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子在網上閒逛時，在一個大陸網站看到的有趣文章：

----中國軍隊愛捏的“軟柿子”　其他日軍眼中的“喪門星”
 
　　日軍第四師團位於大阪的司令部，雖然該部隊打仗不行，但司令部卻比其他部隊的氣派得多。
 
　　在很多人印象中，二戰中的日本軍隊個個都是亡命徒。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當時的日軍中有一支以戰斗力差而聞名的另類部隊，它就是號稱“皇軍中第一窩囊廢師團”的大阪第四師團。日本歷史學家關幸輔在文章《日軍第一窩囊廢師團》中，曾詳細描述了第四師團的各種佚事。有意思的是，這支著名的“弱旅”在戰后竟保留了自己的番號，直到今天，日本陸上自衛隊中仍編有第四師團這支部隊。

　　大戰前官兵集體裝病，暴怒指揮官坐鎮醫務室

　　大阪第四師團成立於1888年，士兵主要由大阪的菜販走商組成，是日軍中的資格最老的師團之一。這支部隊下轄四個聯隊，配備了一流的武器裝備，堪稱日軍“精銳”。然而它成立沒多久，“窩囊廢”的名聲就傳遍了整個日軍。尤其是第四師團的核心部隊——第八聯隊，因為在日俄戰爭中屢戰屢敗，獲得了“敗不怕的八聯隊”綽號。

　　此后，直到抗日戰爭爆發，第四師團再沒上過前線。不過，這並不等於它沒有表現“勇敢”精神的機會。1933年，第四師團二等兵鬆井在大阪市中心闖紅燈，結果和警察發生沖突，師團長寺內壽一為了“維護大日本皇軍的尊嚴”，毅然帶兵砸了警察所，史稱“大阪Go-Stop事件”，第四師團在日本國內的“武勇”可見一斑。

　　1937年，因駐華日軍兵力吃緊，日軍大本營將第四師團調到中國東北，劃歸關東軍序列。怎樣才能讓這支部隊煥發戰斗精神呢？日軍大本營著實費了一番心思，結論是指揮官對於一支部隊的戰斗力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於是日軍大本營先后調來幾位名將整訓該師團，例如綽號“馬來之虎”的山下奉文就曾擔任過師團長，但他也拿自由散漫的第四師團沒辦法。

　　精訓兩年后，第四師團終於有了露臉的機會。1939年，蘇聯與日本在中蒙邊界的諾門坎地區發生戰爭，關東軍下令駐扎在偽滿洲國北部的大阪、仙台兩師團緊急動員，增援前線。仙台師團(即第二師團)接到命令后，強行軍4天從海拉爾趕到諾門坎，抵達戰場當天就投入戰斗，但很快就被蘇軍打了個落花流水。

　　與此相反，第四師團的出動命令雖然下達，卻遲遲不動。原因是動員令下達后，師團內的疾病患者激增，放眼望去，滿營都是因為五花八門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激動的日軍聯隊長在狂怒之下，親自坐鎮醫務室參加診斷，這才勉強組織好部隊向前線進發，“聯隊長改行當大夫”的笑話也就此在日軍中流傳開來。然而事情並沒有結束，第四師團的士兵們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極怠工。從海拉爾到諾門坎，第二師團走了4天，第四師團卻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員掉隊。湊巧的是，第四師團先遣隊到達前線的當天，蘇日宣布停戰。消息傳來，掉隊的第四師團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樣迅速跟了上來，連留守的官兵也有不少“帶病”趕赴前線，一邊還在萬分懊喪地抱怨居然沒有機會打上一仗。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時候，齊裝滿員、精神飽滿的第四師團，成了日軍中最威武的部隊，而率先趕到戰場的第二師團卻丟盔卸甲、傷兵滿營。關東軍負責新聞宣傳的軍官實在看不過去，提起筆把日軍報紙呈上審查的《我無敵皇軍第四師團威勢歸來》新聞標題改了一個字，變成了《我無傷皇軍第四師團威勢歸來》，拐彎抹角地嘲諷了這支“軟蛋”部隊。

　　盡管出盡了洋相，但第四師團運氣卻相當好，因為當時侵略華中地區日軍戰事吃緊，急需增援，日本軍部隻好放棄追究第四師團，急調其南下增援。第四師團搖身一變，又成了日軍精銳的第十一軍中的一員。

　　“有第四師團參戰，本來能打贏的仗，也會打輸……”

　　其實，第四師團的名聲，中國軍隊早有耳聞，早在徐州會戰期間，中國軍隊就遇到過一支“奇怪的日軍”。當時，面對日軍合圍，李宗仁指揮四十萬大軍巧妙地跳出了日軍的包圍圈。但中國軍隊突圍后已是人困馬乏，重裝備也丟失了很多，戰斗力銳減。在過魯蘇皖邊境一條公路的時候，疲憊的中國軍隊忽然發現路上出現了一支裝備精良的日軍部隊。

　　因為部隊已十分疲憊，中國軍隊發現敵軍后驚惶失措，混亂地離開公路撤向附近的山區。奇怪的是，過了很久都沒有日軍追來，中國軍隊的指揮官驚奇之余派人打探，卻見那支日軍絲毫沒有追擊的意思，相反，日軍還在公路兩側堂而皇之地燒起飯來。這支奇怪的日軍部隊正是第四師團的南進支隊。

　　由於剛剛跳出日軍包圍，形勢仍十分危險，中國軍隊隻好橫下一條心，硬著頭皮橫穿公路而走，結果竟一路平安。事后，南進支隊的部隊長卻以“嚴格遵守作戰紀律”為由向上級解釋道：“沒有得到對中國軍隊進行截擊的命令。”　

　　消息傳到中國軍隊耳朵裡，“大阪的日本兵不會打仗”的說法就流行開來。每次戰斗，中國軍隊一聽對手是“大阪師團”，往往士氣大增，搶著和第四師團交戰。剛到前線的第四師團猝不及防，接連吃了幾個窩囊的敗仗，甚至牽連了友軍，以至於友鄰部隊向十一軍司令部抱怨：“有第四師團參戰，本來能打贏的仗，因為敵軍士氣大振，也會打輸……”

　　自此，日軍第十一軍指揮官隻好讓第四師團專心在后方“待機”了。曾有一次，第十一軍司令官阿南惟幾不信邪，派第四師團在長沙會戰中打主攻，結果第四師團一進長沙就被趕了出來，全線潰敗。守長沙的國民黨軍隊是薛岳所部精銳，也隻有阿南這種榆木腦袋會用第四師團當主攻。

　　鑒於長沙會戰中的表現，第四師團成了日軍的“喪門星”，哪個軍都不要它，大本營隻好將其改為直轄部隊。這下第四師團的兵有的吹了：“老子當兵就在甲種師團，開戰時屬於關東軍——精銳，仗打起來在十一軍——還是精銳，最后十一軍裝不下我們了，隻好改大本營直轄……”

　　“保命最重要”成時髦道別語，投降后在美軍營前擺地攤

　　第四師團雖說窩囊，但畢竟是甲種師團，老兵多。由於日軍作戰損失很大，急需補充老兵，便不時抽調第四師團官兵補充到其他師團。當時，日軍各部的臨別致詞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第二師團，戰況較好時就說“武運長久”﹔情況不妙時就說“九段?見”(靖國神社在東京九段?)。然而第四師團的官兵告別時，卻常說“御身大切”，翻譯過來，即“保重貴體”、“身體第一”，或者干脆就是“保命最重要”。

　　后來，日軍在進攻衡陽和芷江時遇到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戰斗一開始，來自第四師團的老兵又故伎重演，從軍官、士官到老兵紛紛入院，消極但合理地拒絕作戰。當負傷的日軍士兵到醫院的時候，那些“養病”的第四師團“前輩”們還要問：“你為什麼要這樣玩命啊？”當被問到自己為何不願意參戰時，這些“病號”卻豪氣沖天地說：“聽說這次出擊我們是擔任佯攻的，這很沒有意思，如果是主攻麼，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嘍。”

　　1942年4月，第四師團被調往菲律賓，參加對科雷吉多爾要塞的最后攻擊。這一仗第四師團一反常態地進展順利，圓滿完成任務，最終在巴丹半島的美菲軍全部投降。事后才知道這並不是第四師團的功勞，而是菲律賓的美菲軍已被切斷補給多日，靠“鹽和青菜”活著已經好幾個月了，一觸即潰一點兒也不新鮮。此后，第四師團在日軍戰線后方不斷調轉，始終沒有再參加大的戰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第四師團正在泰國的曼谷附近休整。與其他不肯接受戰敗命運的日軍部隊不同，第四師團的投降與回國進行得異常順利。當全體面色紅潤、身體健康的第四師團官兵出現在日本港口時，本土那些營養不良、形容枯槁的日本人都十分吃驚。統計下來，第四師團是日軍南方軍中戰死最少、裝備物資保留最完整的部隊。美軍對這個師團的評價是“愛好和平”。而第四師團回國后，也馬上體現出這一特點來，回國后第二天，就有官兵跑到美軍兵營前，整齊地擺開攤位，兜售起戰爭紀念品來。

　　大阪商販蔑視皇權，不願充當戰爭炮灰

　　第四師團為什麼在日軍中這樣獨樹一幟呢？作家司馬遼太郎認為，這是大阪的獨特文化造成的。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會結構是農民依附於擁有土地的諸侯(即大名)，而諸侯服從於天皇。這種長期不變的社會結構導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級關系嚴格，富有服從精神的文化特點，也是二戰中日本軍隊普遍狂熱“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礎。

　　然而大阪卻有些不同，這個地方是著名的商業城市，居民多與商業有關，對大名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圍繞著苛捐雜稅等問題，大阪人幾百年如一日，不斷和大名斗智斗勇、討價還價，所謂忠誠，那就更談不上了。於是，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與其他地方不大一樣。雖然在二戰中，出身於大阪的士兵也受到了軍國主義的蠱惑，然而大阪人卻不會急著去“為天皇而死，為大日本帝國而死”，能不死還是不死。看待上級命令，出身於大阪的官兵也習慣“討價還價”、“斤斤計較”，不會像其他部隊那樣閉著眼睛執行到底。甚至第四師團內部還制訂了所謂“無益的犧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戰斗不要參加”、“窮途的敵軍不要追”的“三不要”原則。

　　日本歷史學家關幸輔在《日軍第一窩囊廢師團》的最后部分，對第四師團做了一小段總結，說得真是有幾分道理，“如果日本的軍隊都像第四師團這樣，大概中日之間也就不會發生戰爭了吧？要是這樣，也就不會有日本的戰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