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時報》「時論廣場」版刊一出篇〈生命科學的不科學性〉，討論政府對中西藥和食品的管理。我覺得寫得很好，其中的觀念值得和大家分享。

然而看到文末，知道作者曾任衛生署藥政處長，心中就不由疑惑，那麼王教授在處長任內做了什麼事呢？

我沒有去探究處長的職權，是否能影響或決定文中所說的政策問題，也沒有去研究作者的政績。我相信，當初王處長一定已經盡了力。

所以問題就來了，政府有這麼腦筋清楚的人，為什麼政策這麼糊塗？

我常聽中醫界和民俗治療業者抱怨醫政和藥政被西醫把持，極力打壓中醫中藥。現在醫事和藥政上許多奇怪的政策都由主事者對中醫中藥的歧視而來。

西醫出身的主流醫界人士，不懂中醫，不喜中醫，但又不能忽視民間對中醫中藥的信任和需要，只好把它劃出去另外管理。是不是這樣呢？

話說回來，一國一制管理醫藥固然很好，主事者對中西醫藥不要有成見才好。

我的意見不重要，此文涉及您的健康，請看原文：

生命科學的不科學性

2008-07-28 中國時報 【王惠珀】 

日昨紅麴併用降膽固醇藥傷肝腎的報導，證實了我們一直擔心的養生文化夾雜用藥的風險。這應該不是特例，筆者試著從科學面來分析國人用藥（泛指宣稱療效之中西藥食品）的不科學性所潛藏的危險。

台灣是個科技獨大的國家，用科技拚經濟最重要，所以電子資訊產業之外，身體也要拚經濟。在這樣的氛圍下談吃藥的不科學性是唱衰經濟，大大不宜。但是用身體拚經濟潛藏的環境風險及人權問題，實在是到了不得不批判的地步。

台灣人是喜好切割的民族，藍綠切割只是政治短劇，用藥的知識切割可是文化。因為我們的身體很厲害，會分中西藥食品，甚至會分進口與國產藥。切割的經典之作是以弊端喧騰一時的藥事法一○三條，讓吃中藥由中藥師負責，吃西藥由藥師負責，以立法來製造人民的用藥風險。

其次是衛生署一國兩制的中西藥切割管理，以複雜的制度來維繫及製造經常性風險。於是西藥許可證不好申請，就改以中藥或健康食品上市，創造哪壺不開提哪壺的產品風險。健康食品證照請不出來，就以食品印上療效上市，算是印刷廠製造的風險。至於維他命由藥品改食品，則算是媒體巨獸施壓政府所創造的民粹風險吧。

一國兩制的經典之作，在體制內有西藥實施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優良產品製造規範），讓許可證從一九九六年的二萬一千張縮減到二○○六年的五千二百六十張；而中藥卻從七千 多張增加到一萬一千一百零七張，光龍膽洩肝湯就超過二百五十張，比泡麵還多。另一經典之作是以八％酒精浸泡中藥材的藥酒（保力達、維士比）屬於西藥，限藥局販賣，而以二十八％酒精浸泡的藥酒則屬於中藥，比較安全，各地超商都買得到，讓人民喝了再上。體制外，地下電台政治洗腦洗完了接著賣藥，讓家裡退休的老爸爸們身心同時受惠，電台疑似違規廣告中，中藥就佔了五十三％，食品就佔了三十一％（二○○四年）。

藥物是知識經濟產物，但知識看不見，而看不見的危險最危險。消費者在拚經濟的氛圍下缺乏風險意識，則普遍陷於邏輯不通的無知的危險，例如台灣人明明知道非法賣中藥攙西藥要坐牢（藥事法GMP），卻喜歡一口中藥一口西藥在肚子裡GMP，非常勇敢。還有養生文化人云亦云的危險，如抗氧化劑在體內會找到自由基抗癌抗老化，卻在路過肝臟腎臟之時如入無人之境，所以健康食品很健康。但數字會說話，台灣的洗腎盛行率世界第一，一九九七年洗腎人口每一○四九人有一人，二○○五年已攀升到每四九八人有一人，已警示我們這是明顯可見的危險。

切割的產品科學真的很科學嗎？在我看來，不僅不合西方的科學思惟，也與老祖宗中醫藥理論的科學性背道而馳。因為上帝造人，也創造了讓身體永續經營八十年的運行機制（吸收分布代謝排泄）。理論上說，吃進去的東西會增加身體的負擔，因此越懂得身體運行機制的人就越敬畏上帝，沒病不吃藥。老祖宗說「藥食同源」，意思是身體不會分藥品食品，唯風險評估而已矣，不僅科學還很人本。

西方的藥品管理不論藥物來源，只論「品質安全療效」，風險評估而已矣，很科學也很人本。台灣人把「人吃東西」簡化成「吃東西」，再簡化成「東西」。人不見了，東西最大，形成物本的科學。於是中西藥健康食品各憑本事，用消費者的身體拚經濟。我們的科學家唯我獨尊，我們的生命科學小生命而大科學。

政府可以拚經濟，但不可用人民身體拚經濟。在我看來，消費者無從知悉藥物未知的風險，商品如要變成藥物供消費者使用，就要有程序正義。一國兩制各自為政拚藥物產業，讓人民陷於環境風險而不自知，就是沒有程序正義。我們期待新政府以蒼生為念，讓藥物管理走向一元化，讓藥事服務走向分散風險的醫藥分業，才有程序正義。

（作者曾任衛生署藥政處長，現為台北醫學大學藥學院教授兼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