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外援幫手、獨力支撐的那份苦況只有我自己知道。每天傍晚回來，打發小姊弟吃完飯，洗滌乾淨，他們一上床就睡著了，可見那份疲累。而我只是呆呆的靠在床邊坐下，人像是掏空了，一下子，頭腦裡像是空空的沒有了思想；一會兒，卻又像野馬脫彊，狂奔不已，撞向的一層層帷幕。不自覺的看著我夫婦二人親手劈竹、和泥蓋起的茅草屋，現在真的是家徒四壁了，已沒有任何可賣的東西，若再要用錢，要向那裡找啊？我潸然．．．。

黑夜傷人事件轉眼過了四、五個月，當時的長官調職他往，不知道有沒有把詳情交待新來的長官？新來的長官也許是不清楚，也許是有別的緣故，更也許是有些什麼顧忌，我都不清楚，只是從一些弟兄口中的說法，總感覺出這裡面有著某些不能或不願意告訴我的隱情。長官換人了，派出所主管也換人了，再也沒有長官提及這樁打人事件的後續處理。

外子服務的單位新來的長官是位喜歡跳舞玩樂的人，工作都交給作業的部屬。後來單位又改隸通訊單位，改隸後的隊長又是位自顧自、只顧升官的人，學養有限，更無擔當。黑夜被襲事件原是因這些長官而起，若不是他們要求外子做那些逢迎請客的雜務，也不會遭此橫禍。接了這個職位，卻像沒事一般的不聞不問，不曾為部屬仗義爭取公道，更讓受害者獨自承擔這份飛來的冤屈，無處投訴。

我們從民國三十八年自西安撤退以來，在位於青康藏高原上的西昌，面對的不是被當地人稱為蠻子的少數民族，就是叛軍，不論交易的是什麼，即使是軍火槍械，也都是當面洽妥，算是公平交易；也曾置身戰場，但就算是真槍實刀的爭戰，也都是面對面、公平的對打，至少還知道對手是誰、對手在那裡。來到這裡，相安無事的太平世界裡，卻莫名其妙的被沒有任何冤仇的人埋伏打了悶棍，打人的人可能竟是你根本不曾也不會去防備、就住在附近，甚至可稱之為街坊的當地人，而我們卻連他們是些什麼人、又是為了什麼都完全不知道。

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理。這又是為了什麼啊？

是疲憊？是愚魯？我心中好麻木，頭像是被淋了厚厚一層漿糊，怎樣都理不出一個頭緒來。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呀？

外子躺在醫院裡，病情並無起色，醫生只在每天早上巡視一圈就走了，想找醫生更是有如上天之難。我每天從山上下來，若是誤了一班車，就趕不上早上醫生巡房。好不容易看到醫生，趕快抓住機會上前詢問、拜託。醫生只是不講病情，只會說：

「按時吃藥就好了。」

千篇一律，說完轉頭就走了。我真是哭天無淚啊！到此才深深領悟到人命是如此的輕賤，我真的懷疑醫生為什麼總是不肯告訴我病情。

那一天傍晚，拖著疲憊的身體，牽著、抱著孩子回到山上，行前我告訴外子說：

「明天我不來醫院，要在家裡清洗一下孩子穿髒的衣褲，後天一早我就來。」外子看我己是疲憊不堪，要我在家多歇息兩天。但我心中總是不安，還是告訴他：

「我後天一早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