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基隆海關案中唯一清白的官員「七年級」的張淵豪而言，有沒有貪汙的標準既清楚又簡單：不接受關說，不拿不該拿的錢，不收受不正當的好處；否則就是貪汙。

但許多接受過高深法律教育、歷練豐富的檢察官、法官，卻把「何謂貪汙」搞得如墜五里霧中，在起訴書或判決書上寫出來的東西簡直就如「有字天書」，結論更往往令人瞠目結舌。

立法委員李俊毅在民進黨執政時期，以赴日考察的名義，向當時擔任勞委會主委的陳菊要求補助費用，最後由健保局和勞委會各補助四十萬元，總計八十萬元。考察後結報費用，只有四十七萬餘元的單據；遂由李的助理莊靜芬，向旅行社要來空白單據，偽製成李俊毅赴義大利、日本等的旅行費用單據，以補足三十餘萬元的差額，報銷掉這八十萬元。

這件案子檢察官不起訴李俊毅貪汙，只起訴了助理莊靜芬和旅行社職員偽造文書。檢察官的理由是：李俊毅聲稱，他有個人花費、送禮、宴客等，開銷已逾八十萬元（又是「大水庫」），皆未向勞委會或健保局核銷；至於助理莊靜芬偽造單據去核銷，李俊毅「不知情也未參與」，所以沒有貪汙的意圖。此種法律見解，與國務機要費扁案更一審的認定幾乎如出一轍；可是，這樣的論斷能站得住腳嗎？

倘若李俊毅所稱「個人花費、送禮、宴客等開銷已逾八十萬元，沒有向勞委會或健保局核銷」的說法屬實，則當補助機關對他要求核銷時，他據實說明並商量變通的核銷辦法即可，何至於要偽造單據來核銷？專案考察日本，怎用赴義大利的單據報銷？而處理這樣的事，竟謂只是助理和旅行社職員勾結偽造文書；出面要求補助經費的立委本人「不知情也未參與」，依照經驗法則而論，其誰能信？更何況，既謂只是公費「補助」參訪，又何可對李俊毅所稱「個人花費、送禮、宴客」的開銷概括承受，而一概納入「大水庫」？再說，參訪幾天，就能夠「個人花費、送禮、宴客」開銷三十餘萬元嗎？檢察官對這些可疑的地方全然無疑，並據此不起訴。基隆關的張淵豪一定感到疑惑，社會也一樣不解。

前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遭起訴利用「安亞專案」，詐領了五十萬美元機密外交經費，法院一審判決無罪。本案的重要情節是：國安會和外交部均無該專案的詳細檔案，當年是由邱義仁僅以一紙「國安會秘書長函」的方式行文，要求外交部撥入指定帳戶；再由當時外交部政次高英茂在國外以電話指示秘書辦理，且改以五百張、每張美金一千元的旅行支票支付。這批美金支票送到邱義仁辦公室，邱義仁承認收到，卻稱不記得由誰取走。事後調查，這五百張美金支票有部分在美國賭城飯店兌領，部分在某國兌領，部分尚未兌領。

法院判決無罪的理由指出，從旅行支票已兌現日期和地點來看，該期間內邱義仁都未出國；部分已兌現的支票上簽名，和經手者在該專案第三期款收據上的簽名，與高英茂達成協議的合議書上簽名、第四期英文收據上的簽名，及該人士入出境我國申請書的簽名「均極相似」，應可認定該批旅行支票是交由該名人士收受無誤。

果然如此，則本案就太奇怪了。暫不談「機密外交」的真偽，僅就偵審程序而論。首先，原先起訴時公布的案情，是「國安會和外交部均無該專案的詳細檔案」；如今法院審理，卻既有部分已兌現的支票可資比對，又有該專案的合議書、英文收據等等文件佐證，然則，檢調人員何以完全不知道、不比對？倘若檢調人員也已掌握這些資料，並經比對而不採信邱義仁的說詞；則法院經兩年的長期比對，竟可得出「簽名均極相似」的結論，院檢調見解何以南轅北轍？反之，若檢調人員均未曾掌握相關資料，到了審理時卻大量出現，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在「秘密審理」中的「機密外交」，究竟是如何地任人上下其手，搓圓搓扁？

基隆海關的七年級清廉官員，和院檢「認定」無罪的貪汙嫌疑人，這幾天同時出現在媒體上，讓大家見識到司法公信力低落的原因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