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渡

１

最初只是因為「捨不得」。捨不得簡吉這樣偉大的靈魂，被埋藏在台灣史的角落，寂寞而少人知。我只是想安慰一個寂寞的逝者，為他留下一個簡單的傳記，喚醒這世間，曾有這樣一種純粹而美好的革命者的心靈。

然而隨著採訪與研究資料的逐步深入，我一點一滴進入簡吉的故事裡，一條線索一條線索的理清楚，拼湊簡吉生前的行跡，慢慢編織為一張粗具輪廓的網，才發現這是一篇被埋藏在地底的「大史詩」。那是台灣反抗運動史最精彩、最壯烈、最具有青春活力與土地生命力的社會運動。我感到震驚了！

震驚於自己的無知，震驚於台灣史怎麼可能這樣，隱藏一個偉大生命如此之久，震驚於歷史如此無情，讓他被台灣的政治鬥爭所掩埋。然而，我更震驚於歷史如此有情，竟讓簡吉在二二八時生下的孩子──簡明仁，在近六十年後，用一種稚子之情，追溯父親的軌跡，讓他的歷史慢慢浮現。

而我何其有幸，能用三年光陰，追尋這一段被掩埋的歷史，並且看到真正的「生命之光」。

長相斯文的簡吉，像一個下鄉勞動的知識份子。(圖片提供：大眾基金會。)

不知有多少夜晚，我一邊翻閱史料，一邊反覆查看自己採訪的筆記，一邊嘆息：「啊！原來是這樣。」那些歷史謎團逐一解開。像日據時期農民運動捲起二萬四千農民的參與，為什麼在光復他們沒了聲音？為什麼二二八之後，謝雪紅可以躲藏如此之久，還偷渡流亡？二二八軍隊鎮壓後，所有反抗運動就結束了？二二八之後，台灣人如何反抗？為什麼中共地下黨被查獲時，有一個山地委員會？是誰有這能耐，去組織了原住民？……

無數謎團，在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的歷史軌跡裡，終於找到答案。那是從日據時代以降，歷時數十年所形成的一條長遠的河流，一條壯闊的河流。那是由台灣農民所組成的共同記憶，台灣史中，被隱藏起來的「反抗地圖」。在國民政府的白色恐怖鎮壓下，這一段結合農民運動與紅色革命的反抗史詩，被壓抑而無法伸張。在民進黨執政後，由於台獨反中路線，再加上他們延續了國民政府的反共意識形態，也刻意壓抑這一段歷史，而為台灣史研究者所忽略。

沒有簡吉與日據時期的農民運動史，沒有簡吉與農民組合為歷史脈絡的二二八事件，像被撕去「左半部」的書，怎麼看都無法完整起來。也因此，民進黨不斷說二二八沒有真相，其實是因為他們有意或無意的忽略了簡吉和台灣農民運動的歷史。

舉例來說，謝雪紅二二八之後逃亡，所走的路線，就是日據時期竹林事件發生之地，也是農民組合的大本營。後來她躲藏在大甲溪畔，靠的也是過去農民組合的幹部加以掩護支援。嘉義阿里山，是原住民所在地，一九四九年前後，這裡有過山地武裝基地，但回頭看看歷史，才知道日據時期，農民組合已經在山上農民的龍眼工寮裡，偷偷印製反抗日本殖民政府的「三字集」，並且由此偷運下山發送。還有桃園、中壢一帶的客家聚落，曾掩護了當年「四六事件」後，師大學生運動領袖周慎源來此躲藏逃亡，這裡的農民，是日據時代兩次「中壢事件」的大本營，農民的群眾基礎深厚，才能讓他隱藏如此之久。

串起這一條反抗歷史脈胳的人，正是簡吉。然而，為什麼是簡吉呢？

２

日據時期的農民運動，起源於彰化「二林事件」，醫生李應章本是文化協會的發起者之一，後來回鄉行醫，協助蔗農起來反抗。但醫生終究是他的本業。真正讓農民運動風起雲湧，撼動全台的人，是簡吉。他本是一個小學老師，在當時這是非常有地位而受尊敬的職業。但他卻因為看見農民生活窮苦，學生為了家庭貧困，無法上學，而自省如果無法幫助學生，只是教書，終究是「月俸的盜賊」，於是毅然決然，辭去教職，成為一個農民運動的「職業革命家」。他奔走各地，協助各地有志的農民起來抗爭，鼓舞農民成立農民組合，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裡，竟組成了全台的「農民組合」。在當時台灣僅有約六百萬人口的條件下，農組會員竟有二萬四千名會員。

本來農民組合只是一個自發生的農民組織，後來因為受到全世界性的左翼運動的影響，在日本勞農黨的協助下，再加上謝雪紅從上海歸來，帶來新的左翼運動綱領，協助農民組合訓練青年幹部，整個農民組合向左轉，形成更堅強的「階級觀念」，尤其因為日本殖民政府的鎮壓加劇，遂變成一個激進的群眾組織。簡吉因此加入台共。

一九三○年代開始，因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反共肅共大逮捕，謝雪紅等人相繼入獄，剛剛出獄的簡吉還負責籌組「赤色救援會」。他已經被監視，卻利用書信與暗中的通信方式，延續農民組合的群眾，救援被逮捕者的家屬，直到他也入獄。

日據時代，簡吉兩度入獄。第一次坐了一年的牢，第二次，坐了十年的牢。在他的獄中日記裡，他曾深深自省，所憂心者，竟是憂慮無法對自己帶出來的農民交待。而獄中最困難的苦刑，卻是深愛自己的祖母的病逝，卻無法送終……。

然而，他熬過來了。這個農民之子，台灣一光復，就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高雄分團副主任，隨後為了保護佃農的稻作，和地主警察打官司，這就是著名的「王添燈筆禍事件」。其後，為了照顧日據時期被迫害的死難者，赴桃園協助劉啟光辦理「「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並在新竹設立忠烈祠，公開祭拜犧牲的抗日志士、農組同志。此時，農組過去同志張志忠從大陸回來，找他加入地下黨，負責嘉義一帶的群眾組織，他就潛入地下活動了。二二八時，他與陳纂地一起，帶領攻打嘉義機場，最後退入「小梅基地」，打算進行武裝抗爭。但因為先遣部隊被國軍伏擊，基地被破獲，因此宣告解散，又再度潛入地下。

此時，謝雪紅、蘇新等牽連較深的人都流亡香港上海了。簡吉是舊台共的名人，而且二二八之後，被警備總部和軍隊公開通緝，按照中共組織原則，他應立即流亡，更不應該加入中共地下黨，但簡吉卻是唯一留下來的人。為什麼？因為他有廣大的農民群眾基礎，在農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只要提起「簡吉」，或者「眼鏡簡仔」，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中共地下黨領導人蔡孝乾想運用他的影響力，擴大組織。而簡吉也不負所望，迅速在桃園新竹一帶，建立起許多地下組織，二二八的次年，還寄出呼籲台灣人記念二二八的信件。

一九四九年，他受命建立山地委員會，試圖在山地原住民之間，建立一個以中央山脈原住民為基礎的武裝基地。北部是角板山復興鄉一帶，中部是埔里、霧社一帶，南部是嘉義阿里山。它如果成形，將會是連貫中央山脈的游擊戰基地。然而，因蔡孝乾被逮捕，整個地下組織被破獲。

簡吉於一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被逮捕，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槍決，結束他四十八年的農民革命家生涯。然而他的生命，卻貫穿了整個台灣反抗運動史。

從日據時期的農民組合、台共、赤色救援會，到最後肅清大逮捕，乃至於台灣光復後，發生的農民反抗事件、二二八事件、中共地下黨、原住民的反抗組織、白色恐怖大逮捕等，許多台灣史重要人物，都各自在歷史的段落裡，扮演重要角色。

例如謝雪紅。她在上海組織台共，回台後參與農民組合青年訓練，吸收農組重要幹部加入台共。二二八的時候是一個重要領袖，但在二二八之後即流亡大陸，組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二二八之後台灣島內的反抗史，便無法參與。

李應章，參加籌組文化協會，在二林首度帶領農民運動，史稱「二林事件」，但後來他因為日本警察追捕，逃亡大陸，改名李偉光行醫，參加中共，扮演了支援台灣反抗運動流亡者的角色，而未在台灣直接參與反抗運動。

文化協會的林獻堂，參與文化協會創建，文協分裂後，便沈寂下來。另外如張志忠，參與農民組合，流亡大陸，光復後歸來，成為地下黨，但他也未曾從頭到尾參與全程的反抗運動。此外還有許多人都曾參與過反抗運動，但大體沒有全程參與。

唯一的例外是簡吉。他全程參與，而且扮演最重要的領導核心角色，這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簡吉卻正是這樣，用他的生命史，見證了台灣反抗運動史的「全過程」。

閱讀簡吉，等於彌補了台灣反抗運動史最重要的一課。這樣的生命，如果未被正視，是台灣史多大的損失啊！

３

許多農民追憶起簡吉，都不會忘了他的小提琴才藝。(圖片提供：大眾基金會。)

為了研究簡吉，本書的寫作使用一些國家檔案館剛剛解密的檔案資料。包括簡吉被通緝的文件、簡吉的偵訊筆錄、諸多簡吉同案的筆錄與自白書、調查局機密檔案有關中共地下黨的組織系統圖、山地委員會相關原住民領袖的偵訊筆錄與自白書等等。這些史料未公佈前，許多謎團難解。例如嘉南縱隊的組織、小梅基地的存在、簡吉被通緝的文件等，都未有清楚輪廓，現在逐一解開。但某些較詳細的資料，如山地委員會原住民的部份案件，因為涉及到的案件與人員更複雜，案情還有許多有待寫作的細節，因此不在此書討論之列。此部份，可參考藍博洲的白色恐怖相關報導文學作品。

閱讀簡吉，我們可以發現某一些歷史論斷，有必要加以重新檢視。

首先是二二八的「定性」。在民進黨和台獨的論述裡，二二八被描述成只有台灣人的悲情與外來政權的鎮壓。彷彿台灣人的反抗意志如此薄弱，一遇鎮壓就全面瓦解，煙消雲散了。然而，從簡吉的歷史，我們卻發現事實並非如此，而是有一個地下的反抗運動，在二二八之後迅速展開，它是沿著日據時代農民組合這個系統，像蕃薯藤一樣，在地下生長的。它的背後還有中共地下黨的組織運作。如果說，它只是外來政權的鎮壓，就難以解釋二二八之後全面地下化的反抗運動，以及中共地下黨的關連。更明確的說，二二八鎮壓的結束，只是另一個地下反抗的開始。它讓台灣的反抗運動全面捲入國共內戰的大環境裡，成為其中的一環。這一點由簡吉對山地原住民的說法中，得到印證。

其次是有關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問題。過去國民黨解釋光復後的台灣反抗運動是受到中共的影響。但簡吉歷史證明。它有更深遠的歷史，它是從日據時代的農民運動就開始了。對一九二○年代的台灣農民而言，壓迫者是日本帝國主義，而當時唯一有反抗論述，並同情台灣農民的，是日本勞農黨，這是日本的左翼團體，而在理論上，提供支援的是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謝雪紅的回台則提供了更直接的協助。在日本殖民帝國的強大壓迫下，台灣農民組合思想之左傾，其實是尋找廣大農民的出路，而不僅是理論問題。回到當時時空，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事。

第三，有關台灣在二二八的武裝反抗，過去的記載中有「民主聯軍」和「自治聯軍」。「民主聯軍」由謝雪紅所領導的二七部隊所改組，由於有不少人流亡大陸，留下較多的歷史證言。但「自治聯軍」的歷史，則因為當事人大部份遭到槍決，陳纂地則因為被看管而隱居起來行醫，真相未明，只知是由張志忠所領導，還曾有計劃在小梅建立武裝基地，長期抗戰。後來的有些嘉義的口述歷史，雖然曾訪問過許多嘉義人士，但人言言殊，真實情況成謎。本書則透過國家檔案局剛剛解密的檔案，審視名單，再找了解當時情況的政治犯陳明忠先生討論，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輪廓。簡吉當時正是「自治聯軍」的政委。雖然是初步的整理，但總是可以呈現一些真相，整個歷史變得較為清晰。這也是首度有關「自治聯軍」的描述。

第四，台灣自日據時期以來的反抗運動，有知識份子所代表的文化協會，以及農民階級所形成的農民組合，這二者本不相違背，只可惜歷來所留存文件，知識份子有文字寫作，留下較多記載，反而模樣最大的農民運動，留存的文字相當少。尤其是它的左翼色彩，更成為戒嚴時代的禁忌。現在重新整理，我們才真正看清台灣反抗運動的本質。而從簡吉的生命史，我們終於知道這一個反抗運動的潮流，不是結束於日據時代，而是白色恐怖。但農民組合與反抗運動所存活下來的「老同學」，在出獄後，只要生活還過得去，就一定年錢出力，或明或暗的贊助反對運動。這一點經歷過黨外時代的人都應該清楚。只是他們一直因為身份的敏感，隱身幕後，而不為外界所知。這是台灣反抗運動的一條血脈，源遠流長。

４

本書的寫作，起始於二○○四年遠流王榮文先生邀約，請我寫一篇報導簡明仁先生如何「尋找左派的爸爸」的故事。當時我還暗笑著：是不是因為他認為我是左派，所以特別找上我呢？原本因為報館工作忙於大選而想放棄，然而轉念一想，一九八四年寫碩士論文「日據時期台灣話劇運動研究」的時候，獨自一人在幽暗的圖書館的灰塵與故紙堆中，翻查「台灣民報」，當時研究台灣史仍有諸多禁忌，研究者還很少，那種寂寞與荒涼，難以言喻；而簡明仁先生卻是在這樣的環境裡，一紙一頁的尋找自己逝去的父親的行跡，那是何等孤單的一個孩子啊。我於是答應了。

原本以為只是寫一篇報導，幫上忙就好了。然而隨著把「台灣社會運動史」的各種線索慢慢整理，對簡吉與農民組合多一層了解，再加上國家檔案局新解密的資料配合，我對簡吉有了全新的認識。尤其是溫柔敦厚的簡明仁先生，並不多說什麼，只是要訪問簡吉生前故舊的時候，帶上我去採訪，簡吉生前的行跡與模樣，變得立體而鮮活起來。

最震撼的莫過於在屏東採訪張博雅的婆婆周甜梅女士的時候，她已經九十高齡，對簡吉的記憶片片斷斷，卻反覆的說著：「當年他從屏東鄉下的農民家裡回來，住在我們對面，明明累得要死了，卻還在拉著小提琴，我問他，你累得要死，為什麼不早點休息呀？他笑說：如果我不拉，才會死喔！」

簡吉，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內在精神，以及作為農民運動「職業革命家」的形象，在此時融合起來，成為一個完整的生命。從這個理解出發，簡吉為什麼會因為看見貧困的孩子無法上學而流淚，因為同情農民而投身農民運動，那內心的精魂，就更為清晰了。

「帶著小提琴的農民革命家」，這不僅讓我重新看見真實的簡吉，更因此了解那一個年代的反抗運動背後的精神。例如呂赫若，一個學聲樂與鋼琴的小說家，被譽為「台灣的魯迅」的這個「台灣第一才子」，卻在二二八之後，投身地下反抗運動，彈鋼琴的手，變成打電報，在山上打游擊，最後因暗夜被毒蛇所咬，無法治療而逝世於悄無人知的荒山。

那個年代的革命者的故事，隨著資料逐一翻開，而呈現出來。我原本只是因為捨不得簡吉的生命被埋藏於無人知的角落，而決定寫作一篇約五萬字的故事。然而，當我了解愈多，才發現這是台灣史上最欠缺的「左半部」，整個日據時期以降的左翼運動，因簡吉的生命和農民組合運動而串起來，成為一張稍具輪廓的綱絡。寫到後來，我才知道自己在做的，是「補課」：把台灣史所欠缺的這一課給補起來。於是台灣史，包括了二二八的發生與結束後的反抗運動，所有反抗與流亡的軌跡與脈絡，都因此變得清晰而可以了解。我深深感謝簡吉，他貫穿台灣反抗運動的生命史，讓我好好的「補」上這一課學分。

寫作過程中仍有諸多遺憾。許多資料已經佚失，一些早年參加農民組合的幹部大部份亡故，唯一留下的採訪史料，只有韓嘉玲所寫的「播種集」，其中有一些農組老先生的口述歷史，鮮活的呈現當年的情境，彌足珍貴。而二○○四年原本打算赴美採訪九十歲的簡娥老太太，可惜因故未能成行，不久她就病故了。歷史見證如同和時間賽跑，我卻失之交臂，遺憾之至！而曾採訪過的周甜梅老太太，則於兩年後故世。天可見憐，幸而，她曾留下小提琴的故事，讓我們看見簡吉的內心世界。

本書的寫作，要特別感謝簡明仁先生的協助，他不斷收集資料，每有採訪，隨時約我同行，國家檔案館每有新資料解密，立即轉給我，讓我有第一手的史料可用。葉顯光先生的細心收集資料與耐心協助，也是此書完成的助力。

台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陳明忠先生，則是協助我最多的人。他是一本活字典，一個生命的導師。他擔任二二八事件中謝雪紅所領導的二七部隊的突擊隊長，坐牢時因為他的勇敢與正直，讓許多日據時代的老前輩願意把生命歷程讓他知道，於是他了解許多至今外界仍無法了解的內幕。許多我深感困惑的曲折細節，組織脈絡，尤其是武裝反抗的部份，都因為他的解釋，而豁然開朗。例如：簡吉為什麼未流亡，為什麼許多日據時代的老台共未加入地下黨，為什麼二二八的歷史解釋是「國共內戰的延伸」，為什麼山地委員會有如此多的原住民參與等等，都因為他的深度解釋，而得到答案。甚至，台灣的民主運動，也與此有關。早年黨外時代，這些當年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人，無論事業成敗，只要可以奉獻力氣，都有錢出，有力出力，至今仍不改其志。農組的李天生先生，事業有成，照顧了許多出獄的同志安頓生活，就是一個典型。

還應該感謝許月里女士，她無懼的談出當年的故事；感謝林昭明先生，他談起當年簡吉如何「發現」他的驕傲與溫情，讓人看見簡吉帶一個原住民青年成長的苦心與愛心。這種精神典範，讓人深深感動。有許多好朋友，在這個過程裡，給了我各種幫忙，在此深深致謝。

本書的採訪與寫作，約莫花了兩年半的時光，後來因故去參與總統大選的助選，而離開了一年半。選舉結束，我知道該回來寫作了，於是重新整理簡吉傳記，找回自己所信念的文字工作，在簡吉的生命史之中，我彷彿才真正找回自己。

由於歷史資料的研判可能有所差異，農民組合的歷史縱深太長，採訪的對象與內容也有所侷限，本書在描述與分析上，如果有任何錯誤，應由作者承擔。如果有錯誤的地方，歡迎指正，下次一定加以訂正。

最後，我想引用智利詩人聶魯達的詩，把這一本書，獻給簡吉：

你教導我要熱誠對待不認識的人，
你給了我所有活著的人的力量。
你使我如同出生一般再次有了祖國，
你賜予了我孤獨者所沒有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