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50——1979年，是徐志摩研究的第二個歷史時期。由於時值左傾文藝路線大肆施虐，政治標準壟斷了一切學術研究領域，因此本階段的徐志摩研究基本處於停滯和中斷狀態。偶而有散見的評論文章，也大多是政治大批判加全盤而徹底的否定，已脫離了文藝批評和學術研究的正軌。

　　這一時期中立論公允頗有學術價值的研究文章，當屬陳夢家發表於1957年《詩刊》上的《談談徐志摩的詩》。在當時的政治標準和社會學批評尺度允許的範圍內，陳文在具體分析了一批徐詩代表作的基礎上，較充分地發掘和肯定了其積極的思想意義和優美的藝術形式之價值。指出：徐詩表現了對於個性自由的熱烈追求和對舊社會黑暗、冷酷、頑固、內戰的詛咒，以及對勞動人民的人道主義同情，具有愛國的進步的思想意義；徐詩創造了清新活潑而又精練純美的形式，為新詩發展提供了成功的經驗，陳文還注意到了19世紀英美詩對徐的影響，認為在形式上徐詩很像英文詩，詩風與哈代、白雷客等人頗為相似。但在用詞和語法結構上，卻得益於舊詩文和豐富而有音樂性的中國口語。這種在中外文化交融的視野中發掘和肯定徐的詩藝獨創性的研究思路，無疑提出了一個具有創意的跨文化宏觀研究課題，可惜的是，這一課題因陳文立即受到反駁與批判而被打入冷宮，一直到新時期才獲得重視。

　　同年11月，巴人在《詩刊》撰文《也談徐志摩的詩》，反駁批判了陳文。與陳文發掘徐詩的積極意義針鋒相對，巴文認為，“徐志摩是那樣一種詩人：自我以外沒有世界，生活的天地是很小的。因之，人也就像動物似的，性愛成為他惟一的靈感的泉源，這是談不到什麼個性解放的。”徐詩“表現的人道主義是虛偽的，不真實的，是脫離不了他那資產階級的舍施觀點的”，巴文挑出徐詩《西窗》中的一節進行分析，給徐扣上了一頂“痛恨無產階級文學”、“痛恨那時提倡無產階級文學的革命者”的政治帽子，並批評陳夢家是想把徐志摩裝扮為一個革命詩人，但這心機是落空的；巴文還按照“內容決定形式”的公式，全盤否定了徐詩的藝術形式。他例舉一些像“一發的青山”，“我開口唱，悠揚裡有你”的詩句，嘲諷徐詩中常見這樣不合語法的句子，讓人讀後莫名其妙。並斷言像《殘詩》一類的詩，只不過是毫無意義的“文字遊戲”。

　　1963年，吳宏聰刊發於《中山大學學報》的《資產階級詩歌的墮落——評徐志摩的詩》一文，以更加偏左的政治尺度把巴人的觀點推向了極致。其惟階級的立場，上綱上線大加撻伐的力度和言辭的尖刻都是前所未見的。吳認為，徐的抒情詩，以“靈巧和絢爛的詞藻，裝飾著有產者蒼白而空虛的精神世界”；愛情詩更多是輕佻放蕩的癡情話，“充滿著一種純粹屬於紈ｋù＠③子弟尋歡作樂的迷醉，充滿著有閑階級的青春的戲謔。調子是柔和的，輕盈的，也是淫靡的”；徐的同情勞動人民的詩作，則“除了使人感到資產階級的偽善之外，還使人看到令人噁心的紳士們的獰笑”，那首《一小幅窮樂圖》是他對於揀破爛的窮人子女最可恥的揶揄；吳文還依據《秋蟲》、《西窗》二首詩，剖析了徐對十月革命對無產階級文學的惡毒攻擊，把徐判為反動墮落的文人。

　　文學史家們所持的立場也是政治批判而非學術研究的。劉綬松在《中國新文學史初稿》（1956年出版）中專辟一節《兩股逆流——“新月派”和“現代派”的詩》，以又高又左的政治調門批判徐詩思想內容空虛貧弱頹廢，在完美的格律形式中包藏著麻醉和消蝕青年們的戰鬥意志、要人們做統治階級的馴服奴隸的“深毒的花朵”，並得出結論說這便是徐和新月社詩人們提倡新格律詩的真正原因。唐ｔāｏ＠④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79年出版），把徐的詩歌創作發展軌跡概括為由懼怕革命到污蔑革命、辱罵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美化黑暗現實、歌頌空虛和死亡，而進行了批判否定。

　　較之第一時期，本時期徐志摩研究幾乎沒有真正的學術收穫，簡單粗暴的階級分析和政治批判，成為惟一的評判尺度，對徐志摩從人到詩進行了徹底否定，徐的作品也成為禁書，完全背離了實事求是的精神，把真實的文學現象塗染得面目全非，造成了一個可怕的學術研究大倒退。

三

　　1980——1995年是徐志摩研究的第三個歷史時期。跨過漫長的停滯和文革的空白後，在新時期文學藝術自我意識覺醒的背景下，徐志摩研究重新啟動，並獲得令人振奮的長足發展。多種開放的新觀念新方法的引進，帶來了新視角和新發現。不僅研究成果數量大大增多，超過前兩期的總和（僅各種版本的徐志摩評傳和徐志摩研究專著就有數十種）；而且研究範圍也大大拓展，廣泛涉獵徐的各種體裁創作、各階段的創作、作家的生活道路、創作道路、文藝思想、藝術形式、審美個性、文學史地位等領域；填補了許多研究空白；更讓人欣喜的是，本時期整體學術水準大大提高，已具有相當的理論深度。

　　首先為徐志摩詩作翻案正名的文章是卞之琳的《徐志摩詩重讀志感》。卞文認為，徐詩思想感情貫穿著三條主線：愛祖國、反封建、講人道。不應該僅憑《秋蟲》、《西窗》極個別的詩作，否定徐詩的積極思想意義，而且《秋蟲》中“思想被主義姦污得苦”一句，聯繫詩的上下文來看，也不能說是針對馬克思主義，卞文還從新詩歷史發展的意義上，肯定了徐詩的價值和地位：“《女神》是中國詩史上真正打開一個新局面的，在稍後出版的《志摩的詩》接著鞏固了新陣地。”卞文所提出的大膽而鮮明的見解，帶有撥亂反正還徐詩一個公正文學地位之意，在當時不免被人認為有些矯枉過正。

　　繼後，陸耀東在《評徐志摩的詩》（注：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2期。）一文中， 也較充分地肯定了徐詩的愛國主義思想傾向和張揚個性自由、歌頌追求純真美好愛情所具有的反封建積極意義，以及對黑暗社會現實不滿，同情下層勞動人民的人道主義情懷。陸文還分析評價了徐詩藝術形式的審美價值，認為徐詩具有構思巧、意境新、語言生動活潑、富有音樂美等多種優長，值得人們學習借鑒。由於陸的這些見解是建立在對徐詩大批代表性作品的具體分析基礎之上的，因而頗具說服力。

　　1980年7月，中國現代文學首屆年會在包頭召開， 根據丁爾綱對這次學術討論會的綜合報導（注：載《文學評論》1980年第6期。）， 如何評價徐志摩其人其詩的問題是其主要議題之一。三種不同意見構成了激烈爭論。一種意見認為：徐志摩是個大詩人，“五四”以後的20年代，中國新詩壇上兩顆最亮的大星，一個是郭沫若，再一個就是徐志摩。他反映社會內容的詩具有反帝反封建反北洋軍閥和同情勞動人民的鮮明傾向；他的愛情詩反映了對純潔美好愛情的渴望與追求；他的詩藝術成就很高，有的詩博大、粗獷、沉鬱，有急速的變化和生命活力感；有的詩空靈曼妙，在藝術上已達近於神奇的完美。這樣一位詩人竟被政治煙雲遮蓋達半個世紀是極不公正的。另一種意見則針鋒相對，認為徐詩具有反動傾向，基本上是宣傳西歐資產階級的政治信仰，是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道路不相容的，這突出地反映在他通過詩歌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克思主義上；他的情詩是其私生活的寫照，美化了自己的靡亂生活，情調是很不健康的。有些詩充滿了黃色的色情描寫，實屬肉麻下流；徐詩較之胡適的詩有更惡毒更迷人的地方，惡毒在於其思想，迷人在於其藝術。第三種意見較為折衷，認為徐詩體現了中國民主革命階段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特徵，雖然一定程度地表現了愛國的反封建的思想傾向，表現了對黑暗社會的不滿與抗爭，但這反抗是微弱無力的，其出發點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徐詩中那些消極感傷的吟詠則浸透了“世紀末”情緒，給當時青年造成了消極有害的影響。這三種意見儘管相持不下，遠未達到一種共識，但卻已表明，左傾文藝路線壟斷下的惟階級分析政治分析代替藝術分析的惡性循環已經中斷，學術研究各抒己見的群言堂局面已然形成。由此，徐志摩研究在復蘇中跨入了新階段。

　　在本時期徐志摩研究不斷走向開拓和深入的過程中，有好些原來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隨著文學觀念的更新和研究框架的調整，逐漸正本清源尋獲了客觀公正的學術評價。

　　關於徐詩是否具有愛國主義和反封建的積極思想意義，本時期的評論文章基本都是持肯定態度的。張學植、蘇振鷺認為：徐志摩是一個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他的詩“和當時正在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合拍，激蕩著抗擊黑暗的戰鬥激情”，“詩人對於黑暗現實的否定和詛咒又往往是和對於理想的嚮往與追求互相交融的”，具有鮮明而積極的反封建思想意義，那些謳歌美好愛情的詩篇，寫得優美健康，富有審美價值。但自《猛虎集》始，徐詩流露出逐漸濃厚的消極頹廢情緒，甚至謳歌虛無嚮往死亡，雖然其中仍含有對黑暗社會腐敗現實的不滿和反抗情緒，但已明顯流入軟弱無力（注：《徐志摩詩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南開學報》1981年第1期。）。 張大雷認為：自由民主思想和愛國意識始終是徐志摩詩作的主導傾向。那大批抨擊黑暗、詛咒戰亂、反叛社會現實秩序、追求愛和美的理想的詩篇，具有明朗的色彩和雄渾的力量，其積極向上的思想意義是應該充分肯定的（注：《論徐志摩的詩歌創作道路》，《蘭州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 藍棣之認為：徐志摩是一個浪漫的資產階級自由派詩人，追求美和愛是其最根本的人生立場，其詩不乏愛國反封建、抨擊社會墮落與黑暗的積極的內容和意義，以往的徐詩評論對此全盤否定是錯誤的不合事實真相的。但徐詩極個別作品也的確流露了懷疑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文學的情緒，對此也不應該完全否認抹殺。應該尊重客觀事實，積極的就肯定其積極，消極的就批評其消極（注：《徐志摩的詩史地位與評價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8年第4期。）。趙遐秋也指出：“ 徐志摩在一連串的重大政治問題上，都明確地表示站在人民一邊，反對帝國主義勢力、封建主義秩序和軍閥的殘暴統治，他的詩文真實地記錄反映了這種積極明朗的思想情感。但他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立場，又使他對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深感懷疑和不滿，詩文中也有相應的表現（注：《徐志摩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這些文章從科學的、實事求是的學術研究立場出發，其分析和立論都較具體而公允，並標示出了一種共識傾向。但臧克家對這一問題卻表示了截然不同的意見，他撰文《聞徐詩品比並看》（注：《文藝報》1983年第12期。），分析解讀了徐志摩的詩作《再別康橋》，認為“在康河的柔波裡／我甘心做一條水草”等詩句，表現了詩人對英帝國屈服、柔順、戀戀不捨的政治態度，大有“英倫勝祖國，月是康橋明”的逆子思想。臧的這一批判固然十分尖銳，但卻是牽強附會根本立不住腳的。《再別康橋》是一首純粹抒寫個人心懷的情詩，正確的文學批評是不可以把情詩當作政治隱喻詩來闡釋挖掘的，更何況如此上綱上線大扣帽子，這就使研究脫離學術軌道而重新變成政治定性了。

　　關於怎樣認識評價徐志摩的《秋蟲》、《西窗》這二首詩作，本時期的評論文章也基本形成了較為一致的看法。吳奔星指出：徐與梁實秋之流堅決與無產階級為敵還是有區別的，這兩首詩的錯誤傾向屬於思想認識問題而非政治立場問題（注：《試論新月詩派》，載《文學評論》1980年第2期。）； 史本成認為：兩首詩作只是出於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對共產主義的不理解，並非別有用心的惡毒攻擊，況且徐數百首詩中只有這兩首，不能以此來代替和否定徐的全部詩作（注：《一個傑出的資產階級詩人》，《山東師大學報》1985年第6期。）。 持此看法的還有藍棣之、趙遐秋、孫琴安、宋炳輝、謝冕等人。由此可見，那種簡單化地以兩首詩為證據給徐政治定性，判為反動詩人的觀點已被絕大多數人所拋棄。筆者認為，以思想認識問題來評析這兩首詩是較為公允的學術觀點。因為評論作家作品是應該從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作者的人生觀和心理個性以及作家全部創作出發的。正如胡適所說，徐志摩的人生觀真是一種單純信仰，即愛、自由、美。他一生的歷史，只是他追求這個單純信仰實現的歷史。徐本人也曾公開表述：“我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我信德謨克拉西的意義只是普遍的個人主義。在各個人自覺的意識與自覺的努力中涵有真純德謨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實現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個人實現他可能的色香”（《列寧忌日—談革命》）；“我個人懷疑共產主義，懷疑黨化教育，也就是顧戀一點點的私人自由”（《對張象鼎來函的按語及答復》）。從這些自白可以看出，徐從信仰和追求個人自由的人生立場出發，不理解不贊成蘇俄“一手拿著火種，一手拿著殺人刀”的無產階級暴力革命，懷疑共產主義。這不理解、不贊成和懷疑，並非對共產主義視若仇敵，誓不兩立。更何況徐還熱情讚美過蘇聯革命“那紅色是一個偉大的象徵，代表人類史裡最偉大的一個時期；不僅標示俄國民族流血的成績，卻也為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作為一個思想駁雜矛盾的自由主義詩人，其駁雜矛盾的意識形態全部真實地反映在詩文中。他把受到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的衝擊時所經歷的感情痛苦和不滿，化作了“花盡開著可結不成果／思想被主義姦污的苦”的怨氣；他以對無產階級文學的隔膜和懷疑，挑剔和攻擊無產階級的“文學先生們”，寫下了《西窗》中那些較激烈的詩句。這種思想傾向當然是錯誤的。這毋庸諱言。但據此說徐惡毒誣衊詛咒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是個反動詩人，顯然是不確的。其實當時文壇上知識份子群中，對無產階級文學持懷疑甚至不滿觀感的，是較為普遍的現象。聞一多就曾說過：“單是嚷嚷著替別人的痛苦不平，或慫恿別人自己去不平，那至少往往是一種‘熱氣’，一種浪漫的姿式，一種英雄氣概的表演……”（《〈烙印〉序》），茅盾等人也曾表示過對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不理解和對其缺點的挑剔。只要我們能客觀地承認和評價當時的現實情況，就會懂得對徐詩不必過分苛求。這些詩句抒寫了當時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某些共同心態，是錯誤的思想認識，不是反動的政治立場。更何況這兩首詩中數行詩句，並未從整體上改變徐詩的性質，也絕不能遮蔽徐詩的積極思想意義。

　　對徐的愛情詩，本時期人們也作了較深入的多層面的分析評估。一些論者依然堅持前一時期吳宏聰等人批判否定的意見，胡炳光指出：“徐志摩寫過不少戀愛詩，在《志摩的詩》以後，這些戀愛詩不僅反映了他對愛情的沉迷，而且更是對肉欲的追求，……把肉欲當有趣”（注：《徐志摩——一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詩人》，《天津師大學報》1985 年第1期。）；呂家鄉認為：徐志摩的愛情詩經常孤立地就愛情寫愛情，沒有認識到它是一種社會性活動，因而缺乏豐滿的社會內容（注：《個性解放的追求與幻滅》，見《詩人徐志摩》，重慶出版社1982年版。）。但更多的論者對徐的愛情詩給予充分肯定的評價。張大雷認為：徐的愛情詩“熱烈細膩地表現了所有真摯愛情的那些永遠征服人心的美好品質。當這些美好品質正被沿襲數千年的封建勢力和傳統觀念所摧殘的時候，這發自詩人靈魂深處的心聲即使沒有什麼很高的意義，也未始不是‘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具有不可忽視的倫理和道德價值，給人以健康的力量和美感”（注：《論徐志摩的詩歌創作道路》，《蘭州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 李夜平在具體分析了徐的大批愛情詩作後得出結論：徐志摩把美好純潔的愛情作為生活和生命中最重要的現實內容和理想追求，坦誠真率地抒寫讚美著愛的赤誠和堅貞，雖然他已意識到“這是一個懦怯的世界／容不得戀愛，容不得戀愛”，但依然不肯放棄執著的追求，甚至甘以生命殉愛。這種對愛的自由、愛的權力的珍惜和對決絕抗爭的堅持，既是詩人處身黑暗污濁環境潔身自好掙扎向美向善的一個證明，也是對“存天理滅人欲”的封建倫理道德和向來極力回避愛的傳統文學觀念的大膽叛逆（注：《論徐志摩及新月派的詩歌創作》，《中國現代文學補遺書系·詩歌卷一》，明天出版社1991年版。）。如果說張文、李文在對徐的愛情詩進行了肯定性的分析與評價時，涉及了大批具體詩作，但卻似乎有意避開了歷來備受指責的那幾首性愛詩（如《別擰我，疼》、《深夜》、《兩地相思》等），那麼，文木、鬱華則專門評析了這幾首詩作，從全新的角度提出了他們的看法：心平氣和地細讀《別擰我，疼》這首詩，“可以說，這不過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情詩，它只是比較細膩具體地摹寫了歡愛時女方的表情、聲調和眼神。既非浪聲穢語，又無性的描寫，決不是黃色作品”；至於《深夜》這首詩，象徵性較強，可以多解，但無論怎樣解，也得不出無聊、庸俗不堪入詩的結論；以寫實和誇張結合的手法寫成的《春的投生》“用象徵性的比擬和暗喻來描寫展示男女歡愛過程中靈與肉的和諧，愉悅歡暢和美妙，表現了一種生命力，一種春的投生的盎然生機和對生命的渴求與呼喚”（注：《徐志摩·萬鐘風情無地著》，四川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文木、·鬱華對徐的愛情詩的分析評價是建立在一種開放的審美視野基礎上的，也符合徐愛情詩的實際風貌。愛情詩的特點和內容是對真摯情感的自然抒發，徐的情詩是對自己愛情生活的真實表現，是人之天性自然真率的流露。愛情本身就是靈與肉的完美結合，只有靈沒有肉或只有肉沒有靈的愛情，都是畸形的。優美健康而又適當地展示愛情，正是人性美的一種表現。對徐的愛情詩也該作如是觀。

　　關於徐志摩的散文創作，本時期的學術探討和研究也明顯走向具體和深入，提出了一些頗具識力和新意的命題。胡淩芝以細緻的個案分析與宏觀的綜合考察相結合的方法，較系統地梳理了徐的散文創作特色。指出：自我思想情感的真率剖露、哲理與詩情的融合、散文的詩化，三者合而為一地構成了徐志摩散文的別一世界（注：《徐志摩新評》，學林出版社1989年版。）；謝冕以詩人的細膩敏銳的藝術感覺對徐的散文風格作了言簡意賅卻十分精確到位的評價：“《濃得化不開》是徐志摩的散文名篇，這篇名恰可用來概括他的散文風格，……他有一種能力，可以把別人習以為常的場景寫得奇豔詭異，在他人可能無話可說的地方，他卻可以說得天花亂墜，讓你目不暇接，並不覺其冗繁而取得曲徑通幽奇嶽攬勝之效。把複雜說成簡單固不易，把簡單說成複雜而又顯示出驚人的慎密和宏大的、卻極少有人臻此佳境。惟有超常的大家才能把人們習以為常的感受表現得鋪張、繁彩、華豔、奇特。徐志摩便是在這裡站在了“五四”散文大家的位置上。他的成功給予後人的啟示是深遠的”（注：《短暫的久遠（徐志摩名作欣賞序二）》，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謝文這種將“獨創性”作為衡量評估徐散文成就的基本尺度，在與其他“五四”散文大家的風格比較中去定位其特徵和價值的研究思路，顯示了歷史的美學的深度。

　　本時期有大批文學研究者從各側面展開了對徐詩藝術形式美的探討評述。既充分肯定了其獨特的藝術表現和審美價值，又指出了其藝術局限。如嚴家炎對徐詩在“詩感”、“詩意”基礎上處理詩作的音節，獲得了節奏變化與感情起伏和諧一致的音樂美的分析；藍棣之著眼於徐詩的濃重散文味，高度肯定評價了徐“以成功的抒寫把散文內容充分地帶進了新詩，給新詩以濃烈厚重的情感內涵，擴大了新詩的表現力，豐富了新詩的藝術風格”的特殊貢獻；李夜平對徐詩形式美的表現特徵進行了探討評價，認為徐注重追求空靈優美的意境；注重意象的選擇和象徵手法的靈活運用；講求詩的節奏和音韻美；講求色彩的鮮明繁富，詞語的華瞻豐美和飛揚靈活；努力於新體制的輸入和試驗，對現代詩美的建構做出了積極的貢獻；謝冕從詩藝的“創格”角度，分析肯定了徐詩的審美意義，認為是從徐志摩開始，詩人們把情感的反復吟詠當作了一種合理的正常的追求，而不再把敘述和說明當作基本的和惟一的目的；也是從徐志摩開始，新詩成熟地把目光轉向詩藝的探求，開始努力建構純藝術的醇正本質、周密技巧和精美形式。而徐作為純藝術的忠實實行者，以詩造出了迷人的藝術奇觀。其他如卞之琳、陳劍暉、胡淩芝、趙遐秋、呂家鄉等人的文章，也都智者見智仁者見仁地提出了個人見解，從整體水準上標示出了這一命題較之以前更深入的理論高度。

　　在東方文化交融的開放宏闊視野中認識評價徐詩的獨創性，並由此梳理考辨徐與外國文學和中國古典文學的關係，成為本時期徐志摩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許多論者如卞之琳、孫乃修、孫琴安、張大雷、謝冕、藍棣之等人撰文分析評述了徐詩所受西方詩學的影響。孫乃修具體考辨了徐詩複雜的外國詩學血緣，指出：在歐洲文化氣氛陶冶中成長起來的徐志摩，詩魂與外國詩歌有著千絲萬縷的維繫。集拜倫、雪萊、濟慈、華慈華斯“浪漫派之情熱”、哈代“悲觀派之陰冷”、波德萊爾“惡魔派之奇崛”為一體，形成了於清麗空靈俏皮中更帶一抹激憤哀婉冷豔情調的獨特藝術個性（注：《徐志摩·性靈深處的妙悟》，《走向世界文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謝冕則主要從徐吸收繼承英國浪漫派的詩歌藝術，以歡樂意為核心奠定了自己的浪漫主義詩歌基礎入手，分析研討了徐志摩的“文化性格——一種新的融匯”，認為：在新文學歷史中，像徐志摩這樣全身心融入世界文化海洋而攝取其精髓，成功地創作出許多奇妙的“土洋結合”式藝術精品的詩人是不多的（注：《雲遊（序一）》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有的論者則溯本求源，探索考察了徐詩與中國古典詩學的傳承關係。陳劍暉指出：徐雖是一個深受歐詩影響的詩人，卻能取中國古典詩歌之神韻，根據漢語白話的特點，錘煉出一種新格律的詩體形式。這是一種融西詩和中國古典詩的優長在一起的可貴藝術創造（注：《藝術應當是美的》，《詩人徐志摩》，重慶出版社1982年版。）；孔孚認為：徐詩古今中外兼收並蓄寫得實在是好，但較之西洋詩的影響，徐詩對傳統的繼承更重一些，尤其對意境法（重含藏和留白）、意象法（求情意與物象的交融）等古典詩歌的表現方法出神入化的運用，創造出了一種高格的詩美（注：《試論徐志摩詩歌的藝術表現》，《齊魯學刊》1986年第2期。）； 羅成琰認為徐詩的動態思維方式（即靈感思維）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古典詩學中“感興”、“神會”、“頓悟”、“天機”脫胎出來的（注：《現代中國的浪漫文學思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一些論者還對徐與其他現代詩人進行了比較分析。如呂家鄉概括辨析了徐志摩和聞一多的詩歌在內容傾向、抒情個性、構思習慣、音樂美的表現和構成等方面的同異和各自得失；毛迅比較評述了聞徐在唯美主義方向上各自保持相對獨立所形成的詩風差異；林明華對徐和郭沫若抒情品格的比較研究等等。這種跨文化宏觀視域中的學術研究，對徐詩融匯中西詩藝創立個性詩格的成功經驗和文學地位及歷史價值進行了深入探討，使人們通過異中有同的比較，綜合地把握了某些藝術創作的普遍規律，通過同中有異的比較，充分而深入地發掘了徐詩的詩美內涵。

　　另外，本時期出版的各種文學史著作，如朱德發、蔣心煥、陳振國主編的《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魏紹馨主編的《現代中國文學發展史》、黃修己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等也都本著實事求是的歷史主義原則，還給詩人一個公正的文學史評價和歷史地位，專辟章節分析論述了徐志摩文學創作的思想意義和審美價值；各種版本的徐志摩詩作選讀、賞析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其中最有學術價值的當屬謝冕主編的《徐志摩名作欣賞》，對徐的單篇詩文佳作進行了多角度多層面的細讀、闡釋和賞析，充分深入地發掘了徐詩複雜精微的文本內涵；各種版本的《徐志摩評傳》，也都在收集整理詩人的生平資料、系統爬梳詩人生活與創作的歷史發展軌跡、準確分析評估詩人的文學業績等各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建樹，其中寫得較好也頗具學術價值的，當推宋益喬的《藝術與風月——徐志摩傳》和宋炳輝的《新月下的夜鶯——徐志摩傳》兩部；還應該提到的是周良沛的《〈徐志摩詩集〉編後》一文，從三個方面沿波探源地總結揭示了以往徐志摩研究中分歧大爭論多的特殊社會原因和歷史原因，是一篇頗具歷史和理論深度的徐志摩研究的研究述評。

　　綜上所述，本時期徐志摩研究在整體上獲得了長足發展。研究視野的拓展、研究觀念的更新、研究思路的深化、研究成果的增多和學術價值的大大提高，構成了一個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徐志摩研究新格局，從而充分證明了社會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和學術研究的民主化以及庸俗社會學批評模式的徹底拋棄，乃是文學研究能否正常進行和深入拓展的基本條件。但我們同時還應該看到，徐志摩研究現狀遠未盡善盡美。一是許多研究課題有待進一步發掘：如徐詩的空靈飛動之氣與老莊哲學思想的聯繫、徐融匯中西詩藝的成功經驗和承繼中國古典詩學傳統帶來的局限、徐的文藝觀、徐的創作心理、徐的愛情詩的歷史定位和審美價值等等。二是研究中出現了新的模式化傾向：如有些選題重複現象較為嚴重；人們的研究思路形成新的定型——從全盤否定到全盤肯定，不能真正做到好處說好、孬處說孬；研究結論大同小異的趨向十分明顯，這些問題都應該引起廣大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視。

　　字形檔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頓的左部右加陽的左部
　　　　＠②原字為淺的左部右加緩的右部
　　　　＠③原字為被的左部右加誇
　　　　＠④原字為弓右加山加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