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近來景氣疲軟不振。眼見台灣第三季GDP成長率卻只有1.58%，而大陸卻強勁成長7.8%，創今年新高；韓國也繳出近年新高的3.3%。於是台灣怠惰與無知的名嘴及職業學生，賴來賴去不知道要賴誰，正好當了反對黨的馬前卒一個勁的將怒氣出在馬政府身上猛劈政府，亂丟鞋子。

只不過這些人搞不清楚問題的根源，所以無法針對問題，也無法解決問題，只能到處亂丟鞋子或怒嗆政府，終究只是廉價的表演或發洩，因此註定無足輕重。何況現在許多大老闆們都對丟鞋子的社會系學生感冒不已，未來恐怕除了去民進黨的場子謀個差事，恐怕更難就業。

台灣經濟的問題不在政府，而在產業，對政府丟鞋子其實是搞錯了對象。如果說台灣政府有什麼問題，其實是政府做了太多不應該替企業做的事情，例如操縱匯率。坦白說一個民主、市場經濟的台灣，註定是小政府的格局，政府那裡可能有什麼餘力拼什麼經濟？又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大政府可以名正言順的干預經濟？頂多就是塑造更開放公平的產業環境給企業自由競爭。

因此，哈佛大學教授波特在其「國家競爭力」一書上曾經特別說明：其實各國並不彼此競爭，真正競爭的是各國的產業，而產業也就是這個國家的企業集合體。換言之，拼經濟的不是政府而是產業。台灣經濟出現大問題，主要與台灣的主要產業景氣低迷脫離不了關係。

台灣的產業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審視過去十年的台灣產業發展。從2002年開始，當時的民進黨政府，為了持續李登輝的「戒急用忍」的國策，「厚植台灣對抗大陸」，積極推動兩兆雙星產業，傾國之力引導資源投入幾個政府選定的產業，例如DRAM、面板、LED以及太陽能面板等。希望能打造出幾個大規模的產業帶動台灣的經濟成長。

然而，政府過度主導與支持的產業註定是失敗的。DRAM、面板、LED以及太陽能面板卻被稱為台灣4大慘業，「根瘤台灣，尾大不掉」，不但累積巨額虧損， 更可能連帶影響到台灣金融體系的安定。就單以四大產業之首的DRAM來說：單是南亞科及華亞科在五年內就钜額虧損了2500億，加上茂德、力晶留下的數千億銀行貸款，以及總和上兆台幣設備投資支出，可見這個產業對台灣的資源及能力的拖累之深。而當時受政府聯貸指示的銀行無不蒙受巨額的損失。

而「雙星」的生技製藥與數位內容則是看不出有什麼具體成效。絕大多數的生技產業畢業的本、碩、博學生從畢業開始無不面臨就業挑戰壓力，畢業即失業。

DRAM上兆元的投資，如果正常發揮投資乘數的效益（約略為3），應該可以產生3兆元的GDP產值，換言之，從機會成本來看，單單這個DRAM產業讓台灣損失三兆元的產值，也就是每人少了13萬元的產值。換算成每戶所得（4人計）則大概少了52萬元。合計這六大慘業所產生的浪費與虛擲，真是罄竹難書。

於是，台灣在新興的六大產業上鎩羽，傳統代工產業上也只能堅守價值鏈的最底層，复面臨沉重的破底危機。

所以，不論那些唸社會系的學生鞋子丟得再多，名嘴再如何嗆馬，都改變不了這些過度保護扶持的台灣產業的隕落，而對照大陸崛起，香港繁榮，韓國騰飛、日本復甦的外部環境，一場國家產業發展的生死存亡之戰似乎正在上演。

為什麼台灣科技產業陷入瓶頸？回首30年前，台灣通過制定明確的產業政策、提供產業所需的資金人才等多種手段，大力扶持資訊通訊產業的發展，逐步形成了台灣引以為傲的代工生產或代工設計模式，並成為全球重要的電腦及半導體生產基地，其成功的關鍵因素就是優異的成本控制，乃至成本下降能力。在這樣的代工思維邏輯之下，廠商藉著規模經濟，進口外勞，甚至外移等手段，並在台灣政府的低利率及低匯率的支持下以極低的毛利率進行低成本的流血競爭。

換言之，是台灣人民的犧牲補貼了全世界的資訊通訊產品的低價。然而，廠商超低的獲利能力，又怎能支持企業走上研發與品牌之路？下標是幾個台灣製造業的代表性廠商的毛利率及淨利率。花費龐大的全民金融資源，從事巨大的資本投資，卻只換得這樣可憐的投資回報?

關鍵在於台灣從產業、到政府、到人民，始終無法從擺脫代工的思維而走向研發與行銷。於是當代工淪到產業的最底層，再加上大陸也學會代工這一把戲，於是伊於胡底。

丘吉爾曾說：一個國家或民族如果沉溺於過去與現在，則必定不會有明天。台灣過去的成功制約了台灣未來的可能。如果我們不再糾結於過去的成功，那台灣該怎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