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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6/19 22:06:27瀏覽1414｜回應0｜推薦2 | |
文/吳忠吉 (台大經濟系教授) 2003年 因人口出生率降低，教育發展延宕年青人口的工作年齡，及早期初級勞力漸趨老化，台灣島內資源秉賦於1980年代，逐漸由早期勞力充沛與資本不足，逆轉為勞力不足與資本過剩。資本過剩使投資意願衰降，從而壓擠出龐大的外匯準備。過多的外匯，一方面使國內貨幣供給激增，再方面也使台幣升值。
過多的貨幣並未衝殺消費市場，帶動物價的上升，反而基於投資理財動機，大量湧進房地產，導致1987年與1988年房地產價位的飆漲；飆漲的房地產值又全額灌入企業的淨值，也同時帶動股市的狂飆。企業以飆漲後的房地產或股票向銀行融資，並用於大陸投資，轉投資或購併其他企業。 飆漲的房地產誘發營建業的盲目擴建，終因餘屋過多，房地產價位於1994年往下滑落。於是民間財富縮水，企業淨值下降，甚至呈現負值。而且因抵押品價值的下跌，銀行超貸，企業賴帳，使金融機構呆帳與逾放比率升高；企業資金周轉困難，債務纏身而歇業逃亡，百業景氣陷入蕭條。 ．大陸廉價勞力衝擊台灣 1980年代，中國大陸工業興起，加入國際競爭行列。以其超低廉的勞力優勢，打得諸多開發中國家出口貿易衰退。台灣也是深受其害的國家之一。大陸用之不盡的龐大廉價勞力，衝殺國際勞動市場的結果，使各國的初級勞力，由缺工逆轉為過剩，不僅工資下跌，而且失業擴大，社會所得分配惡化。同時也使得剛起步的工業化國家外資撤退，轉進中國大陸，以致經濟發展發生困難。 在與美日的貿易關係上，台灣廉價勞力的優勢不如大陸和東南亞；而在與大陸和東南亞的貿易關係上，台灣科技與管理的優勢又不及美國與日本。兩頭相對利益的萎縮，造成台灣自1980至1994年對外貿易依存度降低；直到1995年，台灣電子精密業取代傳統工業成為主要出口工業後，貿易依存度才又回升。 台商也趁台幣升值且趨穩定的1990年，開始往海外投資。往大陸投資多為製造產業，往大陸以外地區的投資則多以服務業為主。而且，1990年代以後，台灣海外投資金額，已超越僑外商來台投資的金額。此後台灣不再是國際資金的輸入國，反成為國際資金的輸出國。 ．服務業吸納失業人口 後工業化時期的台灣，消費比率開始回升，一般勞工家庭收入於1990年後足以打點食衣住行的支出，往後的消費層級朝育樂推進。再者，教育發展過程中，兩性教育機會漸趨均等，女性高等教育的投資，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使諸多家務工作逐漸市場化。儲蓄的累積，也促成家庭投資理財需求的增加。這也帶動台灣金融保險服務業的發展。農工業的萎縮與服務業的發展，台灣產業有由工業往服務業轉型的趨勢。 台灣貿易萎縮，轉往大陸投資，國內工業生產減少，製造業就業人口於1988年後開始減少，但減少的多為生產的初級勞力；基於投資管理與技術支援，對高級勞力需求反而增加。 當製造業裁減初級勞力之際，營建業適時的擴張，吸納了製造業可能失業的男性初級勞力，而同時服務業的發展，則適時地吸納了製造業可能失業的女性初級勞力。結果，台灣的失業率不僅未見升高，失業率反而由1985年的2.92％下降至1993年的1.45％。 ．人力結構調整速度緩慢 1994年房地產價值下跌，企業財務危機浮現，關廠歇業降低勞力需求，失業率開始上升至1995年的1.79％。服務業在1988年至1995年的發展，其受雇人員平均年增率為7.18％，但在社會有效需求不振的1996年至2002年的受雇人員平均年增率卻降為0.06％。至此，服務業已喪失吸納失業人口的功能。同時營造業就業人口於1996年開始減少，對就業市場的失業更是雪上加霜，使1996年失業率跳升為2.60％，並逐年攀升至2002年5.17％的新高點。 因國際競爭壓力，台灣產業結構調整迅速，人力結構調整相對顯得緩慢。工業部門整體就業比率下降，其用人結構是減少初級勞力需求，但卻增加高級勞力的需求。服務業就業人口比率雖相對增加，但卻多屬女性密集，與高級勞力密集的產業。 萎縮的農工業多屬男性密集與初級勞力密集的產業，而擴充的服務業則多為女性密集和高級勞力密集的產業，因此男性初級勞力轉業困難，且失業時間隨年齡的增長而提高，並隨學歷的上升而下降，使得中高齡，低學歷的男性勞工生活陷入困窘。 ．讓勞動條件更彈性化 由於技能提升不易，形成勞動流動的障礙，產生結構性的失業。在初級勞力消化困難，高級勞力培養費時的情況下，台灣的結構性失業便難有有效的政策可資紓解。唯有等待初級勞力凋零殆盡，高級勞力培養成軍，台灣才能擺脫低成長與高失業率的陰霾。 唯一能做的是修改勞工法令，鬆弛門檻，讓勞動市場的運作更趨靈活，或可稍解失業惡化的情勢。政府公共服務就業方案，或津貼中小企業雇用失業勞工，只是散財紓困，等錢用光了，一切都將回歸原點，而徒勞無功。這些一時的預算，只能當做生活補貼看待，不能視為解決失業的良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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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公共議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