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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5/07 11:02:37瀏覽936｜回應2｜推薦11 | |
有趣的是，在我們不懂的那些事情當中，有些我們大方地承認自己不懂，另一些我們喜歡不懂裝懂，甚至不必「裝」懂，壓根兒就覺得自己很懂。比如你覺得這幾天胃不舒服，上醫院檢查，醫生說你得了胃癌。你會一笑置之，還是嚇得屁滾尿流？大多數人是後者吧。因為我們不懂，醫生才懂，既然醫生說我得了胃癌，肯定是真得了胃癌。
會不會問自己：真的是胃癌嗎？我覺得不太像，我覺得醫生弄錯了，這個醫生太差勁，這是個恐龍醫生，甭理他，該怎麼過日子照常過。大概很少人這樣吧。倒是有一聽見醫生宣布自己罹癌就忙著交代後事的。
因為我們能夠「謙虛」的承認，關於癌症醫生比我們懂。可另一些事，例如感冒，就不一定了。有些人看完感冒領完葯，首先檢查葯袋裡的葯，心裡開始嘀咕：這種葯不好，怎麼開這種葯，這種沒效啦，怎麼少開了這種那種……要開這個那個才對。他不但心裡嘀咕，還告訴朋友那個某某醫生很差，感冒藥都不會開，自己儼然是感冒專家。
這人怎麼成了感冒專家呢？因為他念了七年醫學院，留過洋，待過大小診所擔任主治醫師？才不，他只是「常感冒」罷了。他覺得感冒這種小事很容易懂，不需要讀醫學院也不需要有執照，誰都懂。
因為常感冒所以成了感冒專家，因為常看新聞成了政治學家，因為天天上網成了網路天才，因為生過三個孩子理所當然是育嬰達人、親子問題專家、兒少福利諮詢顧問、教育家。可是沒有人「常得癌症」，因此癌症專家很稀少，必須讀過醫學院。
這個社會上專家很多。因為專家太多了，尤其在某些事情上幾乎人人都是專家，以至於「社會大眾的認知」就等於「專家意見」；與這種「街頭專家意見」或者「民眾感受」相左的動物，便稱為恐龍。
據說恐龍已經絕種很久了，如今只能以化石呈現。將某人稱為恐龍，就表示此人是生存在白堊紀到侏儸紀（按某些基要派基督徒的說法，大約五千年前），不是現代社會應有之物。為甚麼不是現代社會應有之物呢？因為他腦袋裡裝的東西與現代社會大眾不一樣；如果他是正確的，就代表大多數民眾是錯的。民眾怎麼能錯？「人民永遠不會犯錯」是這個時代的信條。
在許多「人人是專家」的事務中，司法是其中一項。由於人人都是專家，因此千千萬萬個專家的意見，當然優於一個專家的意見；如果某個專家的意見不符合千千萬萬專家的共識，前者就可以稱為恐龍。如果這個專家擔任法官，那他就是恐龍法官。
舉個例子。有個女子與朋友到 KTV 唱歌，結果被三個男人下藥迷昏，還被輪流性侵，讓她身心受創。後來她一狀告上法院，沒想到法官以罪證不足判三名被告無罪。她勇敢地站出來，控訴遇到了恐龍法官。
為甚麼這是一隻恐龍法官呢？任誰都知道，三個男人集體迷姦一個女人當然是有罪的，不但有罪，還要重重的懲治，槍斃三次。法官怎能判強姦犯無罪？豈不是和人民的認知天差地遠嗎？法官到底懂不懂人民在想甚麼？這個法官連「強姦犯應該重判」的常識都沒有，不是恐龍是甚麼？
這種例子太多了。從蘇建和案到性侵三歲女童案到特別費案到江國慶案，無論甚麼案子總有法官的判決與民眾的「感情」不符合。甚至有人提議，為了讓判決更符合民眾感情，要讓民眾加入審判，將大眾情緒反應在判決書上。例如陪審團制。
我個人對陪審團制相當反感，對於在台灣推行陪審制尤其反感。為甚麼沒人推行醫師診斷要採用「陪診團制」呢？將大眾的情感反應在醫療方法上？醫生說，這個人必須把肝臟切掉一半，而民眾的共識是：不，把肝臟切掉一半怎麼行？以後豈不是肝功能減半身體虛弱，這樣等於黑白了他的人生，不行不行。為了符合民眾感情，於是醫院決定不切肝了。
這樣可以嗎？大約沒人贊成吧。
人們會說，肝病要怎麼治療才是最佳手段，醫生說了算，因為醫生才是專家。那麼法官就不是法律專家嗎？那些一天到晚寫文章批評個案判決的部落客，擁有千躉萬躉的粉絲，大家都說他罵得好，擁護他支持他，一齊痛罵恐龍法官。可我沒見過哪個部落客像他批評的承辦法官那樣，閱讀了該案的每一份狀子的每個字，聽取了每一句證詞，親自勘驗了每一項證據，熟知本案相關的每個法律條文、實務見解和學說理論。他們甚至連判決書都沒有詳細研讀過。他們唯一的罵點，只是判決的「結論」不符合「民眾感受」，如此罷了。
按照訴訟法的規定，無論案子審理到甚麼程度，哪怕再開一次庭就可以結案，如果這時候法官調職走人，換另一個法官來接這個案子，一切又得從頭來過，從起訴書開始重新審理。幹嘛要搞得這麼麻煩呢？因為法官判案絕不能以「聽說」為基礎，即使他依據的是別的法官昨天才審理過的詳細資料也不行。法律要求審判者必須從頭到尾親自審判。這叫「直接審理主義」。
因為法官是人類，不是神也不是恐龍，他不能憑空判斷，不能從資料紀錄甚至報章雜誌就料事如神地發現真相。法官得到的資訊愈多，愈真切，判決才愈能接近真實。甚至在詢問證人的時候必須觀察他的表情舉止語氣態度，以判斷證詞的可信度。一個案子如果審了三年，法官在這個案子當中得到的訊息量是非常大的，最後基於這些資訊做出認定，才能盡可能地貼近真實。
當然任何制度都有不足之處，法官也有誤判的可能。然而，只聽新聞報導只讀過報章雜誌的一般民眾，對於這個案子所能獲取的訊息量，顯然遠遠少於承辦法官，要說他的判斷會比法官更接近真實，是難以置信的。
一個人的判斷，必然比一千個人的共同判斷更不可靠？假設某甲與某乙在某個夜晚相處在一起，當晚另一個地方發生了凶殺案，有一千個人認為是某乙殺的，但某甲認為不是，因為某甲知道某乙當晚不在命案現場。誰的意見更真實呢？是一個某甲還是一千個群眾？某甲雖然只是一人，但他擁有那一千人所不知道的資訊。一個法官花費了幾百個小時親自審理案子，難道他的見解不比只看報紙的民眾更貼近真實嗎？
然而這是一個「民主」時代，民主的本質就是比數量，量變產生質變。一個人的想法很荒謬，一百個人都這麼想就值得重視了，一萬個人都這麼想就成為必須接受的現實；要是一千萬兩千萬人都這麼想，這就是潮流，就是政治正確。如果全世界有幾億人都這麼想，就成了普世價值，成了真理。
好比豬哥亮的歌廳秀本來只是低俗娛樂，可是豬哥亮紅了，受到千千萬萬觀眾的歡迎，於是他不低俗了，成了「某種藝術」，成了可以搬上檯面具有本土價值的主流表演藝術。量變導致質變。
又好比迷信本是落後愚蠢，但幾千萬人一起迷信時就成了「某種文化」，某種值得歌頌傳揚的固有美德。下至里長上至總統，凡競選公職者都必須進廟裡燒香祈福，以表示自己認同這種傳統美德。
同樣，一個人看看報紙就反對法官的判決，本來只是井蛙之見，幾萬隻井蛙都看報紙都反對這個判決，那就不是幾萬隻井蛙之見了，變成符合輿論的正確意見；法官的不同見解反而使他自己成了恐龍，法條的規定不符合民意反而成了惡法而必須修法。如果一個法官堅持做出不符合民意的判決，就要有承受民意壓力的覺悟，也就是要有「恐龍的勇氣」。
法官也許有當恐龍的勇氣，但立法委員絕對沒有。因為立法委員之所以能成為立法委員，並非因為他是「立法專家」，而是因為有很多民眾投票給他。只要有很多很多選票，無論你到底懂不懂法律，懂不懂立法，即使你是過氣歌手或退休的體育選手，都能擔任立法委員。這些不一定懂得立法的立法委員，卻有修改法律的權力，因此，同樣不懂法律的眾多選民便能透過許多不懂法律的立法委員，修改許多法律專家們經年累月研究設計出來的法律，以符合「民意」──無論這樣的修改會不會讓真正的專家笑掉大牙或跌破眼鏡。
例如「追訴時效」這件事，為甚麼是十年？是二十年？他背後的理論基礎是甚麼？他所要達成的法律目的要維護的制度價值是甚麼？民眾不清楚。但民眾不能忍受一個明明有罪的人卻可以不必受到制裁。又例如「無罪推定原則」，誰懂呢？大家只知道明明是一個罪大惡極的人，卻要有足夠證據才能將他定罪，他自己卻可以悠哉游哉躺在那兒，不需要努力證明自己的清白。所謂無罪推定，就是你明明知道他是凶手卻沒有證據證明他是凶手，就得讓他逍遙法外，讓他步出法庭時對著鎂光燈眉開眼笑的說：「司法是公正的！」多麼不正義啊，多麼不符合民眾的感受啊。
群眾怎能明白，讓一個無法被證明犯罪的人大搖大擺步出法庭，才是「正確」的法庭，才是文明的社會。就好比你無法讓群眾明白，雞蛋的營養價值比人參高。
學習法律有時讓人感到十分無奈。學了那麼多理論，背了那麼多法條，研究了那麼多判決判例，花了那麼多時間精力去思考那麼多艱深的問題。結果呢，連一本法律書都沒碰過的人的意見也能影響立法，甚至影響司法──只要人數夠多。
如果連法律人都墮落了，這個國家就算完蛋了。一個花費那麼多精神智力學習法律的法官，如果為了貼近民意而否定自己的專業良知，這不是墮落嗎？不是自甘下流嗎？或許有些法官打算改行去競選民意代表，因此民意對他來說是重要的，是不可忽視的。然而墮落的法官即使改行也只能是個墮落的民意代表，即使落選了也只能當個墮落律師，然後加入愚民的行列一起努力使這個國家變得更加墮落。
我真心替那些被稱為「恐龍法官」的法官們感到高興，這是個榮耀的稱謂！如果你到了「腦殘村」，滿村的村民都是智障腦殘，你被他們歡迎應當感到羞恥，因為他們覺得你跟他們一樣腦殘。古代有些科學家因為堅持地球是圓的，人類是進化來的，因而被社會大眾稱為魔鬼異端。他們也應當以那些稱號自豪，因為這證明他們的見識高人一等。
順便說一下「陪審制」。從前有一部美國電影，巨石強森主演的。主角是一個退役軍人，當他回到故鄉時發現故鄉變了，以往純樸的鎮民被進駐的賭場污染了，連小朋友都因為賭場保全人員販賣毒品而受到毒害。憤怒的巨石強森拿起大木頭棒子衝進賭場，二話不說痛打那些保安，砸毀賭場設備，接著被警察逮捕。這是一宗罪證確鑿的傷人及毀損財物案件，不但有錄影還有超過一打的證人。被痛毆的保全人員個個帶傷出庭作證。不但如此，巨石強森還因為不滿自己的律師無能，當場把他炒魷魚。他自己為自己辯護，得到了無罪判決。
他做了甚麼？他對著陪審團當場掀起上衣，露出幾個月前被賭場保安割傷的恐怖傷痕，嚴詞指控賭場對這個小鎮的毒害，讓小鎮變得多麼墮落。接著他宣示，如果自己獲得無罪的話要競選警長，要改變這一切。就這樣，一場演說感動了所有陪審員，獲判無罪。
姑且不論電影的誇大──電影總是誇大的──這場戲清楚的告訴我們陪審團制的本質是甚麼。嚴格來講，陪審團的功能僅在於「認定事實」，就這部電影來說，事實問題就是「巨石強森究竟有沒有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時，進入這家賭場打傷某某某，砸毀了甚麼東西，有沒有阻卻違法事由例如正當防衛等情形……」理論上，陪審團的職權只在於認定這些事實究竟存不存在；如果認定這些事實存在的話，針對這些事實該如何適用法律，該判甚麼刑罰，都是法官的職責。
再來，陪審團如何認定事實也必須符合證據法則，如果當事人或律師使用的證明方法違反了證據法則，陪審團也不能將該項證據或證明方法列入考慮。我們在電影上也常看到這種情節：律師用了誘導或威脅之類的不當手段得到證詞，對造律師抗議，然後法官會告訴陪審團剛才的證詞你們可以忽略或者從記錄中刪除。如果嚴守證據法則與程序正義，陪審團未必不能得出接近真實的結論。
然而，陪審團是很容易「忽悠」的。例如挑選陪審員的過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可以決定認定事實的「傾向」。比如被告是白人，被殺死的是黑人，如果陪審團裡都是黑人或者對種族歧視議題敏感者，關於「有無殺意」的判斷上，就比較容易產生某種特定結論。
其次，陪審員都是法律外行，對於證據法則並不十分熟稔。甚麼證據不能列入考慮，甚麼攻防方法違反程序規定，哪些事實在決定被告有罪上是重要的、哪那些是不重要的，陪審員並不清楚。法官雖然有指揮訴訟進行的權力，但他無法全面掌控陪審員的眼睛耳朵。例如在「魔鬼代言人」這部電影，開頭基努李維辯護色狼教師那場戲。基努李維一邊詢問證人一邊逛大街似的在法庭上晃來晃去，晃到陪審團面前時，故意將被害人上課塗鴉的紙條露出來，讓陪審員看見。那張紙條尚未作為證據呈上法庭，卻已經在陪審員心中烙下被害人的負面印象了。類似這種「訴訟技巧」在美國法庭天天上演，花招百出。為甚麼在美國有些律師炙手可熱，打贏一場官司可以賺進百萬美金？就是因為在陪審制之下律師很有「發揮」的空間，可以顛倒黑白操控審判結果，因此能幹的律師相當值錢。
以美國人平均教育水平之高，律師尚能操控陪審團至此，要是在台灣推行陪審制會有甚麼結果？別說被律師玩弄於股掌了，甚至被議員財閥媒體名嘴玩弄於股掌都是大有可能之事。一旦讓無知民眾進入法庭參與審判，我想，那些歷經百年錘煉的法律原則，諸如罪刑法定主義、無罪推定原則、比例原則、傳聞法則、責任主義、過失主義、物權行為無因性、言論自由、契約自由、有限責任……等，恐怕都將毀於一旦，一個又一個無厘頭的判決毫無節制生產出來，把台灣的司法弄成畸形兒。
我不是說陪審制一無是處，只是覺得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搞陪審制只是浪費資源。陪審制最大的功能在於補強司法官認定事實的不足。的確有些司法官形同「法匠」，成天窩在書房裡搞不清楚社會生活實況。一個從來沒去過「夜店」的法官，如何感受在夜店裡交易毒品的實際風險？一個從來沒有擠過巴士的法官，怎麼瞭解在巴士裡伸出鹹豬手的色狼，到底會不會被人「親眼看見」他的鹹豬手？這是司法官的教育訓練問題。現況是，進入法院的案件堆積如山而法官太少，每天忙於案牘沒完沒了，根本抽不出時間進修，更別說是進行社會生活實況的觀察或訓練。
根本之道是改善現行司法制度，讓司法程序的設計更合理更簡化，更節省人力，並且投入更多資源培養司法人員，加強訓練。花費資源在這件事上絕對比搞甚麼陪審制更有效率，也更能在本質上讓司法進步。現在的問題是，民粹主義盛行搞得滿大街都是法律專家，人民愈是「自以為」懂法律，愈不信任法院；政治人物為了奉承民意也對司法機關採取不信任不支持的態度，於是司法改革的方向就愈加偏離正道。結果是，國家對於司法投入的資源不但不增加，反而增加司法機關的壓力；司法官在這種不當壓力下品質能夠提升嗎？能不墮落嗎？愈墮落，人民就愈不信任，惡性循環下台灣的司法改革就永遠沒有成功之日。
居然還有人提倡民間評議法官的機制！簡直就是逼迫法官放下專業良知去擁抱愚蠢民意，簡直就是逼良為娼。當一個法官面臨要重判強姦犯，還是以罪證不足宣判無罪，他需要考慮的不是數十年來學習到的法律專業知識，而是自家孩子在學校怎麼做人時，司法就完蛋了。甚至還有些法官居然以擁抱民意為榮，被逼為娼還要給自己立牌坊。
也許在我寫這篇文章時，台灣的司法已經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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