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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5/18 22:44:38瀏覽1469｜回應0｜推薦1 | |
當 總統譴責“邪惡的恐怖主義的禍害”時，其正義凜凜，難以超越。我正引用雷根(Ronald Reagan)的話，他在1981年上台，宣布他的外交政策的重點之一，將是國家所主導的國際恐怖主義-舉幾個他的政府常用來描述恐怖主義的修辭-所謂 “現代的瘟疫”和“在我們這時代重回野蠻”。當喬治布什20年後宣布“反恐戰爭”，其實他在重新開打一場戰爭，此重要的事實是值得我們去開挖奧威爾 (Owell)的記憶墓穴那些由歐威 爾式的謊言所掩埋的歷史記憶。 。如果我們希望了解恐怖主義災難的罪惡本 性，或者更重要的，如果我們希望了解自己，我們得這麼做。我們不需要著名的德爾菲(Delphi)題詞(譯注："認識你自己")來了解：不可能有更重要的 任務。就我私人的一個插曲，這個緊迫的必要性是70年前我第一次遇到弗洛姆(Erich Fromm)的作品時所帶回給我的。他的經典論文就現代世界的逃避自由，現代自由個體，在努力擺脫伴隨新發現的自由而來的孤獨和痛苦時，所傾向於選擇的幽 暗道路- 很不幸，與今天的事情太相關了。 雷根的反恐戰爭已經被送進一個倉庫，那裡專門存放不受歡迎事實的。其原因不難理解，而且 對我們自己是富於意涵的。很快的，雷根的反恐戰爭成為一個野蠻的恐怖戰爭，在中美洲的廢墟裡，留下數以十萬計的慘遭酷刑和肢解屍體，數万人在中東，和大約 150萬死於南非的恐怖戰爭，而後者在違反美國國會立法制裁狀態下，由雷根政府強烈支持的。所有這些殘忍的作為，當然有他的藉口。訴諸暴力總是這樣。在中 東，以色列1982年入侵黎巴嫩，造成15-20,000人死亡，摧毀大半黎巴嫩南部和貝魯特。雷根給予決定性的支持，是基於對抗巴解組織用火箭攻擊加利 利的自衛藉口，這是大言不慚的公然捏造：以色列立刻承認，真正的威脅乃是巴解組織的外交活動，可能阻止以色列非法取得佔領地。在非洲，官方對掠奪式種族隔 離國家的支持，是在反恐戰爭的框架內與以合理化：於1988年華盛頓決定，有必要保護白色南非，免於被一個世界上“更加臭名昭著的恐怖組織”侵襲，也就是 納爾遜曼德拉的非洲民族議會。其他例子的藉口，沒有比這更令人印象深刻。 在大多數情況下，雷根的恐怖活動受害者是手 無寸鐵的平民，但在一個案件中，受害者是個國家：尼加拉瓜，可以通過法律渠道作出回應。尼加拉瓜訴求世界法院，後者譴責美國“非法使用武力” - 用通俗的說法就是國際恐怖主義 - 美國由它在洪都拉斯的基地所發動、針對尼加拉瓜的襲擊，並下令美國停止攻擊，並支付大量賠款。後續的事頗有啟發性。 國 會對法院的裁決作出回應是，對美國指揮的傭兵部隊增加援助，加緊攻擊尼加拉瓜，同時譴責世界法院是一個“敵對的論壇”，因此它講甚麼與我們無關。(但幾年 前當該法庭裁決贊成美國對伊朗的訴訟時，倒是高度有關的。)華盛頓法以輕蔑反駁了法院。如此一來，華盛頓加入了利比亞總統卡扎菲和阿爾巴尼亞總統霍查的顯 赫行列。(在這方面，利比亞和阿爾巴尼亞加之後已經加入守法的世界諸國行列，所以現在美國單獨的，輝煌地與世隔絕。)尼加拉瓜然後把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 會，後者也通過了兩項決議，呼籲所有國家遵守國際法。在英法兩國投棄權票的協助下，決議被美國否決。沒人注意，所有這一切都過去了，並已被勾銷於歷史之 外。 有一件事實也被遺忘了 - 或者說，沒有注意到 -，即“敵對論壇”曾委曲求全地順從華盛頓的要求。法院駁回了幾乎所有的尼加拉瓜訴訟案中的請求(由一位傑出的哈佛大學國際法律師所提)，理由是當在 1946年美國接受了世界法院的管轄權時，它增加了一個保留條款，對於任何依據國際公約所提的控訴，特別是聯合國和美洲國家組織的憲章，一律豁免。因此， 美國可賦予自己權力，去從事侵略，和其他嚴重性遠遠超過國際恐怖主義的罪行。法院正確地認識到這項豁免，這是更廣泛的、主權與全球支配的問題之一面。我會 先擱著不講。 這樣的想法，是當我們考慮恐怖主義的邪惡禍害時，首要該擺在心裡的。我們還應該要記住，雖然雷根時期是 恐怖主義的史冊裡極端的年代，卻不乖離常態。我們在政治光譜的另一端，發現多有類同的：肯尼迪政府。一個例子是古巴。根據已由最近學者研究所徹底拆解的慣 有的神話，美國在1898年干預古巴，以保證它從西班牙獲得解放。實際上，干預的目的是防止古巴從西班牙手中解放，進而將其轉變成為一個實質的美國殖民 地。1959年，古巴最後終於解放自己，在華盛頓引起震驚。幾個月內，艾森豪政府計劃秘密推翻古巴政府，並開始轟炸和經濟制裁。一位高國務院高官表達了其 基本思路：除去卡斯楚的方法是：“讓古巴人因為經濟的不滿和困難，對其不再著迷與疏遠，因此應迅速採取所有可能的方法削弱古巴的經濟生活，以帶來飢餓，絕 望，乃至於推翻政府“。 即將上任的肯尼迪政府接管並且擴大了這些方案。自從檔案解密之後，我們看到內部記錄坦率地解 釋了原因。古巴成功地反抗了美國施行了一個半世紀的政策，美國以暴力與經濟的勒殺作為懲罰；不是因為俄羅斯人，而是門羅主義，確立華盛頓有權支配西半球。 肯 尼迪政府所關注的不只在於懲罰悍然違抗的必要。美國政府擔心的是，古巴的例子可能將“自家事自家管”這樣的想法，傳染給他人。這樣的思想對整個非美洲大陸 有很大的魅力，因為“土地和其他形式國家財富的分配大大有利於有產階級，而貧困和弱勢群體，被古巴革命的例子所刺激，現在要求一個過像樣生活的機會。“這 是肯尼迪即將就任總統時，他的拉丁美洲顧問-自由派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所傳達的警訊。這樣的分析很快就被中央情報局證實了，其中指出，“卡斯楚的巨大 陰影籠罩著，因為整個拉丁美洲社會和經濟條件招致對統治權威的反抗，並且有利於激進變革的鼓動宣傳，”為此卡斯楚領導的古巴可能提供一種模式。 正 在進行的侵略計劃很快交付實施。當豬灣入侵失敗，華盛頓轉而進行重大的恐怖戰爭。總統指派他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專責指導戰爭，其最高優先事項是-用肯尼迪 的傳記作者阿瑟施萊辛格的話說-對古巴施以"天搖地動的恐怖”恐怖戰爭不是小的事情，它也是使世界在1962年瀕臨核戰一個重要因素，並且在導彈危機結束 後立即恢復。持續到上世紀，恐怖戰爭一直從美國本土發動，但在後來的幾年華盛頓不再對古巴進行恐怖襲擊，只提供了基地，而且對一些最臭名昭彰的國際恐怖分 子繼續提供庇護天堂，這些人有罄竹難書的恐怖活動和其他罪行的紀錄：奧蘭多博世(Orlando Bosch)、路易斯波薩達卡里萊斯(Luis Posada Carriles)，和更多其他人的名字將在西方聞名於世，如果西方對恐怖主義的關注是有原則的。當布什宣告布什主義，並襲擊阿富汗時，評論家們禮貌地不 記得這些往事。他宣布：那些窩藏恐怖分子的與恐怖分子本身有同樣的罪，而且必須以對付恐怖份子的手法對待：轟炸他們，侵略他們。 也 許這足以說明，無論政治派別，國家指導的國際恐怖主義被認為是合適的外交手段。不過，雷根是第一個運用一個大膽策略的現代總統：披著“反恐戰爭”的外衣， 掩護自己訴諸“邪惡恐怖主義的禍害“。 雷根牌的恐怖主義，其大膽與其規模同樣令人印象深刻。只選擇一個例子：德國所 發生的一些事件為美國提供了藉口，在1986年4月美國轟空軍炸利比亞，殺死數十名平民。為此我有個私人的回憶。在轟炸當天，大約下午6點 30分，我接到從的黎波里打來的電話。是我一個老朋友查爾斯葛拉斯(Charles Glass)，他是美國廣播電視公司(ABC)中東地區的記者。他建議我看晚上7點整的電視新聞。1986年，所有的電視頻道在晚上7點播放主要新聞節 目。我照做，在7點整，激動的新聞主播們將播報現場轉到利比亞，實況轉播美國轟炸的黎波里和班加西(Benghazi)，這可是歷史上首次為了黃金時段電 視節目而上演的轟炸--本行動是運籌上的一大壯舉：法國拒絕轟炸機越過領空，因而它們在大西洋上空繞很長的彎路，準點趕上晚間新聞。 展示過了著火城市的興奮畫面，電視頻道切換到華盛頓，冷靜地討論美國是如何根據新制定的原則，所謂“抵禦未來攻擊的自衛“，保護自己免受利比亞的恐怖攻 擊。官員告知國人，他們確定利比亞幾天前在柏林，以炸彈攻擊一個迪斯可舞廳，其中一名美軍士兵死亡。不久之後確定性減少到零，當目的達到之後，這尷尬也悄 悄地被承認。當時恐怕難找到任何人會懷疑，迪斯科舞廳爆炸案，在於為謀殺利比亞平民提供理由。 媒體也充分禮貌地不去 在意轟炸時間奇怪的巧合。評論家們執著地肯定莫須有證據的可靠性，與華盛頓對法律的認真堅持。在一個典型的反應，如紐約時報的編輯解釋說，“即使是最嚴謹 的公民只能同意並且讚揚了美國對利比亞的攻擊。美國小心翼翼地起訴 [卡扎菲]，合於比例與公正的原則，”利比亞該為迪斯可舞廳爆炸案負責的證據是“現在已清晰地向公眾展示”，“繼而是陪審團，美國派遣使者到歐洲各國政府 盡力的方式分享證據，並呼籲各國採取一致行動對付利比亞領導人。 “他們完全置若罔聞的是，根本毫無可信的證據被展示出來，而且“陪審團”是相當懷疑的，尤其是德國本身，在詳細深入調查之後，沒有發現任何證據; 陪審團呼籲劊子手約束自己，不要採取任何行動。 轟炸利比亞的時機俐落地配合美國國會一個議案表決，該案援助美國操控 的恐怖力量攻擊尼加拉瓜。為確保掌握時機，雷根明確表達其關聯性。在轟炸日隔天的一場演講裡雷根說：“我想提醒眾議院這個星期的表決，因為這個頭號恐怖分 子[卡扎菲]已送出4億美元，與一軍火庫的武器和顧問到尼加拉瓜，把他的戰爭帶回給美國。他吹噓自己是幫助尼加拉瓜人，因為他們（譯注：利比亞人）在美洲 的領域裡打美洲人“ - 即美國自己在尼加拉瓜的領域。那種認為“瘋狗”為了攻擊我們的國家，而向我們正在攻擊的國家提供武器（中央情報局在我們的傀儡國洪都拉斯設立基地，指揮恐 怖軍隊跨境襲擊）是一個很漂亮的手法，媒體們沒有忽略。如全國新聞界解釋說，轟炸利比亞應該會“在處理軍事預算和援助尼加拉瓜'反抗軍 (contras)'等類似問題上，加強雷根總統影響國會的力量。” 這只是雷根對國際恐怖主義的貢獻的一個小樣本 的。其中最具有長期影響的是，他熱情的組織了阿富汗的聖戰運動。負責此事的中央情報局在伊斯蘭堡站站長解釋了原因。用他的話說，我們的目標是“殺死蘇聯士 兵”，這是“他所愛的一個崇高目標”，就像他在華盛頓的老闆一樣。他還強調說，“我們的使命不是要解放阿富汗” - 而事實上一些專家認為，它有可能讓蘇聯延遲撤出。由他對暴戾罪犯一慣本能地喜愛，雷根選擇給與希克馬蒂亞爾(Gulbuddin Hekmatyar)優厚的援助，後者曾在喀布爾朝年輕婦女的臉潑酸液，臭名昭彰，現在是阿富汗的叛亂分子的領導人，雖然目前的報告暗示，也許他可能很快 會加入西方撐腰的其它政府軍閥在。雷根還大力支持巴基斯坦最壞的獨裁者，齊亞哈克(Zia ul-Haq)，幫助他發展自己的核武計劃，並進行由沙烏地資助，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基本教義化。至於這些事情的後遺症如何蹂躪這些國家，我們不用詳述。 除 了古巴，西半球國家恐怖的瘟疫啟始於1964年巴西政變，建立了一系列的新納粹國安國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中的第一個，在西半球展開新一波史無前例的迫害與鎮壓。它們一直受華盛頓大力支持，因此是國家主使的國際恐怖主義中，特別殘暴的形式。該鎮壓 運動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場反教會的戰爭。不只是象徵性的，這個暴力運動的最高點乃是在1989年11月，柏林圍牆倒下的幾天前，它暗殺終6個主要拉美的知識 分子與耶穌會神父。他們被薩爾瓦多的精英特戰隊殺害，後者剛結束於北卡羅萊納州的約翰肯尼迪特戰學校的重新培訓課程。去年（譯注，2009）11月據透露 （但顯然沒引起甚麼興趣），暗殺令是由該國的參謀總長與相關人士所簽署。這些人都與五角大廈與美國大使館有密切聯繫，因此很難想像華盛頓不知道自己的模範 部隊有此計畫。之前於1980年代這醜惡的十年，在薩爾瓦多，由暗殺“無聲者代言人“大主教羅梅羅(Archbishop Romero)開始（大約同批人下的毒手），這個精英部隊已經留下一條血路。 這起耶穌會神父的謀殺案是對解放神學一 個毀滅性的打擊。解放神學是1962年，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在第二次梵第崗會議所發起的基督教復興運動，令人刮目相看。根據卓越的神學家與基督教歷史學家漢 斯昆恩(Hans Kueng)的說法，開啓了天主教教會歷史的新的時代。被梵二會議所激勵，拉丁美洲主教們採納了“優先選擇窮人”恢復四福音書裡的基進的和平主義。後者， 當羅馬皇帝君士坦丁確立基督教為羅馬帝國國教時，將它壓制 --用昆恩的話講， 是將“教會受迫害”轉化成“教會迫害”的一場革命。在後梵二年代裡，神父，修女，及居士試圖復興前君士坦丁時期的基督教，他們向窮人和受迫害者轉達福音書 的訊息，把他們一齊帶進一個“社區基地”，並鼓勵他們將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並共同努力克服美國殘酷勢力下的悲慘生活。 不 待多時，對這個乖離異端的反擊就來到了。第一炮是1964年肯尼迪在巴西的軍事政變，推翻一個輕微的社會民主政府，建立酷刑和暴力的統治。直到20年前， 該戰役以殺害耶穌會知識分子作為結束。柏林圍牆之倒塌誰人居功，曾引起不少爭論，但對於嚴酷地摧毀復活福音教會的試驗，誰該負責，卻毫無討論。華盛頓主持 的美洲學校(School of America)，以培訓拉丁美洲殺手著名，以此為話題，自豪地宣布，”解放神學“是在美軍協助下被打敗”--從旁協助的，沒錯就是梵蒂岡，它使用較溫和 的手段，包括驅逐和壓制異議者。 正如你們記得，去年11月是慶祝東歐自俄國暴政解放20週年，哈維爾說，這是“愛， 寬容，非暴力，人權和寬恕精神”的力量的勝利。人們較少 - 事實上幾乎為零 - 注意另一件：柏林牆倒塌幾天後，薩爾瓦多的哈維爾們被野蠻暗殺。我懷疑，人們是否可以找到一個典故或暗示，揭示那殘酷的謀殺的意義：中美洲十年來的邪惡恐 怖宣告終結，與“在我們的時代回歸野蠻”暴行的最後勝利。後者啟於1964年巴西軍事政變，一路灑下許多殉道者的血，終結了梵二會議所啟發的異端運動 - 不盡然是“愛，寬容，非暴力，人權和寬恕精神”的一個時代。我們可以等到明天，看看有多少注意會給予”無聲者的代言人" 被暗殺30週年紀念。當他被殺時，他正舉行彌撒。幾天前，他纔寫了一封信給卡特總統，懇求他--徒勞無功地--- 不要給予軍政府任何金援，這些人“只知道如何壓制人民，與捍衛薩爾瓦多寡頭政經集團的利益”，這些人將使用那些資源去“破壞捍衛基本人權的人民團體。”事 實就是如此。由明天將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我們可以學到一點東西。 去年11月慶祝敵人暴政的結束，卻對發生在我們自己 的領域內駭人聽聞的暴行，保持沈默。這種對比是如此刺眼，得努力纔可能視而不見。它對我們的道德與智識文化抹上一層陰暗的顏色。針對雷根時代的反思與評估 也是。我們可以撇開他種種成就的神話，金日成想必對它們印象深刻。雷根的真實成就早已消失不存。奧巴馬總統讚揚他為“變革性的人物。”在史丹福大學著名的 胡佛研究所，雷根被視為一個巨人加以崇敬“他的精神似乎跨越了國家，像一個溫暖和友好的鬼魂一般看著我們。”我們乘坐飛機抵達華盛頓的雷根國際機場 - 或者，如果我們選擇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國際機場--獻給另一位著名的恐怖指揮官，他的戰績包括推翻伊朗和瓜地馬拉的民主，建立伊朗沙王(Shah)的恐怖酷刑統治，與中美洲最邪 惡的恐怖主義國家。聽命於華盛頓的瓜地馬拉侍從政權的恐怖暴行，在上世紀 80年代的瓜國的高原地帶，達到真正的種族滅絕的程度。然而同時雷根稱讚其中最兇惡的殺手，李歐蒙特，是“具有偉大人格”，“完全致力於民主”，並且被人 權組織“毀謗“。 自從雷根於1981宣布反恐戰爭，我一直在寫國際恐怖主義。這樣做的時候，我一直依循美國和英國的 法律或軍隊手冊裡“恐怖主義”一辭的官方定義，它們是大致相同的。舉一個簡潔的正式定義，恐怖主義是“有計謀的使用暴力或暴力的威脅來達到政治、宗教、或 意識形態的目標 ...藉由恐嚇，脅迫，或灌輸恐懼。”一切我剛才所描述的（譯注：美國在利比亞，與拉丁美洲的作為），與許多類似的事情，從美英法律程序性判準來講，都屬 於恐怖主義的範疇，事實上國家指導的國際恐怖主義。正好這個原因，官方的定義是無法使用的。他們未能作出一個關鍵的區別：“恐怖主義”的概念必須量身打 造，使之包括對他們對我們的恐怖主義，但排除我們對他們的恐怖主義，後者往往更為極端。要設計這樣的定義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任務。因此，從1980年代出 現了很多學術會議，學術論文和國際研討會，專門以界定“恐怖主義”為任務。在公共對話裡這個問題並沒有出現。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士已經內化了那個特殊意義的 “恐怖主義”。那個特殊意義是為辯護國家的行為，與控制本國人口所必需，而離開那個準則的言論通常被忽略，否則，會引出令人驚歎的彆扭、慍怒。 好， 讓我們依循慣常的準則，只談他們對我們所犯下的恐怖攻擊。它不是開玩笑的事，有時可達極端水平。在當今時代，也許最令人震驚的單一的國際恐怖主義犯罪，是 9/11世界貿易中心的毀滅，殺死近3000人，據羅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的描述，是“以邪惡和令人震驚的狠毒”所犯的“反人類罪行”()。人們普遍認為，9/11改變了世界。 它 是可怕的犯罪，但我們可以想像更糟的。假設基地組織由一個超級大國支持，意圖推翻美國政府。假設攻擊成功了：基地組織炸毀了白宮，殺死總統，並建立了一個 惡毒的軍事獨裁統治，殺死大約5至十萬人，殘酷折磨70萬人，設立了一個主要的恐怖和顛覆的中心，在全世界進行暗殺活動，並在其他地方協助建立“國安國 家”，恣意酷刑謀殺。進一步假設，獨裁者請來的經濟顧問，在幾年內將美國經濟推進歷史上的最嚴重的災害，顧問們自豪的導師(譯注：Milton Friedman)，獲得諾貝爾獎與其他獎賞。這樣的事，令人驚駭的程度遠勝 9 / 11。 而我們都應該知道，其 實不必想像，因為這是實際上發生過的事：在拉丁美洲人有時稱之為“第一個9 / 11”的日子，1973年9月11日，在智利。在我的敘述中所作的惟一改變是，將受害者的數字按照人口比例加以放大，因為這是合理的做法。但第一次9 / 11沒有改變歷史，因為這個充分的理由：這樣的事太正常了。事實上，建立皮諾切特政權只是這個瘟疫裡的一個事件，它始於1964年巴西的軍事政變，在其他 國家散佈類似或更嚴重的恐怖事件。 1980年代雷根將它帶進中美洲 - 南美洲裡他最喜歡的是其中最殘暴的阿根廷將軍們，，他們符合他關於國家暴力的一般立場。 不談所有這一切不方便的現 實，讓我們繼續遵循習以為常的看法，想像： 2001年9月11日布希所重新宣布的反恐戰爭，的確是為根除國際恐怖主義的瘟疫，而且適當的限制其範圍，以滿足反恐教義上的要求。存在合理的步驟，可實 現這一目標。9/11兇殘的行為，甚至在聖戰運動裡遭激烈的譴責。一個建設性的步驟將是孤立基地組織，統一反對它的勢力，即使他們為它的目標計畫所吸引。 似乎無人曾考慮過這樣的想法。相反，布希政府及其盟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後，訴諸於酷刑，並在一般情況下，為國家權力而選擇暴力，坐實了賓拉登的指控：西 方國家正在對伊斯蘭開戰。如此，布希等選擇將聖戰運動的支持者統一在賓拉登麾下，並且動員更多人來參與他的事業。為中央情報局負責追踪賓拉丹多年，鷹派的 邁克爾朔伊爾(Michael Scheuer)，以充分的理由總結出“美利堅合眾國仍然是賓拉丹的唯一不可或缺的盟友“。馬修亞歷山大(Matthew Alexander)，一位受人敬重的美國審訊者，他曾由偵訊中問得情報，而使基地組織在伊拉克的頭子就逮。他也得出相同的結論。亞歷山大對布希政府所要 求的嚴酷審訊的方法，只有蔑視。 與前述的聯邦調查局審訊者一樣，他相信，倫斯菲爾德和錢尼偏所偏愛的酷刑無法取得有 用的信息，相反的，更人道的審訊方式，甚至能成功策反，徵召他們成為可靠的線人與合作者。他舉印度尼西亞作為文明審訊成功的例子，並敦促美國採用其方法。 倫斯菲爾德和錢尼的酷刑不僅引不出有用的信息：它還會創造恐怖分子。由數以百計的審訊，亞歷山大發現，出於對關塔那摩和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的義憤，許多外 國士兵到伊拉克作戰，而且出於同樣的原因，他們與其伊國的盟友轉向自殺炸彈和其他恐怖行為。他認為，使用酷刑可能導致比9 / 11死亡人數更多的美國士兵被殺。公佈的酷刑備忘錄裡，最重要的啟示是，錢尼和倫斯菲爾德毫不留情的壓迫審訊者，要採用更嚴厲的方法來尋找證據，以支持他 們憑空幻想的指控：薩達姆胡笙與基地組織攜手合作。 2001年10月襲擊阿富汗被稱為“正義的戰爭”，沒人問質疑，它是所謂的抵抗罪惡塔利班的正當自衛行動，有著保護人權的崇高目標。對於這個幾受一致肯定 的論點，有幾個問題。一方面，我們的目標不是要推翻塔利班。相反，布希告訴阿富汗人民，除非塔利班把賓拉丹將移交給美國，他們將被轟炸。然而假如美國同意 他們的要求，提供賓拉登該對9 / 11負責的證據，塔利班可能早已這麼作。該請求被不屑地駁回，當然。根據8個月後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所承認 ，在經過歷史最徹底的國際調查後，他們仍沒有證據。當然在之前的10月也不會有。他頂多能說的是，聯邦調查局“相信”，該陰謀是在阿富汗策劃，並且在海灣 的阿聯酋和德國和實施。 三個星期後，在轟炸開始，推翻這個政權成為戰爭新的目標。英國海軍上將邁克爾博伊斯爵士 (Sir Michael Boyce )宣布，轟炸將持續到“這個國家的人民起來更換他們的領導” - 教科書上國際恐怖主義的標準案例。若說國際上對這攻擊毫無異議，倒也不正確。多個國際援助組織幾乎一致極力反對，因為急迫需要的援助工作被戰事打斷。當時 據估計，約有5百萬人的生存依靠外援，而且另外二百五十萬人將因美英兩國的攻擊，處於斷糧的險境。因此無論是否發生了預期的後果，轟炸是的一個極端的罪 行。 此外，阿富汗反塔利班的陣營裡領導人物們激烈譴責轟炸，包括美國所偏愛的阿卜杜勒哈克(Abdul Haq)。戰後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Hamid Karzai)特別表揚為烈士。就在他回國並被捕殺之前，他譴責正在進行中的轟炸，並批評美國拒絕支持他和其他人的努力，“以在反抗塔利班內製造叛變。” 他說，轟炸是“對這些努力是一大挫折”，他概述這些工作並要求美國以資金或其他方式協助它們，而不是用炸彈破壞。他說，美國“是試圖展示其肌肉，得分勝 利，然後把世界上每個人都嚇壞。他們不關心阿富汗人的苦難或我們會失去多少生命“。 不久後，1000阿富汗領導人聚 集在白沙瓦(Peshawar)，其中一些是流亡者，另一些是來自阿富汗境內，他們都致力於推翻塔利班政權。據新聞報導，這是“一個難得展示的團結：部落 長老，伊斯蘭學者，各派系政客，和前游擊隊指揮官們”。他們有許多分歧，但一致地“敦促美國停止空襲”，並訴求國際媒體呼籲結束“轟炸無辜的人。”他們敦 促採取其他手段推翻令人痛恨的塔利班政權，他們相信這個目標可以實現，而且更多的死亡和破壞是不必要的。著名的婦女組織拉瓦嚴厲譴責了這轟炸 - 之後，當對阿富汗婦女的命運表示關注，是意識型態上有利時，該組織到了一些遲來的承認。總之，當我們對一些不被許可的事實，多加注意時，那個不容質疑的 “好的戰爭”看起來並不那麼好。 應該沒有必要再去入侵伊拉克。聲討恐怖聖戰的侵略行動，被預期會大幅增加恐怖活動。 的確，其增加遠超過所預期。根據美國的恐怖主義專家的研究，它使恐怖活動增加7倍。 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要入侵？但 相當清楚的是，即使對抗邪惡的恐怖主義是一個考慮因素，它並不是一個高度優先事項。 如果那向來是他們的目標，那麼他 們可以尋求替代的方法。我已經提到了一些。更一般來說，美英兩國將會按照處理重大犯罪的正當程序:追捕嫌犯(如有必要，國際社會將樂於配合)，交付公平的 審判。此外，恐怖主義的根源會得到關注。這可能非常有效，因為美國和英國剛剛在北愛爾蘭得到這個經驗。愛爾蘭共和軍的恐怖活動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只要 倫敦以暴力，恐怖和酷刑去對應，它即是愛爾蘭共和軍內較兇暴派系“必不可少的盟友”，暴力和恐怖因而循環升級。到90年代末，倫敦開始關心恐怖活動的根源 裡的不滿情緒，並處理其中正當的要求 - 那些無論恐怖存在與否都該做的事。幾年之內恐佈攻擊幾乎消失了。1993年時我正好在貝爾法斯特(Belfast)。它是一個戰區。我是去年秋天再次造 訪。仍有緊張的形勢，但一個訪客幾乎不能察覺。這裡有重要的教訓。即使沒有北愛的經驗，我們也應該知道，暴力滋生暴力，而冷靜的同情和關注，可以冷卻激 情，召喚合作與同情。 如果我們真的要結束恐怖主義瘟疫，我們知道如何去做。首先，結束自己罪犯的角色。單此就有相當 的效果。二，關心那通常蟄伏於後的不滿與怨恨，如果是合情合理的，就加以處理。第三，如果發生的恐怖行為，視它為一種犯罪行為：查明並逮捕了犯罪嫌疑人和 進行誠實的司法程序。這確實有效。相反的，現行的作法只會提高恐怖的威脅。證據是相當強而且一面倒的。 對於一個威 脅，有效的處理方法，系統性的棄而不用，卻採用無效的方法，反恐戰爭不是唯一例子。另一個例子是所謂的“反毒戰爭。”近40年來，反毒戰爭並沒有降低毒品 的使用，甚至街頭毒品的價格。包括美國政府所做的許多研究，已經確定：迄今為止，解決毒品濫用，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是的預防和治療。但這類的方法卻很一貫 地被美國各州避免採用，他們傾向於更為昂貴、暴力的措施，後者對毒品的使用幾乎沒有任何影響，雖然他們有別的一致的後果。 在 這樣的情況下，唯一合理的結論是，所宣稱的目標是不是真正的目標，而如果我們想要了解真正的目標，我們應該採取的辦法是司法所熟知的作法：依靠可預測的結 果作為意圖的證據。對於“反毒戰爭“、“反恐戰爭”等等，我覺得這種方法導致很可信的結論。然而，那是改天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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