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九槍擊事件最後由刑事局提出結案報告、檢察官不起訴而作了結。由於涉嫌人陳義雄已經往生，在沒有經過法院的審理前提下，事實的真相可能只能各自表述。可是在眾多媒體的報導下，鎂光燈的焦點仍在於事實真相究竟如何？相信在沒有新事證出現的前提下，未來仍將是一場羅生門。惟筆者希望在此提出幾個論點，或許可以反思三一九槍擊事件到底有多少夠份量的證據，也可以瞭解執法機關是如何利用涉嫌人家屬的慌亂心態。

誰主動要求拍攝的錄影帶？

首先談談錄影帶的部份，陳義雄的妻子，一位平日與世無爭的民眾，在接受警方偵訊之後，閒聊的過程中，提及自己擔憂如此供述，恐怕會遭鄰居責難，在當時藍綠嚴重對決的社會環境中，陳妻的憂慮確實可以體會。但是這個擔憂顯然被精明的專案小組充分利用，在高檢署的背書下，據警政署長於記者會中表述，是其指示專案小組向陳妻提出拍攝錄影帶的方案，以此降低民眾對其產生的負面評價，最後在陳妻同意下，拍攝了致歉的錄影帶，也加強了專案小組偵辦結果的可性度。

專案小組以拍攝錄影帶就能降低民眾反感來誤導陳妻的說詞，勸服陳妻願意拍攝錄影帶，達到強化調查結果正確性的目的，只能說這是一種很不道德的談判過程。專案小組的作法必定會讓家屬事後覺得有遭「詐騙」之嫌，因為可能民眾還是繼續對他們全家指指點點，而家屬再詳細回想案發過程中，回顧所有的事證資料，才發現根本沒有直接的證據能證明是陳義雄所為，而陳妻應該是最悔恨的一位當事人，因為她在偵訊過程中，代表一位可能沒有犯下槍擊案，也從未承認犯案的往生者向全民道歉，更會讓家屬不斷地愧疚，日夜輾轉反側，才有今日的記者會發生。更糟糕的是，居然還有專案小組的成員在記者會中表示是家屬主動要求拍攝錄影帶，以筆者的經驗來觀察，家屬根本不可能主動要求拍攝錄影帶，還好警政署長還算有擔當，在記者會中承認是專案小組的主意，不過其表示拍攝的理由居然是為了降低家屬的愧疚，這點理由實在讓人不能接受，因為真正的理由應該如前所述，應該是為了強化因證據不足而不斷遭到質疑的調查結果。因此，利用家屬在龐大壓力而不知所措之情況下，讓家屬「同意」拍攝錄影帶的行徑，實在讓人難以接受。

一場精采的偵訊恐怖片

有人曾經形容偵訊的過程是一場藝術，若能讓當事人承認犯罪事實，又能夠感謝偵訊者的所作所為，可謂偵訊者的最高境界。可是若真如陳妻等家屬所說，警方以：「再不說，關你兩個月，再不說，再關你兩個月，再不說，就關你七年」，以及將陳義雄之女兒戴上手銬等手段，或者是警政署長若真如家屬所說曾經向陳妻表示：你自己決定該怎麼做，否則就自己負責任的言詞，就好像是安排了一場偵訊大戲，而所有的家屬只是戲中遭到操控的演員，在非常緊張、沒有經驗的情況下，又擔心自己的女兒真的被判刑而一輩子抬不起頭來，所以只好在導演的安排下，演出一些與事實有落差的劇情，只能說是一場恐怖片。這種就好像魔術師表演魔術一般，創造出一種虛幻的情境，而所有的觀眾思緒就會隨著魔術師的安排向前走，最後相信魔術師的幻術。

未經法院判決，何來定罪之有

往生的陳義雄其實蠻可憐的，不知名的原因跌入海中，在沒有任何機會爭辯下，被專案小組以各種事證「推測」犯下濤天大罪，而遺族更在專案小組的「情境壓迫」下，做出不利於陳義雄的證詞，甚至於拍下莫名奇妙的錄影帶。最後，所有的案子就以陳義雄作為結尾，雖然沒有100%明確指稱就是陳義雄所為，惟不斷強專案小組調蒐證嚴謹，有多少人指證、以槍追人、家屬坦承等具體事證，其實已經向大眾宣告這件案件確實就是陳義雄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