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由美國主導、26國2.5萬多名人員參加的“環太軍演”，正在夏威夷附近海域舉行。由於這次演習圍繞的模擬背景是“大國衝突”，引發不少相關猜測和討論。
有人會問，美國真的想為臺灣開戰嗎？
可能不會。但傲慢與無知的結合讓這樣的衝突看上去幾乎不可避免。
保持“戰略模糊”有一定的合理性，暗示須帶著某種嚴肅性對待不需要挑明的局面。幾十年來，美國在“協防臺灣”問題上一直保持著官方的“戰略模糊”政策。這一政策與1979年“與臺灣關係法”有關。該法案一方面暗示美國秉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另一方面又接受一個假像：“臺灣值得協防”，以阻止北京為強力執行“一個中國”政策（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申明的任何努力。
“戰略模糊”政策是美國同時採取兩種相互抵觸的政策方向所帶來的“副產品”。一方面是喬治·凱南冷戰遏制政策的延伸。該政策表面上是在二戰後專門針對蘇聯，但“一旦中國大陸被共產主義政府所控制”，中國也會成為目標。當美國的“長期盟友”蔣介石帶著殘餘的國民黨軍隊逃到臺灣島時，華盛頓介入充當臺灣的“擔保人”。
然而，另一方面，冷戰的地緣政治現實很快令美國政府的對臺政策迎來考驗。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著眼於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叩開美中關係的大門。在此之前的1971年，聯合國大會投票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中國作為全球角色的提升，以及美國希望中國“脫離蘇聯軌道”的願望，要求華盛頓找到一條出路擺脫冷戰時期的立場，即在不被視為“拋棄長期盟友”的情況下“協防臺灣”。其結果是“與臺灣關係法”的出籠，該法案在維持“美國對臺安全保證”假像的同時，認可了“一個中國”政策。
這樣一個充滿內在矛盾的政策，其誕生背景還離不開一個天真念頭，即美國將能夠駕馭中國“從社會主義國家演變到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新興中產階層帶來的“調節作用”將使得中國“現有體制逐步轉變為自由民主的市場”。這樣做的目的，是“中國大陸將變得更像臺灣”，而未來的“任何統一將更類似於臺灣同化大陸，而不是相反”。
然而，華盛頓的幻想並沒有像其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樣發展下去。事實上，雖然中國確實孕育出一個充滿活力和不斷擴大的中產階層，但這是在中國政府發展經濟和社會治理取得成功下帶來的。中國對自己的制度更加自信，這給美國那些“地緣政策設計者”帶來了障礙，他們希望中國被美國主導的經濟和政治力量所馴服，即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這些制度是二戰後強加給國際社會的，旨在以“全球發展”的名義使美國的霸權永久化。
如今美國似乎想改變其“戰略模糊”政策，“一個中國”政策正在被實質性掏空，同時試圖重新喚醒 “保護臺灣免受侵略”的概念。美國總統拜登在公開談論涉臺問題時的一再“失言”暴露出一個事實：就目前情況而言，若臺海爆發全面戰爭，美國缺乏保衛臺灣的能力。套用經典電影《壯志淩雲》中的一句臺詞，拜登的自負正在開出美國無法兌現的“支票”。美國軍事領導人和政策制定者明知這是事實，但他們陷入了傲慢驅動的無知陷阱，而他們的傲慢不允許對顯而易見的事情發表質疑。因此，華盛頓眼下面臨的最大政策挑戰是，如何從可能導致衝突的政策方向中找到外交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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