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作家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中，充滿愛國情懷的主角凌晨光因反對國民黨統治遠走美洲，成為著名畫家，「新中國」成立後，凌晨光和妻子奔回祖國，卻在文革中屢遭整肅，備嘗苦楚。凌的愛女準備和男友遠走異鄉，面對父親的反對，女兒質問父親：「您愛我們這個國家，苦苦地留戀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劇本的結尾，逃亡的凌晨光用生命最後的力氣在雪地上畫了一個「碩大無比的問號」，問號的那一點就是他已經冷卻了的身體。

　背離人民的祖國夢

　白樺用凌晨光的個人命運，不僅對文革，也對「國家」提出質問，也可說是質問了那種背離人民自由與幸福的「祖國夢」。《苦戀》發表於1979年，並被拍成了無法映演的電影《太陽和人》，從1979年到1981年，劇本和電影受到中共黨內某些力量的質疑與批判。

　白樺在1983年又發表話劇劇本《吳王金戈越王劍》，並一度在北京上演，劇中的歷史人物勾踐，靠表演民本政治鞏固權力，富國強兵，實際上卻以「保家衛國」的名義剝奪了百姓個人幸福。

　2008年，白樺在接受《南方周末》訪問時表示，他撰寫《苦戀》是希望「呼喚人性的復歸，是把『人』字寫在天上」，而遭禁的《吳王金戈越王劍》則是想透過戲劇告訴觀眾：「越王勾踐和他的子民都很愛國，但國王和臣民的愛國主義卻不盡相同」。國王因為愛權力、謀霸業而提倡愛國，權力是第一位的，「國家」的至高無上是不證自明的；而庶民百姓的愛國，則是期待國家能保障自己的平安幸福，「國家」應是掌握在人民手上，用來實現幸福夢想的工具，但工具卻不應異化而成宰制人民的強權。

　白樺想說的話，由於現實政治因素而無法暢所欲言，這反映了當年那場轟轟烈烈的改革大業的限度與變形。《苦戀》發表後不到十年，天安門事件爆發，面對統治正當性的危機，大陸當局一方面鼓勵人們「悶聲發大財」，一方面逐步開始提倡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隨著社會主義理想的弱化褪色，隨著中國國力的逐步提升，和歐美資本主義列強面臨的政經危機，這股民族主義潛流，從消極排他的「中國可以說不」，到憤怒張揚的「中國不高興」，最終匯流而成官方主導、看似積極自信的「中國夢」，在有著學術理論包裝的「中國模式」論支撐下，已經成為十八大之後官方意識形態的主旋律。

　今年兩會後，《人民日報》九論「同心共築中國夢」，文中雖然並舉「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光明前景」，但論其實質，還是勾踐那套「國家強大百姓才能幸福」的老路。於是，白樺當年書寫的問號，在30多年後依然碩大無比，依然有著強烈的現實針對性。

　習仲勳曾肯定白樺

　2013年的中國，早就不是1937年、更不是1840年、1895年的中國，雖然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卻沒有迫在眉睫的外患，相反，真正的近憂來自內部，來自於貧富差距的擴大，公民權利的缺乏保障，究其根源，則是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不受約束。迴避了制約權力、制約資本，從而保障公民權利這個課題來談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是脫離實際的，更是危險的。

　《吳王金戈越王劍》首演時，時為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習仲勳進行了審查，並對白樺表示了他對話劇的肯定。30年後，在國王的愛國主義，和庶民的愛國主義間，中共新領導層又應該選擇哪一條路呢，「中國夢」能不能留個讓百姓歡喜的驚嘆號？歷史終究會給出答案。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前中央廣播電台副總台長，原刊於2013年4月3日，旺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