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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6/22 13:28:01瀏覽1695｜回應1｜推薦3 | |
| 凌峰出生於山東青島市，長於台灣，1985年獲得台灣第二十屆金鐘獎最佳男歌手獎，恰走紅之際，1987年轉行拍攝電視系列片《八千里路雲和月》，歷盡磨難，最終於1987年11月11日開拍此電視系列片，並親自擔任主持，成為第一位到大陸拍片的台灣藝人，撞開了兩岸近40年的封凍，成為兩岸文化交流的擺渡者，歷盡艱辛，但百折不撓。1990年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上一首撩人心扉的《小丑》，詼諧幽默的表演征服了電視機前的觀眾，為全國人民所熟知。
凌峰有著令人稱道的婚姻生活，擁有成功的事業和美滿的家庭，迎娶青島舞蹈演員賀順順為妻，一直為海峽兩岸津津樂道，成為一段千古佳話。凌峰女兒自稱：「我是海峽牌」，提起女兒，他總是柔情有加；談起俊美的妻子他笑意盈盈，幸福的笑容時常掛在臉上。或許是懷有感恩的心，或許是出自對祖國的熱愛，又或許是出身貧寒的他被一雙雙渴盼讀書的眼睛震撼了，成為希望工程的積極參與者，並於1991年發起創立海外華人支持希望工程的第一個組織「希望工程海外愛心基金」，奔走於各大城市，時至今日，發動海外人士捐資在大陸已修建24所希望小學，其中2所為凌峰解囊自建。 凌峰於1945年生於山東青島市，長於台灣，1985年獲得台灣第二十屆金鐘獎最佳男歌手獎，然而，他在走紅之際，卻出人意料地轉行，醞釀拍攝電視系列片《八千里路雲和月》。他之所以出此舉措，原因在於，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呼籲兩岸進行經濟、科學、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1981年9月，葉劍英委員長發表「九點講話」，強調台灣同胞到祖國大陸探親、旅遊和交流保證「來去自由」，建議兩岸為開展學術、文化、體育交流提供方便，達成有關協議。1987年，兩岸文化交流終於呈現單向交流狀態：台灣民眾可以來大陸，大陸民眾卻因台灣當局阻撓而不能去台灣。 當時，台灣民眾主要通過國民黨的喉舌瞭解大陸，「不言而喻，台灣民眾不可能瞭解真實的大陸，我希望給台灣民眾新的大陸觀」，凌峰直言不諱。他決意發揮電視傳播的優勢，連結海峽兩岸民眾的骨肉之情。之所以取名為《八千里路雲和月》，「就是受中國文化影響，八千里路雲和月是抽像的意念，是山河、故土、傳統、歷史，體現了悲壯之美，我所處的環境何嘗不是如此？」他一語道破。 1987年，海峽兩岸尚未開放，只有通過第三國的渠道，於是，凌峰悄悄趕到日本，與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接洽到大陸拍攝《八千里路雲和月》事宜，孰料，這一消息被新加坡的報紙走漏，他從日本一回到台灣就被軟禁，台灣的報紙封殺他的消息，他被勒令不准上電視、不准表演，「過了一段苦日子」，他回憶道。 海外的報紙爭相報道此事，數月後，台灣當局在強大的壓力下不得已允許他出島。 1987年11月11日，凌峰以探親名義終於踏上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開拍《八千里路雲和月》電視系列片，親自擔任主持，成為第一位到大陸拍片的台灣藝人，撞開了兩岸近40年的封凍。然而，他拍攝完畢一返回台灣，錄像帶即被沒收。「被沒收的錄像帶是空殼，我已預見到錄像帶會被台灣當局沒收，返回前就把帶子從軸心取下，通過各種渠道帶回台灣，據此製作了片長20分鐘的《八千里路雲和月》。」他粲然一笑。 台灣當局百般阻撓《八千里路雲和月》在台灣播出，凌峰奮力反擊，採取了三個階段抗爭：第一階段抗爭，舉辦《八千里路雲和月》全島說明會，從北到南召開群眾說明會；第二階段抗爭，訴諸於街頭；第三階段抗爭，在台灣的立法院召開不要讓歷史嘲笑我們的聽證會。「兩岸同樣是炎黃子孫，只有一個中國，為什麼日本人可以到大陸拍攝絲綢之路，唯獨台灣的中國人不能呢？為什麼全世界的記者可以到大陸採訪，唯獨台灣的中國人不能呢？」他提出一系列質問，直指台灣當局，外電炒得沸沸揚揚。他一面頑強抗爭，一面依舊往返於海峽兩岸不懈地拍攝《八千里路雲和月》。 凌峰抗爭2年之久，衝垮台灣當局的一道道防線，片長1小時的《八千里路雲和月》於1989年6月2日終於在台灣播出，在全島引起轟動。「台灣當局的壓制越大，《八千里路雲和月》在台灣播出產生的轟動效應越大」，他欣慰地笑了。1994年，《八千里路雲和月》又被台灣當局無理停播，凌峰憤然絕食抗議，直至重新播放。自此以後，凌峰將他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促進兩岸文化交流的工作中去，倡導成立了民族文化基金會，促成了內地著名舞蹈家楊麗萍在台灣的巡演、王洛賓作品在台灣的推廣等。特別是凌峰策劃了騰格爾的專輯《蒙古人》在台灣的發行，專輯發行後在台灣熱銷，隨後這股浪潮又返回內地，使騰格爾的作品在內地也得到歌迷的認可和喜愛。從1990年開始，他就在台灣籌劃「蒙古文化季」，1993年「蒙古文化季」正式演出，他將內蒙古烏蘭牧騎歌舞團、內蒙古馬術隊介紹到台灣演出，在台灣引起轟動並形成一股蒙古文化熱，直到現在還餘溫猶存。 《八千里路雲和月》不僅將鏡頭對準大陸的山川雄姿、風土人情，更關注人的命運，以人為載體，記錄歷史。凌峰每年花一半時間在大陸奔波拍攝，北至黑龍江，西至新疆伊犁，南至雲南邊境，無論是北京、廣州、南京、蘇州、桂林、成都、哈爾濱等城市還是內蒙古大草原，乃至福建的「寡婦村」等偏遠的小鄉村，都留下了他跋涉的腳步。凌峰跟蹤拍攝西部歌王王洛賓，陪伴他去台灣，記錄下他的生活點滴，直至過世。「過去，在台灣沒人知道《在那遙遠的地方》是誰寫的，是《八千里路雲和月》讓台灣民眾瞭解了王洛賓的風采、坎坷」，他深情地說。 「《八千里路雲和月》是個記錄者，我更有興趣的是記錄變遷，真實地反映中國的變遷、社會的變革」，凌峰堅定地表示。「1987年起，《八千里路雲和月》就跟蹤拍攝時年9歲的蘇州女孩王佩瑜，她從學唱評彈到在戲劇學校學藝，直至成為京劇老生，從她的身上投影出整個蘇州的變遷，因為通過人來反映社會的變遷更感性、更貼切。蘇州從過去的14平方公里不斷擴展，昔日的『姑蘇城外寒山寺』已變成『姑蘇城內寒山寺』，透過地理的變遷可以看到個人的變遷。」1987年的蘇州在他眼裡陳舊、無力，就連行走在河道裡的船也是慢悠悠的，「而今天的蘇州面貌煥然一新，包括我們現在所在的高爾夫球場都與國際接軌，在這裡可以看到來自世界各地各種膚色的人，這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像這種變遷我都非常有興趣。」他手指窗外綠草如茵的高爾夫球場感慨不已。 凌峰又萌生了將中華文化傳播到全球的強烈願望，由上海東方電視台、九洲文化傳播中心、中華八千網股份有限公司聯合拍攝的《新八千里路雲和月》，於2000年12月30日在東方電視台首播。這部10集電視文藝專題片耗費了凌峰5年心血，在祖國大陸實地拍攝，蘇州、長白山、阿里山、九寨溝等地的自然、人文、風光不一而足，以細膩的手法講述了西部歌王王洛賓、雲南著名舞蹈家楊麗萍、南京籍已故舞蹈家陶金、蘇州女子王佩瑜的生動故事，其中，王佩瑜是唯一貫穿《八千里路雲和月》、《新八千里路雲和月》的人物。該片通過人物命運的跌宕，生動地展現了中華大地日新月異的變化，表達了海峽兩岸民眾血濃於水的情誼。 情系希望工程 正是因為在大陸拍攝《八千里路雲和月》，凌峰接觸了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實施的希望工程，出身於貧寒家庭的他被一雙雙渴盼讀書的眼睛震撼了，成了希望工程的積極參與者。其貌不揚的凌峰一生的經歷可謂坎坷，小時候因為學習不好，而且性格又桀驁不馴，結果被老師和學校放棄，成了一名邊緣少年，混跡於社會之中，打架也成了家常便飯，最終把母親氣出了神經病，十三四歲就去做了童工。最終，從小就喜歡唱歌的凌峰走上了歌手的道路，並一步步從歌手、電影明星、電視製作人這樣走來。回首往事，凌峰對於自己從小的坎坷經歷並沒有多少怨言，相反卻懷著一顆感恩的心去看待那些往事，「坎坷的道路讓我成長，一連串的不幸給我養料，漂泊的生活給我帶來價值，我時常帶著一種感恩去看待上蒼給我的機遇。」 根據自己的生命經驗，成功後的凌峰對於兒童有著更多的關愛。他認為無論是家長、學校還是社會，不能因為孩子學習不好就認為他不是個好孩子，對孩子更不能放棄。為此，他積極的參與到幫助失學兒童的希望工程中來，組織參與了希望工程百場義演，並擔任了海外愛心委員會的主任，特殊的人生經歷使凌峰有了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 1991年，他發起創立了希望工程海外愛心基金，這是海外華人支持希望工程的第一個組織。同年，他倡議並主持了希望工程百場巡迴義演，奔走於各大城市，歷時7年，募捐的資金全部用於修建希望小學。1992年，他和好友葉明壽共同捐助的國內第一所希望小學在安徽金寨縣落成。時至今日，他發動海外人士捐資在大陸修建了24所希望小學，其中2所為凌峰解囊自建。大陸現已建起萬餘所希望小學，重新圓了貧困學子的讀書夢。 一次，凌峰應邀到廣西南寧為希望小學教師講課，一下飛機就因胃出血暈倒，病情稍有好轉，仍咬牙帶病講課。「教育不僅關乎一個孩子、一個家庭的命運，更關乎中華民族的命運。中國人幫中國人，救孩子就是救中國。我走了八千里路雲和月，救助了8000多名失學兒童。」他欣慰地笑了。 我的人生追求是「做自己」 「彼岸看我像鳥類，此岸看我像獸類，因為不鳥不獸，所以不倫不類」，凌峰戲謔道，「我既是稀有品種又是野生動物又是蝙蝠，蝙蝠有一個屬性，就是它沒有眼睛，一切跟著感覺走。」他自稱剛好走在台灣的變革點上，加上文化基因、遺傳基因相互作用，所以比較頑劣。說到此，他不禁樂出聲來，「所以，我老婆稱我為『野生動物』。我不會附庸台灣所謂的主流價值，像大家一樣每天非常忙碌地賺很多錢，我更多的興趣是藝術，現在更多的興趣是思考。我也很關心大陸的投資環境，儘管我沒有開辦工廠。」 凌峰稱自己的特性是多血質、不安分，厭惡重複自己，對新的事物、新的挑戰躍躍欲試，「我不辦企業，不做商人，過去拍了很多電影，過後看了老是後悔，怎麼會演那麼爛的電影？所以，後來就不敢拍攝電影。電影、電視劇受各種因素制約，命運掌握在別人手裡，我覺得浪費時間，我的光陰已經浪費很久了，不願意再浪費。給後人留下一些可以回顧歷史的鏡頭，是我最大的心願。」 「我是滾滾紅塵中的一名電視人，是個孤獨的先行者。我的經濟一直很拮据，我要非常節省地過日子才能支撐《八千里路雲和月》的拍攝。」他毫不後悔自己的人生抉擇，「我的人生追求是做自己，我很幸運，可以通過抵押、變賣房產，來做自己，實現拍攝真實的歷史鏡頭的夙願。」 「兩岸通婚是高風險」 凌峰娶青島舞蹈演員賀順順為妻，為海峽兩岸津津樂道。凌峰的妻子賀順順是一位美麗優雅的舞蹈演員，雖然比凌峰小18歲，但是這絲毫也影響不了他們兩人之間甜蜜的感情，當年凌峰和賀順順的結合也開創了台灣藝人和內地女孩結合的先例，成了當時一段佳話。儘管如此，凌峰在妻子面前也絲毫不隱瞞對其他漂亮女孩的喜愛，而如果有其他男人喜歡自己的太太，他也不會感到生氣，還會覺得自己妻子有魅力而感到高興。 凌峰給記者講述了一個發生在他和太太之間「16首情歌」的故事，有一次他和一個女孩在短時間內打了16個電話，被妻子知道後就要求他給她唱16首情歌道歉，才能讓他進家門，所以他從北京打車去機場的路上就開始通過電話給妻子唱情歌，到了上海下飛機後繼續在出租車上唱情歌，等到家門口唱到最後一首情歌《船歌》，妻子給他開門時已經是淚流滿面。 凌峰的女兒柔柔自稱「我是海峽牌」，提起女兒，他柔情有加，「我的女兒是兩岸的產品，是兩岸的稀有品種。」他談起俊美的妻子笑意盈盈，「我的妻子出身於標準的革命家庭，岳父母都是軍人，她的家人20：00點就全都上床睡覺了，而像我這樣的夜貓子即使被趕上床，半夜也會偷偷跑出去，完全是桀驁不馴的性格。我以前一心想『解救』老婆，結果反被老婆『解救』」，他忍俊不禁，「她總是認為我的很多作法、生活方式是不對的，告誡我20：00點要睡覺，結交朋友要注意。兩岸通婚所有衝突都是正常的，因為雙方的價值觀念不同、生活環境迥異，勢必引發價值衝突、審美衝突，雙方不斷磨合，舊的衝突磨平了，新的問題又出來了，就像剝洋蔥一樣，一層又一層，越往裡越深刻。像我這樣年紀越大，烙印越深，改變越痛苦，而美女更固執，因為美女被社會寵壞了。」 身為兩岸通婚的親歷者，凌峰得出結論，「兩岸通婚是高風險，雙方差異太大，失敗率特別高，因為通婚的雙方目的不同，帶著現實利益相結合。」他話語一轉，「時間是種力量，在改革開放的時代中成長起的海峽兩岸民眾，差異越來越小，兩岸的文化有很多共同點，譬如，兩岸現在都刮『韓流』，兩岸民眾都喜愛歌手張惠妹、傑克遜。」 苦澀的童年 人生的起點 淩峰出生在山東青島，父親是一個兵工廠的電工，他憑著微薄的薪水養活自己的老婆和6個張著小嘴吃飯的孩子。生活的重擔沒有壓垮這條山東漢子，倒是大兒子淩峰的行為常讓他頭痛。原本他臉上常帶著笑容，一見到淩峰就笑不出來了，父子關係異常緊張。淩峰稱自己在學校是“邊緣學生”，在家裡是“邊緣孩子”。兒時的淩峰放蕩不羈，他癡迷音樂，但在升學考試中，音樂是否及格並不重要；他酷愛體育，但體育課也無足輕重，重要的是國文、英文，可淩峰對此毫無興趣。他與學校無緣，家裡又沒有溫暖，便索性流落街頭，糾纏到小幫派的結構裡。走在路上，別人看他一眼，心裡就會有一種受污辱的感覺，不打一架決不甘休。每逢他打了人、闖了禍，人家就會找上門來，於是，淩峰少不了挨上一頓臭揍，父親打孩子常常從村東頭打到村西頭。 母親因過度勞累病倒了，治病、買藥又成了家中一大負擔。年僅13歲的淩峰為父分憂，一輛三輪車使他嘗試了掙錢的艱辛，每天往返三四十公里，既拉生意，又要給住院的媽媽送飯，因腿短，別人坐著騎，他要站著蹬。終究是親骨肉，父親看著他深一腳、淺一腳搖搖晃晃消失在遠處的背影，揪緊了心，攥緊了拳頭。 父親的臉色有所轉化，是在淩峰當兵之後。這個變化給淩峰一個不小的激勵，為擺脫生活的窘境，淩峰身兼兩職，白天在聯勤軍車廠做工，晚上在漢宮餐廳賣唱，從早上8時到晚上6時給了工廠，晚上8時到次日淩晨3時給了歌廳。長期的睡眠不足影響了白天的工作，老闆終於下了最後通牒，要麼在工廠，要麼去歌廳，二者選其一。按照老規矩，他把這個問題交給了家中的絕對權威———父親。兩天的期限就要到了，父親的嘴裡沒有回答，只是一聲接一聲哀聲歎息，顯然，父親是沒有能力處理這個問題的，在他一再催問下，父親說：“家有長子，國有大臣，你也長大了，我也老了，唉！你就自己決定自己吧！”頓時，淩峰感動得流下眼淚，因為這是他第一次“自己決定自己”，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受到被尊重的感動。 淩峰心中盤算著，在工廠每個月可以掙到四百多元，唱歌每個月只有250元，還要買西服，深夜回家要打車……儘管收入相差甚遠，但他還是割捨不下最喜歡的音樂。“我在演唱方面是有潛力的，是可以發展的，具有未來性。”他用這句話向家人解釋，也用這句話寬慰自己。儘管前途未卜，他天生的賭性堅定了自己的選擇。這個決定使他的收入驟減，二三年內，家裡又陷入另一個人生苦海。初進歌壇，雖然到處碰壁，但他心中卻感到畢生從未有過的自尊，因為他覺得自己“挑家”了，收入高一點，家中的生活就好起來，低一點，家中生活就差，錢寄得晚了，家裡就開不了夥，圍繞著“錢”，親人的情緒發生著變化，他驀地感到隨著錢的舉足輕重，自己也舉足輕重起來，成為家中的依靠。 因北部“高手”多，很難冒出來，而南部掙錢多，淩峰就去南部唱歌，同時在一個香檳廳兼活兒。有一次給家寄的錢特別多，合三千多元人民幣，後來，他的妹妹告訴他，當收到這筆錢時，舉家歡騰。 兒時的生活使淩峰感慨萬千：由於貧寒，沒有機會讀很多書是個遺憾，但這種生活也教育了我，記得有一次父親迫于生計向別人借了一筆錢，一時半會兒還不上，父親總是按時把利息送給人家，他告訴我，“做人得講信用，人窮志不能窮。”他還對我講過，“當你有困難時，別人幫助你，這是仁，滴水之恩湧泉相報，這是義，做人要有德，不能不仁不義。”這就是這個貧困的家庭對我的教育，從而構成了我對生活信念的最初認知，自身的磨練又讓我嘗試到生活的艱辛和成功的愉悅，我就是在這種自我挑戰、自我實現中長大的，如果說今天取得了一點成績，那麼，是童年的困惑、貧窮磨練了我。這是我的最大財富，是我走向成功的基石。 風雨同舟 相濡以沫 人們常說：“郎才女貌”，可這話用在淩峰和賀順順身上只對了一半，淩峰是郎才沒錯，因他有才無貌，而賀順順僅有貌不行，用淩峰的話說，她不但有貌、有德，還有才。 從一見鍾情到相濡以沫、風雨同舟，他們度過了十餘年。賀順順無疑是淩峰的好妻子、好戰友，也是王氏家族的好兒媳，然而，讓淩峰備受感動的是順順不僅是他大女兒、大兒子喜歡的小後媽，還成為他前妻的好朋友，由此可見，賀順順在王家賢淑厚道，和睦相處這便是德。而才呢？一個專業舞蹈家僅用一年多時間就著書立說，發行10萬冊，臺灣作家柏楊對此高度評價：“意義更超過膾炙人口的《浮生六記》。”這就是才。 賀順順做事大氣，識大體，顧大局。對此，淩峰引以為豪。在發洪水那年，他們去長春參加電影節文藝活動，每個演藝人員都捐錢，淩峰決定把車捐掉，當場義賣，這輛賓士S320只開2萬多公里，後因種種原因，中央電視臺把車又退還給他。 “9•21”發大水時，中央電視臺在福州舉辦一個晚會，淩峰把家中3件珍貴的愛新覺羅三代人的書法作品捐獻給大會。 “我每次提出這樣的建議，順順都欣然同意，這是大氣，也是心靈上的相通，其實我們並不是富裕的家庭，這3件東西也是家裡最值錢的，我們的出手和我們的家底不成比例。但順順站得比較高，一般的太太不會同意的，有很多事順順是配合的，但也有一些小問題，產生一點小小的磨擦，其中我的問題多一點。”說這話時，一種滿足的神態流露在淩峰的臉上。 如果說在婚姻上，淩峰側重於理性的認知，而賀順順更多的則是情感的流露。 賀順順一直相信婚姻是一種緣分，她曾說：“我和淩峰的緣分，也許在我還未出生時，就已埋下了一種可能的契機。”說來也怪，賀順順與淩峰的婚姻，就像賀順順父母的翻版。賀順順的爸爸比媽媽大17歲，淩峰比賀順順大17歲；生賀順順時，她爸爸48歲，生小柔柔時淩峰也是48歲；淩峰比賀順順矮兩英寸，賀順順的爸爸比媽媽也矮兩英寸。除此以外，生活習慣和言談舉止也驚人的相似，賀順順的爸爸十分儉樸，淩峰是有名的“淩打包”，“吃了不痛，瞎了痛”是他們共同的口號，涼饅頭、豬頭肉拌大蒜也是他們最喜歡吃的美食。 在賀順順眼中，淩峰是一個粗線條的男人，他不注重外表，常常系錯扣子、穿反襪子，每當淩峰臨出門時，賀順順總要提醒一句“褲子拉鍊拉上沒有？”然而這個粗枝大葉的人，也有細心的時候，他的一個舉動，使賀順順感動不已。 1992年12月，夫妻倆的小生命來臨了，淩峰從貴州的希望小學風塵僕僕趕到北京友誼醫院看女兒，由於過度的勞累，他也在這家醫院打上了吊針。12月25日是耶誕節，淩峰向護士請假出去一趟，晚上，賀順順驚異地發現，她的病房忽然變得花團錦簇，牆上掛起五顏六色、金光閃閃的彩條，床頭上的答錄機播放著耶誕節歌曲，病房裡一派喜氣洋洋。面對丈夫的祝福，賀順順流下激動的淚水。 立志教育 生命的承諾 淩峰最遺憾的是小時候沒讀過幾年書，他的最大心願是讓現在的孩子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自從1989年開始，淩峰和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共同致力於“希望工程”在兩岸的推動，1991年兩岸共同創立了“希望工程海外愛心委員會”，這是海外華人支援希望工程的第一個組織，1992年，他和好友葉明壽先生共同捐助的第一所“希望小學”落成。作為愛心基金會主任的淩峰多次表示：“我承諾，終身為中國希望工程做貢獻。”他還發動海外人士捐資建24所“希望小學”（其中淩峰自建兩所）。 淩峰經常到一些學校去演講，當與150個校長和骨幹面對面，談論關於如何教育不良青少年問題時，淩峰見解獨到：“作為教育者，我們不應排斥他們，反之，要有更多的關心和耐心，我們以前的學校因小孩太頑劣，就把他開除了，交給社會了，這種孩子最危險，交給社會就意味著放棄，任他隨波逐流，無論對社會、對自身都是十分有害的，在臺灣，資本主義社會裡，工人階級是非常苦的，收入不多，家庭負擔重，文化水準低，連一個正常的孩子都教育不了，何況教育一個在心理上、在價值上整個已經脫離了社會的邊緣少年呢？！對這樣的孩子要有愛心，對於一個有責任的老師來講就是責無旁貸的，這是我的經驗，當他們嘗試到尊重，嘗試到鼓勵的時候，就會有一個新的起點。” 淩峰坦言：“我覺得，人有天使的一面和魔鬼的一面，這兩個面孔在生活的平臺上交互輪回。我們要多與善者交友，就要有天使的仁心，所謂‘近朱者赤’就是這個道理。與希望工程的聯繫，在這點上給我更深的感受。這10年來，我記錄下許多個事業發展中的珍貴鏡頭。” 面對來自貧困地區希望小學的教師，淩峰說：“我希望通過我的生命的經驗的交換來使他們相信：幾十年前，我和他們是一樣的人普天之下改變自己命運的道路肯定有，但天只助那些努力自助的人在貧困中一味地等待國家的政策扶持、好心人的送溫暖是不能夠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命運的。” 漂泊人生 精彩無限 在漂泊的海洋中，淩峰學會了寬容，在漂泊的風浪中，淩峰學會了拼搏。淩峰堅信，漂泊者比別人有活力，有體力，有膽識，有溝通的能力。他說：“據瞭解，13個改變美國歷史的人，唯一的共同點就是都有遷徙搬家的經歷。經歷痛苦，有助於人成為偉大的人，歷經大遷徙的族群是最有生命力和創造力的。” 淩峰說：“我喜歡漂泊，漂泊者的最大特點就是對困難很有承受力，我的鏡頭也記錄下漂泊者的漂泊經歷，他們對環境的適應能力是很強的，因為他們總是在調整自己的位置，以便在陌生的環境裡開闢生存和發展的道路。他們的人生軌跡豐富傳奇，精彩無限。” “《八千里路雲和月》讓我又活了一次，從一個漂泊者的角度來說，在我成長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歷史給了我這個機遇。拍這部片子，對於我來說是一個更大的挑戰，當時還沒有開放，所以我和臺灣政治主流上的衝突是一個磨難，磨難的層次提高了，當我回憶這種磨難時，分析能力也提高了。拍攝《八千里路雲和月》，我走遍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從視野上開闊了，有這樣漂泊的經歷，也成就了我與希望工程之間的密切關係，能和希望工程的創造者結下不解之緣，成為非常好的朋友，這樣一種文化的融合、文化的交流，彼此之間都能夠分享彼此的經驗，這對我的成長是至關重要的。” 今天的淩峰仍在繼續著他的事業，已著手于近代中國人的《漂泊》紀錄片的拍攝，淩峰說，我要通過我的鏡頭盡可能多地展現中國社會轉型期的全部。人是承載歷史的，一個人成為一個有影響的人物是離不開環境的。在一個永續的時空平臺上，人在旅途中的經歷是無法複製的，透過不同的人生戲劇，你會聽到歷史的足音悠悠傳來，我們把鏡頭對準一些人，十幾年、二十幾年直到飽經滄桑，想想看，這是多麼震撼人心！ 淩峰告訴我，目前所拍的系列片，可能超過他以往影片的難度，在他的新片子中“漂泊者”既是名詞，又是動詞，重新見識或是反省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歷史。這個片子他已經拍了很多年，因需要巨大的投資，在沒有找到適當的合作夥伴之前，他在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慢慢進行，他說：“因為這些片子需要知識的含金量高，所以他需要思考，思考它文化的‘能見度’，全球化的‘時代感”。” 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淩峰生活在“漂泊”之中，他在“漂泊”中體驗著、感悟著，也在“漂泊”中探索著奉獻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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