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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2/10 01:54:40瀏覽2540|回應4|推薦70 | |
李安或許太眷戀張愛玲的文字魅力 起碼,我感覺李安把這部電影托大了,以致在電影裡頭找不着歷史場景的縱深與感動,只有愛玲與胡蘭成的幾段似有若無的愛戀記憶與深閨眷想. 當然,您也可以說,原創是原創,史實歸史實,無需將兩者烙下印記. 記得多年前台灣有位愛玲迷的小姐 張愛玲與王禎和與王的母親合影於花蓮金茂照相館 「延伸閱讀-- 詩人陳黎筆下的 "張愛玲與我"」 張愛玲和我有什麼關係?當然沒有。 但當這位七十五歲,特立獨行,在作品中酷戀月色的女作家,孤寂地陳屍美國寓所的消息在中秋夜傳回島上,並且引發一波又一波讀者與作者切身的哀悼與追憶後,我不禁再一次問自己:「大家都跟張愛玲有關係,你獨獨和張愛玲沒有關係嗎?」我用力思索了好幾分鐘,找來她寫或寫她的一切書籍,苦讀、重讀、快讀了兩日夜,然後,總算不再怕人會笑我落伍地告訴自己:「張愛玲當然和我有關係!」 張愛玲和我有什麼關係?我,一個在台灣寫詩的人。張愛玲是和一個在台灣寫過詩的人有過一點關係。在散文集《流言》裡的一篇〈詩與胡說〉張愛玲寫說,她第一次看見路易士的一首詩〈散步的魚〉,頗覺其做作,後來讀了他的〈傍晚的家〉,覺得非常滿意,因之「不但〈散步的魚〉可以原諒,就連這人一切幼稚惡劣的做作也應當被容忍了……」路易士就是五、六十年代在台灣詩壇領一時風騷的紀弦。我自然不是紀弦。 張愛玲和我有什麼關係?有的。張愛玲出生、成長於上海市街,我也是從小就生活在上海街上,只不過我的是花蓮市的「上海街」。上海市街和上海街有什麼差別,我因為沒有到過上海,就不得而知了。張愛玲倒是來過花蓮,並且,我相信,看過我的上海街。一九六一年,四十一歲的張愛玲來台灣訪問,隨她所欣賞的年輕小說家王禎和到花蓮一遊。那幾天,張愛玲就住在王禎和中山路家裡。照片為憑,在我負責編務,今年春天剛出版的洄瀾本土叢書 (4)《觀光花蓮》裡,有一張張愛玲和王禎和和王禎和母親在他家附近金茂照相館合照的照片,上寫「張愛玲小姐留花紀念 50.10.15 」。這是我見過最美麗的張愛玲的照片,也是張愛玲和台灣土地發生關係的唯一印證。民國五十年,我七歲,雙十節過後幾天,小學二年級的我和父母親看完電影,從天山戲院右轉中山路,我彷彿看到一位高瘦時髦的女子,從東部書局隔壁樓上走下。天山戲院,東部書局,中山路……這些都是王禎和小說裡最常出現的場景。但我不知道,高中畢業那年,我經常跑去看書並且找他們女兒聊天的這家書局,門前曾經留過一位要被萬人迷、萬人窺的女作家的鞋印。高中畢業那年夏天,我在王禎和受到張愛玲青睞的處女作〈鬼‧北風‧人〉中寫到的「滿佈密密叢叢的掀天大樹」的花崗山上的書展裡,買到香港今日世界社出版,林以亮編選的《美國詩選》 (林以亮就是張愛玲遺囑裡委託他處理遺稿的宋淇!) 。詩選的最前面是張愛玲翻譯、評介的愛默森與梭羅的詩選。這些,和今日世界社另一本《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裡新批評大師羅勃‧潘‧華倫所著,張愛玲譯的一篇海明威論,是我最早接觸到的張愛玲筆下的產物。它們是相當明晰、潔淨的文字,頗不同於上大學後在台北買到的文字濃豔、淒美的張愛玲短篇小說集。也許因為這種「參差的對照」,我很難把張愛玲二、三十歲寫的小說和散文當作「全部」。也許因為這樣,我從來不是一個「標準的」張迷。 張愛玲留花期間,曾在王禎和四舅安排下,到「大觀園」逛了一下。大觀園,王禎和說是「甲級妓女戶」,但大觀園其實是酒家,就在我家後面南京街與仁愛街轉角,距我家不到二十公尺。小學五、六年級到老師家補習完後,經過大觀園,總要和同學爬到門口樹上,窺探彩色玻璃窗內酒客與酒孃飲酒作樂之景。我家周邊的幾條街風月場所林立,「大三元」、「高賓閣」、「夜都會」、「滿春園」…… 耀眼的招牌在華燈中互相輝映。我每晚看著盛妝的女子從我家門前走去上班,在深夜帶著醉意和客人在我家門前的媽祖廟口吃宵夜、唱歌、打香腸,隔天又看到卸妝的她們來廟裡拜拜,或者出來洗頭、聊天。這是一種真正的「參差的對照」。她們進出舞台,上班像演戲,下班卸妝,回到更大的生活。這樣的上海街,和張愛玲筆下耽溺、沈淪的上海「海上花」世界是頗不相同的。我常常覺得張愛玲小說中的人物生活太「戲劇化」,使用的話漂亮得像是小說對白,戲劇台詞。從中山路到仁愛街,張愛玲一定會經過陳克華住的南京街。呱呱落地不到半個月的陳克華 (陳克華十月四日生——我十月三日,王禎和十月一日) 當時家在南京街橋頭,剪落臍帶不久的他在張愛玲路過時也許正注視著自己的肚臍。不知是不是這個緣故,長大後的陳克華文字中時見張愛玲的影子。 要不是因為作家雷驤為了拍攝張愛玲的紀錄片來到花蓮,我和張愛玲的關係可能就到此為止。一九九四年六月,雷驤的中國「作家身影」攝影隊來花蓮重尋張愛玲的身影。那一晚,深夜,我替他打了個電話,找了一個跟張愛玲一樣身材瘦長、跟王禎和一樣台大外文系畢業的我的學生在第二天扮演張愛玲。但在那之前我打了一個宿命的電話。這神秘、宿命的電話改寫了我一生裡某些重要的事情。這是張愛玲和我之間真正有過節的地方。這年暑假,我完成了一本《詠嘆調》,並且臨時起意寫了一首詩參加那年的時報文學獎。文學獎揭曉那天(十月二日),我在報上看到得到新詩首獎的自己的照片,報紙中央則是張愛玲的照片。她以《對照記》得到終身成就獎。這又是一次宿命的、歧義的「參差的對照」。 我和張愛玲一樣,沒有出席那一年的頒獎典禮。我在得獎感言裡寫說:「我只是要告訴自己——也告訴她們——我有充分的耐性等待某些事物。」她們應該╱當然不是張愛玲們,雖然張愛玲晚年真的很有耐性——有耐性到收到最親近的朋友的信好幾年後,才打開來看(甚或依然不看!)。張愛玲早在她所嫁的第一個男人別他而去時,就已經很有耐性了。她告訴他:「我已經不喜歡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歡我了的。這次的決心,我是經過一年半的長時間考慮的……你不要來尋我。即或寫信來,我亦是不看的了。」半世紀前的這段話我一直到幾天前才在《今生今世》這本書裡看到。夠有耐性的了。難怪《詠嘆調》前引莎士比亞的詩說:「只要人們能呼吸,眼睛能看東西,╱這詩將長存,並且賜給你生命。」張愛玲的戀人,因張愛玲的文字,而美名,或者惡名,長存。 至於當晚我打電話給誰,以及那個人和張愛玲有何關係,為了媲美張愛玲的耐性,我想把答案寫在明信片上,寄給時間。至於時間什麼時候會收到我的信,或者它要不要翻讀我的信,就不是我,或者張愛玲,所能過問的了。
下圖 / 作家 雷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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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隨筆|心情日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