車都被推走，車主執鎖取車。那時候自行車也開始上捐戴牌，丟了車子憑捐證報案。但在小地方還不是這樣警惕，1964與1965年之交，我隨某地質站在甘肅民勤度過一個冬天。在邊城小縣，自行車仍像牛車一樣，不知鎖頭為何物。地質站的十幾輛公車，也不備鎖，人騎到哪，車就扔到哪。風有可能把車子刮倒，但人決不會動你的車一指頭。這大概仍就是孔夫子指出 “禮失求諸野” 的現像吧！

        汽車上讓座位和自行車備鎖當然都是小事，但是從小事即能看出社會人心來。試想人人都能夠禮讓老幼，還會發生小悅悅的悲劇嗎？尤其不仁是當今既得利益者、權勢者、或所謂“社會公知”等“創造”出很多“邏輯”、“理論”，或稱“惡言”來粉飾社會、污辱弱勢，使這些“缺德”現像“合理化”和“正常化”。

        他們製造的語境或公式常常是這樣的。例如他們說了：為什麼你總能輕鬆地免除了窮人（或農村人、或打工者等）應負的責任呢？沒有能力承擔義務和風險有什麼資格享受（勞保，或養老、醫保、教育、住房等）由其他納稅人供獻的福利呢？

        當談到 “大病醫保” 話題時，他們的怪論是，連你自己都不想傾家蕩產來治病，你又要錢又要命，其他納稅人為什麼當冤大頭給你出錢治病呀？

        說到住房問題，更是 “理直氣壯”，房子本來就不是人人有份的，買不起的就別想了，城市住不起就回你鄉下去。

        說到社會不公就是：我們是大國和平崛起，不能靠侵略掠奪，現階段只能靠大部分人做出犧牲來完成資本積累。

        痛打記者的官員則說：“ 誰叫你總是為老百姓說話，不為我們說話來！”

        上述種種惡言代表著既得利益者和權勢者的思想，不但助推著滑坡的傾斜，而且還說明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社會滑坡不會有靜止下來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