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故事的人[1] 訴說永恆的農村悲歌

-重讀張愛玲的《秧歌》 

    我相信，一個說故事的人，永遠不會受到時間的阻擋及干擾…. 

雖然直至今日，中國早已成為所謂世界經濟強國之一，8月將舉行全球奧運盛會，台灣更重新恢復兩岸和談，在中國已重新崛起的同時，重讀張愛玲在一甲子之前所寫中國農村社會改革失敗故事的《秧歌》，不知儲不會不合時宜?還是六十年前發生的事，早已成過眼雲煙? 

重讀張愛玲的《秧歌》，我們對它的評價，會不會只是當時反共愛國文學熱潮的作品而已嗎?如今從社會現實的角度觀看，進入21世紀的中國，當真已擺脫農業社會革命困境的惡夢? 《秧歌》只是中國農村社會變革、政府錯誤政策之下的短暫現象? 

還是，《秧歌》真的是描繪中國農村社會最經典的文學創作?這些在小說裡出現的農村問題，迄今還困擾著中國廣大的農村人民? 《秧歌》果真是一曲中國農村永不停歇的巨大悲歌? 

這些問題，從文學方面探討，張愛玲的《秧歌》很早就建立起屹立不搖的文學價值，早在近半世紀，夏世清在撰寫中國近代小說時，就已一筆斷定《秧歌》的文學史地位了，這個文學價值的判斷，對於那時才上市不到幾年的長篇小說，確實大膽，但後來也都認為夏志清所說無誤，他認為:

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她的成就堪與英美現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兒(Katherine  Mansfield)、泡特(Katherine Anne Porter)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還要再高明一籌，在1955年，出版《秧歌》英文版，在中國小說史上已經是本不朽之作。[2]

對於《秧歌》有好評的，不止夏志清一人，早在夏志清寫中國近代小說史之前，就有人對該書極有好評，印製在《秧歌》小說集扉頁上的一行字，就是胡適看完《秧歌》之後的深刻感想，胡適對於《秧歌》的評價，更為接近張愛玲做為一個說故事人的特質，胡適更道出張愛玲說故事的特性是「平淡而近自然」，胡適如此說: 

此書從頭到尾，寫的是「飢俄」，書名可以題作「餓」字，寫的是真細膩忠厚，可以說是寫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所讀的中國文藝作品，此書當然是最好的了。[3] 

近年來，對於張愛玲這位祖師奶奶的讚美，始終被捧上了天，有人以後殖民主義的理論，來剖析祖師奶奶的創作，也有人認為，張是所謂歷史和文學的「漫遊者」，漫遊在荒蕪的歷史盡頭，但這些稱謂、這些形容，卻都不如以一個說故事的人來形容張愛玲，更為貼切。 

班雅明在《說故事的人》一文裡指出，事實上，「說故事」是一種人類相互交換經驗的原始能力，但今日卻已喪失，因為世界變換得太快，經驗不再有價值，不過，在班雅明的觀念裡，說故事的人是純粹的以言語敘事故事，但小說並不是來自於口說傳統，且須行諸文字，這是以言語說故事與文字寫小說的最大不同。 

在班雅明的觀念，他認為最古老兩種說故事的典型，一是定居的農民、二是周遊各地的水手或商人，這兩者之間又互相滲透，但他們都以語言說故事，傳承最寶貴的生活及生命經驗，相對地來說，張愛玲雖是使用文字寫小說，但她的文字如同她的言語，她的小說如同她所說的故事，並且是傳承她自身經驗的一種重要形式，因此張愛玲是一個「說故事的人」。 

從張愛玲的小說來看，她就是一個名符其實說故事的人，無論是講述中國沒落傳統貴族的墜落記事-《金鎖記》，還是大時代愛情的紛亂別離-《半生緣》《傾城之戀》，還是到了《秧歌》，描寫中國大陸農村改革遭遇的大餓荒、變亂，張愛玲始終是一個謹守份際說故事的人，她結合傳統與西方寫作技術，形成特殊的張腔張調，一種既傳統又新穎的語言文字形式，講述一個又一個驚心動魄的好故事，傳承她看透的生舌及生命經驗。 

從這樣一個新的角度來觀看張愛玲的《秧歌》，就更為貼切了，尤其《秧歌》裡的主角是鄉下農民，夏志清就指出，張愛玲為配合角色，《秧歌》裡的段落句子刻意縮減，不再那麼濃妝艷抹了，呈現出胡適所讚譽「自然幾近平淡」的味道，事實上，其文字的使用，已幾乎接近口語，口語當然就出現所謂平淡的味道，但形諸文字卻經得千錘百鍊，夏志清認為:

《秧歌》的題材是農村生活，因此它的風格也十分樸素，和作者那些描寫布爾喬亞生活的小說的華麗的作風，截然不同，句子和段落都縮短了，意象的運用也大為緊縮，而且作者也放棄中國舊小說的敘事方式，改用西洋小說的方去。[4] 

    夏志清接著分析，張愛玲雖早在《桂花蒸 阿小悲秋》裡，用精細而富於同情的手法，替我們勾畫出一個中國農婦的性格，在《秧歌》裡，張愛玲觀察描寫的範圍擴大，她展現了一群農民的特性沒有特別高貴也沒有格外讓人同情，反正點出了中國農民平凡無實的特性:

她筆底下有五六個農民，都寫得栩栩如生，普通一般作家，描寫起農民來，很可能歪曲現實，把他們的品格寫得特別高貴，或者特別的惹人憐恤，張愛玲所注意的，主妟要的只是農民的情感和農民的習慣，惟其因為她正視現實，她小說裡的人情味，也非一般庸俗作家所可及。[5] 

張愛玲這樣樸實的寫作筆法，用在描寫胡適所點出該小說的主題饑餓時，就有平凡文字中，讓人驚心動迫的場面，夏志清特別引用了《秧歌》裡的兩段文字，說明張愛玲使用平常文字透出的非凡寫實技巧:

 他們一直是窮困的，他記得早在躺在床上，聽見他母親在米缸裡舀米出來，那勺子刮著缸底，發出小小的刺耳的聲音，可以知道米已經快完了。一聽見那聲音就感到一重澈骨的辛酸。

…………….

 現在他長大成人了，而且自己也有了田地，但是似乎還是和從前一樣地默默受苦，一點辦法也沒有。妹妹流著眼淚來求他，還是得讓她空手而回。[6]  

夏志清更認為《秧歌》是一部人的身體和靈魂，在暴政下面受到摧殘的記錄，在共產黨的統治下，非但人廉恥喪失，就連農村日常生活，都徹底受到改變。

      他接著指出，《秧歌》雖然只是一部短短200頁的小說，但是它裡面包含了好幾個世界，最受人注意的無疑是簡樸的農民世界，他們的天倫之愛和他們的生死，現場都面臨悲劇式的考驗，考驗他們的是一種外來的力量，「共產黨」。  

在夏志清評完《秧歌》之後的三十年，王德威接續了夏老師的棒子，對於《秧歌》的看法，他以子之芧攻子之盾，他認為左翼文學傳統，把饑餓所帶出的各樣動機發揚光大，形成以饑餓為主題的文學潮流，「魯迅以降，有多少涕淚飄零的文字，是以描寫飢餓的生存狀態為誘因…」[7] ，王德威認為在這樣一個強大的左翼敘事傳統下，回過頭來看看《秧歌》，才能看出張愛玲寫作的用心，他指出:

  在彼時海外控訴中共禍國殃民的寫作潮下，她關懷的母寧是更卑微的問題，政權改變之後，升斗小民怎麼繼續穿衣吃飯。這真是生活的鬥爭、家常的政治。而從描寫這些瑣事的過程裡，她證明「人們只是感覺日常的一切有點兒不對，不對到恐怖的程度」，共產黨命話中的饑餓主題，終於顯露左支右，也因此小說的主題(農民的饑餓與暴動) 與副線(作家作農民的饑餓與暴動)，才能產生極諷刺的互動。[8]  

就在王德威書寫該篇文章之後的十餘年間，在《秧歌》資歷愈來愈資深之時(大約在《秧歌》五十歲的時候)，中國大陸早已在進行天翻地覆不能說只能做的經濟改革，中國雖檯面上強調主張社會主義專政，除了土地不能私有外，貨幣的廣泛流通，私有經濟模式的汜濫，中國社會上早已流通著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近年來，中國挾帶著龐大經濟力量的重新崛起，儼然已成為世界最為強大的經濟強國之一。 

就因為土地無法私有，中國農村的社會問題，就算進入21世紀，距離《秧歌》寫作的年代十分遙遠，但農村問題依然是一籮筐，顯然中國農村經歷過共產黨最早的農村改革之後，並沒有什麼巨大的變革，與中國大城市的大幅進步，中國農村的問題顯得沈荷累累，負擔相當沈重，彷彿無法承受之輕，因此，在21世紀初出爐的《中國農民調查報告》一書中，點出了許多令人驚訝的農村問題，有一些新的問題，但也有一些與 《秧歌》那個年代所差無幾。 

《中國農民調查報告》一書，是作者陳桂棣和春桃夫婦，從2000年10月至2003年10月，走訪中國安徽省50多個縣市，作者披露了不只是單純的農業問題或是經濟問題，更是中國農民在顛頗的改革路上，因為顢頇官僚所導致的貪腐亂象、苛捐雜稅或者無效率，使得中國農村社會越拉越大的貧富差距，終將成為重大社會問題的導火線。 

除了農村問題，有《中國農民調查報告》如此佭出的報導文學問世之外，在2005、2006年期間，中國大陸也出現了一部以農村社會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創作《秦腔》，這部作品距離張愛玲《秧歌》的問世，足足晚了半個世紀，當然，中國在這段時間早已經歷過各種形式上骨子裡種種名目的改革，但農村的凋敝、面臨時代腳步的衝撞，仍使農村成為種種中國社會問題中，最盪手的一個。 

這部由賈平凹創作的《秦腔》，以陝西省農村也就是作者的家鄉，做為書中最主要的主題，出版社在行銷該部小說時如此指出

生動地表現了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給農村帶來的震盪和變化，小說採取瘋子張引生的視角，敘述清風街兩家大戶….作者乆細膩平實的語言，採用密實的流年式書寫方式，集中現了改革開放年代中國鄉村價值觀念，鄉土文化的瓦解，以及民間倫理、人際關係，以至經濟關係的深刻劇變…[9]

這些《秦腔》的介紹詞，其實也可用來价紹60年前的《秧歌》，這兩部小說所面臨的時代雖然不同，但探討問題的根源是一樣的，也就是中國農村當面臨農耕制度崩解時，所產生的許多效應，《秧歌》面對1950年代共產黨剛執政推動的農村改革，當時的農改要粉碎舊制度，創造新的農業制度;而《秦腔》面對的是20世紀尾、21世紀初，中國翻天覆地的經濟改革開放，傳統的農業制度，被私有化、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嚴重衝撞，兩部小說都探討舊制度瓦解之後的農村人心及人性的巨大變化。 

當然，最有趣的，莫過於兩部小說都有一曲很重要的地方小調或是農村歌舞，其中《秦腔》裡依憑的是陝西的地方戲曲，小說裡的地方人士，無論面臨何種社會的重大鉅變，或是生活芝麻細節的小事，都得來曲「秦腔」式的地方小調; 《秧歌》裡的農民們，無論是豐收還是饑荒，都得扭腰隨著籮聲嗆嗆啛嗆啛，唱起地方的秧歌舞，而《秧歌》的背景，據張愛玲的說法，是華北地區在農改時所發生的一件真實的事。 

之所以把時間點從《秧歌》所書寫年代，一直拉到現今，主要是想說明，中國農村與土地糾葛的無數問題，並非短短歲月就可以解決，它所積累的問題，不止在過去、現在，甚至可能未來還會一朝一日發生，尤其，寫在60年前的《秧歌》，選擇與農民最有關係的稻米所衍生的饑餓問題，做為整個敘述的重點，試問，農民一生一世辛勤種田、種水稻，但是自己為何還會吃不飽? 

這不單單只是在探討所謂的饑餓問題而已，而是涉及農村制度的不健全，造成饑餓的主要，更是整個農村問題的最基本根源，種稻的農民竟然吃不飽，這種窘況嚴重破壞了傳統的農耕自給自足制度，難怪農民會搶糧倉、會抗暴(這更是中國自古以來民亂的主要原因)，這樣直接觸及農村問題的核心，說實在的，這是企圖用繁複文字技巧搭設出一個龐大架構的《秦腔》所比不上的。 

讓我們重新回到張愛玲的 《秧歌》，小說裡所使用的文字自然而平淡，更貼切的一種說法，這種近乎口語的文字，已與班雅明所請的以純粹話語說故事，無所差別，張愛玲在《秧歌》裡的張腔張調，即是藉著農民的語言，訴說著永恆的農村悲歌，一個發生在1950年代的農村改革故事，卻成了恆久的經典象徵，代表農民爭取最基本的生存權利。(當然，《秧歌》與《秦腔》的對比，是一個十分有趣的研究對象，自待日後深入探討。) 

學者何杏楓認為，張愛玲說出了人在亂世中的自救方式，人在覺得自己要被拋棄時，會抓住一點「真實的，最基本的東西」，張愛玲認為這些「真實的，最基本的東西」，便是「古老的記憶」，亦即「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過的記憶」，印證在張愛玲的《秧歌》裡，即是美好舊時代的展現，這些傳統的美好，在現今社會已無法再現，小說裡的人物阿招只能藉著做夢，重溫那個溫潤而美好的過去:

 蠟燭點完了，只剩下一小灘紅色的燭淚，一瓣疊著一瓣，堆在碟子裡，像一朵小紅梅花。花心裡長出一個紅長的火苗，升得很快，在空中盪漾著。….

 阿招在做夢，夢見在外婆家裡吃杏仁酥。父親和她的姑母金花都在那裡，還有許多別人。但是她的母親還太陌生，沒有到她的夢裡來。[10] 

過年做年糕的意象，成為金根家最美好的回憶，但現實生活的苦痛折磨，卻讓做年糕成為一種割心的回憶，主角的村落，要求各家都做四十斤年糕，做為給軍屬的年禮，原來辛苦做了年糕，還得送給人家免費食用，自家人什麼都沒有，但在這樣的苦難裡，月香、金根仍得咬牙做完這四十斤年糕，他們還是懷抱著喜事的心情，以一種奇特的儀式，欣喜地製作著年糕:

  磨出米粉來，又舂年糕，整整忙了一天，到了晚上，他們把一張桌子搬到院子裡來，粄中心點著一枝臘燭，大家圍著桌子站著。金根兩隻手搏弄著一隻火燙的大白球，有一隻西瓜大，他哈著腰，把球滾來滾去，滾得極快，唇上帶著一種奇異的微笑，全神貫注在那上面，彷彿他所做的是一種最艱辛的石工，帶有神祕意味的女媧煉石，或是原始民族祀神的雕刻。[11]   

這樣以自身力量做出的年糕，原本是要過年時供給自己食用過節的，到最後卻要拱手送人，在那個吃不飽的年代，政府卻又要農民以共產的模式送出僅有的年糕，使得自給自足的制度被破壞無遺，年糕既是農民一年最豐盛的祭品(也是最主要的食品)，送到村公所年糕要轉送給別人時，原有的過年儀式被干擾，代表政府的官員(也是共產政策的代言人)，還在那裡嫌民眾送出來的年糕斤兩不足，因而爆發了嚴重的民怨。 

在村公所東配殿一場血腥的衝突中，張愛玲以不到兩三千字的文字，將槍林彈雨的局面描寫得淋漓盡致，從村民想搶回自己的年糕，到民兵竟開槍擊打自己的人民，到最後金根與月香在山區的大逃亡，在在都讓人驚心動魄，這也是當政者干擾了傳統私有農耕制度的嚴重後果，當然，最動容也最讓人心痛的是，月香與阿招母女倆在軍民衝突裡互相呼喊對方場面，叫喊出一場撼動人心的生離死別

  「媽!媽!」，阿招繼續叫喊著，聲調平扁，永遠沒有絲毫的變化。

「阿招!阿招!」 ，阿招就在不遠的地方，但是月香擠在人堆裡，一步也挪動不了。在那惡夢似的一剎那中，就像她們永生永世隔著一個深淵互相呼喚著。[12]  

搶糧事件結束，張愛玲這個說故事的人，彷彿像個沒事人似的，壓根不再提起金根、月香、阿招一家人的事，我們無從得知他們最後的生死，但說故事的人，還是得被把故事告個段落，故事進行到末尾，村公所還是照常送出年禮，但原本慶豐收的秧歌舞，就唱得「異常微弱」了

  他們緩慢地前進，沿著彎彎曲曲的田徑，穿過那棕黃色的平原，向天邊走去，大鑼小鑼繼續大聲敲著

  「嗆嗆啛嗆啛!」

「嗆嗆啛嗆啛!」

   但是在那龐大的天空下，那鑼聲就像是用布蒙著似的，聲音發不出來，聽上去異常微弱。[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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