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引發廣泛關注的“美國政府成立虛假資訊治理委員會”的消息又有了新的進展：日前，拜登政府宣佈，4月27日成立的“虛假資訊治理委員會”“暫停”75天，擬定中的主任人選尼娜·揚科維奇也已公開宣佈辭去職務。她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虛假資訊治理委員會的前途“並不確定”。之前國土安全部曾經表示，將確保該委員會的宗旨是“保護言論自由、公民權利、公民自由和隱私”。不過，就此前後一系列相關資訊來看，“暫停”中的“虛假資訊治理委員會”有比較大的概率成為美國兩黨惡性競爭的最新犧牲品。
“資訊發佈”成為美國國內黨爭的工具，其實並不是什麼新鮮事。選舉政治中，以搜集和發佈對手“黑材料”為目標的政治調查或者背景調查，在美國早就是一個成熟發展的產業。但從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以來，這種調查在較短時間內呈現出顯著的失控態勢，其中比較突出的一個表現是英國軍情六處的一名前特工基於虛假資訊，完成所謂“俄羅斯干預美國總統選舉”的調查報告，後經美國聯邦調查局等機構的深入調查發現，所謂線人內幕實質是對道聼塗説資訊的編造，甚至是無中生有的捏造；最可靠的資訊來源，不過只是希拉蕊·克林頓夫婦的密友；引發外界關注的細節，基本都是作者的想像。
另一方面，持保守乃至激進保守立場的群體，自奧巴馬政府時期開始，就持續通過由虛假資訊和陰謀論分析結構構成的傳播框架，系統煽動美國民眾針對民主黨以及所謂建制派精英的負面情緒，並以此作為簡單有效的政治動員工具，低成本、高效率地獲取政治籌碼。最終的結果，是讓美國曾經引以為傲的所謂資訊自由流動，日趨顯著地變成惡性黨爭背景下的虛假資訊發佈競賽。這一生態的形成，對於美國來說，無疑將是一種災難。提升美國政府應對虛假資訊負面威脅的能力，客觀上確實是美國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完善治理體系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很顯然，拜登政府的實踐迎面撞上結構性的體制問題。
首先，惡性的兩黨政治缺乏推進虛假資訊治理機制所需要的政治信任的良性氛圍。共和黨不信任民主黨是出於公心而想要治理虛假資訊。在聽證會上，為了阻止這一委員會的通過，共和黨國會議員甚至說出這樣的基本事實：“美國政府是最主要的虛假資訊來源。”傳統意義上的所謂“兩黨止於兩洋”，即避免國內黨爭影響美國的宏觀戰略與長遠利益的所謂西方的“政治德性”，已經蕩然無存。當然，從實踐看，遠的不說，就2017年以來，民主黨的各種實踐，無論是選擇性炒作性騷擾議題、並將其作為政治化攻擊特朗普政府的工具，還是在2020年選舉中相關媒體與精英圍繞小拜登筆記型電腦的負面新聞“看立場不看事實”，都進一步強化了來自共和黨一側的擔憂。
其次，美國對全球霸權的追求與護持，決定了不可能在當下環境構建一套“內外有別”的虛假資訊治理機制。前述共和黨議員的指責，其實還說明了一個問題，即美國是一個把虛假資訊當成對外戰略工具的霸權國家。對美國國內受眾、主要競爭對手以及被美國認定的地區安全威脅實施虛假資訊行動，被華盛頓認為是廉價而有效的維持霸權存續的戰略工具與政策選項。20世紀90年代初有“納伊蘭的證詞”，虛構伊拉克軍隊殺害嬰兒欺騙美國國會議員，獲取動武許可；進入21世紀，共和黨有臭名昭著的“伊拉克洗衣粉”，民主黨有更加經典的“郵件門”。對這些心知肚明的美國精英怎麼可能相信拜登政府突然良心大發現地建立一個“客觀公正”的虛假資訊治理機構？
第三，當前這屆美國政府在資訊操控領域的特殊聲譽進一步加劇了各方的深層次關切。一般的觀察顯示，美國國內政治進程中，基於身份政治的動員往往與資訊操控存在高度關聯。精通於身份政治、長於構建身份政治話語符號和標籤體系的本屆政府，其共和黨以及民主黨內部的主要競爭對手，都非常清楚這樣一個掌握“真實資訊定義權”的部門，將在多大程度上獲得壓倒性的比較政治優勢。強力的杯葛，自然成為唯一的選項。更何況，相關的候選人被發現存在顯著的瑕疵，讓人相信她是那種可以為了政治立場扭曲資訊真實性定義的典型，由此引發大規模的攻擊，最後被阻擊任命，這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實事求是說，虛假資訊，尤其是政治謠言的治理，本應成為全人類的一種共識。但很顯然，首先必須克服將這種治理政治化、工具化、籌碼化的錯誤做法，將其重新拉回到為世界各國人民服務的正確軌道上來，才有可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就此而言，美國這一輪所謂治理虛假資訊的嘗試，熱鬧一陣之後，恐怕會迎來更加微妙甚至是尷尬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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