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災禍不斷的日本東北城市仙台市，讓我想起了魯迅先生和日本作家太宰治筆下的那個仙台。他在以魯迅先生為主人公的小說《惜別》中對仙台有著細緻的刻畫：「把仙台稱作是大都會，也許會被東京人笑話。而那時的仙台，已經將近有十萬人口，電燈之類的東西也早在十年前甲午戰爭的時候就有了。像松島座、森德座這樣的地方，在耀眼的燈光照射下，經常定期的有一些出名的歌舞伎演員的表演。而入場費也有只要五分錢或者八分錢，就是以大眾的低廉價格站著欣賞表演的所謂『站立席』。像我們這樣的窮學生一般要買『站立席』的票，當然這一類的只是一些小劇場。除此之外，還有像『仙台座』這樣的輕輕鬆松就能容納一千四五百人的氣派輝煌的大劇場。到了正月或者盂蘭會這樣盛大的節日，最有人氣最出色的演員會在大劇場演出，當然門票也是很貴的。除了正月或盂蘭會以外，仙台一年活動不斷，像浪花節呀、魔術表演呀，還可以看無聲電影等等。在東一藩巷還有一個叫做『休閒館』的很不錯的小說書場，隨時都有義大夫（曲目名）或者單口相聲表演，東京有名的藝人幾乎都來這裡表演過，我們還在這裡看過竹本呂升表演的義大夫，感覺很過癮。」

「那時侯仙台的市中心有很多時髦的洋房，芭蕉也搬到了仙台的市中心居住，但從繁華這點來說，市中心還是不及東一藩巷的。東一藩巷晚上的熱鬧是十分特別的，演出一般要進行到晚上十一點左右，在松島座的前面一般都插著旗幟，十分威武，而且一般還都掛著五六個讓人不由得止步的十分刺眼的招牌，上面寫著什麼『四谷怪談』啦，『鬼故事』啦等等，還有一些很受歡迎的男招待，在門口大聲招呼客人的聲音。最令我們懷念的，是這裡的酒館、蕎麥館、天婦羅店、鬥雞菜館、燒烤、年糕小豆湯、烤紅薯、壽司、野豬肉、鹿肉、火鍋、牛奶店、咖啡店……總之，東京有而仙台沒有的東西，恐怕也只有市內鐵軌吧。仙台既有大商場、麵包廠、糕點店、洋貨店、樂器店，又有書籍雜誌店、乾洗店和洋酒廠、進口香煙店，還有叫做“兄弟軒”的西餐館、可以聽唱機的小店、照相館、檯球廳、夜間花店……間連著間、店連著店，家家都掛著裝飾燈，呈現出讓人感覺不到是夜晚的花街的趣味。熙熙攘攘的人群使人覺得小孩子似乎馬上就有走失的危險。而這一切已經足以讓我這個從沒去過東京小川町、淺草或是銀座的鄉下人驚歎不已了。」

「仙台的藩祖政宗公，似乎就是一個十分時髦的人物。據說，早在長慶十八年就常常派支倉六右衛門常長出任特使，前往羅馬，令其他藩的保守派們瞠目結舌。而政宗公給仙台帶來的影響一直波及到明治維新以後。仙台市內到處都有基督教會，其影響已經到了若要談論仙台風氣則一定要考慮基督教的程度。基督教風氣很濃的學校也比比皆是，明治時代的文人岩野泡鳴，年輕時代似乎就是在東北學院接受的聖書教育。另外，聽說明治二十九年島崎藤村從東京來到仙台的東北學院任教，教授英語和作文。我在學生時代一反常態地喜歡讀藤村在仙台時寫的詩，我還記得他的詩風也是受了基督教的影響的。就這樣，當時的仙台雖然在地理上看，似乎離日本的中心很遠，但在所謂文明開化這一點上，卻從很早就與日本中心的進展緊密地融合了。」

太宰治筆下的明治三十七年的仙台已經是個現代化程度相當高的日本城市了，作為東北地區的主要現代重鎮對於近代日本有著重要影響。同時，獨特的傳統文化積澱讓這座城市得以在遠離日本現代化中心的東北地區保留著自己獨有的出世感。書中的魯迅就是在這個城市中求學和生活的，結識了為自己的鄉下背景而自卑的主人公田中卓，兩人成為了好朋友。他在觀看著名的「日本三景」之一的宮城縣松島時對主人公說道：「我生於浙江紹興，那一帶被稱為東方威尼斯，附近有著名的西湖，許多外國人經常來這兒，對美景讚不絕口，但在我們看來，西湖的景色經過人工雕琢的地方太多，不能令人感動。可以說西湖完全是人類歷史的雕琢。西湖是清政府的園林，像西湖十景啦、三十六名跡啦、七十二勝啦，這些地方都是經過人類雕琢以後才出名的。松島卻完全沒有這些，它是與人類歷史隔絕的，文人墨客們也不能污染這裡，就連天才芭蕉似乎也不能做出關於松島的詩。」在這裡他批判中國虛偽的精英文化，直指中國文化的虛擬性和權力性，這是何等現代主義的審美思想。對比中國的人造虛擬文化，日本的那種一塵不染的神國特性就顯得更加突出了，以至於連日本俳句大師芭蕉也無法對於松島的美景做詩和「模擬」。文中不只一次地提到日本國家的乾淨清潔，而這種清潔感卻是僅存於傳統社會的，與之對比的則是天空中工廠裡冒出的濃濃黑煙。有趣的是年輕的魯迅作為一個追尋啟蒙和理性的人摒棄那種形式化的唯美主義而追求自然的「客觀」美感，這好比同時代的印象派的畫家所做的那種努力。魯迅對於科學和理性的理想依然在這種審美裡本體化了，在他看來只有自然的才是值得追求的，而他要做的是推翻這種毫無純潔性可言的人工文化，過去的文化。田中卓作為一個日本人顯然流露出對於中國文化的欣賞之情，並為之辯護：「日本的文人墨客從古代開始就相當仰慕貴國的西湖，因為松島酷似西湖，所以人們才會從很遠的地方來這裡參觀。」事實上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人造文化」的大師。插花、庭院、歌舞伎，甚至他們的整個生活就是一直在形式重於內容的審美中產生的。日本人的傳統美學觀是唯美主義的，一樣事物的美感能夠戰勝其他的一切戒律，因此日本人對於中國文化裡的那種人工美才如此欣賞。日本一直把中國文化作為自己的正本清源，這種崇拜在太宰治這裡不僅僅是用於宣傳大東亞共榮而且來還是一種對於自身文化認同的幻想。這種對於「大東亞文化」身份的迷戀來自於和西方列強接觸後產生的東西二元分野對立，和由此產生的進一步肯定自身文化價值的迫切需要，以至於採取任何手段把中國從列強的手中「拯救」出來也是一種合理化的崇高理想了。日本成功近代化讓書中的魯迅相信除了西方的科學技術外，日本本身的文化讓其能夠產生這種順應時勢的變革，書中舉出的是天皇制。書中流露出日本人對於中國革命帶給中國文化的擔憂也來源於此，主人公和其他的日本人也都有提到中國文化在當時形勢下的岌岌可危。書中提到日本民間對於中國的革命的支持，就像古代的日本文人慕西湖之名而來一樣，日本的有識之士也為中國的革命所興奮並積極參與到其中。但顯然書中借有親戚在外交部的學生道出革命對日本官方來說是弊大於利的，因為清政府正站在時值日俄戰爭中的日本一方。魯迅回應道：「我也是聽說如此，才來這裡看看的。但的確一點兒也不像。貴國的文人要早一點兒從西湖之夢中醒來才好呀。真正的愛國者，反而會經常說國家的壞話。可是，比起所謂西湖十景，我卻更喜愛浙江鄉下普通運河的景色。我國的文人墨客大肆稱道的名勝，我一個也不能認同。錢塘江大潮或許還能讓我有些興奮吧，其他的就不行了。我不相信我國的那些文人墨客，那些人和貴國的浪蕩子弟一樣，他們的文章脫離現實而且很墮落。」魯迅反對的這些文人士大夫階級的審美情趣和他對於自然審美觀的認同又一次出現了，他提醒日本人對於中國文化之夢的驚醒顯然是難讓身處皇國的日本人認同的。魯迅對於浙江的運河的喜愛卻是對於其大眾情懷的一種展現，和徹底背離傳統精英文化和走向新的大眾文化的一種昭示。這裡的青年魯迅是個剛剛有了啟蒙思想而在精神上和年輕時的太宰治有著某種相似性的人物，太宰治自己曾因參與左翼運動而被捕。田中卓出於作為鄉下人的自卑情結對自稱日語不好但卻異常有抱負的魯迅產生了莫名的好感，雖然他自稱是出於一種克服自卑的心情，而那種對於魯迅的崇敬是顯而易見的，以至於後來他把自己和魯迅的關係比作一種政治上的統一戰線。儘管家裡有權力背景的東京同學有意拉攏魯迅並且警告田中卓和魯迅的關係可能關係「國家大事」，而田中卓依然把這種友誼的單純性保持下來了。這讓人感覺不僅僅是一種虛假的政治宣傳伎倆，而是隱喻著中日對於啟蒙的共同理想。而這裡諷刺的那些文人，在日本不再僅僅指傳統的文人士大夫，更可能是作為貴族特權子弟的作者自己，在皇國的思想專制下而無法批判現實的處境。太宰治對於專制機器搶奪魯迅的光輝無能為力，只能將他的啟蒙情懷以浪漫派的筆調極盡雕磨，只是日本卻再也無法留住無數個青年魯迅的離去。
 

轉載自《CSA文化研究月報》第117期

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Content.asp?Period=117&JC_ID=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