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月十四日中研院發布《人才宣言》，廣邀國內重要之產業、教育、科技、媒體與藝術等各界之代表，共同連署。該宣言指出台灣近年來嚴重的人才供需失衡現象，呼籲研擬相關因應對策，俾創造一個更優良的環境，吸引國際人才。翁院長求台灣社會之永續發展，各界先進因憂國之心而連署，參與者有許多是筆者極其景仰尊崇的師長。筆者對人才問題憂心一致，本應樂觀其成，但因業餘研讀人口學，對解決方法看法與諸位師長稍有不同，希望提出供師長與社會大眾參考。

為何工業化導致生育率下降，一直是人口學及經濟成長研究上饒有興味的問題。二十年來定量模型的發展，學者們逐漸產生共識結論： 工業生產的主要驅動力是人力資源 – 這與諸位師長看法是相同的 – 而人力資源的培育需要各個家庭付出經濟與時間成本。工業化初期，增加子女的教育時間會延後他們開始工作的年齡，但是增加工作的價值。雖然子女的養育成本增加，但是後來對家庭的回饋增加更多，因此人們願意生小孩。隨著經濟不斷成長，養育時間成本與機會成本增加，於是家庭少生孩子，繼續增加子女的教育時間，但是子女開始工作的年齡更晚，對家庭的回饋開始變少。這種情形繼續下去，大家就會寧願在自己身上投資 (進修,增加工作時間等) ，增加自己的人力資源，而不願生小孩。如此一來，企業無須增加雇用，也可以增加人力資源，何樂而不為 (所以每個人都在加班) 。但是問題來了：個人在自身的投資會造成人力資源成本增加，回收遞減，所以生育率持續降低，最終會造成整體人力資源萎縮，經濟停滯，加速惡性循環。這是工業化社會的宿命。 

雖說是宿命，各主要工業國家在二次大戰後還是想了不少辦法來減緩或是避免這個大問題。歐洲國家「發明」國民年金，向年輕世代抽稅去貼補老年世代，等於是向國民保證：你們的子女一定會回饋你們的，所以請一定要生小孩。只是當人力資源增加的速度趕不上人口老化的速度，國民年金就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甚至欠下大量國債影響經濟成長。美國主要的辦法是直接進口人力資源 – 接受移民。美國每年進口許多所謂「高階」人才，但是這些「即戰力」工作一段時間後也要退休去領國民年金。因此美國也得接納許多高生育率的所謂「低階」人力，以支撐人力資源的最終來源 – 下一代子女。美國有它得天獨厚之處來採行這種移民政策，但這恐怕不是地狹人稠，文化單一的台灣所能負擔。 

回頭看來，台灣的當務之急應該是降低人力資源的培育成本，同時也讓在國外工作的「增值」人力回流，等於是與外國分攤成人人力資源投資成本。這一些北歐國家也有實行，最主要的就是國家主辦育嬰托兒，立法補貼有薪育兒假等。筆者認為對台灣最重要的應該是增加中小學資源，消弭城鄉與階級差距，讓大多數的兒童都能有機會獲取良好閱讀、寫作、算術能力，以及基本的英文能力。另一方面，應重建技職教育，讓無法投資於教育軍備競賽的家庭之子女，具備優良的技術能力，能夠較早進入職場，回饋家庭，也減緩台灣家庭崩潰的速度。取消徵兵，改用職業軍人也能避免干擾貧困家庭子弟進入職場的機會。筆者身為研究人員，幾年五百億、六百億花在高等教育與研究上自是惟恐求之不得。但是為了台灣的永續發展，這些錢花在全國兒童及中小學生身上收益大得多。 

但是這樣說並不是反對中研院的人才宣言。相反地，人才宣言所揭櫫的問題也是台灣應緊急面對的。對筆者許多朋友而言，回到台灣工作，薪水幾乎都不是放在第一位考量。有許多人是單純的想要為屬於自己的地方工作，也有許多人是因為台灣有國外沒有的機會。要吸引各國人才，最重要的是檢討任用與移民法令，讓想來工作的人不受繁苛規定的騷擾。至於創造適合的語言環境與去除文化歧視更不在話下。台灣研究經費並不寬裕，剛回國的年輕教授能申請到的經費少得可憐，聘個助理之後往往所剩無幾，而幾年幾百億的經費分配大多仰賴於卓有聲譽的學術大師分配，太過激進或新穎的想法往往不受青睞。這對各方面來說都是多輸的局面。筆者建議教育部應聯合各大學投資，仿美國國的SAIC
Inc，成立獨立的委託研究公司。教授們可運用計畫經費，將複雜或關鍵的實驗設計好，外包給該公司執行，而公司必須保證實驗品質。此公司還可以設立其他的服務部門，例如負責技術轉移、專利申請、動物試驗認證等。此公司資本額也許要台幣一二十億，但是由此釋放的學術界人力資源若能專注在教學及研究本身上，效益應該更大。試想若一個研究計畫需要一批病理檢體分析驗證，新進教授須要花多大的力氣找到醫院有適合的樣本，說服醫師同意合作，找到病理科醫師願意分析，更別說個別檢驗材料一次都得買相當分量，所費不貲。如果有這樣一家公司收藏一批病理檢體與大批檢驗材料，開放給全台灣學術單位使用，且負責分析，應該可以節省大量時間與成本。這僅是資源分享之粗淺想法，拋磚引玉，祈請諸位先進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