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於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　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篇第四節〈語言與意義：八至十世紀中國佛教的轉型（下）〉

人由溝通而創造語言文字，但僅有語言文字，並不能據以完全了解說話作文者的本意，於是有從語文之外去思索的想法。宗教文獻本身即是為了轉達信仰的觀念而創造，但僅從文獻去求信仰的本意，難免會因為侷限於文字內容，而與真正的信仰漸行漸遠。中國佛教之禪宗、歐洲基督教中的新教，均是基於此一憂慮而自立門戶，企圖以行動來尋求信仰的本質。然而行至末流，未免有否定一切文獻經典的想法。但人的思維，沒有語言文字資以傳播，實在無法行之久遠，所以這些宗派在處理宗教文獻時，偶爾也會有自相矛盾的困擾。

如果只是個人修行，在得道之後，自然不必再拘束於文獻經典之內，但作為一個傳道者，即便其修行境界已經超越文獻記載的範圍，仍需執守經典，以為學道者解惑之用。換言之，即是個人渡河，登岸捨舟；渡人過河，以舟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