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讀後心得－啟示與創見

一、新思維

（一）成本效益之思考

　　政府部門施政經費來源是立法機關通過的預算，而預算來源是人民的納稅錢。因此，它是一項有限的資源，既然是有限的資源，就有選擇的問題──決定施政方向以及要做那些事，惟問題不在於要選擇做什麼事，而在於要如何選擇。

　　吾人會從成本效益的觀點來思考──讓有限資源經由選擇以發揮綜效，以本書的治水議題為例，荷蘭每年投入一個GDP治水，且在2000年推動新的治水策略「還地於河」──把堤防後退250公尺，形成一段長7公里，寬250公尺的洪水氾濫區，付出很大的成本，但這項成本卻是用來保障四百萬人的身家財產及荷蘭的六成經濟命脈之效益。這項政策，雖然成本龐大，但與洪水所帶來的損失（包含善後工作）成本相比，前者的成本遠遠小於後者，且帶來很大的效益。

　　又如荷蘭阿姆斯特丹及英國倫敦的自行車政策，政府經由政策引導，營造讓開車族不方便，對單車族友善的環境，提升都市自行車使用率，不僅讓城市環保減碳，也減少汽油的使用；其次，單車使用率提升也讓市民的健康提升，進而減少醫療成本的支出；再者，市區單車增加，不僅消除「汽車代表身分」的階級隔閡，也帶來禮讓的精神，進一步為城市帶來尊重與和諧。

　　上述治水與單車兩項議題，投入成本有實際數據，但所帶來的效益，有的可以量化統計，有的卻是無形的效益。因此，吾人在政策選擇上，對於成本效益的思考，除了有形層面的數據考量之外，也要兼顧無形層面的成本或效益所帶來的影響，讓有限的資源發揮綜效。

（二）民主參與與行政效率之平衡

　　政府部門政策的制定與推動涉及利害關係人是否應該參與，以及行政部門的專業與效率之問題。

　　在現代民主社會中，民眾參與政府的決策制定是常態，因為屆時政策的執行將直接影響受政策規範的民眾，故經由參與來吸納多元意見，再由專業的行政部門規劃出妥適的方案，雖然在政策規劃過程耗時，但對於未來的政策執行上，將更順暢，且更具彈性。

　　以本書東京車站週邊的都更為例，政府不僅邀請專家學者，更讓地主參與討論，大家表達不同意見，最後集思廣益，討論出未來的心中城市。都更過程雖然漫長，但經由公私部門共同的努力，已讓東京車站週邊呈現新舊融合的都市新風貌。

（三）企業型政府之治理

　　David Osborne ＆ Ted Gaebler的《新政府運動》[1]提出政府再造的新典範「企業型政府」及其十大原則，其中，第一項原則導航式的政府（政府不必大有為），即在說明政府的職能應區分為導航與操槳，亦即將決策管理與執行服務分開。政府專注於政策制定、建立制度、規則的公平運作及監督提供服務者，並評估其績效；服務則讓最有效率的執行者（提供服務者）發揮每一塊錢的最大效用。

　　例如1979年英國[2]柴契爾夫人主政之後，積極推動公部門的民營化政策，大力減少政府在服務面向的操槳。再者，更於1988年發表「強化政府管理：續階計畫」，將政府功能分為「決策」與「執行」，前者為政府的核心功能，負責決策，向議會負責；後者專注於執行服務的功能，且兩者之間保持一定的自由與自主權。

　　又如本書荷蘭社會住宅、英國倫敦單車政策及日本東京車站週邊都更等議題，也都是企業型政府的適例，讓吾人看到政府負責社會住宅、自行車及都更之政策制定與相關之立法配套，而由非營利組織或私部門執行該項政策或計畫，並獲得豐碩的成果。

（四）未雨綢繆──政府存在目的之再思考

　　傳統上，認為政府存在的目的有：保護民眾生命財產與權利、確保民生資源供給無虞、照顧無依民眾、促進經濟穩定均衡成長、提升生活品質與個人成就機會、保護自然環境及獎勵科學技術發展[3]。現在，吾人對於政府存在的目的進一步要求：未雨綢繆。亦即要求政府做好危機管理[4]，希冀政府能在爆發前遏阻危機之發生，若不及阻止，也能於危機爆發時，立即處理，並於危機解除後，儘速復原並將危機處理過程儲存與傳承，以做為危機管理知識的一環。

　　以本書日本城市防災議題為例，防災訓練從小學做起，讓防災概念深入生活中，當擁擠的城市有災難發生時，就能減少生命、財產的損失，提升政府救災效能。

　　又如瑞典馬摩爾市立圖書館的真人書借閱，經由出借偏見，直接與該議題熟悉的人溝通，雙方從對話中化解歧視、偏見與無知的恐懼所可能帶來的暴力，進而消弭社會潛藏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