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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次級房貸引發了全球股價崩跌；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楊甦棣為此向企業界人士表示歉意。楊處長的態度值得稱許，然而美國在這次全球股災的責任並不只是次級房貸本身的問題。美國多年來在全球強迫其他國家開放資本市場，卻未能藉其領導全球金融的地位致力健全國際金融制度，這才是美國更該道歉的問題，也是股災之後世界各國應共同研究解決的課題。
美國的次級房貸直接造成的損失不小，但它在全球金融市場中的比重其實並不高，在很多國家的金融市場中之比重更低，大多數上市公司及金融機構甚至和次級房貸完全無關，但各國股價都大幅下跌，此皆金融複雜的連動關係所致。如果受損失的只是那些承做次級房貸者，或購買針對次級房貸而發行之證券者，則不僅彼等判斷錯誤而合該受損，也不至於造成全球的大問題。
然而當前金融專家利用資產證券化及層層包裝組合方法，很多金融工具已複雜到一般人難觀察其實際內容和風險。很多金融產品的購買者甚至在次級房貸出問題之後，仍不知道他買的產品是否和次級房貸有關，更不知道其中直接損失的比例是多少。這也使次級房貸問題的直接傷害擴散到更大量的金融商品。換言之，受影響的金融資產，其金融遠高於出問題的次級房貸；但它們的投資者可能事先不知道有這個風險，事情爆發後卻又面對不知有多大損失的恐慌。
這種恐慌會造成很多金融資產的賣壓或要求贖回的壓力，使一些機構又必須賣出它在國內外投資的資產以取得資金減少跌價的損失。這樣的交互作用有可能形成惡性循環，甚至造成信心的崩潰而產生巨大傷害。如果這都發生在美國國內，美國政府還較容易採取一些政策來降低惡性循環。然而資本市場的全球化，卻使這種惡性循環在許多國家同時發生，不只問題更大而更難解決，許多國家還須面對資金流出和匯率波動帶來的困難。
金融市場本來就很容易因為小問題而引起大波動，因此傳統上各國都須嚴密監督金融機構和金融產品。然而今日金融產品的複雜化及金融機構的大型化和綜合化，使市場有較以往更複雜的關聯而更難監督。很多金融產品高度槓桿或把利基建立在微小之市場差異上，更使它們很容易由於並不很大的市場變化，就產生鉅額的損失，使得監督及預防措施不易及時發生作用。跨國投資的盛行，不只使市場有更多的變化因素，各國政府實際上也非常難以監督管理各種跨國資產之實際品質和風險。而對於那些會大量賣到國外並由外國人承擔損失的產品，說不定本國也較疏於監督。
我們固不應責怪美國的學者和金融機構發展出這些複雜的產品，因為那畢竟是有其正面功能的創新；也不必怪美國這次未能及早監督好次級房貸的風險，因為其他國家也一樣會有且曾有類似的過失。但美國卻是讓全世界在沒準備好相關對策之前就貿然開放資本市場的主要推手。包括日本和我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是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大幅開放資本市場；如今資金市場全球化，美國卻未能領導或推動一個全球性的監督和安定機制，以致美國之外的國家特別是小國家常須面對比美國更大的波動威脅。
這種全球金融不安定的問題在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時就已很明顯。曾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世界銀行副總裁的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即曾撰書批評這種現象，並直指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的政策像是偏向大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利益。連知名的國際投資或投機專家索羅斯也基於全球利益的理念，而強力批評現在這種會傷害很多小國的盲目自由化；並指出資金進出較不自由的國家反而較少受害的現象。然而十年過去，美國和它所領導的國際組織並未採取行動來改善國際金融制度，美國還繼續在逼迫更多國家開放資本市場及放任匯率浮動。美國不僅該為次級房貸的疏失道歉，更該為它推動的不當國際金融制度以及疏於導正其偏失而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