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4日美國駐伊朗首都德黑蘭大使館五十幾名使館人員，遭到近三千名伊朗士兵的挾持，他們要求美國，將當時在美國就醫的前伊朗總統巴勒維，引渡回伊朗接受司法審判。

人質危機對卡特政府而言，不僅是重大的國際危機，更是攸關人命的棘手問題，事件的發展自然是媒體持續關注的焦點。

國際性危機，新聞處理倘若巧妙得宜，或可為對事件解決有所助益，反之，則可能壞事，讓危機程度擴大。

伊朗人質事件一爆發，卡特身邊的國安幕僚提供總統許多對策，卡特最後採取經濟制裁，並警告伊朗，倘若人質遭到審判，美國一定會進行報復，但為了避免激怒伊朗，警告的訊息將以秘密的方式傳遞。當時卡特的新聞秘書（發言人）包威爾（Jody Powell），不像當年甘迺迪總統處理古巴危機，不讓他的新聞秘書沙林格參與討論，甚至到了最後一刻，才知會他，包威爾是從頭到尾參與卡特的對策密商，並積極提出建議作法。

1980年3月下旬，也就是人質危機已經持續了四個多月之後，美國國安系統研擬了一套營救計畫，並在3月22日於大衛營，由總統召開了一場秘密會議，會中卡特決定了營救人質的計畫。當然，包威爾也出席該會。

一週後的一個深夜，包威爾接獲記者查證，卡特是否已經致信給什葉派宗教領袖柯梅尼，表達美國對於伊朗人民的歉意。包威爾未予證實。

隔日，包威爾一到白宮，即受到大批記者包圍，詢問該項傳言，包威爾答復說：「如真有此事，我得瞭解一下再說。」但白宮幕僚長隨即向包威爾說，道歉信是捏造的。包威爾則向媒體回復說：「總統，或任何政府官員，絕無傳遞甚麼訊息給伊朗。」

包威爾清清楚楚知道，總統曾以秘密方式向伊朗提出警告，因此，包威爾被問及這類問題時，總試圖避免給任何明確訊息，對於記者問，卡特是否正在研擬解救人質的方法時，包威爾一概否認。

但代為傳遞警告訊息的瑞士政府，單方對外證實，使得媒體更加質疑包威爾的說詞。沒多久，伊朗總統巴尼沙德（Albohassan Bani-Sadr）公開說卡特確有致信予他，但內容基調是恐嚇，而非協商。

媒體因而對於包威爾相當不滿，質問包氏為何隱瞞此節，包氏自我辯解說，他沒被問到，當然就沒有理由自動提供機密給大家。

相較於甘迺迪處理古巴飛彈危機時，將新聞秘書沙林格屏除在核心決策之外，同樣職務的包威爾卻是完全參與。當然，兩人在總統眼中的份量大所不同，沙林格的角色自始至終均侷限在媒體處理，而包威爾是卡特的老戰友，從卡特是喬治亞州州長時，包威爾就是他的新聞秘書，之後一起打總統大選，再跟著入主白宮，兩人間有著革命情感，卡特甚至說，包威爾是他太太之外最瞭解他的人。

帶著這樣相互信任的關係，卡特不僅在媒體關係上仰賴包委爾，更在許多議題方面諮詢包威爾意見，幾乎算得上是卡特的特別顧問。從伊朗人質危機包威爾參與的程度，可見出他與卡特之密切關係。

新聞秘書知道太多，參與太多，到底會不會經常處於天人交戰，「國家利益」與「講實話」之間是不是存在著衝突性？包威爾說，他的責任是維護國家利益，而在人質危機的處理上，他認為人質性命的重要性，高過於他應該講真話的責任。許多記者說，包威爾的信用應該大打折扣，但有更多人認同包威爾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