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標題:徐志摩研究綜述

論文作者 李掖平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代才子，從頭到腳充溢著浪漫主義氣息的詩人徐志摩，雖然因其年僅三十五歲便遭遇空難猝逝，創作生涯只有短暫的十年（1922年春——1931年冬），卻一直是現代文壇的一個眾說紛紜、褒貶不一的評論熱點。從1923年初見賞析評論其詩作的文章，直到本世紀末的當前，關於這位作家的詩歌、散文、思想傾向、藝術風格、文學史意義等多方面的話題，一直被人們熱熱鬧鬧地談論著，而且今後還將被談論下去。這充分說明徐志摩的確是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歷史無法忘掉他，人們也無法棄置他。

　　徐志摩給我們留下了四部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另有集外詩作60餘首，集外譯詩40餘首；六部散文集：《落葉》、《巴黎的鱗爪》、《自剖文集》、《秋》、《志摩日記》、《愛眉小劄》，另有集外散文30餘篇；一部小說集《輪盤》；一部劇作《卞昆岡》；還有譯著十餘種。

　　對徐志摩的研究，從1923年開始至今，已有大半個世紀之久，主要集中於詩與散文這兩類體裁，並由此鋪展探及到了詩人的思想信仰、精神氣質、人格特點等問題。本文對七十餘年來徐志摩研究狀況的系統梳理和綜合評述，將以三個歷史時期為線索展開：一是1923—1949年；二是1950—1979年；三是1980—1995年。

一

　　根據文學史記載和所能見到的報刊資料，徐志摩開始詩歌創作是在1922年的春天。詩作最早發表於是年冬季的《新浙江·新朋友》和《努力週報》、1923年初的《時事新報·學燈》和《晨報·文學旬刊》等國內報紙。當時詩壇風行的是無韻的自由體詩和冰心“春水體”小詩，徐志摩這些形式整齊、音韻優美和諧的詩作，令讀者耳目一新，立刻引起了詩壇的注意，有關的評論文章相繼面世。
　　胡文在1923年發表的《徐志摩君的〈曼殊斐兒〉》，是最早正式評論徐志摩的文章。　他首先肯定的是其抒情的真摯和音韻節奏的優美。
 
　　1925年徐志摩的第一部詩集《志摩的詩》出版後，評論界給予熱情關注，一批文章陸續出臺，對徐詩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較全面地進行了分析評介。主要有余成澤的《評徐志摩的詩》、周容的《志摩的詩》（1925年）、朱湘的《評徐君〈志摩的詩〉》（1926年）、錢杏ｃūｎ＠①（阿英）的《徐志摩先生的自畫像》（1928年）等。

　　在這第一批有關徐詩的評論文章中，影響較大的是朱湘和錢杏ｃūｎ＠①的兩篇。朱湘側重於對徐詩的文體和藝術形式成敗得失的分析（注：朱湘《評徐君〈志摩的詩〉》，載《小說月報》第17卷第1號。）， 把《志摩的詩》分為散文詩、平民風格的詩、哲理詩、情詩、雜詩五類。認為徐的哲理詩是失敗的，因為哲學是一種理智的東西，與主情的文學尤其是詩，是完全不相容的；而徐的散文詩有“觀察的敏銳”、“境地的清遠”、“比喻富有想像力”等優點，尤其《毒藥》一詩，“就本質上說來，就藝術上說來，可以說是這幾年來散文詩裡面最好的一首”，但由於過分講究駢驪，有時便難免有堆砌造作之嫌；對徐的平民風格的詩，朱湘肯定了兩點有趣味的嘗試，“一是取材平民的生活，一是採用土白的文體”；朱湘對徐的情詩評價最高，認為寫情詩才是徐君的本色行當，這裡有活潑的情緒、清秀的神韻、細膩的想像、和婉的音節，是徐詩最美好的收穫。朱文還概括總結了徐詩形式上的六個缺點：土音入韻、駢句韻不講究、用韻有時不妥、用字有時欠當、詩行有時站不住、歐化得太生硬。朱文將徐詩與中國古典詩和外國詩加以比較分析，無疑為徐詩研究提供了一個較為開闊的視野，頗具啟發意義。但朱湘以古典詩歌的規則來衡量和要求新詩的創作，並以此為依據批評徐詩，未免顯出了不合情理的苛刻。其實，徐詩大膽拋棄古典詩歌言辭過分典雅、韻式過於精緻的清規戒律，將生動活潑的口語方言引入新詩，採用靈活多變的韻式，並大膽嘗試將中西詩體詩風融匯合一，從而建構起頗具創意的獨特詩藝，這正是他的重要貢獻與價值所在。

　　錢杏ｃūｎ＠①是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思想立場上，以革命文藝理論家的身份，對徐志摩詩文的思想內容和情感傾向，進行了嘲諷和否定性的批評（注：錢杏ｃūｎ＠①《徐志摩先生的自畫像》，《現代文學作家（第二卷）》，上海泰東書局1930年3月版。）。 錢文共分三部分，在第一部分《徐志摩先生的自畫像》中，他例舉徐《自剖》、《迎上前去》等散文和《雪花的快樂》、《鄉村裡的音籟》 等詩作， 分析了詩人作為一個個人主義者，沉醉於幻想的生活和綺麗的夢境，渴望返乎大自然，感情極為浮動的思想個性，得出結論說徐“是徹頭徹尾的一個進步的資產階級作家”；在第二部分《徐志摩先生沖向那裡去？》中，論述了徐從“飛”的人生到“沖”的人生的變化過程，指出這是因其幻夢被現實擊碎後的極度失望產生的，而且這“飛”和“沖”終究墜入了“空”的人生哲學之中；在第三部分《是誰吹弄著那不調諧的人道的音籟》中，錢從“作者的階級規定作者的意識”這一前提出發，全面否定了徐詩的人道主義思想，認為其淺薄無聊甚至虛偽，說徐志摩對無產者和勞苦民眾不僅沒有同情，也始終不曾認識。錢還以“藝術的形式與內容本來是一致”的觀點，分析了徐詩的藝術技巧和形式，指出“徐志摩先生的詩的形式完全是資產階級詩的形式”，雖然有許多其他作家沒有的新形式，但卻是“做作的”，“華而不實的”。

　　錢杏ｃūｎ＠①力圖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思想方法，從社會和政治的意義上分析批判徐的詩文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自有其時代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時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高潮期，一切非無產階級的作家作品統統都在創造社、太陽社主要成員的批判和掃蕩範圍之中，錢文對徐詩的尖銳批判和全盤否定，是毫不奇怪的。而且錢文中有些看法還是相當深刻的，如對徐詩傷感哀怨情調產生的根源的分析，指出這是由於徐耽迷於個性主義理想，以致睜著眼睛做夢而終被社會現實擊碎，於是墜入濃重的痛苦失望之中難以解脫，這種分析顯然是切中要害的。但錢文以政治標準為惟一的取捨尺度，嘲諷否定徐詩既無任何積極的思想意義又無絲毫藝術價值，實在已誤入偏激而武斷的左傾狹途了。這種粗暴的政治大批判，對後起的某些評論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1931年11月徐志摩乘飛機遇難後，悼念詩人、評論其詩文的文章大批量地集中湧現。《晨報·學園》刊出《哀悼志摩專號》，《詩刊》出版了《志摩紀念號》，其他報刊雜誌也相繼發表了許多文章，在文壇上掀起了一個評徐熱潮。

　　大批追懷徐志摩生平軼事的文章，都側重於肯定讚美詩人浪漫真誠的生活態度和熱情善良的處世為人的特點。胡適贊他“為人整個的只是一團同情心，只是一團愛”，“他的人生觀真是一種單純信仰，這裡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注：胡適《追悼志摩》，載《朋友心中的徐志摩》，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7月版。）； 陳通伯贊他“總是朋友中間的連索”（注：胡適《追悼志摩》，載《朋友心中的徐志摩》，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7月版。）； 鬱達夫贊他對生活總保持著“熱情而磊落的態度”（注：鬱達夫《志摩在回憶裡》，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7月版。） ；王統照贊他“具有十分純潔的天真與誠篤溫柔的心”（注：王統照《悼徐志摩》，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7月版。）； 陶孟和贊他“不相洽的性格或者不能認識志摩性格的真價值，但是他的春風的和煦，陽光的滿照，凡是遇見他的，沒有不覺的。這便是他的真正的魔力”（注：陶孟和《我們所愛的朋友》，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7 月版。）；鄭振鐸贊他“是一位最可交的朋友”，“他寬容，他鼓勵，受他誘掖的文人可真是不少！”（注：鄭振鐸《悼志摩》，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7月版。） ……從這些不同流派風格、不同學養的文人學者對徐人格的評價和讚揚可以看出，徐志摩的確是一個真誠坦蕩而又寬厚仁愛、真心熱愛生活、真心熱愛朋友、同時也為朋友真心喜歡熱愛的詩人。

　　許多悼文兼及評論了徐的詩文，雖然屬於直覺印象式的描述，卻也見仁見智，提出了一些頗具識力的見解。

　　陳夢家稱讚徐詩柔麗清爽雋永靈奇，還有鏗鏘優美的聲調，並且幾部詩集在技巧上是越來越顯示出進步的（注：陳夢家《紀念志摩》，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7月版。）； 楊振聲認為徐志摩給了詩一個新的體魄，以充分的西洋詩的薰陶來寫新詩，並越來越注重了對詩的民族語言音節的追求。楊氏特別稱道徐的散文，“至於他那‘跑野馬’的散文，我老早就認為比他的詩還好。那用字，有多生動活潑！那顏色，真是‘濃得化不開’！那聯想的富麗，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態度與口吻，夠多輕清，多頑皮，多伶俐！而那氣力也真足，文章裡永遠看不出懈怠，老那樣像夏雲的層湧、春泉的潺ｙｕáｎ＠②”（注：楊振聲《與志摩最後的一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7月版。）； 周作人也特別欣賞徐的散文，認為“中國散文中現有幾派，適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長於說理講學，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廢名一派澀如青果，志摩可以與冰心女士歸在一派，仿佛是鴨兒梨的樣子，流麗輕脆，在白話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歐化種種成分，使引車賣漿之徒的話進而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文章，這就是單從文體變遷上講也是很大的一個貢獻了”（注：周作人《志摩紀念》，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7月版。）。

　　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注：引自《朱自清序跋書評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版。）中，概括比較了徐志摩與聞一多詩作不同的風格特色。指出“他沒有聞氏那樣精密，但也沒有他那樣冷靜。他是跳著濺著不舍晝夜的一道生命水。他嘗試的體制最多，也譯詩；最講究用比喻——他讓你覺著世上一切都是活潑的，鮮明”；林徽音的文章《紀念志摩去世四周年》（注：載1935年12月8 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56期。）則從徐志摩的詩歌觀和詩藝特徵入手，分析了其詩歌創作的動因和深層心理內涵，並從中國新詩的歷史發展角度，充分肯定了徐詩對藝術技巧和形式的追求的重要價值和意義。她指出：對徐詩的公允評價，應該是一種立足於新詩歷史發展“就藝術論藝術的和平判斷”，新詩在草創時期過於無條件，無形制，以至寬泛到任意分行抒寫，結果流入過分散文化、粗糙化的歧途。是志摩幾人率先提倡好的新詩應該講求美的藝術形式，對詩的音節韻腳章句意象組織等藝術技巧問題，進行了具體細緻的討論，並認真而努力地付諸於創作實踐，收穫了很大成績，幾部詩集可為明證。由此林氏認為：徐詩會長久地存在下去，永遠活在新詩的歷史發展長河中和廣大讀者心裡。林徽音的這一看法，是最早從新詩史學的宏觀視野上來為徐詩定位的，具有一定的歷史深度。遺憾的是林文未及充分展開這一論述。這也是上述一批悼念帶評論徐詩的文章的共同性缺憾。

　　在徐志摩研究的第一時期內，從總體上把握和研究評述徐詩的理論文章中，寫得較有分量、影響較大的是茅盾的《徐志摩論》（注：《茅盾論中國現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年1月版。）、 張露薇的《論詩人徐志摩》（注：載1932年《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15期。） 和穆木天的《徐志摩論》（注：《作家論》，上海生活書店1936年。）。他們所提出的一些基本論點，在此後的徐氏研究中屢屢被引用闡釋。

　　茅盾的文章是在社會學批評的層面上，以階級意識對徐志摩作分析和判斷的。他借用徐“在夢的輕波裡依徊”這一詩句，來概括其詩作的思想內容，尖銳地表達了獨到而深刻的見地。他指出：“志摩是中國布爾喬亞‘開山’的同時又是‘末代’的詩人”，其詩作“圓熟的外形，配著淡到幾乎沒有的內容，而且這淡極了的內容，也不外乎感傷的情緒，——輕煙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徵的依戀感喟追求”；他認為徐詩情調的悲哀灰暗，是其思想頹廢虛無所致，並不值得同情；他還反駁了徐對自己近年來創作漸趨枯窘是因為生活的平凡和追求詩的藝術技巧的解釋，認為徐詩情枯竭的原因的確與生活有關，“但決不是因為生活平凡而是因為他對於眼前的大變動不能瞭解且不願去瞭解”。　　

　　張露薇的文章則對徐詩頹唐消極情緒表示了一定的理解和同情，指出徐詩中確實有世紀末病態，但這是社會黑暗沉重擠壓的結果，它反映了詩人厭惡現實而又無力反抗，無奈只得逃避和流入悲哀的痛苦心理。“他的思想是時代的反映，是時代的汙，要怪，你也只好怪不可諧的時代”；張文認為在徐的幾部詩集中，《翡冷翠的一夜》是最成功的，尤其情詩成就最高，充分顯現出詩人飛揚靈動的才情。但徐的愛情詩一味沉迷於纏綿的個人愛戀中，不注重社會的複雜和自己的思想，因而有脫離現實人生的輕浮之嫌。　　

　　穆木天以同是詩人的內行眼光和對徐詩的深切理解，分析評價了徐詩的思想內容及意義，其文章具有較強的學術性和科學性。他指出：“徐詩作為“五四”一部分知識份子心理意識的反映，是“對於社會不調和的表現”，對“所憎惡的時代挑戰”，雖然含有一些唯美主義印象主義要素，但“徐志摩不是頹廢的，而是積極的”，是時時用心中的理想信念與社會作抗衡的；他認為從新詩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徐志摩是有著他的偉大的存在的意義”，因為徐把詩的表現內容從外在生活的描寫和主觀感情的直抒，成功地引向“靈魂的冒險”——深入細膩地傳達微妙複雜的心理情緒；他將徐詩創作分為三個階段：①浪漫期——《志摩的詩》、《落葉》時期；②自剖期——《翡冷翠的一夜》、《自剖》時期；③雲遊期——《猛虎集》、《雲遊》、《秋》時期，並分別析述了這三個階段中徐的詩文的優長與缺陷。　

　　如果說茅文對徐詩的評析，主要運用的是社會學批評方法，注重著眼於作家與社會現實的關係和對現實的態度，強調詩的社會作用和思想意義，而忽略了藝術本身的特徵與價值，輕率否定了徐詩形式美的追求，表現了一種“深刻的偏激”，那麼穆文對徐詩的評析，則是立足於歷史的美學的批評立場的。他從徐的文藝觀和詩藝特徵入手，結合社會環境、時代背景、個人精神氣質等因素，分析了徐詩複雜意蘊和其深層的心理內涵，梳理揭示了其創作的發展演化過程及各階段詩作外在的形式美表現，並概括總結了徐詩獨特的歷史地位和藝術貢獻，提出了一系列頗具理論深度的見解，有效地避開和糾正了以過分功利化或靜止化的觀點去評價徐志摩創作的片面性和機械性。　

  　1936年以後，徐志摩研究漸趨冷落，評論文章不僅數量很少，品質上也未見理論的創新。除了1937年巴人以屈軼的筆名在《論新詩的蹤跡與其出路》一文中，對以徐為代表的新月派詩歌在“悠閒的感情的享樂與美幻的事物追求中向形式的桎梏裡沉落下去”進行的指責批評外，專門的研究文章僅有高穆的《徐志摩論》（1944年），趙景深的《徐志摩》（1946年）等寥寥數篇。值得一提的是陳從周的《徐志摩年譜》（1949年），這是第一部系統的有關詩人生平創作資料的專著，提供了大量翔實可靠的史料。同時這本年譜，也為第一時期的徐志摩研究劃下了一個句號。

　　由上面所列舉的一些較有代表性的文章來看，第一時期的徐志摩研究，在顯示著草創期的雜蕪與膚淺（如悼念兼及評論的文章多為印象式描述、社會學批評方法運用中的簡單化和功利化）中，還是提出了一些頗具理論意義的研究課題，並初步呈示出較為開闊的研究視野和多樣化的評論視角，這為後來徐志摩研究的深入和開拓奠定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