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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4/25 05:15:02瀏覽293｜回應0｜推薦3 | |
| Excerpt：《冬夜小札：劉緒源書話》 書名：冬夜小札：劉緒源書話 作者：劉緒源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7 【Excerpt】 〈俞平伯的“老人心態”〉 如果說，周作人的作品體現了“兒童心態”與“老人心態”的奇妙組合，而廢名主要繼承了乃師的“兒童心態”的話，那麼，他的另一得意弟子俞平伯，則主要與他的“老人心態”相通。儘管俞平伯也常有天真的一面，恰如廢名也常有老氣橫秋的時候一樣。 俞平伯出身於江南聲名顯赫的詩書禮樂之家，從小在翰墨味和書卷氣中長大。他也有過“浮躁凌厲”的經歷，那時他還是個十八九歲的北大學生，受到“五四”大潮的衝擊，積極提倡“詩的平民化”。但他這種戰鬥者的姿態沒保持多久，到了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情緒就變得低沈傷感。他見到了“五四”退潮期的種種失敗和失望，開始信奉起了“剎那主義”，也就是不再思考周圍的世界，也不再思考從何處來，到何處去，而只強調自己“剎那間所體驗的實有”。用他《讀〈毀滅〉》中的話來說，“我的責任便在實現這意義和價值，滿足這個趣味，使我這一剎那的生活舒服。至於這剎那以前的種種，我是追不回來，可以無庸過問；這剎那以後還未到來，我也不必多費心思去籌慮”。所謂 “剎那”，乃是梵文ksana的音譯，本是佛款名詞，佛經中向有“一念中有九十剎那”之說。而“利那主義”，也真有點“或近於佛家的所謂“空”。如果真的新前了縱向和橫向的一切外緣，當真把自己孤立起來，那就無異於一個出家的佛徒了。但俞平伯不願意這麼做，他所要的是既斷且連的困緣，所取的是介乎於出世與入世之間的人生態度。在《重刊〈浮生六記〉序》中，俞平伯寫道：“我們與一切外物相週，不可著意，著意則滯；不可絕緣，絕緣則離。記得周美成的《玉樓香》裡有兩句最好，‘人如風後入江雲，情似雨餘粘地絮’，這種況味正在不離不著之間。”在《陶然亭的雪》中又說：“這也無煩高談妙諦，只當咱們清眠不熟的時光便可以稍稍體驗這番懸談了。閒閒的意想，乍生乍滅，如行雲流水一般的不關痛癢，比強制吾心，一念不著的滋味如何？我相信有人能辨別的。”他不想作“強制吾心”的佛徒，而只想對萬物處於“不離不著之間”，把人生當成“清眠不熟的時光”的“不關痛癢”的夢境——這正是禪宗的哲學。 禪宗哲學使俞平伯的“老人心態”時時流露於作品中，這也是他的散文讓人覺得古氣盎然的原因之一。綜觀他的幾本散文集，一個總的主題，便是“沒奈何”，“生命無常”，“一切都是夢幻”。在《跋〈灰色馬〉譯本》中，俞平伯寫道：“我們生活底痼疾是不可救藥的了！……我們平常總以為‘實行’可以排除我們底煩憂，可以作飄飄然的我們底藥石；但讀了《灰色馬》之後不覺廢然而返，深信佐治所謂‘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空的’這口號底十分痛快。”“以我的意思，生命不但是向著毀滅，而且也是應當向著毀滅去的。生命力愈偉大的人便離毀滅愈近的。”這些觀點，與周作人是十分接近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篇受到過周作人喝采的、《燕知草》中的壓卷之作《重過西園碼頭》。俞平伯在其序言中稱其為“昔年北大同學於北大文科”、不久前忽然暴死的“趙心余”所作，但其實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都可以而且應當作為俞平伯自己的作品來讀。在俞平伯所有的詩文中，這一篇禪味最濃，雖然其中也批評了“佛家以生死對待流轉無極”的迷信思想，但通過繁複的抒情議論，通過兩次經過西園碼頭（第二次是沈顏君死後，棺材抬過這裡），層層渲染的正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學觀念。 俞平伯的作品也是晦澀難懂的，但與廢名不同，他的澀主要不在文字和形式，而更在於他那“留作燈迷看”的人生態度與創作態度。也就是說，他的澀，主要來自他的“老人心態”。周作人贊賞俞平伯的散文，正在於俞平伯作品申的那種“超味”，與他自己的心靈相通；而他又認為當時流行的散文正由於缺乏這種“澀味”，因此變得過於淺顯貧薄。俞平伯所信奉的禪宗哲學，周作人無疑也是喜歡的，他的“苦茶庵”、“苦住庵”、“前世出家今在家”等齋名與詩句，就都沾著個“佛”字。但他又反對正兒八經地參禪談佛，對於袁中郎長篇大論談禪、談淨土的《西方合論》十卷，他也表示了很大的不耐煩。這是因為他自度為“無信仰”，因此也就看不慣別人的過於正經的信仰吧。可是像俞平伯那樣，將禪宗的精神溶化到自己知人論世的目光中去，在作品中自然地流露出將一切看輕看淡看空的悲涼無望的心境，卻正是他所激賞的。這是俞平伯與周作人共同的心境，也是他們共通的“老人心態”的展現。要理解他們的難懂的作品，是不妨從這樣的心態入手的。 在周作人的《苦茶隨筆．後記》中，有如下記錄： 五月三十一日我往南院去訪平伯，講到在中國情形之危險，……平伯聽了微笑對我說，他覺得我對於中國有些事情似乎比他還要熱心，雖然年紀比他大…… 從這裡可以看出，俞平伯的”老人心態“，有時是比周作人更甚的。當時是一九三五年，周作人五十一歲；俞平伯呢，才三十五歲。 寫於一九九五年春 〈廢名的“兒童心態”〉 廢名是二三十年代“京派作家”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周作人最得意的門生。如果說周作人的性格中交織著“老人心態”和“兒童心態”，那麼廢名所繼承的，主要便是兒童的心態。雖然他的文章是那樣古奧晦澀，外加“相貌奇古”，性格怪異，但他的童心卻是時時可見的。 他曾寫過一首名為《掐花》的新詩：“我學一個摘花高處賭身輕，／跑到桃花園岸攀手掐一瓣花兒，／手是我把它一口飲了。／我害怕我將是一個仙人，／大概就跳在水里湮死了。／明月出來吊我，／我欣喜我還是一個凡人，／此水不現屍首，／一天好月照澈一溪哀意。”這是一九三一年的作品。此時他早已發表了《竹林的故事》、《桃園》、《棗》、《橋》和《莫須有先生》等新鮮而又讓許多人讀不懂的作品，已經處於他創作的最盛期了。詩中有中國傳統詩歌的淒涼的意境（尤其在詩的結尾），也有西方童話與現代詩的跳蕩的色彩感，但我感到最突出的還是他心靈深處的那種童年的心態——一句“此水不現屍首”，活脫脫地寫出一個孩子害怕自己已經是個靈魂飛升的仙人了，因而急於驗證水中是否有自己屍首，這是“兒童心態”的自然而微妙的流露，是學不來也裝不出的。據張中行先生回憶，四十年代，他曾邀請廢名帶兒子來家過年，廢名的回信寫得頗有意趣：“手書讀悉。承小朋友約小朋友過年，小朋友云過年不來，來拜年也。專此拜年。廢名。二月九日。”這位四十多歲的“小朋友”，依然時時保持著童年的誠摯與調皮。此外，他讀書“不求甚解”，全憑自己一時的興致與感覺，這從他的那本《談新詩》中即可看出。這一點與俞平伯興味濃郁的檢索考訂，正好相反；周作人則兼有他們兩者之長。廢名讀書時所注重的，往往也是較有意趣的東西，這又體現於他的小散文中。在《三竿兩竿》一文裡，就有如下的文字： 庾信文章，我是常常翻開看的，今年夏天捧了《小園賦》讀，讀到“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怎麼忽然有點眼花，注意起這幾個數目字來，心想，一個是二寸，一個是兩竿，兩不等於二，二不等於兩嗎？於是我自己好笑，我想我寫文章決不會寫這麼容易的好句子，總是在意義上那麼的顛斤簸兩。因此我對於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很有感情了。 這裡，不僅庾信的文句天真可掬，廢名的那種“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嚮往之情，也實在是天真可掬的。 其實，廢名在對待人生以至創作的問題上，易於激烈，好走極端，也正是他童心未泯的一種體現。他“原是很熱心政治的人”，同俞平伯年輕時一樣，做著“時代的夢”。但不久就“省悟”了，跟隨知堂老人進入了“知命”的境界，甚至在《駱駝草》的創刊號上，以“丁武”的筆名發表《“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宣言”》，說魯迅與郁達夫等領銜發表這份宣言是為了向當局爭“文士立功”的機會，是“喪心病狂一至於此”。解放以後，他又全面否定自己過去的作品，積極宣傳和研究魯退，寫了《跟青年談魯迅》等著作，態度之虔敬令人感動。在創作上，他熱心於文體的實驗，一心走晦澀的路，到《莫須有先生傳》問世時，據他自己說，“差不多舉國一致”都認為“它難懂”；但他解放以後的創您完全走上了另一極端，有些詩句如“老漢記得這個山，／後來又愛劉胡蘭。／毛主席題八不字，／美麗山河英雄膽。”簡直難以令人相信這是廢名的作品。同樣，自他熱衷於佛教之後，就不如俞平伯似的具在“不離不著之間”，而是一頭鑽入唯識宗裡去，與熊十力爭得天翻地覆，以至認為自己就是“佛”的化身，還曾將妻子兒女打發回鄉，自己一個人往進了雍和官喇嘛廟裡。他做這一切，並無虛假的成分，前後都是真誠的，動情的。在現代史上，出現這種激烈的轉向的，有好幾位是詩人，大約詩人易動真情而理性稍少之故吧。這裡邊當然有比較投機的人，但也確有像廢名那樣童心未泯的人在。 廢名的作品有不少直接以農村的兒童或少年人主角，如《柚子》、《阿妹》、《竹林的故事》、《桃園》等篇都是；更有不少是從童年視角，通過兒童的眼與心來表現農村生活的，《小五放牛》和《毛兒的爸爸》就是這樣的作品。廢名最重要的代表作是長篇小說《橋》，《橋》裡最引人注目的就正是幾位單純可愛的農村孩子。周作人在《橋》問世六七年後的一九三九年，還曾寫了一篇以《橋》為名的短文，點出了《橋》中的“兒童心態”以及自己與這心態的相通之處： ……《橋》的文章彷彿是一首一首溫李的詩，又像是一幅一幅淡彩的白描畫，詩不大懂，畫是喜看的，只是恨冊頁太少一點，雖然這貪多難免有點孩子氣，必將為真會詩畫的人所笑。可是我所最愛的也就是《橋》裡的兒童，上下篇同樣的有些仙境的，非人間的空氣，而上篇覺得尤為可愛，……中國寫幼年的文章真是太缺乏了，《橋》不是少年文學，實在恐怕還是給中年人看的，但是裡邊有許多這些描寫，總是很可喜的事。 兒童心態確是清新喜人的，帶點兒“仙境”的氣氛在駁雜的人間也頗不易得。將周作人的這段話看作解開廢名的難解的作品的鑰匙，即看作解開廢名心靈的鑰匙，也未嘗不可吧。 寫於一九九五年春 〔補記〕 此文與以上諸文談到了作為作家的廢名先生的“兒童心態”和俞平伯先生的“老人心態”。而他們的老師知堂先生則兼具這兩種心態，所以他的近於絕望的悲哀無處不在，同時又隨處顯示了他的好奇好學乃至“倔強皮賴”，落實到文字的風格上，也便產生了“澀味”和“簡單味”。我常常夢想我們的文學研究能突破以往的慣性，能不時地有些新鮮而有趣的視角和思路。從性格氣質以至心態上去觀察作家的創作，無非也是這樣一種嘗試罷了。 日前讀新印出的第十三期《中國文化》雜誌，內有關於《廢名小說選集》的兩篇序言，為汪曾祺和嚴家炎所作。我覺得這兩個人選是極為恰當的：一個是小說風格接近於廢名的著名小說家，另一個是對現代小說流派作過深入研究的專門家。兩文對讀，真有一種珠聯璧合之感。對於廢名的小說，他們確能道人之所未道。如兩人都提出廢名筆下有著頗不同於西方的“意識流”（儘管當時還沒有這個譯名），嚴家炎強調了廢名“借日常瑣事來展現生活情趣”及藝術上“多暗示、重含蓄、好跳躍”等特點，並指出了他語言中的“通感”色彩。這都給我以很大啓迪。但最使我叫絕並為之興奮不已的，是汪曾棋先生關於廢名“喜歡兒童（少年），也非常善於寫兒童”的論述，他說到廢名筆下的“孩子的直覺”，那種對世界 “充滿歡喜”的心境。汪先生還寫道：“廢名的作品有一種女性美，少女的美。他很喜歡‘摘花賭身輕’，這是一句‘女郎詩’！”短短幾句話，對我有一種震聾發聵的功效。這不就是對於作家氣質和心態的研究麼？當然，爸出於作家之筆，更多一種直接的體驗而少嚴密的分析，但難道不值得我們的研究者借鑒麼？也許，學者身分，宗教信仰，兒童心態和少女心態，這四者加起來，能使我們更接近於一個真實的廢名？ 補寫於一九九六年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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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