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再別康橋》賞析

 再別康橋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裡的豔影，
    　在我的心頭蕩漾。

    軟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河的柔波裡，
    　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那樹蔭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間，
    　沉澱著彩虹似的夢。

    尋夢？撐一支長篙，
    　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
    　在星輝斑斕裡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夏蟲也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十一月六日    　　

注：寫於1928年11月6日，初載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號，署名徐志摩。
 
康橋，即英國著名的劍橋大學所在地。1920年10月—1922年8月，詩人曾遊學於此。
康橋時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轉折點。詩人在《猛虎集·序文》中曾經自陳道：在24歲以前，他對於詩的興味遠不如對於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正是康河的水，開啟了詩人的性靈，喚醒了久蜇在他心中的詩人的天命。因此他後來曾滿懷深情地說：“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吸煙與文化》）

1928年，詩人故地重遊。11月6日，在歸途的南中國海上，他吟成了這首傳世之作。
這首詩最初刊登在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號上，後收入《猛虎集》。可以說，“康橋情結”貫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詩文中；而《再別康橋》無疑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
   
第1節寫久違的學子作別母校時的萬千離愁。連用三個“輕輕的”，使我們仿佛感受
到詩人踮著足尖，象一股清風一樣來了，又悄無聲息地蕩去；而那至深的情絲，竟在招手之間，幻成了“西天的雲彩。”第2節至第6節，描寫詩人在康河裡泛舟尋夢。披著夕照的金柳，軟泥上的青荇，樹蔭下的水潭，一一映入眼底。兩個暗喻用得頗為精到：第一個將“河畔的金柳”大膽地想象為“夕陽中的新娘”，使無生命的景語，化作有生命的活物，溫潤可人；第二個是將清澈的潭水疑作“天上虹”，被浮藻揉碎之後，竟變了“彩虹似的夢”。正是在意亂情迷之間，詩人如莊周夢蝶，物我兩志，直覺得“波光裡的豔影／在我的心頭蕩漾”，並甘心在康河的柔波裡，做一條招搖的水草。這種主客觀合一的佳構既是妙手偶得，也是千錘百煉之功；第5、6節，詩人翻出了一層新的意境。借用“夢／尋夢”，“滿載一船星輝，／在星輝斑斕裡放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夏蟲也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橋”四個疊句，將全詩推向高潮，正如康河之水，一波三折！而他在青草更青處，星輝斑斕裡跣足放歌的狂態終未成就，此時的沉默而無言，又勝過多少情語啊！最後一節以三個“悄悄的”與首闕回環對應。瀟灑地來，又瀟灑地走。揮一揮衣袖，抖落的是什麼？已毋須贅言。既然在康橋涅槃過一次，又何必帶走一片雲彩呢？全詩一氣呵成，蕩氣回腸，是對徐志摩“詩化人生”的最好的描述。胡適嘗言：“他的人生觀真是一種‘單純信仰’，這裡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的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裡，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的一生的歴史，只是他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現的歴史。”（《追悼徐志摩》）果真如此，那麼詩人在康河邊的徘徊，不正是這種追尋的一個縮影嗎？
   
徐志摩是主張藝術的詩的。他深崇聞一多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的詩學主張，而
尤重音樂美。他甚至說：“……明白了詩的生命是在它的內在的音節（Internal　
rhythm）的道理，我們才能領會到詩的真的趣味；不論思想怎樣高尚，情緒怎樣熱烈，
你得拿來澈底的‘音樂化’（那就是詩化），才能取得詩的認識，……”（《詩刊放假》）。反觀這首《再別康橋》：全詩共七節，每節四行，每行兩頓或三頓，不拘一格而又法度嚴謹，韻式上嚴守二、四押韻，抑揚頓挫，朗朗上口。這優美的節奏象漣漪般蕩漾開來，既是虔誠的學子尋夢的跫音，又契合著詩人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種獨特的審美快感。七節詩錯落有致地排列，韻律在其中徐行緩步地鋪展，頗有些“長袍白面，郊寒島瘦”的詩人氣度。可以說，正體現了徐志摩的詩美主張。
                                                    
                                                  　　　　　　　　　　　  （王川）

 
 　　　　　　　　　　亦幻亦真，似幻還真
     　　　　　　　　　　　　　　　　——徐志摩的《再別康橋》
 
　　　　　　　　　　　　　　唐曉渡
 
    
康橋（Cambridge），又譯“劍橋”，是英格蘭的一座城市。著名的劍橋大學就座落在這裡。1921年，詩人出於對哲學大師羅素的仰慕，放棄了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轉道來此。原想做羅素的弟子，不果；遂經人推薦，在劍橋大學旁聽一年。1922年回國，曾寫有《再會吧康橋》一詩，收入1925年初版的《志摩的詩》集中。1928年《志摩的詩》再版，原來收錄的18首被他刪得只剩下《沙揚娜拉》一首，被刪去的自然也包括《再會吧康橋》在內。《再別康橋》是他1928年第二次旅歐歸途中寫的（原詩詳見本刊第48頁）。他這次旅歐是否又去過康橋不得而知。從詩題“再別”和詩中“尋夢”一問看，似乎是去過；但“再別”和“尋夢”的方式有多種：可經由故地重遊，亦可經由追憶。作為讀者，倒是寧願他沒有再去過；在追憶中“尋夢”較之實地“尋夢”總要多一層夢幻色彩；而本已告別過一次康橋，又在追憶中“再別”一次，不是顯得更有詩意嗎？遺憾的是手頭沒有初版《志摩的詩》，否則將《再會吧康橋》和《再別康橋》兩相對照，會是很有趣的。
 
徐志摩在新詩史上是一個頗多爭議的人物。胡適曾為他概括出“愛”、“自由”和“美”的“單純信仰”；卞之琳先生認為這“不免從空到空”，理由是“他的思想，雜是有名的，變也是顯著的，他師事過梁啟超，求教過羅素，景仰過列寧，佩服過羅蘭，結識過泰戈爾，等等，他搬弄過柏拉圖、盧梭、尼采等等，雜而又雜，變來變去，都不足為奇”（《〈徐志摩詩選〉序》。這或許從一方面解釋了他何以會引起那麼多爭議的原因。另一方面，無論他如何“雜而又雜，變來變去”，“他的詩思、詩藝幾乎沒有越出19世紀英國浪漫派雷池一步”（同上），大概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從詩歌美學的角度看，可以說是萬變不離其宗。而如果“自由”和“美”確實是浪漫主義詩學的兩個核心範疇的話，胡適的概括應該說還是不無道理的。
 
這就為解讀《再別康橋》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英國浪漫主義對自由和美的追求集中體現為對自然的強烈而真摯的愛（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讀勃蘭克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5卷有關章節）；而在徐志摩的筆下，人工的，或者說人文薈萃的康橋首先被自然化了。它不再是那個曾經使他的“生命受了一種偉大力量的震撼，什麼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頭間散作繽紛的花雨”的康橋，而化成了一個金柳在波光裡搖曳的康橋，一個“沉澱著彩虹似的夢”的康橋，一個煥發著神奇的自然魅力的康橋。所有這些意象在現實中都和康橋所傍的康（劍）河有關，但詩人從眾多可能的意象中獨標出這些自然意象以作為康橋的表征，卻不可能不深藏著一種獨特的美學旨趣。
 
詩的第一節前三行連用了三個“輕輕的”。按照一種非常糟糕的解讀法，這是因為詩人在康橋只度過了一年，時間很短，還是個陌生人，誰都不認識，離別時也不曾驚動了誰。這位解讀者似乎忘記了，詩人在哥倫比亞大學所呆的時間比在康橋也刹那長不了多少，那麼為什麼產生出類似的感情，甚至沒有在他的創作中留下一點痕跡呢？進一步說，假如詩人使用如此強化的筆法，只是為了交代或突出這麼一個簡單的事實的話，那麼他也太不懂得珍惜筆墨了。
 
撇開詩人當初去康橋的動機遺痕不論，這三個“輕輕的”也足以表達了某種近乎聖潔的心情，且帶有顯明的夢幻感。他不是在告別地理上的康橋，而是在告別他理想中的一方淨土！二、三兩節的意象（“金柳”、“新娘”、“豔影”、“青荇”、“招搖|”、“柔波”）基本上都是女性的；所表現的感受（“蕩漾”、“甘做一條水草”）也都是女性所激發的感受；如果說在徐志摩的大部分詩作中都或明或暗地閃動著一個女性的倩影的話，那麼，這裡濃烈的女性意味卻不同於《沙揚娜拉》中那種刻骨的溫柔，又不同於《雪花的快樂》中那種依戀的銷魂，更不同於《別擰我，疼》中那種肉麻的兒女私情；她要廣闊、深厚和神聖得多！一方面，她和浪漫主義把女性作為自然的集中象征予以禮贊、膜拜的普遍傾向相一致，另一方面，又以康橋的人文特色為背景，通過蕩人魂魄的彼此交融、涵詠（在第二節中，是“波光裡的豔影/在我的心頭蕩漾”，第三節則倒過來，“在康橋的柔波裡，/我甘做一條水草”），暗示出她對於詩人生命的爆發、人格的形成曾經起過的催生作用，及其在他精神生活中不可替代，甚至至高無上的地位。
 
然而這卻是詩人正在“作別”（再別）的！這一行為因此而具有了遠遠超出特定事件自身的意義。第一節末句使用了“西天的雲彩”這一美麗而空幻的借喻。說這是在借用“雲彩”的來去無痕、了無牽掛來反襯詩人此刻難言的依戀和惆悵，固然不無道理，但恐怕也是只及其一，不及其二。從末節以“悄悄”呼應開頭的“輕輕”，以造成整體上回環的效果，以及“不帶走一片雲彩”句看，詩人的心境比通常想象的要寧靜平和得多；即使說到依戀和惆悵，也不宜過於就事論事。這背後有許多未經道出的東西，需以互文的眼光與1922年首別康橋歸國後寫的那些詩參看。卞之琳先生不無諷刺地指出：“回國的他的理想主義，（還是主義！），所謂要詩化生活，在現實面前當然會碰壁。碰壁是好事，他的深度近視眼裡也沒有能避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人間疾苦”。因此，在他的“輕輕的”來去中，實有著被隱去的沉重和苦悶；表面的寧靜平和之下，是某中巨大的心理反差：他越是試圖把康橋詩化成一塊淨土，就越是意識到現實的渾濁卑汙；反過來，他越是體驗過現實的渾濁卑汙，這曾經寄寓過詩人理想的康橋就越是顯得春節無瑕，像詩一樣遙不可及。不僅是第一節的“西天的雲彩”，第二節那“夕陽”中的“波光”、第三節那“在水底招搖”的“青荇”，也都帶著某種亦真亦幻、似真還幻的空迷色彩。及至第四節，詩人對這一點的表現更是到了不顧常理的程度。他斷然否定“那榆蔭下的一潭”“不是清泉”，而“是天上虹”，是“揉碎在浮藻間/沉澱著彩虹似的夢”，他所“告別”的究竟是現實中的康橋，還是夢幻中的康橋，已經再清楚不過了。
 
還應注意到第一節中一處小小的悖謬。通常作別的姿態是揮手，但詩人卻說“我輕輕的招手”。這種錯亂只可能在兩種情況下發生：一是在幼兒身上，一是在夢中。詩人的用意是否兼而有之？（在精神上，康橋或可視為他暗暗認可的父母之邦？）至少這是他故意留下的一處可供品味的含混：循著這種失態，聰明的讀者能從表面的清純中還原出背後的混亂。
 
第五節中突然出現了“尋夢”的短促一問，這是瞬間清醒的詩人對一直沉浸在夢幻中的另一個自己發出的詰難。它像淩空突降的猛烈一擊，把漣漪蕩漾的夢幻水面打出了一個沉坑，使我們在一瞥中看見了水底的堅硬現實。這個水坑隨即合攏。遭到詰難的夢中之人不但不願醒悟，反而更趨沉迷，要“撐一支長篙”，“向青草更青處漫溯”。“漫溯”一詞很有意味。“漫”者，無目的也；“溯”者，逆流而行也；夢中人執著於夢，是企望在某種出神狀態中抵達遙遠的過去（這使我們更有理由相信該詩是一首追憶之作）；而這種抵達的企望，恰恰和詩中表現的“作別”場景構成了某種與所說的心理反差相呼應的矛盾反諷。那似乎是錯亂的“輕輕的招手”也因此顯得合情合理——“我”其實是在和那明知已逝向遙遠，卻又滿心想挽留，甚至截獲的過去（夢）打招呼呢！以下“滿載一船星輝/在星輝斑斕裡放歌”更是一廂情願的夢中夢、幻中幻了。從詩藝的角度考慮，這虛幻的凱旋場景正是詩人刻意制造的情感上的“假高潮”。欲抑先揚，臻於顛峰才能摔得平實。實際上，經過了“尋夢”的一問，誰都明白，這“星輝斑斕裡”的“放歌”是唱不出，也不可能唱出的了。
 
“星輝”的意象在這裡具有雙重的指向。一方面它承繼了夢境，並把它接引到更加縱深的所在；另一方面它使開頭絢爛的黃昏場景暗轉到黑夜，在微溫的柔情中滲進了絲絲冷峻的寒意。待到第六節詩人明言“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別離的笙簫”時，那種虛幻的破滅感已經沛然而出了。“笙簫”所引發的悲苦、傷感和無可奈何透露了詩人一直試圖遮掩，甚至著意回避的真實心緒，從而把“今晚的康橋”化為一片沉默。夢到此刻，不醒也得醒了——無論是真實的康橋，還是詩化的康橋，無論是把它象征為自然，還是把它象征為夢境，所有這些都與詩人的現實沒有太大的關系，都被歸結到必須“作別”這一嚴酷的事實上來。現在他真的要走了，而且走得如此徹底：“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整個兒一副仙風道骨的模樣！但誰能說得清，在這一閃即逝的衣袖揮動過後，留下的究竟是真正的飄逸灑脫，還是根本上的絕望無奈呢？詩人盡管“在詩思、詩藝上沒有越出19世紀英國浪漫派的雷池一步”，但他畢竟不是一個19世紀的英國浪漫派詩人。他畢竟要回到20世紀20年代末的中國。
 
徐志摩的創作在語言上對新詩的貢獻，這首詩是一個典範。前人已多有解說，此處不贅。值得一提的是這首詩在建行上的考慮。其時經過了1926年北京《晨報》對詩的形式問題的討論。尤其是看到了聞一多謹嚴的新詩格律實驗，詩人已經“憬悟”到“自己的野性”，並深受影響，更加致力於創作中的形式因素。這種影響多屬“消極的”似不客觀，恰恰相反，他原先的“野性”倒是在“鐐銬”的束縛下被逼出了某種“靈性”。同樣追求“建築美”，聞一多所提倡的不免機械呆板，而徐志摩則運用得比較靈活。《再別康橋》的建行兩行間以二字之距參差開來，就有著視覺上造成某種和詩的語境相一致的趑趄徘徊的意味。而類似的考慮在其他也注重“建築美”的詩人那裡是很少見到的。
 
 （選自唐曉渡《中外現代詩名篇細讀》，重慶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