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 著  之後再無大師   ---- 李  濟 大師  

      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與吳金鼎、夏鼐在抗日戰爭其中，投入中華文化考古，吳金鼎發現中國龍山文化和蒼洱文化，著「山東人之研究」，任教山東齊魯大學，發掘“龍山文化發祥地”,俗稱“黑陶文化”的”城子崖’的 一道古文化地層帶，確定中華文化與西方無關。

   李濟是人類學博士，他一生的主要事業無疑是考古。 按他自己晚年的說法，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從人類學家轉為考古學家”：1926年他在山西夏縣發掘了西陰村遺址。 這是第一次中國人主持的科學考古發掘——李濟後來因此被稱為“中國考古學之父”，同時也是史語所所長傅斯年選擇他領導考古組的重要原因，他需要一位受過西方田野工作訓練的人。傅斯年為史語所製定計劃，一開始就決定了兩件事：

一、成立一個組，以考古學作為研究中國史的新工具；

二、以發掘安陽殷墟作為這個組的第一個田野工作地。 他想知道刻字 

       的 甲骨是否仍然存在。

1928年的第一次試掘證實了這一點。 不過這次試掘跟盜墓差不太多，就地往下掘坑，只顧撿拾甲骨，其餘一概不管。 李濟從第二次開始領導了發掘工作，此後，他的名字就跟殷墟連在一起了。 許多年後，殷墟發掘在中國社科院評選的“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中高居榜首。從1928年起，他們在小屯、後岡、侯家莊等地進行了15次發掘。 在殷墟這所大學校中，李濟和後來加入的中國第一個讀正規考古專業的學者梁思永（梁啟超之子）以現代考古方法和觀念培養了眾多同事和學生，其中包括後來的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夏鼐和台灣史語所所長高去尋，一個時期內兩岸考古界的幾乎所有領軍人物。 他們的發掘證實了商的存在，中國的信史得以上推數百年。 有趣的是，乾了將近7年，發掘進行到第11次，他們才領到了官方的“第一號採取古物”執照。

    第15次發掘結束後十多天，“七七事變”爆發，隨後李濟投入了史語所和中央博物院的遷移工作。 長沙，昆明，李莊，他們帶著殷墟文物、圖書、儀器、檔案、標本在西南繞了一個大圈子。 由於醫療條件糟糕，李濟的兩個女兒鶴徵、鳳徵，分別在昆明和李莊病逝。

    抗戰結束，回到南京，李濟以為可以安心工作了。 不料幾年後，他又面臨一次大遷移。國共之爭的戰線不斷南移，1948年底，南京已是風聲鶴唳。 11月，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決議選一批文物運往台灣，李濟受命參與押運。 在他看來，只要打仗，文物就會受損；要文物安全，因為幾年前共產黨的朋友俄國人打進長春時，溥儀帶去的故宮國寶被劫掠一空，為了不讓這種事再發生。 所以，文物去哪兒他就去哪兒。 文物要到台灣，他跟到台灣。1948年在南京七個研究所會議決定遷台，杭立武全權指揮，海軍艦長桂永清，押運李濟、那志良，中共地下黨員出面勸阻到台灣，李濟均未被說服，陶孟和勸說，李濟對曰：「讓『國之重器』、中華民族之珍寶放到祖國領土最安全的地方，乃我之責也！」國寶得以順利來台。自1928年在廣州創立，史語所二十多年裡輾轉遷移了9次，最後一次變動最劇，從大陸遷到了台灣。對此傅斯年態度極堅決，史語所“搬家”搬得相當徹底，圖書、儀器、科學標本及大部分人員，都追隨他到了台灣。 但這其實是個例外，“中研院”十幾個研究所，結伴同行的只有數學所，而且所長姜立夫不久又回到大陸，其餘人也陸續出國，數學所不足“半壁江山”，史語所竟成“孤家寡人”，唯一全所遷台成功的一所。

    當時，學術界與教育界“全都屬於逃難的階級”。 史語所那些圖書、儀器、標本，安置在一個火車站的破舊庫房裡。 守護這些寶貴資料的人生活與難民不相上下，他們往往有四五口家眷，卻只能困居一間小屋，找不到合適居所的人有時還要在人家豬圈上頭商量“一席之地”。儘管“中研院”已大幅“減員”，但此時蔣先生的政府自顧不暇，照顧這類學術機關實在既無興致又無能力。 幸而傅斯年“應徵”出任台灣大學校長。 彼時台大在日本教授撤出後正缺教書人。 他就勢把來台的幾乎所有學者及教育界人士聘到台大。 這樣一來，空虛的教席被大批著名學者所充實，後者的衣食之憂也稍獲緩解。 李濟應邀在台大創辦了考古人類學系，使訓練職業考古家第一次列入中國大學的計劃，但這位中國考古學的“掌門人”，已然失去了他的田野。(當時認為台灣無上古史可考)

     不幸的是，遷台不久，“帶頭大哥”傅斯年就因用腦過度突然去世。 “中研院”以甲骨學大師董作賓接任所長。 此時史語所的同仁對生活的艱苦倒也“隨遇而安”，但不得不寫一些通俗的文字謀取生活(稻粱)，雖有推進社會教育的功能，卻令正經研究成了忙裡偷閒。 後來李濟建議董作賓請在美國的胡適幫忙。 胡適募得兩個基金的讚助，再加上台北政府撥款，“中研院”在新址建築新房子，才終於安定下來。1958年，胡適應蔣介石“欽點”回台灣擔任“中研院”院長。 在4年的任期內他做了不少工作，“把中央研究院的地位抬高了”（蔣夢麟語），使台灣的學者在精神上感到滿足，也使國際學術界注意到了台灣的工作。 4年之後他於任上去世。

   李濟來到台灣領導圓山貝塚發掘，環島考古調查，整理帶來的陶器、青銅等，提出古物不能私存，建立國家博物院，1949年創辦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張光直是他得意學生，一生留在台灣，為的是看到安陽研究的全過程，寫成「安陽」一書，放棄很多出國講學、研究的機會，改善當時在台灣的窮困生活。他更希望出國的學生能陸續回到台灣，“我想我能安置他們”。 對寄望最多的張光直，更是在信中屢屢催促。 張光直說他對回台灣後的遠景頗有一番理想，顧慮的是，理想會被實際所折磨。 李濟“很願意效勞”，為他籌劃回台後的工作和生活，並答應他，“只要你有可以實行的計劃，我一定盡我的力量促其實現。“美國雖好，不是青年人久戀之鄉”，因為“作學問是要自己開闢一個境界的”。 “我最親切的希望，為能幫助你們這一群年青力壯又有作學問志趣的，把傅孟真先生卅年前所燃的這一把新史學的聖火負責傳遞下去。”在他看來，台灣的工作環境不如海外，老一輩誠然有責任；但民族要延續下去，有才幹的青年人如果都留在海外，民族的前途還有何指望？但史語所“將近十八萬卷的書，卅萬張以上的檔案，二萬五千片以上的有文字的甲骨，十萬件以上的考古標本等等”，終於沒有等來那個他寄望最多的得意門生。 1960年拿到博士學位後，張光直投奔了耶魯。最終，繼承李濟衣缽的是他從大陸帶到台灣過繼的次子

李光週。 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畢業後，他也去美國深造，最後回到台大執掌考古人類學系。 但李濟去世後幾年他也不幸病逝。

    李濟在胡適葬禮上，送了一副輓聯，上面寫了三句譯自英文的話：

明天就死又何妨？

努力做你的工，

就像你永遠不會死一樣。

（Be ready to die tomorrow ; but work as if you live forever.）

像是和老友傾談，又像是自言自語，這三句話真像是 李 濟在說他自己！

    PS.陶孟和：社會學家， 1910年赴英國倫敦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習          社會學和經濟學。1913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

曾任：1、北京大學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教務長。

      2、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管理機構)

         社會調查部（1929年獨立為社會調查所）負責人，

         致力於社會調查事業。

    3、1934年社會調查所併入中央研究院，任社會研究所所長。

    4、1948年獲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南京的國民政府)。

    5、1949年中國政權更迭之際，在其主導下將社會研究所全部人

       員及圖書、研究資料留在南京。(這是為什麼台灣當局感念傅斯年的原因)。

    6、1949年10月起，陶孟和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負責社會、

       歷史、考古和語言４個研究所，並兼任社會研究所

       （1953年改名經濟研究所）所長。

    7、1960年4月17日去世，享年73歲^[3]。陶孟和早年專治社會學，

       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社會學一度被當作偽科學而遭

       到否定，因此嚴重影響其學術地位的公正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