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美學的理想與實踐——我讀三島由紀夫《金閣寺》

林慶玉（台中大敦寫作讀書會）

1950年，早在終戰前就被日本政府列為國寶的金閣寺，突遭到人為縱火而面目全非，當時國際新聞爭相報導，日本國內更為之沸騰。此事件深深引起了三島由紀夫的注意，創作出以《金閣寺》（木馬文化出版、2003年 唐月梅譯）這部世界性的經典小說。

三島在作品中深入探索生命美學，且辯證精神與肉欲之間的關係。全書以溝口（縱火者）、金閣寺（實體與幻體）、德川家康（武士道精神）以及美學思想作為四項主體／切入點，在此看似簡單實則繁複的架構上，鋪陳出千絲萬縷的故事情節。

1945年日本戰敗喪失不少領土，而且經歷美軍轟炸，使得國內一片荒蕪景象，經濟蕭條，人心頹廢。但是當時三島卻認為：「對我來說戰敗無非就是這種絕望的體驗……人們說所有的價值都崩潰了。可是我心中卻相反主張「永遠」覺醒復甦及其權力」（頁79），三島亟欲藉此書喚起共同經歷戰敗經驗的、喪失民族自信的、甚至是更下一代的迷惘頹唐的各世代，讓他們對大和魂／武士道共同進行反思。

事實上，所謂「武士道精神」，根據日本近代思想家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一書所述，那是日本封建制度中武士階層「侍」（さむらい）的道德規範，就如同歐洲中世紀出現的騎士道（騎士精神）的規則，武士道最為強調的是個人道德的修養，如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克己等，只有通過清楚認知且實踐這些美德，一個武士才能夠保持其榮譽，至於喪失了榮譽的武士則不得不進行切腹（せっぷく）以自殺。

書中另一重要要素——德川家康（1543-1616），他原屬小國「三河」之領主，處於「今川」及「織田」兩大強國夾縫中，因善於謀略取勝，並以必死的決心掃平群雄，忍人所不能忍，最終統一天下，歷時將近六十年之久，最後以七十五高齡辭世，且開創了維持二百六十餘年、共十四代將軍的江戶時代，德川家康也已然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一個重要象徵／代表人物。

「金閣寺」亦與武士歷史有關，建造在江戶時代更早之前的室町時代，由當時的幕府將軍足利義滿（1358-1408）所興築，正式名稱為「北山鹿苑寺」，為一創建於1397年的京都古剎，屬於臨濟宗相國寺派的寺院，因為寺內核心建築舍利殿的外牆全是以金箔裝飾而得名。在小說中的金閣寺實在是美不勝收，讀後令人悠然神往。

小說中的敘事手法十分巧妙，兼顧動態與靜態之間的平衡、想像與實境的之間的轉化，往往能以瞬間張力而達到凸顯主體的效果。「反襯法」貫穿於全書之間，慾望與道德、虛與實、金與黑、體與魂，相反的觀點與意象互相呼應著出現，產生強烈的對比效果——「金閣猶如夜空中的明月，也是作為黑暗時代的象徵而建造的。因此我夢幻的金閣以湧現在其四周的黑暗為背景」（頁37）、「天剛擦黑，就借助四周的黑暗，揚起風帆似的屋頂啟航了」（頁38）、「乳房和金閣在我心中交替的湧現」（頁165）、「金閣總是出現在女人和我之間」（頁170）。

金閣的幻影一直縈繞在主角溝口的心中，亦為作者的美學觀／人生觀／歷史觀的展演場，金閣寺更與德川將軍這個文化符碼相互疊合，蛻變為武士道精神的想像實體，更是三島生命美學的最高實現。「金閣」在書中幾乎等同為「絕美」——「如果人只過渡思慮美的問題，就一定會在這個世界上不知不覺間與最黑暗的思想碰撞」（頁63），肉體與精神不斷的交會碰撞，在互見消長之際，性慾不斷驅使著主體進行肉體實踐，可是金閣的幻影總如幽靈般的出現，總是將主體阻隔於性慾暴風圈之外。

三島在書中表明：黑暗的時期更迫切需要金閣寺的精神，也就是武士道的精神來恢復國家舊有光榮，並且讓人民心中的靈性獲得復甦。至於文字描述手法則以「黑」作為想像的空間，將靜與動、虛與實之間在其間翻騰轉化，正反雙方對抗的洶湧影像則清晰浮現於讀者眼前，「黑」本身因而具有無限的含意，與中國繪畫裡留白技巧的運用正有異曲同工之妙。

1970年11月25日由三島由紀夫帶領4名「盾會」成員在日本陸上自衛隊東部總監部將師團長綁架為人質，「武士精神」作為政治訴求而發動兵變，期使自衛隊能轉變為完整的軍隊，但是卻乏人響應，因而切腹自殺，以身殉道。就如三島所說：「談到像櫻花一樣地凋謝，也就是沾滿血跡的屍體，很快化為艷麗的櫻花」，他本身也走上了日本武士最絢爛的歸途。

「遺容是從活著的臉所具有的存在表面無限的陷落，只留下面對著我們的臉面的輪郭般的東西，一深陷下去就提不上來了。再沒有什麼比遺容更能告訴我……所謂物質距我們是多麼遙遠，他存在的方法是多麼不可企及啊，它的存在就這樣通過死變成物質」（頁48），金閣寺火燒事件中，實體縱然毀滅，幻影卻清楚浮現，這是三島書寫《金閣寺》的契機，三島強調的是：除去自我與固執、凸顯神性的層面，藉此而將其生命美學透過死亡的過程而呈現出來。

「我無意仰仗社會支持我的思想，也無意將社會上容易被理解的框框套在自己的思想上。正如我一再說過的那樣，不被理解才是我存在的理由」（頁197），三島對著大眾做出最後的吶喊。「不被理解」的是三島的人生美學，他活著只為闡揚他的理念，抱持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態度，私下常凝視自己及時代的不幸。三島的自我毀滅行為與其將之視為不幸的結局，毋寧是他將理想付諸行動的壯舉，亦是強烈的國家社會使命感之體現。日本在戰後由原本民生凋弊之殘破景象（每人的配給額一天火柴四支，一年兩塊50公克的肥皂），卻在50年後成為全球強國之一，其文學家／思想家／行動家對人民的啟蒙亦有其積極性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