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馬斯的轉變反映了在過去的5年一個逐步的演化，絕非浮躁或者是意外發生的。大戰略的轉變發生在2005年，當哈馬斯決定參加2006年1月的立法選舉，並因此默認了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執政規則，其中包括承認以色列。從那以後，哈馬斯高級領導人一再宣稱，他們將接受以1967年的邊界，解決以巴的衝突。（譯：不過紐約時報的評論者總是假裝沒聽到）被視為強硬派的哈馬斯政治局首腦、駐在大馬士革的哈立德馬沙爾(Khaled Meshal)，在2008年承認了這一點。他說“我們是現實主義者，我們承認有一個實體，名為以色列。”由澳大利亞記者追問哈馬斯將可能採取的政策變化，馬沙爾說，該組織已轉向幾個關鍵點：“哈馬斯已經改變了-我們接受了以1967年的邊界為基礎的巴勒斯坦國的民族共識，我們參加在2006年巴勒斯坦選舉。“

另一位哈馬斯高級領導人，哈馬德(Ghazi Hamad)，在2009年1月比馬沙爾更具體的告訴記者，哈馬斯將滿足於結束以色列對1967年戰爭佔領的巴勒斯坦地區的控制權在-包括約旦河西岸，加沙和東耶路撒冷。換言之，哈馬斯不會主張解放以色列的領土。

此前哈馬斯溫和派有時曾呼籲為tahdia（次要的休戰，或“冷靜”）或hudna（一個長期停火協議，可持續長達五十多年），這意味著一定程度的承認，即使是默認。溫和派合理引用伊斯蘭的辭彙來正當化他們的政策轉向（在伊斯蘭歷史hudnas有時發展成永久性停火）。現在的領導人似乎是想更進一步，他們採取了一致的努力，重新教導基層幹部與他們的猶太鄰居並肩生活的必要性，在這樣做時，為他們的心理預習最終的和解。在加沙的清真寺親哈馬斯的教士已開始舉薩拉丁(Saladin)為例，他是著名的12世紀穆斯林軍隊指揮官和政治家，將耶路撒冷由十字軍手裡解放之後，允許他們保留在地中海東岸的國家。重點是，如果薩拉丁可以容忍嗜血成性的十字軍，那麼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應該願意與一個在他們之中的猶太國家和平地生活。

在薩拉丁的故事是重要的，因為它為哈馬斯提供了宗教的合法性，並允許它向其追隨者解釋方向的改變。哈馬斯的存在理由在於宗教的合法性，它的領導人明白：忽視他們，將自陷險境。西方國家領導人和國際政治的學者應該承認，哈馬斯不能放棄對伊斯蘭教的奉獻，正如美國不能放棄其對自由民主的承諾。這並不意味著哈馬斯是無法改變或妥協，而只是它的政治認同是由宗教合法性所強力構成的。

應該強調的是，在和平的議題上，哈馬斯並非鐵板一塊。在這個運動中，有多個相互衝突的觀點和參與者。多年來，我在佔領區內外採訪了十幾個領導人。雖然整體上，哈馬斯公開宣傳的言論，呼籲解放全部歷史上的巴勒斯坦，不僅僅是1967年被佔領的土地，一個健康的爭論已在其內外展開。

有幾個因素在發揮作用。它們包括：在屢遭戰禍蹂躪的加沙的執政重擔，和以色列2008-09攻擊行動所造成的破壞，後者導致無法度量的苦難，並加深加沙群眾對哈馬斯統治的不滿。

2006年議會選舉之前，哈馬斯是以自殺炸彈聞名，而不是官僚，儘管自2002年至2006年該組織已從拒絕主義移向參與政治體制，該體制框架是上世紀90年代奧斯陸和平進程的直接產物。在選舉之後，這種轉變仍在繼續。“經營ㄧ個政府，比反抗以色列的佔領要困難得多”，哈馬斯高級領導人於2007年在埃及出差時告訴我。“如果我們不向我們的人民提供貨物，他們會拒絕我們。”哈馬斯不僅是一個政黨。它是一個社會運動，因此它長期以來關注和密切注視民意。由於加沙惡化情況的沉重負擔，和哈馬斯去年在加沙的戰鬥表現不佳，毫無意外地，該組織已經歷了一個相當激烈反省和重估戰略的時期。

諷刺的是，儘管西方國家拒絕承認哈馬斯政府是合法的，儘管繼續對加沙的野蠻地封鎖，加沙之內對於民主施政的要求，正在推動這些變化。然而，哈馬斯領導人充分認識，如果他們表現出軟弱或淡化自己的立場，走向對以色列實際的承認卻沒有得到什麼實質性的回報，則有疏遠更強硬派的危險。哈馬斯的戰略困境是在以下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一方面是新出現的緩和與成熟的意識，另一方面，是堅持武裝抵抗的權利與緊要性。這個困難的平衡，往往解釋了哈馬斯的公開與私人的聲明之間的緊張和矛盾。

哈馬斯朝和平進程轉向令人注目的是，同一時間它面對來自類似基地組織的聖戰團體的重要挑戰；與競爭對手、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執政黨法塔赫(Fatah)之間的低強度內戰；與加沙地帶日益惡化的人道形勢。

去年夏天，少數被蓋達啟發的派別之一，一個叫" 容德安薩爾真主"的激進組織(Jund Ansar Allah)，或"上帝的勇士"，宣布在加沙成立一個伊斯蘭酋長國-對哈馬斯的權威公然抗拒。哈馬斯安全部隊即刻無情地襲擊勇士隊，打死 20多名成員，其中包括該組織的領導人，阿卜杜勒拉蒂夫穆薩(Abdel-Latif Moussa)。一個大動作，哈馬斯領導向敵人與朋友發出了一個信息，它不會容忍類似基地組織的全球聖戰組織，把加沙地帶變成一個跨國聖戰的戰場。

儘管粉碎了穆薩的隊伍，極端勢力的挑戰依然存在。自 2006年以來以色列的封鎖，對加沙140萬的居民所造成的痛苦和絕望，已驅使數以百計的巴勒斯坦青年投入極端的薩拉菲斯特派(Salafist)。這個小派別指責哈馬斯放棄武裝鬥爭，不執行伊斯蘭教法(Shariah law)。哈馬斯領導人似乎擔心這些派別的擴散，並已指示教士警告信眾不要參加這類團體。

相對於這些清教徒式、虛無主義的團體，哈馬斯屬於伊斯蘭政治的主流。作法上，思想上，哈馬斯和基地組織等聖戰極端分子之間有巨大的差異-也有很多的嫌隙。哈馬斯是一個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宗教/民族主義反抗團體，其暴力行動局限於巴勒斯坦/以色列，而基地組織是一個小的，跨國恐怖主義網絡，已在全世界各地進行了攻擊。基地組織領導人賓拉登和扎瓦希裡(Ayman al-Zawahiri)都強烈批評哈馬斯與以色列的政治互動，並願意與其談判。哈馬斯領導人已作出回應，他們知道做什麼對自己人民有好處，而且他們已說得清清楚楚，他們沒有興趣跨國戰鬥。他們的首要目標是政治和民族主義的，而不是意識形態和全球性的：壯大巴勒斯坦人，解放被佔領的巴勒斯坦領土。

不像基地組織和其他少數邊緣派別，哈馬斯是一個能獨立發展的社會運動，具有廣泛的社會網絡和一個頗大的群眾基礎，據估計在數十萬。由於其傳統對巴勒斯坦輿論的靈敏反應，我們可相當肯定地講，最近發生該組織行為的變化，可歸因於加沙巴勒斯坦人高度的貧窮，失業和孤立，他們害怕那裡的條件會更惡化。

另一個例子可顯示哈馬斯的政治和社會優先事項，這是它原則上同意埃及斡旋達成的協議，該協議勾劃出一個與法塔赫的和平道路。經過兩年的痛苦和暴力的分裂，去年 (2009)10月交戰雙方已經非常接近達成協議。該交易在最後一刻崩潰，但談判繼續。關於埃及的作用，有兩點可說：第一，哈馬斯領導人說，他們覺得有點被埃及人出賣了，因為在美國的壓力下，埃及單方面修改了最後商定文本，卻沒有諮詢哈馬斯的談判小組。其次，許多巴勒斯坦和阿拉伯觀察家認為，埃及是不急於結束法塔赫和哈馬斯的會談。他們爭辯說，面臨了區域挑戰和競爭對手（伊朗，土耳其，敘利亞和沙烏地阿拉伯），穆巴拉克政權將中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過程，視為重要的地區資產，有助於鞏固與美國的關係。

儘管頻繁的反動修辭，哈馬斯是一個理性的行為者，這是前摩薩德(譯：Mossad，以色列情治機關，常搞綁架暗殺)首腦以法連哈勒維(Ephraim Halevy)得出的結論，他曾擔任夏龍(Ariel Sharon)的國家安全顧問，絕對不是一個反戰激進份子(peacenik)。哈勒維在2008年對加沙的攻擊行動之前，在以色列的新消息報(Yediot Ahronot )說(註1)，哈馬斯領導層“就在我們眼皮底下”發生了轉變，認識到“其意識型態的目標，在可預見的未來是無法實現的。”他認為，哈馬斯準備並願意接受建立一個在 1967年邊界內的巴勒斯坦國。大約在同一時間，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戰略研究所發表了類似的分析(註2)，得出結論認為，哈馬斯正在考慮改變其立場，“以色列對哈馬斯的立場...是進行實質和平的一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