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沒有國哪裡會有家的質疑，「沒有人民，哪裡來國家！」丘延亮拿出印有「是人民養育了黨」照片的小手冊如此反駁。

二十年，六四在媒體版面上的爭論似乎又煙消雲散，然而，八九六四的事件直到現在，不能否認的是，對兩岸三地的政治依然有很大的爭論。今日（6/28）下午，紫藤文化協會、世新大學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與《思想》季刊，邀請當年也在六四現場的現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丘延亮擔任主講人，並與多位與談人共同提出各自對於六四與台灣的觀點。

中、港、台的運動

「從四五屠殺到六四屠城、野百合被摸頭，兩岸都走上了新自由主義之路。兩個運動，都讓我們重新思考形式的民主、一次反轉性的運動，能走多遠？」二十年來第一次談六四的丘延亮深沈地重申。

他以堅定的語氣表示，沒有六四的鎮壓，野百合的結果也會是不一樣，台灣四十年來的所有運動，都造就了不一樣的台灣。對比2003年香港為了反基本法二十三條百萬人上街，現在台灣的政治，國族論述卻成為唯一的爭論，為了統獨遺忘了運動。

香港黃雀行動，就是一群大哥、沒有章程、沒有制度，靠的是自己心中的正義。對於台灣，他痛斥，「我們已經忘記草根，也沒有想到抗爭的社會關係。」

對於野百合學運，台灣大學政治系專任教師陶儀芬提到，她認為野百合是80年代的思潮與「自由之愛」等的延續，不能單以六四一個因素影響來看。這是台灣運動回應當時國民黨的立即性壓迫，也是台灣人強調自己的主體性訴求。中華大學行政管理系助理教授曾建元表示贊同，他並說，當台灣法規還在明文禁止跨校串連政治活動，學生們看到大陸已經開始跨校串連，自然會投射到自己的現況，並開始作出行動。

不過，玄奘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同時也是當年六四也在場的聯合報記者王震邦認為，台北學運與六四不可能沒有關係，曾建元也同聲表示，六四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影響了台灣民主化過程。

現在的中國大陸與台灣

另一方面，端看現在中國大陸的局勢，中研院政治所助研究員徐斯儉從自己的《用深慮代替深綠》文章與前幾天來台的前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Shirk）的觀點來看，中國大陸已經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現在的共產黨政權對外強、對內弱，近幾年小六四不斷發生，隴南、石首的事情造成的警民對抗就是很明顯的例子。他並以各國的經驗借鏡表示，這種內部壓力到了一定程度，只會形成暴民主義或強烈的民族主義，他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現象。

曾建元補充，根據趙紫陽回憶錄認為中國大陸政經可並行不悖的想法，現在大陸一直說經濟發展多好，但以GDP為至上的經濟政策，根本不可能會有真正的基層選舉，這是互相矛盾的！

立法委員鄭麗文則強調，不可忽視的是，中國大陸政局的動態穩定對台灣是重要的，中國大陸內部的危機，會迫使對台灣做出動作。她認為，中國民主化的路徑是現在最關鍵的，國際社會都不希望中國大陸有毀滅性動亂。大陸民主化的條件，台灣不可以缺席。

對於記者與前教育公共化連線召集人潘欣榮關於民主的提問，鄭表示，台灣萬不可以領航的姿態要求中國大陸，我們應以支持與理解的方式參與，而維持不統一則是基本條件。

八九六四的本身

對於六四本身，勞動黨中央委員汪立峽大喊「鎮壓有理！」他特別提到自己的例子。他說，1988年他到北京，住在學生宿舍裡，每天晚上都跟一些學生和年輕學者談天。「你們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怎麼對資本主義這麼有好感。」他覺得很奇怪，但是中國大陸的學生對他這個台灣來的一直批評美帝也很納悶，離開時他就感覺，大陸學生們這想法，總有一天會出事。

他並舉出三點說明六四的悲劇發生原因。第一，最初的反官倒、反貪污訴求，然而，運動帶頭份子後來嚮往民主，在5/30豎起了民主女神像，對著毛澤東像！第二，第一群學生的王丹、吾爾開希，不可諱言成名的原因有許多部份是海外媒體的炒作，否則，領導群裡當初分明還有更多有能力的學生。第二群則是受文革影響，對社會主義反感的知識份子，劉曉波和李淑嫻就各自是吾、王的老師。第三，劉曉波原本主張6/20撤，但其他學生因為認為已沒經費，主張5/30撤。沒想到5/27後，海外捐款突然大增，等於間接鼓勵學生繼續留在廣場！

文化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石佳音則強調，鎮壓不是六四的失敗，是共產黨的失敗，由激進派主導廣場的學運、共產黨沒辦法處理的學運的必然結果。

對汪立峽的發言，陶儀芬持不同意見，她說，六四的鎮壓是共產黨擔心工人已經開始組織的結果，這從鄧小平92南巡後，市場經濟的路線就可以看到，六四當時的鎮壓已經震攝了工農革命，因此，大陸威權式的經濟發展，得以持續到現在。王震邦呼應，92南巡才是鄧小平大權獨攬的時候，鄧與學生有部份期待其實是一致的，都是市場經濟。

「台灣談六四都是從反共的角度，但是，我們到底是為了中國好而反，還是為了消滅共而反？」王震邦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