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第五個孩子》  

多麗斯‧萊辛（Doris Lessing，1919-）《第五個孩子》（The Fifth Child）（何穎怡譯，台北：天培出版社，2001）出版於1988年，她當時已高齡69歲，早已經歷過婚姻、懷孕、生產、養育子女等家庭經驗，這些元素也充分融入在這部作品之中。

被稱為「法國女性主義三巨頭」的海倫‧西蘇（Helene Cixous）曾提出著名的「陰性書寫（feminine writing）」理論，她認為以陽具為中心的男性社會所強調的是線性的、邏輯的、條理的，而屬於女性的則是擴散的、多元的、流動的（可參考Toril Moi《性／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5）。萊辛在書中以寫實筆調書寫的許多情節正是專屬於女性／母親的，例如女主角海蕊在懷了第五個孩子時所遭受之苦痛：

「我的天！」她咆哮、呻吟，然後突然坐起身，爬下床，捧著肚子快速奔出房門，逃避痛苦」（頁64）

還有她對於這個孩子的矛盾心情——即使長相那麼不討喜、個性如此粗暴，但是天生的母性驅使他忍不住要去醫院救回這個孩子：

當她想到班時，心中沒有愛與感情，她厭惡自己居然激不起一絲正常的感情火花，只有內疚與恐懼，讓她徹夜無法入睡。雖然她努力掩飾，但大衛知道她醒著。（頁119）

而且萊辛很明顯的表明：這些女性獨具的生理與心理狀況是男性所不能理解的／無法與男性溝通的，即使感情再怎麼濃烈的男女之間亦然——例如海蕊的丈夫大衛面對妻子因猛烈胎動而咆哮呻吟時，「他覺得她好像被附身了，離他遠遠陷入一場與胎兒的苦戰，一場他無法參與的戰爭」（頁64）；在海蕊要去療養院接回孩子回來時，大衛只是冷冷的阻擋著說「別去！」（頁119）；在妻子將孩子接回家後，他更感到無法理解：

大衛搬回主臥室，但他們之間有了距離。這距離是大衛製造並刻意保持的，因為海蕊傷透了他的心。（頁141）

雖然整個家族的所有人都認為海蕊應該將這個孩子送給療養機構，站在純粹理性／功利／邏輯的角度思考，再怎麼樣也不應該將這個對於原本美滿和樂家庭具有強烈破壞力的怪異孩子，又送達療養院接回來。即使眾人無法理解，即使只剩下自己孤獨的支撐這個決定以及跟隨著決定之後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但是身為母親的女主角還是毅然決然的咬牙苦熬著，母性感情與現實理性之間不斷拉鋸所產生的外人無法理解的苦悶，以及那千折百迴的心路歷程，都在作者筆下活靈活現的表現出來，「陰性書寫」的特質與特長堪稱表現得淋漓盡致。楊薇雲在本書導讀〈人性的桎梏〉之中說這部作品的中心議題是「探討邪惡的本質」，筆者認為此乃買牘還珠、誤中副車之論，毋寧說母性特質更是作者關懷的主題。至於封底所寫的「充滿戲劇張力，令人不寒而慄」云云，將此書說成是「恐怖小說」一般，更是遠離實情的廣告之詞。

其次，若以互文性（Intertexuality）的角度來看，這部作品也不禁讓人聯想到同屬英國作家、誕生於200多年前的的瑪麗‧雪萊（Mary Shelley，1797-1851）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1818年出版），兩部作品有何異同之處？

此外，雖然並非書中重點，不過「階級」的問題在作者筆下也略有著墨，不同階級的人士面對著相同的問題，有何不同的思維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