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甲午年、是多災多難的一年。危機管理的核心，不在危機爆發後的救災與重建，而是在事前的準備與防災、避災、減災的系統建構與管理。

危機管理的重點工作，是吃力不討好、是惹人厭的、是被認為浪費、無效率的。因為危機管理最佳的目標效果，就是讓危機不發生、人們作息如常、事情順利進行，亦即若非刻意，即難以感受到危機管理的效果。

多數人為的災難，可事先推估模擬，就如此次高雄發生丙烯氣體外洩引發大爆炸事件，也是可預防卻無預防，發生前夕可避免卻未避免的典型人為災難。環視整個發生過程，充分暴露台灣整體防救災體系的結構性脆弱，高雄市政府的防災體系從上到下麻痺、老化，只尚能發揮事後救災的些許功能。

都市因人口聚集是系統性災難的易發區域，尤其在都市人口密集設施複雜化之後，必然會衍生出各式各樣的系統性風險。例如：一輛奔馳的化學槽車、因擦撞翻覆導致槽體破損、有毒原料外溢，除對事故關係人的傷害之外，是極可能誘發其它大災難導致更多的死傷與損失。但平時有效的危機管理，卻可讓災難消失於平常。

檢討高雄氣爆，平常無安全有效危機管理，危機因子能量聚集，提供危機發生的良好條件。爆發前儘管有太多不明氣體外洩的徵兆與反映，從企業到地方政府相關單位未能迅速有效掌控整合，給予爆炸的惡魔成形肆虐的時間與環境。即使後來消防局、環保署毒災應變中心人員相繼趕赴現場，卻為時已晚，難以自保，遑論防災與救災。

意即，平常無危機管理機能，未能從精神面到執行面建構正確完整的危機管理智識與機制，進而落實平常的安全管控，危機發生前後也就無法有效進行綜合緊急應變，迅速對應解決，只能依賴危機發生後的後續危機處理，以有效的救災與重建來彌補。

然而評估台灣現有的政黨惡鬥、低成本煽情為上的媒體、積弱的政府治理模式及短視近利的民情，此等惡性循環仍會持續發生，直到影響到國民全體生命財產的重大災難爆發後，或許台灣上下，才會願意支持與投入平常無聲無息的危機管理與安全管控。

這次高雄氣爆事件，從整個處理過程看，它炸翻的其實不只是前鎮和苓雅兩區的幾條馬路，同時也掀開了台灣民主亮麗外衣下的病態醜陋。藍綠兩黨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個庸懦畏怯、一個刻薄冷酷，一個不斷退卻、一個無限攻擊，兩者的互動，把台灣政治帶向無法說理、無法進步、甚至無法動彈的地步。

照理說，面對一場死傷三百多人、波及幾公里街區的大型城市災難，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務就是搶救傷患、安頓災民、整理破毀的災區，使城市機能早日恢復，這是行政部門的治理要點。至於司法層面的究責工作，則由檢方同步進行，包括現場的勘驗鑑識、人員的約談、文件的調閱，從釀禍端的業者到防災端的官員都不能放過。如此，救災與究責雙管齊下，才不致互相糾葛，延宕時機或誤導方向。

然而，我們看到的卻是，民進黨立即將這場災難定位為年底選戰的最新攻防戰場，表面上宣稱「暫停選舉活動」，事實上，在明知高雄市府犯有嚴重行政疏失的情況下，卻採取了更激烈的「以攻為守」戰術，要把國民黨一起拉下水。在地方，高雄市府罔顧自己執政達十六年的事實，逕自把地下管線的埋設推給吳敦義時代所核准，也推給業者「私埋」；同時，以重建工作經費龐大為由，急急向中央討錢。在中央，民進黨立委則藉機要求訂定特別條例、特別預算來支應高雄重建，同時更杯葛《示範區特別條例》等法案的審議，說是「國難」當前，若還開會審查就是「冷血」，甚至以此逼退了經濟部長張家祝。

反觀國民黨，當天深夜馬政府就下令國軍協助救災，並要求市黨部暫停選舉活動；但隨後，對氣爆事件即自動收起發言權，任憑市府在那裡推託卸責。在立法院，面對綠營蠻橫杯葛，藍軍立委只能眼睜睜看著二次臨時會無功收場；連張家祝遭到羞辱，都無人仗義執言。在行政院方面，江揆宣布「不編列特別預算」，但高雄不足之數中央全數支應，原是合情合理的決定；結果，禁不起綠營一陣猛轟，馬上同意先提撥十六億元供市府運用。

藍綠兩黨的本性，至此便原形畢露。綠營本應立刻捲起袖子，展開救災救難，以回報市民十幾年來的全力支持；誰料，高雄市府想到的，只是如何擺脫肩頭的責任，嫁禍給國民黨，自己卻霸著地盤遲遲不肯展開復原工作。在災民水深火熱的時刻，還在為著自己的政治私心算計，這不是冷酷寡義是什麼？至於國民黨，這本應是一個不分藍綠的救災事件，卻宛如中了民進黨的點穴術，有理不敢爭，被汙蔑不敢辯，部長掛冠不敢出聲。面對顛倒是非、得寸進尺的敵手，藍營卻只能唯唯諾諾、畏怯不前，豈非注定要喪權失地，遭到軟土深掘？

兩黨的不同發展背景，形塑了它們今天的性格、文化和面貌；這點，兩黨歷任領導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身為人民，我們更關注的，是這樣的朝野性格對國內民主政治的惡劣影響。近年來，台灣政治與經濟雙雙衰退，任何重大政策無一能有理性討論空間，遑論落實推動；國際媒體形容台灣「自甘倒退」，這難道不是一個刻薄政黨與一個庸懦政黨共同留給台灣的「雞屎」？套句民進黨的話，他們可曾為社會生下什麼「雞蛋」？

民進黨善於攻擊，這是它的長處。然而，不問是非黑白、永遠只會指控別人的攻伐戰術，只證明民進黨不知羞愧為何物，不知反省為何物，不知謙卑為何物。更惡劣的，是它不惜犧牲無辜的態度；這次氣爆，民進黨胡亂推諉、怠於救災也就罷了，它還不惜對無關業者擴大打擊，不顧災民自救會希免於「三敗俱傷」的呼籲，非要置榮化於死地。真正可怕的，就是這種「災難極大化」的思維，彷彿只是幾條街道爆炸還不夠慘，非要把別人統統拉下來陪葬，才覺得「夠本」。這樣的政黨，會在乎人民嗎？

陳水扁因貪腐下台，民進黨從未為此道過歉；這個一向「俯仰無愧」的政黨，連高雄氣爆的責任都無意承擔，誰能要求它對台灣的政經倒退負起什麼責任？而庸懦膽怯如國民黨，不僅意志渙散，在需要據理力辯的時刻卻只能訥訥失語；這樣的執政黨，如何反擊在野黨的挑釁並向民眾據理力爭？

刻薄冷酷的綠營，對上畏怯庸懦的藍軍，正好構成台灣民主的失敗方程式。如果雙方皆寸步不移，「台灣自甘退步」的詛咒必然無解。

高雄氣爆發生至今，令人擔心的除了始終不見一個有效調度與整合的救災架構、程序與方法，更隨著各種跡象與證據一點一滴揭露，所謂的真相，反倒成為各方互相推委塞責的出口。

此一看似追究責任，反而導向每個人都有責任，所以也都可以不負責任，是因為尚未認知我們所處的是現代化下充滿不確定性的「風險社會」，亦即：在這個時代所引發的任何危險，往往無法歸責於個人，不是「你」、「你們」，或「我」，而是「我們」。若我們無法共同承擔「責任」，勢必要共同承擔集體作為甚或不作為的「後果」。

從一定意義來說，人類是與風險共存的，人類的演進過程也可以說是迴避、面對，乃至克服風險的歷史。現代化之後，人類成為風險的主要生產者，風險的結構和特徵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現代社會伴隨著資本主義「掠奪式的自利」、自由主義「無負擔的自我」及個人主義「非社會性的人權」，產生現代意義的「風險」並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風險社會」。

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Beck提出「風險社會」的論述背景，即在於反省全體人類所面臨的新挑戰，不是來自於大自然自身，也不一定來自戰爭的威脅，而是來自我們每日所依賴的現代科技！這些現代科技蘊含的風險能量，隨著人類活動頻率的增多、活動範圍的擴大，其決策和行動對自然和人類社會本身的影響力也大大增強，從而風險結構從自然風險主導，逐漸演變成人為的不確定性主導。

風險社會另一個特徵則是風險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風險，現代社會系列制度的創建，為這兩種矛盾的取向提供實現的環境及規範性的框架，亦即制度運轉失靈的風險，不但無法將風險制度化，反而轉變成制度化的風險。

就此而言，高雄氣爆可說是現代社會中風險結構與特徵的典型。石化工業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基石，但也同時製造出更多充滿不確定的風險；在每一個制度性的環節，每個權責單位都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由於我們對於所處「風險社會」的無知，使得一個制度性的錯失、一絲心存僥倖賭一個不發生的機會的心態，最後導致非意圖性的後果—沒有人預期它會實現的風險，往往是終將發生危險。

在頻繁且巨大的災變之中，無論是氣爆、空難、工業汙染、核能災變，甚至傳統被認為是天災的地震、颱風所衍生的崩塌、土石流、水患、疾病等各式各樣危難，我們必須體認我們所處的風險情境，是天災與人禍的複合體，其中更多是人類主導卻未預期其風險所致。

這些災難是現代性的反挫，更應該帶給我們的是人類在追求無限成長與享受物質便利後的反省。反省性現代化的啟動關鍵，是喚起「命運共同體」的「社會連帶」意識，更是個人與組織基於風險的考量，透過認知、學習與溝通而採取「責任倫理」的行動取向，沒有人可以逃避休戚與共的責任要求，因為它是人類得以生存延續的必要條件。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只有一個台灣，這一次是一個區域型的災難，災區之外的你我或許沒有直接承受苦果，但是下一次如果發生的是核能災變，「我們」之中的誰，又能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