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主義很容易簡單化，擺出一個民族主義的愛國英雄姿態，更是比下館子還容易的事，尤其是大家口袋裏有了些錢的時候。

       我住在海南島，這裏總是滿目皆綠，瘋野和肥厚的綠色。偶有驚心之豔，是一樹樹紫荊憋不住了，溢出了遍地的落紅。有時還有熟透的椰子在你鼻子前砰然墜地，讓某個初上島的人大驚失色。海南有一句戲謔，說一個椰子砸下來，足以打中三個總經理。這戲說了一種社會現狀，一種市場經濟的奇觀。似乎一夜之間，公司如林，連少女和兒童的節日祝詞也是“恭喜發財”。

       大浪淘沙，幾起幾落，然後我看到有一批人，正在社會的底片上逐漸顯影。他們大多年輕，手握巨資卻不張揚，暗藏野心卻老成和審慎。他們是名樓名車的買主，卻已及時地風雅和樸素，比方對走路和家常小菜更有興趣。他們的目光正在越出國界，進入了經濟全球化更寬廣的領域，比方染指金融或期貨。因此他們往往比外交官更熟悉倫敦或芝加哥的時間，更為清楚英文或法文的各種名稱縮寫，雖潛行於人海的某一角落，卻通過便攜電話正追蹤著美元的價位，日本財相的病情，海灣戰爭的進展，巴西的氣象預報，波蘭的就業率以及七國峰會半個小時前的爭議……以便決策自己今天下單的時機和方向。多少年前革命領袖對紅衛兵“胸懷世界”的號召，在今天這些人沒有硝煙和流血的電腦屏幕上，喜劇般地得以實現。

       有些西方政治家曾像高齡產婦一般，期待著這個階層在中國的臨盆和成長。奇怪的是，恰恰是這些人可能最讓西方沮喪。他們不再是情緒化的大學生，憑幾部進口電影來夢想異國，他們日益增長的財產更容易決定他們的邏輯和態度。崇洋一夜之間變為仇外，對於他們來說並不太難。如果他們正在出口皮鞋，當然會痛恨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制裁。如果他們准備去西藏或香港辦公司，當然會警惕藏獨或港獨的遊說。他們巨大的購買力，買出了境外的中文熱，比方說讓香港售貨員們爭相學習普通話。

       稍微敏感一點的人，都知道事情正在起變化。亨廷頓，哈佛的終身教授，當然也感到了熱烘烘中文的壓力，終於在一九九三年的《外交》季刊上披上了戰袍，強調不同文明之間因差異而引起的沖突，把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視為美國在冷戰之後最大的威脅。在同年十二月的哈佛大學一次講座中，他更把話說白了，提出政治學必言霸權，美國應該聯日，拉越，壓俄，共同來“圍困中國”。

       我對亨廷頓沒有什麼驚奇。我只是驚奇某些國人的微妙反應。他們連忙去引經注典，向教授發出哀哀怨怨的表白。比方首先與阿拉伯堅決劃清界線，稱“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沖突的分析尚能站住腳”；或者再打一個小報告，向亨廷頓舉報俄國，斷言只有“東正教文明會成為反西方文明的最主要挑戰者”。這種無聊的乞討和挑唆，竟成為了好些精美期刊上的學術。

       他們倒不如一些實業家，能一眼看穿亨廷頓，不過是從經濟戰車上飛來的一顆哲學炸彈。手裏不是沖鋒槍而是計算器，身上不是迷彩服而是上班裝，桌上不是軍事地圖而是銷售賬表，前面不是鐵絲網而是“進口限額”、“關稅法案”之類所保護著的市場縱深。一場民族之間的經濟大戰遲早要接火，或者說已經接火。在這場戰爭中，祖國常常是投資者們的必要掩體。

從精神上保衛一個民族，就義者總是有限。當民族變成利益符號和利益載體的時候，一切就差不多成了通俗故事，不難激起社會性狂熱。不光是烽煙滾滾的波黑、中東、阿富汗、盧旺達正在重新高揚民族的戰旗，連加拿大、印度、意大利、西班牙、德國、美國的夏威夷，也都有要求分治要求散夥的吵吵嚷嚷。“祖國”成了光頭黨的常用詞。“本國優先”是競選人拉票時不可少的激昂，是最時髦的政治流行色。百分之幾的失業率或一塊油氣田，就可以使人們突然對膚色和母語的差異大驚小怪，突然覺得異族面孔不可容忍，必須惡語相加，拔刀相向。

　　國家解體同夫婦離婚一樣頻繁多見。國家數目在迅猛增加。有人預計，到下世紀初，這個數目可能增加到五百。到那時候，我們將比現在有多得多的邊界，多得多的海關，多得多的總統班子和外交糾紛。既然上帝不再出現在裁判席，既然共產主義也不再是理想，那麼還有什麼可以充當異族融合的膠粘劑？於是，一個似乎沒有任何主義的時代裏，民族主義似乎正在成為最後的主義。

　　我對此感情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