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 我讀鄧楠寫的她父親傳記，里面附有照片，赴法的護照《鄧希賢》，希賢都已經用X，表示x一定另有其他歐語淵源。對此有疑問者不止我一個，請看《用“ X”表示ㄒ（西）音： 》

3.'關于余伯泉所提系統，可以不用介意，這套系統違反語言學和語音學的科學邏輯，余之所以受鼓勵而提出該系統，一是為反對而反對，二是替分離主義創造割據條件，這事在臺灣政亡人息，不會有深遠影響（我反而驚訝大陸一般討論對《余系統》之重視遠超過臺灣，你們繼續罵，反而捧紅了余。*1)《余系統》很像王莽提出的曆法改革（一年13個月，不分大小月，沒有閏年）不會存留。至于采用張富美意見而命名為《通用拼音》已說明一切，土地廟改叫太和殿還是土地廟。陳菊改叫林志玲還是……呃，不說了。

4. 一般所討論拼音常將三個獨立課體混論，此三個課題即使徹底將歷史與政治原因去除，回到語言學本身，仍然十分復雜。此三課題為：（1）中文音（非英）譯，（2）漢字簡化（繁簡體）（3）漢字發音的注記符號。

三個課題復雜理由，說明于下：

《一》中文音（非英）譯，-

牽涉到人名地名，威妥碼（Wade-Giles）的設計人Wade是大英駐華公使館參贊（？），庚子條約因賠款過巨議定分39年攤還，列強擔心《倒帳》索性奪關稅主導權以逐年扣除賠款額，此源于《債權人主義》思維。當全面入主海關后，郵政電報順勢兜攬，中文乃變成洋人被迫面對的難題。電報的字母以摩爾斯碼（Morse code）發送，而容納日用漢字至少須每字四碼才能處理，所有通埠口岸地名音譯又必須統一才能保證投遞無誤，將所有常用漢字都統編成４碼，即使完全不理會中文的分類邏輯，就不分青紅皂白流水號亂編，使用時將如何查找？……這時英制海關才發現漢字音譯問題之龐大，蓋同音字在印歐語系為罕見例外（e.g. knight：night）在中文為常態【單一個北京的北bei已經有36個，若清濁音不分（pei+bei）則擴大為53個】。駐華公使館參贊（后來Cambridge U 首任東方語文系中文組主任）Thomas Wade與上海副領事Herbert A. Giles 固然建立了第一套系統，但此系統有三大弱點:

（1）第一，清濁音靠字上加撇加鉤解決（ch'ing 京，ching 清; pei 陪，p'ei 北），后來打字鉛印都因太麻煩而被省略，使支持度更加薄弱。（Taipei 得寫作 taip'ei 請問誰有這耐性？），

（2）第二，歐洲其他以法德俄西為母語者，因發音習慣不同，也吝于使用這套系統。而英語系者因本無加撇加鉤習慣，亦怨聲載道。Wade的設計邏輯完全否定華人習慣，譬如四聲，使國人也對威妥碼難以認同。趙元任就曾笑說：全世界能用威妥碼正確的讀出所標中文字者，唯有 Wade 本人。Thomas Wade 最大的成就，是編成西方第一本詳細周全的漢英字典，這本字典是歐美進入中文的唯一一本工具書，所以主導歐洲漢學幾十年，在 1962 年耶魯式取代前，所有中文圖書在歐美圖書館都靠此系統音譯書名及作者，換言之，進圖書館去找一本中文書，非會不可，這也是從馬英九、Pan 或我，都已經 1990 了！在美國圖書館都還三步五時要跟威妥碼周旋一陣子。

（3）第三，威妥碼是《中到英》單行道，不考慮音譯后返還中文的逆向工作。使得中文原已有的同名同姓問題音譯后更加惡化（老外拿著 paper 問我 Dr. Hong Zhang 是 he 還是 she？這樣的經驗大家都有）。也許從殖民主義者言，自始就有一個難以明說的動機：中文從來就是他們被迫忍受的包袱，（英文多簡單？為什么不能全部說英文？）設計一個對照系統，只是不得已的過渡，威妥碼是以消滅中文為最終目的。這種心態在南方protestant傳教士為宣教而翻譯聖經的過程里，更是歷歷在目。（將并入以下《漢字拉丁化》中再討論）

地名其實只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在東西文化交流中，西方世界對中文消化語音差異的強大能力，西方既好奇又驚訝。簡單說漢字的寫讀是分家的。此分家是漢藏語系一個特殊現象，為了說明起見我得舉阿拉伯數字為例，今天在數學溝通上，你可以完全不會俄德法語而無礙溝通，只要數目字加減乘除開根號分數小數一寫下，一目了然，數目字各有各的念法，但書寫卻沒人敢輕易更動，因為自搞單行法，不是獨立王國而是自外于普世交流，《自己把自己開除》了！中文的書寫消化了漢語的不同方言【大分7大方言系，細分2200種，語言學上甚至將日韓也列入計算。】中文的南腔北調使得閩粵吳蜀湘贛的人，在未推動國語（普通話）之前，即使是讀書人！若無文字歸依，幾無法溝通-----

例１：　駐聯大代表蔣廷黻博士，在紐約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因為記者對湘音無概念（鼻青臉腫！），最后被迫改采英語進行……（蔣廷黻回憶錄）

例２：　北大校長蔣夢麟在舊金山華埠買東西，老廣店東驚訝他會寫唐字竟不會說唐話（粵語），但寫漢字溝通全無問題……（西潮）

同一個《陳》，威妥碼拼Chen，漢語拼音是Chen，馬來西亞華僑的阿茂就是Tien, 印尼來的黑皮阿亮就是Tam，同一個《柳》海峽兩邊一樣Liu，但香港的家偉是Lau, 莉莎又做Lyu，二樓還有一個Kyo他是韓國釜山的（非華僑）也同一個字！

漢字在秦后漢初定型，基本形式不再改變，其理由，并非政治，而是科學。就像現在，哪個獨裁政權，再悍再牛，誰敢定單行法改動阿拉伯數字找死？中文的讀寫分家，正是阿拉伯數字的邏輯，所以漢字在語言學上被稱為超穩定結構（super-stable structure)。

1930年，國人一個高中畢業生用簡單工具書，都應可直接讀史記戰國策的宋版書，這在英文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卷子已經800多年，上面唐詩隨口可念。輕易辨認。

學會漢隸與小篆，而直接讀漢簡，在華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莎士比亞的原文才不到200年，劍橋英語系教授能讀下來的已無幾人。（因為alpha-beta必須準確的緊盯聲音，拼寫基本上dynamic（例如 oe = e；ae = e；ph = f； -eight=-eite ……etc）。注意：中文書寫系統消化了大量的發音、方音歧義，也注定了《定義及文法不準確》的原始困難，這一結構性弱點，也阻礙了中文作為科學語言的努力，這也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知道了這些前置條件，才有討論中文地名音譯的基礎：

英譯地名時，英國基于方便原則，跟當地音走，所以shanghai其實是滬語（吳語），hongkong是粵語，omen（廈門）是閩語，peiking則遠在英譯系統前，早已由明代天主教士確立譯名而流通（是所謂《北拉》），這中間再雜進租借流變，更不得了，mukden是瀋陽的滿文（日語發音的奉天？），Macau(澳門)是當地的一間大廟，馬交廟，至于青島啤酒的那個tsingdao是哪兒來的，只有天知道（請教方家，德國人在青島14年，這廠是德國人辦得，但這明明不是德語……*3），至于（德律風，卡車，洋涇濱，幾何，化學，土司，駁殼槍，吉普車，牛津，劍橋，渣打銀行，窩打老道，日內瓦，舊金山……這些舶來名，每個都有淵源典故，不在本文範圍，你覺有趣，我另文再議）

（未完）

*1.語言學的發展，有一個強大社會惰性，不可能隨個人意志轉移，想想臺灣從梁容若，齊鐵恨，洪炎秋，劉真。。。花了多少年心血和汗水，才能把國語護送進鄉村？國語在臺灣的普及，最后是吊詭地由劉家昌和瓊瑤完成！臺獨支持余伯泉的通用拼音，只是要強制讓護照，路標，畢業證書全部聽命于一個口令。這個謬政，已經被曾志朗叫停。

１９４８司徒雷登批評金元卷改革，沒有準備金，只靠重罰，把空頭票卷硬推入民間，而套換回黃金－－－是要《用立正稍息的方式，指揮經濟！》旨哉斯言！　說《通用拼音》正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