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如同許多重大歷史事件般，其實是一面鏡子，可以反映出觀看者所在社會本身的扭曲、褊狹與虛妄之處。

    　廿年前的五月，無數台灣民眾正在電視機前和各個集會場所熱切地關注與聲援天安門廣場上的「孩子們」。群眾的關心之情是真切的，但國家機器之手的運作，也不容否認。

    　當時包括我在內的一小群中學生，雖然和主流聲音一樣關注對岸熱火朝天的運動，卻對輿論的單一向度，尤其是那種刻意操作的「反共」詮釋感到不安。經過討論，一位朋友動筆寫了張傳單，以地下團體的名義在中學校園散發。我們想向同學們提出的問題是：「你可知台灣也有學運？」「天安門學生為何在高唱『共匪』的國際歌？」「這場運動除了民主，還在爭取什麼？」

    　廿年後，六四話題在被冷落許久後，又成了焦點，或者，再度成了被消費的對象。邏輯還是一樣的簡單與粗暴：「聲援VS不聲援」、「民主台灣VS獨裁中國」，媒體鎂光燈照到的還是當年的學生明星。至於八九年那「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如何發生？廿年來，中國到底有怎樣的變與不變？究竟要關注中國社會裡「怎樣的」、「誰的」民主與人權問題，又該如何關注？這些重要的課題，早就在政治口水戰中被淹沒。

    　對於八九民運的起因、過程和歷史評價，海內外至今還在進行反思與爭論。相對於主流輿論過度強調的「政治」與「知識菁英」性格，大陸學者汪暉卻特意以「社會運動」稱呼八九民運。他認為這場運動既是對舊時代的告別，也是在抗議新時代的社會矛盾，「它是（學生和知識分子）對民主與自由的呼籲，也是（工人和其他市民階層）對社會平等和公正的一種訴求」。

    　汪暉點出了六四的「多重意義」，也指出普通老百姓不滿經濟改革造成的貧富分化和不公正，其實是當年運動的重要背景與動力，而這都是台灣的「六四消費活動」中所忽視的。試問，如今有幾個人回想起八九民運中多場大規模遊行的主力軍其實是中國的普通勞動者？在「學運領袖」之外，有誰記得當年各地的工人組織，並關懷無數挺身抗暴而被殺、致傷、甚至入獄至今的一般老百姓？有多少人願意正視運動中所提關於社會平等的要求，更從這個角度來思考當今兩岸的問題？六四之後名列公安部廿一人通緝令中的封從德說得好：「一方面滿地皆是菁英、領袖，卻從未聽說有誰流了一滴血；另一方面是上千英魂血灑長安街，卻多隱姓埋名」。

    　在高喊關注中國民主人權時，我們也該思考一下，如果台灣的民主政治不但淪為金權政治，還越來越貧乏、惡質，如何讓對岸民眾相信所謂的「西方式民主」真正值得追求？如果許多政客還懷抱著冷戰思維，一味的操弄仇中情緒，大陸人民又怎願意相信這種「關注」是真誠的，能對我們宣稱的「普世價值」產生共鳴？

    　紀念、關注都是必要的，照照鏡子也是必須的。

（本文刊於2009.6.4中國時報－觀念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