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作家，今天想像各位分享我的幾個故事，以及一個我稱做是「單一故事的危險性」。

我在奈及利亞東部的一個大學校園長大，我媽媽說我兩歲就會看書，但我想四歲比較接近事實。

我從小就很看書，那時候我看的是英美的童書。我也很小就開始寫作，大約七歲就開始寫故事，用鉛筆寫故事，加上蠟筆畫的插圖，成了我媽媽必須要看的東西。而我寫的，正是我所讀的那些故事。

我的角色都是白皮膚，藍眼睛，他們在雪中玩耍，他們吃蘋果，還有，他們常常聊到天氣，說到晴天是多麼的令人愉悅。

這實在有點奇怪，因為我住在奈及利亞，也沒出國過，我們那裡不下雪，吃的是芒
果，也從來不討論天氣，因為實在沒什麼好說的。

我筆下的角色很常喝薑汁汽水，因為那些英美童書中的角色就是喝薑汁汽水。更別說我當時根本不知道薑汁汽水是什麼了。

而在那之後的幾年，我就非常想試試薑汁汽水的滋味，但那是另一個故事了。

從我個人的經驗，我想這證明了我們對事物的印象是多麼容易受故事影響，尤其是小孩子。

因為我小時候所有的讀物書中的角色全是外國人，我自然就相信我寫的故事裡面就該有外國人，也要有一些在我生活中無法親身體會的事物。

後來，我發現了非洲作家的作品，當時這樣的作品並不多，也不像那些外國書容易取得，但因為有Chinua Achebe和Camara Laye這些非洲作家，我對文學作品的看法有很大的轉變。

我了解到，像我這樣的人，巧克力膚色的女孩，頂著爆炸頭而不是綁著馬尾，也能出現在文學作品中。我開始寫作我熟悉的事物。

我也喜愛我讀的那些英美童書，它們激發了我的想像力，為我開啟新的世界，但這種結果是我認為像我這樣的人無法出現在文學裡。所以發現這些非洲作家的作品，讓我對於文學不再有單一故事。

我們家是普通的中產階級，我的父親是教授，母親是行政人員，也因此家境還不錯，家裡對有能力請傭人來幫忙。

我八歲那年，來家裡幫忙的是個男孩，叫做Fide。

媽媽唯一告訴我們的是他們家非常窮。我媽媽會送蕃薯，米，和一些舊衣服給他們家。如果我的晚餐沒吃完，我媽會說：「把飯吃完！你不知道Fide他們家的人都沒東西吃嗎？」所以我非常可憐Fide。

一個星期六，我拜訪他們的村落，他媽媽給我看了一個編織精美的籃子，是他哥哥用染色的棕櫚樹葉編成的。

我嚇傻了。我從沒想過他們家的人有能力做出那樣的東西，我所聽到的只有他們多窮，所以我眼中的他們，除了窮之外我看不到別的。他們的貧窮是我對他們的單一故事。

幾年後，我到美國念大學，我又想起這件事。

當時我19歲，我的美國籍室友被我嚇到了，她問我去哪裡學來這麼標準的英文的。聽到我回答，奈及利亞的官方語言剛好是英文，她還一臉疑惑。

她請我放放我的「部落音樂」，結果看到我拿出瑪麗亞凱莉的時候整個大感失望。她想當然地認為我不會用爐子。我突然意識到，她還沒見過我就已經可憐我了。她對我這個非洲人的預設立場是可憐、好意的憐憫。

我室友對非洲有個單一故事，就是它充滿災難。在這個單一故事裡，容不下非洲與她有任何相似之處，容不下除了憐憫之外的態度，容不下同是人類則生而平等。

我承認我到美國之前沒有完全意識到自己是非洲人。但在美國，只要提到非洲，大家就會轉向我，也不管我對像納米比亞的地方一點都不了解。

我雙手擁抱這個新身份，在很多面向我認為自己是非洲人。但聽到大家把非洲當成一個國家時，我還是會有一點生氣。

最近一次就是在兩天前拉哥斯起飛的班機上，這趟旅行幾乎完美，就差在維京航空的機上廣播說了句：關於「印度、非洲、和其他國家」的慈善工作。

在美國當了幾年的非洲人之後，我漸漸了解我室友的反應，如果我不是在奈及利亞長大，我所認識的非洲就會是現在普遍的形象，我也會認為非洲充滿了漂亮的風景、美麗的動物和野蠻人，打著沒意義的仗，死於貧窮與愛滋，沒有思想，等著好心的白人來拯救我們。

我看待非洲就會像我小時候看待Fide家那樣。

這種對於非洲的單一故事，我想是從西方文學開始的。下面是一位英國商人約翰洛克所寫的，他在1561年航行到西非，並且詳細的記下他的航程。

在形容非洲人為「沒有房子的野獸」之後，他寫道：「他們沒有頭，嘴巴和眼睛長在胸部。」我每次讀完每次笑。大家一定也很欽佩約翰洛克的想像力。但最重要的是，他寫的東西開始了西方人眼中傳統的非洲印象，一種次撒哈拉非洲的負面印象，是和他們不同且黑暗的印象。這裡住著一群，我引用詩人羅德雅．吉卜齡所寫的：「半是惡魔，半是人。」

我漸漸了解我美國室友的想法，她的一生一定聽過各種版本的單一故事。

就如有位教授曾告訴我，我的小說描寫的不是「真正的非洲」。我願意承認小說裡有些錯誤的地方，不夠好的部份，但我很難想像我的小說沒有傳達「真正的非洲」。而事實上我不曉得什麼叫「真正的非洲」。

那位教授說，我書中的角色太像他了。受教育，中產階級。我筆下的角色開車，沒有餓肚子，所以他們不是真正的非洲人。

但我也要馬上承認我自己對別人也犯過單一故事的錯。

幾年前，我到墨西哥，當時美國的政治情況有點緊張，大家都在吵移民話題，在美國就會常常聽到移民等同於墨西哥人這一類的話，還有一堆關於墨西哥人的故事，說他們是如何鑽醫療系統的漏洞，從邊境溜進來，在邊界被逮捕之類的事。

我就記得第一天在瓜達拉哈拉逛街時，看著工作的人們，市場裡有人做西班牙蛋餅，抽菸，大笑。

我記得當時我有一點吃驚，隨後感到非常丟臉，我發現自己完全相信媒體所報導的墨西哥人，以致於他們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是卑鄙的移民。我也曾對墨西哥有單一故事。我也實在感到很羞恥。

單一故事的產生就是以同一種方式描述同一種人，一遍又一遍，最後他們就會變成那樣。

講到單一故事就不能不講權力。

我想到權力就會想到伊博語裡的一個字，有關世界上的權力結構的「nkali」，這是個名詞，大概的翻譯是「比其他人更厲害」。

而就像談到經濟與政治一樣，故事也是建立在「nkali」的原則上。故事如何傳遞，誰來傳遞，什麼時候，多少次，都是由權力控制的。權力不只能述說故事，還能創造決定性的故事。

巴勒斯坦詩人穆里．巴爾古提曾說：如果你想剝奪一個人的身份，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說故事，而且從「第二點」開頭。

所以講美國印地安人的故事時，先講他們的箭，而不是英國殖民，就會有全然不同的故事。先講非洲各國失敗的故事，而不是被殖民的部份，就會有全然不同的故事。

我最近到一所大學演講，有個學生告訴我：真是可恥，奈及利亞的男人都很暴力，就像我小說中的父親一樣。我告訴他，我最近看了一本小說，書名是「美國殺人魔」。真是可恥，美國的年輕人都是殺人魔。

當時我實在有一點不悅，我從來沒有因為我讀了一本關於連續殺人魔的小說，我就認為所有美國人都是殺人魔。當然不是因為我比那個學生好，而是因為美國的文化，經濟地位，所以我對美國有多重故事。我讀Tyler，Updike，Steinbeck，Gaitskill的書，對美國，我沒有單一故事。

幾年前我得知，讀者想看到作者悲慘的童年故事，書才會暢銷，我就開始想要編一些我父母虐待我的故事，但事實是，我有個快樂的童年，充滿歡笑和愛，與家人很親近。但同時，我祖父死在難民營，我堂弟Polle因為沒有足夠的醫療照顧而去世，我最好的朋友Okoloma死於墜機，因為消防車上沒有水可以救火。我生活在高壓統治之下，政府不重視教育，我父母有時是領不到薪水的。所以在小時候，我看著早餐的果醬消失，接著乳瑪琳消失，再來麵包我們也負擔不起，然後牛奶定額配給。而最嚴重的是政治恐懼侵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

這些故事造就了我。但如果我堅持只寫這些故事，就簡化了我個人的生活經歷，也忽略了同樣造就我的其他故事。

單一故事會造成刻板印象，而刻板印象的問題就是他們並非不正確，而是不完整。讓一個故事變成了唯一的故事。

當然，非洲充滿苦難，有很嚴重的，像是剛果可怕的強暴事件；有很悲傷的，像是奈及利亞有五千人搶一個職缺。但也有其他美好的故事，述說它們，也是同等的重要。

我總覺得要完全的了解一個地方或是一個人，但不去了解全部的故事，是不可能的。述說單一故事的後果是人們的尊嚴被奪去，讓我們看不到人類的平等，只強調我們有多麼不同，而不是我們的相同處。

如果我去墨西哥旅行前，聽過美國和墨西哥雙方的辯論，事情會變得如何？如果我媽媽告訴我們Fide家雖窮，卻很努力工作呢？如果有家非洲電視台能在各地播報非洲各種不同的故事呢？

奈及利亞作家Chinua Achebe稱之為「故事的平衡」。

如果我室友認識我的奈及利亞出版商Mukta Bakaray呢？他決然地離開銀行的工作，追逐他的夢想，開了家出版社，大家普遍認為奈及利亞人不看書，他不同意，他認為人們會讀，肯讀，只要文學不那麼遙不可及。

他出版我第一本小說後不久，我到拉哥斯一家電視台接受採訪，一個工作人員走上來告訴我：「我很喜歡你的書，但我不喜歡結局。你一定要寫續集，然後要這樣寫……」然後她繼續告訴我續集要怎麼寫。

我感到榮幸而且很感動，一位普通的奈及利亞女人，照理說不會看書，但她不只讀了我的書，還積極參與，覺得有義務告訴我續集該怎麼寫。

如果我室友認識我的朋友Fumi Onda呢？那位勇敢的拉哥斯電視台主持人決定要述說人們寧可遺忘的故事。如果我室友知道上週拉哥斯醫院的一個心臟手術會如何呢？如果我室友知道當代奈及利亞音樂是融合各種語言的美妙樂曲，英語、皮欽語、伊博語、約魯巴語、伊喬語，帶點Jay-Z和菲拉庫堤的曲風，是從Bob Marley到他們的祖父風格。

如果我室友聽過一位女律師勇敢地在法庭上挑戰一項荒唐的立法，規定女人要更新護照需要丈夫同意，會如何呢？如果我室友知道奈萊塢創意的人們利用有限的技術拍攝電影，會如何呢？電影受歡迎的程度正是奈及利亞人自給自足最佳的例子。

如果我室友認識我的編髮師，有野心的她成立了自己的造型接髮事業，或是聽說過奈及利亞幾百萬人事業數度失敗還是不放棄的故事呢？

我每次回家都會面對多數奈及利亞人感到不悅的事情：失敗的基礎建設，失敗的政府。但也看到人們在面對這樣的政府時所展現的韌性，而不是氣餒。

每年暑假我會在拉哥斯開寫作班，看到那麼多申請我感到很驚訝，有這麼多人急著想要寫出他們的故事。

我和我奈及利亞的出版商成立一個非營利組織，叫Farafina信託。我們的夢想是建圖書館，整修現有的圖書館，替公立學校添新書，因為他們的圖書館裡頭沒有書籍。還要開設很多的課程，教人讀書寫字，讓人們說出自己的故事。

故事很重要。多元的故事很重要。有些故事被用來醜化現實，但故事也可以用來激勵強化人道精神；有些故事能奪去人們的尊嚴，但有些故事能讓人重拾尊嚴。

美國作家愛麗絲渥克寫了關於她住在南方的親戚搬到北方的故事，她介紹一本書給他們，內容是有關他們所拋下的南方生活。「他們圍坐著，看著書，邊聽我說故事，並重拾了心中的樂園。」

我想以這句話作結：「當我們抗拒單一故事，當我們了解，世上沒有任何地方只有單一個故事時，我們就會重拾心中的樂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