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學校播放電影「活著」給學生看，這是葛優與鞏利主演的片子，我已經看過第三回了，內容總在描寫國共內戰前後至文化大革命前後，這極度動盪的時空裡，一對極其平凡的夫妻如何運用聰明苟活著，卻總躲不開意外釀就人生重大的打擊，孩子接連死亡，他們在悲哀裡總能尋覓快樂的元素，然而在微笑裡，你看得見這時空對生命重重的啃蝕，在臉孔裡留住的滄桑。

看這種故事，我總忍不住要熱淚盈框，在腦海裡翻騰不已。今天清晨，我醒來卻不禁在想，我顯然不是個無情的人，只喜歡英雄豪傑的鐵馬金戈，卻看不見大時空裡小人物的悲哀。然而，為什麼我總對發生在大陸上的苦難記憶特別有感覺，卻對於發生在島嶼上的苦難記憶特別不願意同情，難道我的情感是有選擇性的嗎？如果人對人的情感有選擇性，這難道不是種執著？

我接著想，這應該要由敘述事情的架構來看。我對發生在島嶼上的苦難會產生深深的同情，常來自我對這整個中國的動盪有強烈的不忍，然而，當我聽著人在這島嶼上，只站在這個島嶼的角度去描寫他生命的悲哀，我感受著他其實只是在把自己的痛苦，自我化做這整個島嶼的悲哀，這種狹隘讓我無法領會。我無法看見人不看見整個中國的苦難，而只看見人自己的苦難！

每個百姓的苦難，都來自中國的苦難，如果人拒絕中國的苦難，只認為我這島嶼的苦難無關於中國，這其實已經在遠離發生在這島嶼上的苦難，而他其實只在意他自己的苦難而已。然而，有沒有一種關注，只站在人的角度，去關注著人的苦難呢？有人問。我答，如果有人要溺死了，我會想盡辦法去救援，而不會去問你對自己苦難的認同感來自哪裡，這就是人的角度了。

然而，當人還能描寫他的苦難的時候，他並沒有立即要溺死的危險，因此人的精神狀態，就成為主要被關注的對象，因為我們並不會立即死亡，安慰人最好的路徑，就是讓他能過得更好。然而，當人只在意他自己，卻聲稱這是島嶼上的苦難，這根本無解的痛，其實並不需要他人的省思，而只是要你認同，因此，每年都有國府遷台前的政治受難者家屬，要在公共場合裡哭得希哩嘩啦。

人間的悲哀，能哭得超過五十年，這是個真實，還是個虛擬？整個中國的苦難裡，誰不是政治受難者？如果沒有中國的苦難，我會棲身在這島嶼上，承受著不同意蘊的政治禁錮？尤其是這快二十年來遭遇的被排擠被壓制，我要跟誰去要回公道？只有我自己能拯救我自己，不是嗎？如果我不釋放我自己的痛苦，卻把這痛苦轉嫁給島嶼上的人，這島嶼還會有希望嗎？

最常面臨的質問，就是我的無情，這無情，豈能化做簡單的「不慈悲」？如此深情的我，如何看不見人處境的苦，然而，如果我們不能放大視野，不能洞見這深層的來龍去脈，安慰，真的是太單薄了。回溯當年頓悟心學的我，那最深刻的痛裡獲得的最深刻的覺醒，就是人只有自己能帶給自己解脫，而這個自己如果想要不狹隘，就是全面看見你身處的環境，它的內在肌理，喚做中國。

陳復記於午前的風城，三月三日，陽明子降生五百三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