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8/05/21 23:04:06瀏覽2494｜回應0｜推薦0 | |
每一滴水，都對於即將傾盆的暴雨有所貢獻。然而在每一場大雨後，我們總是都看不清水滴的面目。 ● 在Ｖ的父親的葬禮上，Ｈ跟Ｙ都來了，隔著座席，遠遠地分據兩邊，目光跨越中間坐滿的社運頭人及勞委會官員，偶爾彼此掃視一下，又迴避過去。 Ｖ的父親可以說得上是台灣工運上高大的身影之一。Ｙ及其同志們，對於Ｖ父親晚年受到政府的「招安」深感不滿，認為這是對自主工運的嚴重摧折，也是工運圈頭人的墮落。而Ｈ正在為Ｖ的父親做傳，深深惋惜無法在他過世以前，將作品完成。 在靈堂外面，Ｔ抽著菸，他曾經跟隨著Ｖ，以及Ｖ的父親，在桃園為新的自主工會開疆拓土。我問他對於Ｈ及Ｙ之間爭執的看法。 「他晚年做的事情，他本來就應該要接受批評，這個也沒有什麼好說的。然而Ｙ這些人也常常只是會打嘴炮而已。」 ● 在敗選後，前幾天的閉門檢討會議，不知道是不是Ｖ所引介的，Ｈ也是被邀請出席的學者之一，而他要求隱蔽身份，所以沒有被列在報紙上的名單裡面。 「聽說你那天在裡面講了很多笑話。」我問Ｈ。 「我只是很實在地陳述了他們的困境，大概是他們也覺得自己很好笑吧。」Ｈ說。 那天又在報紙上，看到了分別來自Ｄ與Ｗ的黨務改造論點。而媒體上對於他們那個世代是否能再度崛起的討論，對於權力流轉的想像，遠多於他們的論點本身。或許好笑的不只是那扇門裡面的人而已。 關於Ｙ 似乎我1991年的時候，就該認識他了，但那時並沒有真正地認識。 Ｙ的年紀其實沒有大我們太多，那時候他在圈子裡很有名。據說他是第一個到廣場上的高中生（但Ｈ強調他比Ｙ還要早到），據說他在高中的時候，就被調查局監控，據說那個時候，學校裡面還充滿了各種情治系統的「細胞」，浮游在液態的人群裡面，自由的或不自由的。 一年多以前，Ｙ以及比他更年長的大學生們在廣場上的靜坐，在那個時候，還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只能算是存檔的過期新聞，評價還沒有發酵完成。他們的世代離奪權好像還很久，只是沒想到之後那麼快就到來了，卻又那麼快地全盤崩毀掉。 但無論如何，廣場上的嘉年華，開啟了我們對革命的想像。那時候台灣還不流行300塊一件印著Guevara大頭的Ｔ恤，持有毛語錄雖然不再那麼危險但也不再是那麼崇高。我們的典範庫裡面就是那麼貧乏。 那個時候，唸高中的我，在綠色書包的肩帶上，用立可白畫出了黨旗，也在包面上的「建國」兩個字上加上了白圈。我的外省父母看到就極不舒服，父親嚷嚷著說：「不是說你沒有自由，可你不能去瞎搞。」他說那是個爛黨，我就說你們那個才是爛黨，然後就穿上球鞋走出家門了。 那個時候，有這樣的三段論：國民黨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對立，就是合理；因為被國民黨禁止，所以合理。這是粗糙而生猛的啟蒙三段論，而在那個時候，雖不中亦不遠矣，因為邪惡如此鮮明，世界簡單而美好。 我們幾個社團的人，混在一起時，就想要在學校搞一份地下刊物，其中有人是Ｙ所帶領的學弟，於是跟Ｙ接頭上。 Ｙ的形象是模糊的，只知道他是個英俊修長的學長。他幫我們借了左統小黨的會議室開會，幫我們找人印刷，在校慶那天早上，還幫我們在學校週邊發送做好的刊物，以避免被校方逮到。 在地下刊物的事後不久，當時結夥起事的朋友某君，就問起我，是否要去參加由Ｙ所帶領的讀書會，雖然我不太愛唸書，更不要說跟一堆人一起唸書，但是參與秘教儀式總是好玩的，於是我跟著他去了。 他們唸的是Mandel的「社會進化與人類出路」，那本書迄至現在我尚未真的讀過一遍，可是封面的圖畫我卻是約略記得，上面是馬克思、列寧、托洛斯基乃至於毛主席等人的漫畫圖像，整本書引起我興趣的只有這個封面而已。 （其實我們大多數人，對於成為革命家，比對革命理論的興趣要高得多了。只不過比較麻煩的是，很多人到了中年期左右還沒有認清這點，更沒有矯正過來。） 讀書會裡面，也有幾個女中的學生，她們總是穿著制服，深綠的、淺白的、有點透明的鵝黃色的，炫示著青春以及菁英意識的。當然當初我並沒有這麼深刻的觀點，只是總想看清楚裡面的內衣線條。在那個時候，就聽說Ｙ極受女性的歡迎。總之讀書會並沒有令我感到有趣，就只去過了那麼一次。 ● 此後多年，在大學的運動社團裡面，才漸漸跟Ｙ熟識起來。Ｙ對於大學生們總是充滿魅力，他有著誠懇的眼神，低沉的聲線，並在話語裡載荷著深沉的理論，用最清楚的字眼說出我們為什麼要革命。 也有很多人總是說，以他當年的名聲，他儘可以像是同世代諸人一樣，成為政黨派系裡的新秀，受到培養，可是他沒有選擇那一條路。所以縱使他樹敵頗多，而輾轉於不同的派別與組織間，卻沒有人會說他是個投機主義者。 大學延畢的那一年，大家發動一場成功的反高學費抗爭後，卻引起了團體內的鬥爭，學長跟帶領社團的教授，指責我跟政黨的關係交代不清，試圖滲透，還在主編的黨的學生刊物裡面，爭搶運動的功績。於是他們發起叫我滾蛋的連署書。 在那個低潮的時節，我在學校旁邊進步青年愛去的地下室書店裡面，遇到了Ｙ。 「我自己在圈子裡也曾是很多爭議的，我了解你的處境。」Ｙ同情地看著我。那時覺得相當溫暖。 沒想到，最後聲討的連署書出來以後，Ｙ竟然掛在名單的第一位。 ● 多年以後，不久以前，Ｙ娶了做主播的財團千金當老婆，這引發他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團體裡的一番風暴，托派基本教義人士們上綱上線地用e-mail list大發文告檢討他。許多人冷眼看著笑話，但我卻覺得沒什麼好笑的。人要如何對自己的生命史做交代，其實是個嚴肅的問題。 關於Ｔ 那年，在Toshi廠，我們花了一個禮拜，做抵擋警察與保全的防禦工事。Toshi廠是個將近十年以前就因為業主惡性倒閉，而導致員工集體失業的工廠。憤怒的員工因為索討無門，於是乾脆佔廠為家，一住就是八年，中間當然也有一批批聲援的工運人士。然而，在經過好多次流標，這間廠房卻終於被拍賣出去了，新的業主將前來點收。 Ｔ跟廠裡面的人接頭上了，號召我們在最後的關頭前往聲援。我們在偌大的廠區裡面，將老闆遺棄的鋼骨臺車堆疊成堡壘，用鐵絲線一圈一圈地綑綁起來，再用電氣鑽把大塊鐵皮釘上去。一整週的功夫，都在進行這樣的工作。這是Ｔ最喜愛的事情，用身體、用勞動的方式，去感受「運動的實踐」。 在最後一天的下午，我們也試投用台啤瓶子做的汽油彈。為了要不要在汽油裡面加入砂糖，因為據說這樣可以增加火瓶的響度與燃燒範圍，阿Da打電話給他菲律賓的朋友們，但菲律賓的朋友們對他說：「我們不會做汽油彈。我們都用槍。」 這個時候Ｔ又說話了：「他媽的把汽油灌進瓶子裡、把布條塞進去就是了。連個汽油彈都要雞雞歪歪。」於是我們就照幹了。試丟的效果還不錯，一墜地就畫出一個好幾公尺半徑的火圈，連對面大樓上正在用DV蒐證的警察好像都嚇了一跳。 大家約定好，分配自己的戰鬥位置：我跟阿Da負責跟工人們綁在工廠的鐵門上，Ｔ跟Ｃ則在廠房裡備好汽油彈與棍棒，如果警察或是保全突破了廠區門口的防線，長驅直入進了廠房，他們就要在裡面做最後的反擊。 在那天夜晚，Ｔ很認真地把一起來聲援的年輕人和學生叫過來。 「我知道我們不會成功，可是我們總可以留一點什麼下來。」他說：「如果真的流了血，就會讓人家知道，這年頭不是所有的工人運動，都是開開記者會，演演行動劇。那些老闆們才會真正害怕。」 第二天上午，當大家都就位了，更多聲援的人也在外面把廠房團團圍起來，卻傳來這樣的消息： 買下廠房的新業主對工人們妥協了，拿出了約三千萬元來擺平，算是替前手的人清償欠下的資遣費。據說那個廠區土地背後的利潤十倍於此，所以他才能夠如此大方出手。 不論是汽油彈或是棍棒，都沒有派上用場，不過我還是掛彩了，因為在趕搭工事的過程裡一腳踩進了蓋板碎裂的水溝裡面。 「我們倒成了討債集團。」Ｔ有點無奈又有點自嘲地說。 ● 在那個晚上以前，我跟Ｔ一起到處搞抗爭，也像是跟Ｙ一樣，有聯合有鬥爭，只不過我跟Ｔ聯合的時候要多了許多，而鬥起來也是直接得很，甚至就拿起身邊的傢伙幹起架來。 1997還是1998年的時候，我初識他，他還留著骯髒結球的長髮，態度粗暴傲慢，還有一個突兀的大下巴，可是他的表情總像是有把火在腦子燃燒著。 據他自己所說，在廣場裡面，他只是一個擔任糾察隊的大一學生，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個子高大，但是當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是個胃弱的前中年人。 他也從來不站在講臺上拿麥克風，而總是像個糾察隊，在演講臺旁邊環繞著，也像是鷹隼一樣，從底下環聚的人群裡面蒐羅可以被組織的年輕學生，或是面對到警察來舉牌的時候，跑到隊伍的最前方去大聲嗆聲，用他的手臂擋架。 於是，雨下到讓一切都發起霉味來的三個月裡，我們併肩展開了一場理想主義色彩的戰爭。這場戰役裡面，我曾經連續72個小時待在辦公室裡面，只為了在短暫的時限之內，把一批批的競選廣告搞定。我們想要奪回那個標誌，奪回那面黨旗，而我終有機會站在戰鬥的前沿，渾身充滿狂熱感。 和Ｔ的對話，總是這個樣的： 「你們那個黨，死抱著還有什麼救？」 「社運對你來講，只是玩一票，你能像我們一樣，到基層工會去蹲點嗎？」 「不管我是不是玩一票，現在還有人為了什麼好處，要來玩這一票嗎？拜託你以為現在是80年代，還是90年代嗎？社運還有政治資本可以攫取嗎？」 在「我們那個黨」執政以後，社運圈子的人，一度摩拳擦掌，認為黨的反動性終將呈現，而對於自主工運等等的發展，將是一個大好消息，因為運動不再會被黨所吸附。可是所呈現的結果是，更多的社會力，被吸附到兩個政黨對立擠壓的鋒面上，所有被我們認為是真實議題的議題，都更加隱沒。 我總是覺得，Ｔ把運動當作一種個人性的救贖，耽溺在純化過後的心志之中，並且忽視其中現實感的缺乏，以及潛在的矛盾性。然而，常常正是因為他這種偏執，而替他帶來強大的說服力，或者說，是一種從心底下讓你必須要去接受的脅迫感。 我跟Ｔ的對話，借用政治不太正確的比擬，常常讓我想到三島由紀夫與石原慎太郎的爭辯。石原總是覺得，三島的姿態，或多或少來自於自己對於現實政治的無能。但是最後，走入政治的拳擊少年，真的擊倒了揮舞著武士刀的浪漫幻想者嗎？ ● 關於Ｃ，跟我們一起在Toshi廠參與抗爭的Ｃ，他是個嬉皮性格多於革命色彩的人。對於廣場上的事，他最愛回憶的，就是蹲在後台吃蚵仔麵線，斜著眼看台上的總指揮講得慷慨激昂。 他對於這個世界似乎也總是這樣斜著眼看待著的。 「你看，那隻大聲公，就像是他的老二一樣，他在那邊講的口沫橫飛，無非就是想把他的精液，像口水一樣噴到台前的女生身上。」 這就是Ｃ的運動史觀。 ● Ｔ一直關心的好朋友，卻也是讓他深刻地覺得被背叛的，是Ｖ。他總覺得Ｖ過去跟他說，要在桃園建立出長久的工運基地來，要實現真正的工人參政，都變成了空話。 關於Ｖ。 他跟他的父親一樣，有像熊一般高壯的體格，但是Ｖ的父親形象魯直剛猛，而Ｖ則總是充滿了狡黠與智慧的神色。 Ｖ離開工會之後，到青輔會擔任高級官員。他不像其他很多人，跑到勞政系統，即使新任的勞委會主委請他擔任辦公室主任，他也辭不前去。據Ｔ的說法，Ｖ總想擺脫父親高大的陰影，走他自己的路。 「你們那個世代真是太過高傲，常常看到有人這樣講：在野百合之後，台灣就沒有學生運動了。但其實這真的是狗屁，野百合只不過是被時代推著走的東西，而在90年代後半以後的學生運動，我們反對高學費、批判智慧財產權、爭取打工時薪提昇，但野百合世代的人，還要說我們只會爭取自己的利益。」 「沒錯，你說得沒錯。但說這麼多，你無非就只是感嘆自己生不逢時而已。」 Ｖ總是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出事物的重點。 ● 有時，我會有一個錯覺，像是Ｙ或者Ｔ，他們這些徹底拒絕跟我們這個黨有什麼關係的人，除了唾棄黨進步性的退化以外，或許在深層的情感因素上，也因為這個黨始終擺脫不去它的族裔色彩，雖然這其間已經經過無數次「族群融合」的宣稱。 曾經，作為一個外省人，怎麼樣正當化自己，在罪愆與反動，這兩個我不太願意靠過去的端點之間，尋找一個適恰的位置，是我自定的政治行為主題。 在20歲出頭、台語還不是那麼輪轉的時候，我就入黨了，那個時候，在小型的聚會裡面，罵起外省人來，還不是那麼遮掩，而每每用國語發言，也總是會被小小地消遣一番：「是不會講台灣話喔？」 這樣的事情，倒也並不是單方面的。17歲的時候，在即將要拆除的舊社團辦公室門柱上，用黑色噴漆亂噴亂畫，寫上「台獨萬歲」，結果整批人被叫到訓導處去罵，帶著北方口音的教官特別指著我的鼻子說：「你不是外省子弟嗎？台灣話會說幾句？跟人家搞什麼？」 所以，或許就是因為曾經在這樣的進退失據中間，我對於Ｄ會充滿那樣深厚而非基於理性的嚮往。 關於Ｄ 雖然也認識了許多年，但Ｄ對我來說，與其是個具體的前輩或朋友，更不如說他是我曾經學步的對象。 就某些角度來說，他實在是太過典型。他是外省人，而且在執政以前，就明明白白說出黨的「河洛沙文主義」。當然，更因為他擁有直言批判的特質，至少從外面看起來是如此。 在2001年，某個電信集團因為溢收大量款項，我跟朋友小Ma搞了個工作小組，自告奮勇地代替眾多知情及更多不知情的苦主去討債，在協商無效的情況下，我們最後的策略，是找上政治人物開記者會，以大量商譽的損失作為最後的武器。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找上在市議會的Ｄ。 那也是我第一次近距離看著他，一字眉底下，銳利的眼睛直直地衝著人看，好像他看誰都是那個模樣，很多人說他看起來兇悍，但我總是覺得這樣的眼神，其實帶有年輕人的憨直。 助理跑過來跟他說，電信集團的老闆，透過公關經理告知辦公室，如果這個記者會真的要開，那就要動用社會關係，把他在選區的票抽走。我們心想，大概這個行動要告吹了。 但他卻馬上打斷了助理的話：「胡說什麼。他要抽得走就隨便他。」 ● 後來透過Ｄ，到了派系的辦公室去工作，那個時候在黨裡面，派系還沒有如此被污名化，我跟幾個更年輕的朋友，也在底下成立了工作室，協辦青年組訓的營隊。其實一方面也是為了要追隨上Ｄ的腳步。 「其實Ｄ最近不是很喜歡你。」某天有人這樣告訴我。 「真的嗎？」 那人輾轉又說了許多理由。Ｄ的作風是謹慎的，對於年輕人的冒進、急躁，觀感很差，又何況還有其他人向他匯報我的種種不是。 那之後不久，我就摸摸鼻子離開了。 ● 在前年黨內繚亂的風暴以後，Ｄ也受到嚴重的打擊，一向敢言的形象，從他的資本，變成了包袱。 在立委初選開始以前，我途經青島東路，與同樣騎著機車的他比肩而遇。他大聲呼喚著，在路邊將我攔下。 「最近在忙什麼？你在市議會當某某的助理嗎？」他說。 「沒有，沒有，我已經辭掉了。」我暗想，難道他是要召集競選的人馬嗎？所以連忙這樣對他說。 「嗯嗯，有空再聊聊吧。」 不過最後Ｄ還是沒有找上我。 ● 我始終不知道Ｄ對我確實的觀感怎樣，也不好去直接問他什麼。不過，對我來說，他既然是作為一個年輕時代的內心典型，他對我好或不好，欣賞或是厭憎，其實也不太重要了。 比較可惜的是，我並沒有機會，從更近的距離，去檢視自己青春的夢幻，是不是足夠真實而已。 ● 我常叫住在萬華的Ｈ，投票給Ｄ。Ｈ總是對我嬉笑怒罵地說：「你們外省人就是這樣。」但是他當然還是都投給了Ｄ。 而相對起Ｄ來，我與Ｗ的相處就具體許多。 關於Ｗ，他們都說他是那個世代的指標，雖然我並不很明確地知道，他在那個群體裡扮演的是什麼樣的角色，甚至據說廣場上風雨翻騰的時候，他正在當兵，可是那個世代的光環常常歸屬於他，指責與批判當然也是一樣。 其實更早一點，我也常常覺得，因為Ｗ個人的成就，而致使其後投入黨懷抱的年輕人，都把自己的目標與進程設定錯誤了。大家都期待著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就能站在聚光燈底下，分享人民的萬千寵愛。 但無論如何，在2005年底以後，Ｗ的好運好像似乎終於用光了，又因為與領導人意志的相左，黨的基層支持者還封給他「背骨囝仔」的惡稱。 在這個時候，透過Fish的介紹，Ｗ找我去幫忙他的黨內初選。我們約好三更半夜，在他募資所開的自助旅行俱樂部地下室，進行深談。 我早到了一些，等待少頃，Ｗ便從黑暗的巷道裡走了過來，向我揮揮手。正要走進去的時候，他摸摸了褲子口袋：「忘了帶鑰匙耶。」 Ｗ抱歉地攤攤手微笑，然後他說，那我們就只好爬進去了。然後他真的開始翻越欄杆而上，個子不高的他，稍微在台階上頓了頓，我用手幫了他一把，把他推了上去。 「我不否認自己曾經因為時代的浪潮，因而站了上去，不過那畢竟是過去的事了。」那天談話即將結束時，他對我說：「在現在這個時候，我也還原到原點上了，我們不妨也從自己的初衷出發，好好打這一仗。」 ● 於是，雨下到讓一切都發起霉味來的三個月裡，我們併肩展開一場理想主義色彩的戰爭。 Ｗ讓我掛著他初選辦公室主任的身份，替他打理文宣事務，召開記者會，也跟他一起撰寫陳述理念的小冊子。一度作為天之驕子的Ｗ，他的競選班底，要比起想像的小了許多，扣掉在外面經營組織的同仁，所謂的競選辦公室，也只有兩個人而已。這場戰役裡面，我曾經連續72個小時待在辦公室裡面，只為了在短暫的時限之內，把一批批的競選廣告搞定。 對我來說，這不僅是為了Ｗ，更是一場試圖扭轉時代風向的戰役。就像是「20世紀少年」裡面的名句一樣，我們想要奪回那個標誌，奪回那面黨旗，而我終有機會站在戰鬥的前沿，渾身充滿狂熱感。這樣的意象當然有一點自我膨脹，不過選戰的艱辛，難免需要一點這樣子的精神來支撐。 在民調開始進行前的下午，我們難得有休息的時間，偷空在辦公室旁邊坐著喝杯咖啡。他談到前一天在call-in節目，站在黨領導人一方而修理他的、與他同期的年輕學者Ｘ： 「Ｘ以前在學校的時候，總是自詡為真正的左派，而說我們都是缺乏進步性的議會路線份子。但是他現在卻選擇這條路，在這個時候加入了更錯誤的一邊。」Ｗ帶點感慨地說著。 「其實這一切都只是因為政治市場上的理性抉擇而已。Ｘ料想他的同世代人，過去的進步學者，都選擇了批判的區位，而把這麼一大塊鞏固領導核心的市場讓出來，他大概覺得馬上搶進，可以取得代言人的位置吧。而他的確也成功了。」我對Ｗ提出我的分析。 ● 「不過Ｗ面對的第一個問題，是找到他的空間在哪裡，他沒有辦法迴避的是，他從來就沒真的經營過哪個地方，他連物理上的空間都沒有。他完全是依賴那個世代的資產在空中崛起的。」一個比我更年輕一點，而且更憤怒一點的朋友，對於我的轉述，提出這樣的看法。 「這個或許我不能否認，而且他現在的姿態還可以再更果決一點。」我補充：「但是你說的資產，已經一次性地被掏空了。用世代作為改革的界限，其實是很不科學的。最近，有些人想要藉由更年輕的人奪權，或是更年輕的人想要自己奪權，都不應該以『年輕』作為唯一的大義名份。」 ● 前幾天，Ｈ跟我喝酒的時候，我跟他說到，要寫這樣一篇文章。 我跟他抱怨，要在文學上採取特定的政治立場並且保持優雅，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除非面臨一定程度以上的愚蠢或殘暴，很難有什麼精彩的表現。另一條出路就是你加入愚蠢或殘暴。所以在propaganda與犬儒之間，大部份人選擇了後者。 「難道你要去寫一篇propaganda的東西？」 「倒也不是吧，我只是想要試著不那麼犬儒而已。」 Ｈ聽了，並沒有對此做什麼評論，他只是一貫嘻皮笑臉地說：「那你不要忘了把我寫進去。」 ● 當我從酒醉裡面醒來的時候，看到不知道是Ｈ還是我自己留下的紙條： 年輕人保守化。（說他們，說我們，還是真的更年輕的？） 唯發展主義。（九○年代以前，還是選後的現在？） 現實主義感。（是要現實主義，還是要現實感？） 遺產（誰的？有人死了嗎？） 我們有談到這些玩意兒嗎？ 可以確定的是，是喝醉的時候寫的，不光是因為字體歪斜而已。 ● 在下一場雨來臨以前，在中間乾涸的日子裡，有關雨水的記憶，或許也就是諸如此類的東西。(原文載於中國時報2008.5.19~5.21 人間版) |
|
|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