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論周作人早期對新詩理論建設的貢獻

來源：歲月聯盟 作者：林林 時間：2010-08-12
關鍵詞：周作人  詩歌理論  真實性  詩的效用：貴族化

　　
　　
　　
　　論文摘要：周作人是新詩史上的先驅者，他不僅以新詩創作的實績推動白話文學的前進。同時對建設新詩理論也有自己的見解和認識。詩歌要表達詩人的真實的情思，詩歌的“貴族化”理論和中西融合的詩歌發展之路。都是早期他對新詩理論的重要貢獻。這些理論使他成為中國新詩理論建設的奠基人之一。

 
　　新文學運動的開初。是以詩歌作為文學革命的切入口的。詩歌的革命發端於清末梁啟超提出的“詩界革命”，繼而又有黃遵憲的“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言焉”。五四文學革命興起後，以胡適、陳獨秀為首的文學革命家們，打著“白話文”的旗幟，試圖攻克文言文的壁壘。創造出新一代的白話詩歌。胡適作為新詩運動的帶頭人，曾明確提出“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麼題目，做什麼詩；詩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在他的號召下，不少詩人加入了白話詩歌創作和詩歌理論建設的潮流中。但即便如此，文學革命早期許多實驗者所走的道路卻是曲折的，許多作家在創作白話詩歌的時候，並沒有擺脫舊詩詞的束縛。真正沖破文言文的樊籬。用白話文寫詩的只有周作人兄弟二人。朱自清認為他們才真正運用了白話文的語言和文法。走上了歐化的道路。周作人的《小河》發表後，引起了文壇的重視，評價甚高．廢名甚至說周作人“有一個‘奠定詩壇’的功勞”。周作人在文學革命的早期以一個實踐者的身份參與到白話詩歌創作的隊伍中．以“歐化的白話語言”．真正做到了用西方邏輯化的思維方式與語言形式取代了中國古典詩的非邏輯化．為白話文運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除此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周作人還以一個建設者的姿態對中國新詩理論的創建進行了頗有成效的研究。下面，我們將就其早期新詩理論的幾個比較重要的方面進行詳細的探討。

       　　　　　　　　　　　　　　　     一

　　從周作人在2O世紀2O年代初所寫的一些文章裏，我們可以窺見他早期對新詩創作的態度。這種態度主要體現於他對詩歌應該體現作者真情的認識。早在1918年他就作文指出文學“應以真摯的問題．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在1922年的一篇為汪靜之<蕙的風》所寫的文章《情詩》中他進一步提出“詩本是人情進發的聲音”，“詩是表現個人情思的東西”。這是周作人對詩歌本質的看法。他強調和看重的是詩歌在表達詩人感情時的真實性，正如他在《揚鞭集》序中所說的“新詩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歡嘮叨的敘事，不必說嘮叨的說理。我只認抒情是詩的本分”。這裏所謂的抒情就是指抒發作者個人的真摯情感。他說：“我們所希望的，便是擺脫了一切的束縛，任情地歌唱，無論人家文章怎樣的莊嚴，思想怎樣的樂觀，怎樣的講愛國報恩，但是我要做風流輕妙，或諷刺譴責的文字，也是我的自由，而且無論說的是隱選或是反抗，只要是遺傳環境所融合而成的我的真的心搏．只要不是成見的執著主張派別等意見而有意造成的．也便都有發表的權利與價值。這樣的作品．具有他應具的特性，便是國民性，地方性與人性，也即是他的生命。”基於這種看法，他又進一步指出，為了充分表達作者的思想，世間一切事物都可以成為詩人描寫和表達自己思想的工具，“世界上的事物都可以入詩，但其用法應該一任詩人之自由；我們不能規定什麼字句不准人詩，也不能規定什麼字句非入不可”。他甚至覺得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字句．只要符合詩人表達的需要都可以成為傳情達意的符號。周作人曾經在2O年代與梁實秋發生過關於“醜的字句”能不能人詩的論爭，明確表達了自己的“一切皆可入詩”的觀點。這種觀點為白話詩的起步拓展了極為廣闊的空間，使詩人們在創作時能以最自由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在當時的詩壇，這樣的主張和實驗是完全有必要的。可以看出，周作人關於詩歌應該表達真實情思的主張，其實也是與他崇尚自由、自然沖淡的個性密切相關的。

　　與此同時，他也指出這種真情實感也並非毫無修飾的把日常生活中的瑣事都寫進詩歌。周作人所強調的“真實”其實還包含了一種主觀的選擇，詩人在生活中的感受要經過一定的提煉加工才能用真摯的語言表達出來，好比一顆鑽石要經過打磨之後才能體現它的光彩和價值，這樣才能使詩歌更像詩歌。“做詩的人要做怎樣的詩，什麼形式，什麼內容，什麼方法，只能聽他自己完全的自由，但有一個限制的條件，便是須用自己的話來寫自己的思想”，周作人打了一個比方：“譬如一團火須燃燒至某一程度才能發出光焰，人的情思也須燃燒至某一程度才能變成詩料……所謂某一程度，即是平凡的特殊化……詩人見了常人所習見的事物，若能比常人更敏銳的受到一種銘感，將他表現出來，這便是詩。在這段話裏，尤其應該予以重視的應當是“藝術地”幾個字，它們精確的傳達了周作人對詩歌創作的認識。所謂“藝術地”即是指對事實的提煉，是詩人在對生活有了一種敏銳的體察、並同時感覺到一種強烈的表達欲之後，使用恰到好處的詞句，來表達自己的感覺和思考．周作人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真正的好詩歌。真實的感情加上藝術地表現方式，這就是周作人最初探索新詩所得到的成果。

　　正是基於這樣的看法和追求，周作人的對五四白話詩歌的看法回歸了傳統的“言志”派文學，在後來所寫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中，他也明確了自己的這種看法．雖然歴來對這種看法褒貶不一，但是它在新文學剛剛起步的時候提出，也對其發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二

　　正是因為有了對“詩歌要表達真實感情”的要求，周作人走上了反對過於強調詩歌效用的道路，在二十年代的一篇文章——《詩的效用》中，他表達了自己對詩的效用的看法。可以說這是他對自己先前的看法的補充．也是後來他所主張的詩歌“貴族化”理論的基石。在《詩的效用》成文之前，周作人的得意門生俞平伯曾寫過一篇《論詩歌進化的還原論》，文中提到了托爾斯泰對於詩歌應當向善的主張，並聲稱他自己也受了這種影響．覺得詩歌應當表現人生，認為“詩底效用是在傳達人間底真摯，自然，而且普遍的情感，而結合人和人底正當關系”。他指出，可以入詩的材料很多，當然其中也有“不善的”，但是詩人在作詩的時候，是懷著一種向善的態度去創作的，而且還要使讀者在欣賞了詩歌之後，懷著與作者同樣的態度。因此他得出的結論是“好的詩底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化多數人向善的”。但是這種看法卻遭到了他的老師周作人的反對。

　　先前周作人也是贊同托爾斯泰的，後來思想發生了改變，在《致俞平伯》一文中他說：“我以為文學的感化力並不是極大無限的，所以無論善之華惡之華都未必有什麼大影響於後人的行為，因此除了真是不道德的思想以外可以放任”在《詩的效用》一文的開頭就對“詩歌是勸人向善的”觀點提出了質疑。他分三個方面來闡述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認為詩歌的效用是難以估計的。因為文學既是個人的又是世界的，是以個人的角度去打量社會．這樣就難免會融入主觀的情思。作者在創作的時候一般不會去關注作品對社會的影響．而更注重的是對自我的表達。“真的藝術家本了他的本性與外緣的總和，誠實的表現他的情思，自然的成為有價值的文藝．便是他的效用”。所以周作人認為．真正的文學家不應該太過關注文學作品的社會影響，更不應該過多的去趨奉讀者的愛好而進行寫作。其次，周作人認為俞平伯提出的“詩歌是感人向善的”這種說法中。“善”字的概念是不確定的，沒有確切的標準。“通行的道德觀念裏的所謂善，這只是不合理的社會上的一時的習慣，決不能當做判斷藝術價值的標准”，這裏就包含了對“善”的概念的質疑，他認為如果一定要把文學看做“勸人向善”，反而會使人陷入歧途。最後，他指出托爾斯泰的“向善說”是建立在能懂的人的多少的基礎之上的。但是在現實中，一個讀者要真正理解一首詩歌，是要經過一定水平的訓練的“文學家雖然希望民眾能了解自己的藝術，卻不必強將自己的藝術去遷就民眾”，在他看來“文藝本是著者感情生活的表現，感人乃其自然的效用，現在倘若舍己從人，去求大多數的了解，結果最好也只是‘通俗文學’的標本，不是他真的自己表現了”。這其實也就牽涉到了詩歌的“貴族化”的命題。可以說“貴族化”的觀念是建立在周作人早期的這些對詩歌的認識的基礎之上的。對詩的效用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標示了他以後在詩歌理論研究上所走的方向。    

三 

       　　
　　　　　　　　
　　在用白話寫作詩歌的風潮普及整個社會以後，對詩歌的寫作又上升到一個新的要求。這個時候最激烈的討論莫過於對詩歌平民化與貴族化的論爭了。白話詩歌的提出在於打破文言文一統文壇的局面，所以在早期的創作中，詩人們注重的是“作詩如作文”，以達到語言的通俗易懂，進而對白話詩進行普及。這種觀念的直接後果是使詩歌因語言的散文化而失去了“詩味”。最早起來反對詩歌的“散文化”傾向的當屬康白情，他在l920年發表的《新詩底我見》裏對早期白話詩歌提出了質疑，並針對“平民的”詩歌提出了“貴族的”詩歌觀念。這一新命題的出現．使新文學史上的兩種關於詩歌理念的矛盾表現了出來，即“作為啟蒙主義文學組成部分的新詩，它的社會責任決定了必須追求詩的‘平民化’……但作為現代思維的產物的新詩，它的現代性與先鋒性又決定了它只能、並且必然是‘貴族化’的”。在這兩種傾向中，周作人始終是站在使詩歌貴族化”的隊列中的。雖然早期他寫過《平民的文學》一文，但他所說的“平民的文學”主要使指的反映平民生活的文學，是“以普通的文體，寫普遍的思想與事實”，這種觀念與“平民的詩”這一概念是有一定的區別的。在康白情之後，又相繼有俞平伯、成仿吾、聞一多等人加入到詩歌“貴族化”的探討中。1926年，穆木天發表《譚詩》，第一次明確的反對胡適提出的“做詩如作文”的觀點，他說：“中國的新詩運動，我以為胡適是最大的罪人。胡適說：作詩須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錯”，並提出“詩與散文的純粹的分界”的意見。他提出的“詩是要暗示的，詩最忌說明”的看法把康白情“詩歌貴族化”的理論發揮到了極致，也為後來的現代主義詩歌打下了基礎。

　　周作人對穆木天的主張是極力贊成的，正如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裏面所提到的那樣，認為周作人和康白情一樣認為詩歌應當是“貴族化”的。早在20年代初，周作人就在《貴族的與平民的》一文中區分了二者的關系。並指出“我相信真正的文學發達的時代必須多少含有貴族的精神。……我想文藝當以平民的精神為基調，再加以貴族的洗禮，這才能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學。……從文藝上說來，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貴族化”。

　　在後來所作的《揚鞭集》序裏，他更是直接的指出早期白話詩太過直白，“一切作品都象是一個玻璃球，晶瑩透澈得太厲害了，沒有一點兒朦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種餘香與回味”。為了使詩歌多一點“餘香和回味”，他認為應該在創作中使用西方所謂的象征的手法，詩歌的精意便在象征。同時他也發現，西方的象征在中國也“古已有之”，這便是<詩經》中“興”的表現手法。所以在周作人看來“象征”既是外來的新潮流，也是中國的舊方法，中國的新詩“如往這一路走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國新詩就可以產生出來了”。這種中西融合的觀念，是對早期白話詩歌反叛傳統的口號的糾正，為中國新詩的道路指明了 正確的方向。如果說新詩發展的早期是對西方現代化藝術手法的吸收，那麼在這以後，周作人提出的中西融合觀則使人們將目光重新定位在和傳統所傳承的文學藝術上，那麼文學，更確切的說是詩歌的發展方向則應該重新返回傳統，尋找屬於中國傳統的民族化藝術。在此基礎上，周作人又提出了詩歌的民族化，號召詩人們創作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他說：“我相信強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學的一個重大部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沖突，合成和諧的全體，這是‘世界的’文學的價值”。因此在給何值三的《農家的草紫》所作的序言中，尤為重視何值三詩歌中的鄉土氣。這也是與周作人對故土的眷戀分不開的。中西文學融合的觀念是周作人對中國新詩理論建設的重要貢獻，可以說是為當時的詩歌創作者和理論建設者們提供了一種解決新詩出路的方法。後來的新詩發展道路也證明了這種方法的可行性．象征派詩歌的蓬勃興起無疑是在這種“融合”理論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

　　綜上所述，周作人早在二十年代即新文學發起之初就以詩歌創作的實績和對新詩理論頗有建樹的研究確立了自己新文學運動先驅的地位，詩歌要表達詩人的真實的情思，詩歌的“貴族化”理論和中西融合的詩歌發展之路，都是早期他對新詩理論的重要貢獻。這些主張在新詩發展歴史上的地位是無法忽略的，它們連同周作人的名字將永遠嵌入文學殿堂的天穹。正如廢名所說：“如果不是隨著周作人先生的新詩做一個先鋒，這回的詩革命恐怕……革不了舊詩的命了”。周作人對中國新詩發展的的貢獻的確是卓著的。

引用網址：http://syue.com/Paper/Literature/Ancient/184025.html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