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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9/01 15:40:22瀏覽3588｜回應7｜推薦30 | |
| 新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創作歷程 龍應台 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 文／蘇育琪 攝影／邱劍英 難得的家庭聚會，卻分裂成兩國。餐桌的這一頭，是「大人國」，餐桌的另一頭，是「孩子國」，各自興高采烈地聊著屬於自己世代的話題。 有人拿出《天下雜誌》，指著封面上龍應台的照片說，「她出了新書，是談一九四九的。」 「姐夫，親家公來台灣時，你出生了嗎？」轉述美君與長子離散的故事後，本省籍的舅媽問。 「我父母親在一九四七年來台灣，帶著三個孩子，那年發生了二二八……」台灣出生的姐夫，完全聽不出山東口音，講話還夾雜台語。 「咦，把拔，從來沒聽你說過爺爺的事欸，」十九歲、正在念大學的妹妹，頭轉了過來，加入了大人國。 「把拔，你跟牆上爺爺的照片好像哦，不過爺爺比較帥，」過了暑假就升高三的弟弟，出生時爺爺已經過世。 「把拔，那然後呢……」兩個孩子齊聲問，翻開了家族史的第一頁。 不管你人在哪裡──台灣、香港、大陸、海外，也不管人家怎麼稱呼你──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陸人、華僑，幾乎每個華人的家族，都有個一九四九的故事。 「一九四九是個大分水嶺，決定了現代中國，以至香港、台灣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醞釀十年、寫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龍應台說，「現在的一切，都是從六十年前開始的。如果要在二十世紀挑出最重要的一年，我會挑一九四九。」 那是個天崩地裂、死生契闊的年代。 太多史詩般的故事，發生在你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兄弟姐妹、甚至是我們自己身上，卻很少被訴說。 或許是傷痛太沉，無以言說。 或許為掙扎求生，無心懷舊。 也或許只是在等待，等到子孫對人生有足夠的體驗，等到社會成熟健康到可以打開舊傷，才會從歷史的灰燼中，探掏散落蒙塵的珍珠，一顆一顆小心翼翼地串起來……。 但是，要快！趁還來得及。六十年了。 「我最大的遺憾是，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時，父親不在了，母親失憶了，」四十歲以後才想去了解父母的龍應台，有跟時間賽跑的緊張，想「用一個文學的方式，對這一整代已經剩下不多的人，做一個致敬跟告別。」 對龍應台而言，文學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所以，閱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看到的，不是國共鬥爭史，而是家族流離的故事；不是英雄人物的成敗，而是小人物的掙扎求生；不是純粹的歷史，而是複雜深刻的人性。 人，是龍應台最終極的關注。「即使是我最大塊的文章，屬於國家大事、天下興亡的那種文章，你也會看到我敘事的方法，最後它總有一個核心的東西，就是對人的最深的關切，」龍應台曾說。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從人的小命運，看時代的大命運，」龍應台希望這本書能帶著讀者，「超越各種爭鬥，看到每個受苦的個人。」 龍應台上窮碧落下黃泉，尋找這些受苦的個人，傾聽他們的故事。 她飛越三大洋五大洲，連邊遠的烏坵等離島都踏遍。為了這本書，大作家搖身一變，成為大記者。 在馬祖的介壽獅子市場，她經過一個賣金紙的攤子，一聽說這位老伯伯曾在大陸勞改了三十多年，馬上拉了張小椅子就採訪起來。採訪一江山遺族時，為了取景，她在院子裡站著訪談了四十多分鐘，被蚊子咬得脖子、腿上都是紅腫塊。還曾發生有驚無險的意外：往東莒的海路上，引擎故障，黑色濃煙嗆進船艙，幾乎令人窒息。煙霧中，龍應台打開窗戶，伸出頭，任強風撕裂她的頭髮。 「年輕的新聞工作者，應該把她當個榜樣，」從事新聞工作四十餘年的桑品載，和龍應台一起參訪馬祖，對她的求真精神讚不絕口，「她曾為了求證一個細節，帶著大家去淋雨。」 這樣的角色轉變，對龍應台並不容易。「我不適合做記者，我不太喜歡和陌生人接觸，」龍應台說，作家是孤獨動物，需要處在內心的山洞。常常，她寧可傳簡訊，也不打電話。飯席宴飲，「陌生人不喝，話不投機不喝」。寫起稿來，可以「不吃飯、不喝水，連坐二十五個小時」。在她主辦、主講的一場重要演講前，朋友敲她房門沒有回應，原來她「想到要出來笑臉迎人，痛不欲生，癱在沙發上，」龍應台笑說，她不擔心演講，而是怕演講前的雞尾酒會。 拚命的龍應台，深切的心意，打開了塵封多年、連結今昔的隧道。 「我知道為什麼我的戰友都死在拉包爾，但我李維恂獨獨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這個電話，」接到約訪電話時，八十九歲的拉包爾戰俘李維恂慨然表示。 在香港公關界舉足輕重的恆信公關主席梁安妮，將她父親的日記，託付給龍應台。這本日記，在她出嫁時，母親細細地封裝、珍重地放入樟木做的大嫁妝箱子底下。梁安妮翻出這本沉寂數十年的日記時，上面還飄著淡淡的樟木香。沒來得及細看，就趕忙給龍應台送去。在港大沙龍的演講上，龍應台談到飛虎隊的故事時，梁安妮聽到父親日記的內容，「家裡的歷史，突然變得有血有肉，也有笑有淚。」 用最謙卑、柔軟的心聽吧 「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很可能有負於一整代人……欠他一生一世，欠他整個回不來的青春，而且絕對無法償還，」龍應台深切地叮囑次子飛力普，「你跟我這樣的後生者，唯一能夠為那個極其殘酷的時代所做的，就是給他們一個靜止的時刻，拋開所有你以為重要的事情，用最謙卑、最柔軟、最慈悲的心，聽吧。」 對於還沒有機會、或是已經來不及聽長輩訴說的人，這本書，可以帶你回到現場，透過平民百姓的眼睛，真實深刻地看時代的巨輪如何迎面撲來，從他們身上輾過。 十二歲的漁村小孩、十四歲的中學生、十七歲的原住民、十八歲的美國水兵、二十三歲的國軍眷屬……，他們的日記、書信、詩文、圖片等，讓你跟著他們的心情起伏，隨著他們悵然淚下。 「十餘萬之匪向我猛撲，今日戰況更趨惡化，彈盡援絕，水糧俱無。我與仁傑決戰至最後，以一彈飲訣成仁，上報國家與領袖，下答人民與部屬。老父來京未見，痛極！望善待之。幼子望養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訣矣！」抗日戰爭中打過無數重大戰役的張靈甫將軍，一九四七年被共軍圍困在山東臨沂的孟良崮。最後一刻，他寫下與妻訣別書，然後舉槍自盡。 思索個體與群體的關係 看著書中一個個年輕的生命，志願或非志願地成了軍人，很多人在造化的操弄下，忽為日本兵，忽為國軍，忽為八路軍，唯一不變的，是被犧牲掉的一生，不禁令人掩卷長歎。 「一將功成萬骨枯是一個態度，」龍應台說，以前國家是重要的，集體是重要的，草菅人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們這一代不是用這種態度來看生命。」 「對於所謂的國家集體，我永遠抱持懷疑，」龍應台要年輕的讀者深刻地思索一個問題：「個人和集體間的關係是什麼？」 她說，個人和集體的關係很複雜，有對抗，也有合作和支持。重要的是，年輕人要意識到：在集體裡，個人有責任做判斷。集體裡面的個人有反省和覺悟的能力，才能避免集體變成一個失控的機器， 「吞噬了我們前一代人──不管是蘇聯紅軍、納粹德軍、日本軍或是解放軍、國軍──的那個可怕的大機器，才有可能將來會變得更文明。」 龍應台自己，在十五歲時，就有這樣的意識。有一天，她在民眾服務社打乒乓球，一群蘿蔔頭玩得正熱烈，突然聽到擔任巡官的父親大喝一聲，「立正！」，因為分局長來了。敬禮時，龍應台覺得非常的屈辱，「我為什麼要對你敬禮？你是什麼人？」當下，她就下定決心，以後要做的工作，絕對不會被強迫對人敬禮。 龍應台說，那是她人生中最關鍵的抉擇，爾後她做的許多選擇，都和這個決心有關。 現在，十九歲的飛力普，也在思考個人和集體間的關係。他服義務兵役的時間到了，但他不願意當兵，拿出德國的「基本法」說，「我有不服兵役、不為國家打仗的權利。」 龍應台尊重他的決定，展開「拯救大兵飛力普」計劃，聘請律師，協助他向軍方爭取。「萬一不成功，他還是得去當大頭兵，沒辦法，我就給他心理建設，說德國的軍隊現代化得不錯，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也很有趣，」龍應台笑著說，一下子從筆鋒犀利的作家，變成愛子心切的媽媽。 因理解而關懷珍惜 「偉大的作家使你看見愚昧的同時認出自己的原型而湧出最深刻的悲憫，」龍應台曾說過，文學與藝術使我們看見現實背面、更貼近生存本質的一種現實。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悽涼……」不管你是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陸人、或是華僑，只要你的家族曾被一九四九的鐵輪輾過，蘇東坡的這闕詞，都會讓你的心為之惻惻。 看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個又一個在大時代掙扎求生的小人物的故事，你會發現，不管來自何方，不管政治立場為何，追到底，我們就是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每個人都飽受流離之苦，每顆心都傷痕累累。 看透這樣生存的本質之後，很多的價值判斷可以更為開闊，諸多的衝突對立也可以更為緩和。「某個程度可以拋開所謂的忠奸跟立場之分，」龍應台說，六十年之後回頭去看，如果能夠有足夠的謙卑，如果能以人的價值為核心來看的話，很多東西是能夠超越的。 龍應台深深期待，台灣內部、海峽兩岸的人，都能好好地面對自己的、以及對方的創傷，好好地溝通，「不認識，你就不知如何去疼惜。珍惜跟關懷，都是因為理解。」 「大舅媽，那應揚後來有見到他媽媽嗎？」十九歲的妹妹問，有點迫不及待。 別急，讓我們泡杯熱茶，打開音響，在珍妮佛．華倫斯「班妮狄克之歌」的悠揚樂聲中，繼續讀下去。 「世上有太多的悲傷，需要治療，需要慈悲…… 這麼多破碎的心，就像你我的心， 被我們做過的事撕裂，但覆水已難收…… 我們努力，不斷地， 試圖去修復我們造成的傷口…… 我只想擁抱你， 讓我擁抱你吧……」 ＊＊想要獲得龍應台新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最新全球演講活動與讀者互動資訊，請即加入「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facebook全球書友會」（http://www.facebook.com/our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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