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媒體記者被民眾戲謔為「台灣三大亂源之一」，與黑道及立院諸公們齊名。被批評的理由很多，套句咱們偉大教育部長的話，這些「三隻小豬」們的罪行可真是「罄竹難書」。

    媒體的罪名五花八門，從置入性行銷、盲目追求收視收聽率、或是內容膚淺不夠深度等等，可謂族繁不及備載。但在這些眾多批評的聲浪中，最關鍵的一點，也是造成上述各項罵名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在於記者不夠客觀公正，所做的報導未盡詳實，甚至錯誤百出。

    可見新聞的客觀與否，是社會大眾用以檢驗新聞品質的最重要指標。而其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跑新聞、寫新聞的金科玉律，地位猶如「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般不可動搖，像大樹的盤根錯節，深深纏攫住人們的心土。

    但，無論是新聞或記者，都絕不可能客觀！

    廿世紀以來，「客觀」一直是新聞專業義理中被奉為圭臬的定律。但稍早之前的新聞界，可沒有人用這樣的方式來檢視一名新聞記者是否稱職、勝任。

    新聞的發祥地—美國最早的報紙，多半是報導商船靠岸時的日期與消息，其規模與內容都不可和今日同日而語。這個時期的報紙算是奢侈品，除了上層社會那些豪門士紳及奢華貴族，一般民眾是看不起的。就算想看，裡頭報導的內容也幾乎與他們無關，況且那時候識字的人，寥寥無幾。

    既然是有錢人的產物，當然會伴隨著有錢人極力想要掌握的東西—權力。故這時期的報紙，也多半帶有黨政色彩，由政黨出資辦報，撰寫有利於自己黨內的新聞或評論，期望能夠獲得更大的影響力。唯一不同的是，沒有人會去質疑這些撰稿人的職業道德，因為在那個時代，這樣的事情是再正常不過了，替自己人辯護，就是他們的工作。

    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初期，直到三○年代便士報(penny press)的出現，才徹底改寫新聞是政黨或掌權人士喉舌的事實。

    西元1833年，第一份具有現代報業雛型的大眾化報紙—《紐約太陽報》問世，它以廣大讀者的興趣為依歸撰寫新聞，讀者喜歡看什麼，他們就報導什麼。此外，它一改過去報紙僅為少數人服務的陋習，將報紙普及化，增加許多新穎的內容，並壓低售價，一份報紙僅賣一便士(one penny)，較他報六便士來得低廉許多，不僅打響了名號，便士報的名稱也由此而來。

    價格低廉的便士報很快便流行開來，不僅印刷量屢創新高，讀者群大幅增加，廣告的收益自然也就跟著水漲船高。商人的腦筋總是較普通人快了一步，為了達到更高的收益、創造更驚人的銷售數字，持續擴大讀者群眾就成為不可獲缺的步驟，要讓越來越多人加入買報、看報的行列。

    於是乎刊載所有民眾都能接受的新聞便成了最高指導原則，也是客觀義理發展的起源。以前的報紙是政黨發聲的工具，一言堂式的言論無法見容於所有群眾，人們往往挑揀與自己意見相符的來看。

    為達成這個目的，內容就必須「全都錄」。將各方的意見與異見並陳，吸引各個不同政黨、不同派別的讀者，報紙僅提供資訊，再由他們自己下判斷。

    另一件塑造客觀義理的重要大事，是1848年美聯社(AP)的成立。當時六家位於紐約的報社為了解決電報遭人壟斷收費因而被無理哄抬的困境，聯合簽署了合作協定，共同成立新聞蒐集公司，彼此分享新聞來源，是為美聯社的前身。

    一家新聞要滿足於六家立場各異的報紙，傳統的報導方式當然無法派上用場，最好的辦法就是將來自各方的看法並陳，讓各報社挑揀自己覺得派得上用場的內容，新聞客觀性義理進一步得到強化，並左右往後一百多年閱聽眾對新聞內容的要求和準則。

    這其間客觀義理雖不定期的受到挑戰，如十九世紀末的扒糞運動、一九六○年代的公眾新聞(public journalism)，再到近年來的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等，但最後都還是回歸到「客觀、公平、公正」這條千古不變的基準線。

    要求達到絕對的客觀，似乎太苛責了新聞從業者。因為新聞本身就不是客觀的產物。即便將不同的意見並陳，所得到的也僅是片面的事實，如同瞎子摸象，無法得到全面的真相。

    記者是人，而每個人的眼界及知識，會受到包括成長背景、所處環境及所受教育等因素影響，使他的視野產生侷限。換句話說，我們每個人從小到大所接觸過的事情、被灌輸的觀念(家庭)、所唸過的書(教育)、價值觀與信仰，以及相處過的朋友，都會形成看待事物時的鏡，而每個人的鏡框大小不一，所處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景色自然也就不同。雖然天還是天，雲還是雲，但有人是錢幣般大小的天，有人則是寬如泰山的天。但無論如何，絕對不可能將天下景色一盡收眼底，這也就是所謂的侷限性，也是新聞記者無法客觀的最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世界上每天發生的事件多如牛毛，相較之下，記者的人力實在少得可憐。在資源、條件不足的限制下，記者為了能夠獲得最大的報酬和產值(挖到最轟動的新聞)，就必須像撒網般抓住新聞大魚，至於那些漏網的，也只能暫時隨它而去，等到將來時機成熟，再行捕捉。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常常會聽到有人說：「怎麼老是這幾個地方出事」、「為什麼立法院常常在打架」或是「為什麼我都看不到除了政治、社會和消費外的新聞」。新聞學理上稱此現象為「新聞消息來源的偏向(news bias)」，意思是新聞常常集中在中央的、權威的、知名的機構或人物身上，其他無民小卒則被忽略。

    因此，新聞客觀義理只是一個幌子，擁護公眾新聞與參與式新聞學(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的學者們批評，客觀義理只是替記者羅織不須負責的藉口，以為僅須將各方意見並陳就算交差了事，殊不知如此閱聽人反而更無法了解事實的全貌。客觀義理與中立式新聞學者(neutral gatekeeper) 則反諷，記者應該是不帶任何感情的旁觀者，應當冷眼看世界，若是投入感情，反而更容易扭曲事情的原貌。

    就事實而論，參與式學者似乎略勝一籌。但為何群眾仍以客觀與否當作檢視新聞的標準呢？

    因為參與和激情不過一線之隔，這條線如何拿捏著準，似乎比要求客觀更為困難。往往一個不小心，很容易陷入自身喜好而不自知，嚴重的，甚至因此喪失自我，做出激情的舉動。這也是為何儘管參與式義理雖然有一群為數不少信眾，卻無法發展成為主流的原因。

    「法乎上，得乎中；法乎中，得乎下」明知客觀是假，但仍不宜輕易棄守，我們只能將它當作一種理想，不斷的盡力追尋，期望真的有一天，資訊的交流與傳遞將暢通無阻，否則按照現在藍綠廝殺的情況，貿然放棄底限，恐怕將來媒體不再只是台灣的「三大亂源」，而是「最大亂源」、人人喊打，那可就得不償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