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通識教育論壇

【我的學思歷程】

時  間：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時間：晚上七 時 至 九 時

地  點：國立臺灣大學思亮館國際會議廳

主講人：劉兆玄 校長

主持人：陳維昭 校長

陳校長、黃教授、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今天真的非常高興到母校來，跟大家談一下我的學思歷程，這是跟黃教授很久以前講好的就賴不掉了，其實是很難講的東西，因為要講自己，好像有點像「被迫坦白」做交代，覺得很不容易，我想還是把我過去一些從求學到做事情的一些經驗、感受，藉這機會提供給同學─學弟、學妹們，做一個參考。 

第一章要講的是我的少年─慘綠少年求學成長的過程。其實今天回想起來，當時我算一個非常、非常幸運的年輕人，甚至在我的一生，我都覺得自己是非常幸運的人。我生長在一個很特別家庭，我們家裡面有六個兄弟，頭尾剛好十二年，我媽媽很厲害，生六個兒子的或然率是二分之一的六次方，她十二年生了六個兒子。我們這六個人從小到大，唸書是同一個小學、同一個中學、同一個大學，都出國留學，只有我一個人跑到加拿大去，其他的人全部都是University of Illinois，不是那個學校的Ph. D.，就是那個學校的教授，劉兆漢是Brown的Ph. D.，後來在Illinois那裡教了二十幾年的書，所以我想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I was the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我們真的是跟其他的兄弟不一樣的，我們不但是兄弟，還是校友，從小到大的校友。 

那時我們遇到的老師，都是第一流的老師，他不需要什麼理論，有愛心、自己本身很優秀，就可以把我們教得非常的好。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那是一批大陸的流亡學生，到臺灣的時候只有去教小學，正好教到我們。因為他們沒有錢，所以又跑去考師大公費生，好幾位老師師大畢業是第一名，進到師大附中來當老師，又回頭來教我們。所以那是一群非常優秀的老師。我舉個例子：我記得很清楚，小學三年級去圓山動物園遠足，回來以後老師就叫我們把「你今天一天覺得最有價值的一句話講給大家聽。」他叫大家站起來講，講完之後就記在黑板上，他就說：「劉兆玄，你把它通通串起來編成一篇文章。」我就把它編成一篇文章。因為老師很好，我記得這件事情，很得意啊，他就把這篇文章用很漂亮的粉筆字寫好，還畫了插圖，用小黑板架放在外面，這件事情出來以後，全校就效仿這樣子，每一班都做類似的事情，讓其他班經過他們班的時候有點羨慕。你看這些教學方式多麼的活潑，在民國四十年代，物質條件這麼缺乏的時候，我們的老師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教我們。所以我是非常幸運的，在家庭、良師、益友的影響下成長，進了臺灣大學，在臺大化學系。 

在臺大，說實在很慚愧，在臺大四年真的不怎麼用功，那時還有保送制度，學校要保送我去成大唸建築系，因為我一直很喜歡畫畫，我一直覺得理科也很喜歡，理科加上藝術的話，比較接近的應該是建築系，可那時候你們是否還記得，楊振寧、李政道剛獲得物理的諾貝爾獎，每個人都想進臺大物理系，因為這個虛榮心，沒有去唸建築，考物理系沒考取，就考到化學系去了，後來唸唸挺好的，我就不轉了，化學系的老師還滿認真的。那時候覺得生活很無聊，天天在看武俠小說，有一天去租武俠小說的時候，小說店貼了公告，說有位作家叫做古龍，他寫了一部作品叫做「劍毒梅香」，寫了四本以後就沒寫了，拖了幾個月都沒有後面的故事，那個老闆說：「誰願意把它接下去，我給五百塊一本。」五百塊錢很多啊，那時去西門町，有很多進口的東西是在寄賣行裡面，現在大概沒有這種行業了，我們看到窗櫥裡面有支氣槍很漂亮，國外進口的，要五百塊，我就很想買那支槍，沒有錢哪，後來心裡面一想，就應徵去寫這本書，寫下去之後，據說是很紅，然後賺的得錢就滾滾而來，可是一簽約以後就很慘，哪怕明天要聯考，今天還要交稿，所以在這壓迫之下，為了買那支氣槍而寫了那本小說是非常有趣的，因為合同而寫那本小說的時候，就非常、非常的痛苦，被壓著寫小說的生活一直到臺大畢業，所以在臺大的時候就不是很用功，所以臺大化學系的成績單你們不要去查。 

我想臺大化學系還是很好的環境，給了我們很多的訓練，那時臺大人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時代，幾乎每個人都要去美國，可是美國的大使館的規定很妙，如果一個家庭裡面有一半的家人在美國，另外的人就不准去了，很特別的規定，我們家不是六個兄弟嗎？劉兆漢是老三，我是老五，前面三個人都去了美國，老四劉兆藜是臺大地質系畢業的，他、還有我，跟我弟弟劉兆凱─他是台大電機系畢業的，我們三個都去了加拿大，我為什麼會去加拿大，就是這樣來的，可是加拿大是什麼？我真的不知道，那時淡水有個英國臨時館，到那邊去查所有大英國協的學校，看看學校資料，結果看到一個學校，那個logo好漂亮，後來我才知道不怎樣的學校logo越漂亮，我看了就說這個學校我非去不可，我就寫信去申請，那個學校叫做University of Sherbrooke。我是跟陳英茂老師做放射化學的四年級專題，剛好對方要找一個research assistant，不怕放射線的，教授就立刻給我獎學金，我那麼爛的成績，他立刻就給我獎學金，主要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就非常高興啦，那時候收到學校來封正式的信告訴我說：來我們學校你最好會法文。我才知道加拿大是雙語的國家，那學校在魁北克省，魁北克是講法語的，那我怎麼辦呢？我在臺大學過一學期法語，那位神父教授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勉強給我六十分的，那我怎麼辦呢？就到新生南路對面的教堂跟一位神父一、兩個禮拜，才學會幾句什麼Bonjour這之類的，我就去了。去了之後，我是被允許用英文作答，我的法文非常棒，剛好可以看懂題目，多一點都不行，我看懂題目就用英文答，可是長此以往也不是個辦法，所以就儘快把碩士讀完，花了十二個月就讀完了要轉，就面臨了是否要去University of Illinois？真的給了我獎學金，那就我們全部六兄弟就是從小學一直到大學、博士都在同一所學校，That will be a good story to tell. 可是那個時候，我為了另外一個原因留在加拿大了，因為那個時候我的女朋友，後來變成我的太太，她是臺大植物系畢業的，她申請到University of Toronto，我在想去完成那個story重要還是到這邊去保住半壁江山重要？當然我就去了多倫多，這件事情到現在是不後悔的，Toronto是非常好的university。 

這邊我就要講一下為什麼我會認得她，其實是很偶然的，我四年級，她二年級，植物系辦了一個送畢業生晚會，朋友告訴我有個女生你非要去看不可，當天晚上有個營火會，去了以後才發現取消了，所以就變成在舞台上表演舞台劇，我從頭到尾看錯一個人，我覺得很漂亮的女生，並不是我同學告訴我的那位，而是錢明賽，這就是我們認識的開始。那天我見了她之後，偷偷拍了她一張照片，在照片背後寫了一首短詞：今霄原賞火讌，卻到舞臺盼看，不聞驪歌聲，只恨玉人不見，如幻如幻，那人忽在燈畔。這是少年情懷。 

到了加拿大以後，那時還在Sherbrooke，有一天吃完飯，整個學校只有我一個中國人，回到學校路上的時候，聽到宿舍擴音機說：「Mr. Liu. Telephone.」我就趕快跑到公共電話去接，那通電話是長途電話，告訴我我父親過世。我受我父親影響非常的深，那時我大哥他們就趕快坐飛機回來奔喪，我是沒有辦法回來，因為沒有錢，就留在哪裡。後來回憶，當時坐在學校的山坡上看著太陽，我找到那個晚上當時所寫的幾句話：「太平洋電纜傳來的晴天霹靂，波音七零七載走了奔喪孝子，但是還有北原上遺留的孤兒，看著一輪紅日，而那輪紅日終於沉下去了。」這是寫在我實驗報告本上的幾句話，我用這幾句話告別我的少年，寫完那幾句話我跟自己說：「劉兆玄，You are on your own. 你自己去面對世界。」所以我的第一章就講到這裡了。 

第二章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九三年這段，我自己取個名字，假設我要來寫書或回憶錄的話─從喇叭褲的教授到牛仔褲的校長。一九七一年我二十八歲回到清華大學做教授，先跟陳校長報告，我有先申請我的母校，可是母校不理我，連信都不回。後來我去了清華，清華很好，一個月就回我信，後來聽我學生跟我講說，我是全校唯一穿喇叭褲的教授，所以她們就叫我「喇叭褲」。我在學校裡面拼個人的學術、教學，從副教授、教授到理學院院長、校長。這段時間當中，除了自己的學術，我自認為在當時做到了一個高峰以外，我設法把清華的學術拉到一個高點，在一九九一年的時候，清華大學的教授同時得到理科、工科、文科的教育部學術獎，所以從那時開始，有人開始說臺灣最有名的大學是臺大，學術最好的搞不好是清華，那時就有這樣的評鑑出來。我覺得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間，把一個學校的學術水準提升。一九九一年剛好是清華大學第八十週年的校慶，我們清華大學是跟中華民國同樣壽命，所以是「與國同壽」，在一九一二年成立。這個時候我請了四位清華大學校友，給同學們一個座談慶祝，這四位是：楊振寧、李政道、李遠哲(碩士是清華大學的)、陳省身數學家─數學沒有諾貝爾獎，但他對數學的貢獻恐怕比得諾貝爾獎還厲害。這四個人回來之後，給我們清華大學學生的啟發是不可思議，楊振寧跟李政道已經吵翻了，所以我請他們的時候，李遠哲還跟我說：「劉兆玄你好大膽，你居然敢請他們一道回來。」我說：「我有秘密武器！」我去找吳大猷寫信給他們，最後是「恩師」加上「母校」的面子，他們兩個不得不來，來了以後同臺演出，居然沒有吵架，只不過稍微爭論了一下，研究物理的人到底是物理的直覺重要？還是數學重要？楊振寧認為數學重要，你們都知道楊振寧的數學好得不得了，李政道認為物理的直覺才重要，他們兩個人各執一端怎麼辦呢？我是主持人，我就去問陳省身，趕快把這問題解掉，我說：「陳教授這個問題您的意見是什麼？」陳省身說：「數學是沒有什麼用的東西，」我們全都呆了，「可是沒有它什麼都不能做。」這是我記得非常清楚的一個故事。 

那時候，我們同時進行改革。我講兩件事情，一個就是大學法修改之前，我們把大學的組織章程先做出來，就是我們自己的單行法，我覺得那個組織章程比現在的大學法還要好。現在選校長的方法是很差的方法，我們那個時候，在一切都強烈要求要校園民主的時候，清華大學通過一本它自己的憲法，裡面居然是校長任期不受限的。因為我們是認為花那麼大力氣去選一個校長的話，必須假設他是很好的校長，應該盡量讓他發揮，給他很大的權，他如果做得不好，不管任期，馬上就可讓他下來，有一條這個就好了啊，所以不需要任期，像哈佛大學等的校長一做是十來年的，而不是說你花這麼大力氣去選一位校長，然後假設他是壞人，下面有一系列的設計防他如防賊，當時我們居然可以通過這樣的條例，我非常的驕傲。 

第二件事情，也是很難忘的事情，就是那個時候發生了學潮，我當校長的時候，是每天都在鬧學潮的時候，那時候臺大是龍頭，清華的學生覺得很「鬱卒」，所以有一次他們出頭天了，一個學生被調查局抓去了，就是那個「獨臺案」，調查局人員晚上埋伏在學校裡面，在天亮時抓走一位歷史所學生，我早上七點鐘被電話吵醒告知學生被抓走了。那個時候，我們一方面要平撫學生的激情，我們一方面對政府做最大的抗議，你知道那個時候還在戒嚴中，沒有解嚴，所有的校長都是官派的，沒有人會expect清華的校長會准許學生去調查局抗議，我們只是表達意見，我們是教授帶著去的，我說：一個都不准少，要帶回來，你要負責他們的安全，你要讓他們理性，不要讓他們做stupid things。我是基於這番好意派校車送他們去的，結果校車被拍進新聞片以後，變成了是我在指使這件事情，第二天報紙頭條就是「劉兆玄挑起學運」。這件事情對臺灣民主發展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學校畢竟是學校，我記得當時在中正紀念堂，大家都不散，叫什麼「野百合」是不是？清華的學生就聚在那裡，可是教授還是繼續上課，這些學生好可愛，拿著書包跑來這邊靜坐一下，輪班又回去繼續上課，教育部叫我們校長們去把學生勸回學校去，我也跑到中正紀念堂去跟學生們講，許多校長上去都被噓啊，結果我上去就先跟學生們說：「我不是來勸你們回去的，我是來教你們怎麼下臺的，你去問問旁邊的市民，他們已經對你們很煩了，你們該表達的都表達過了，政府也都做了回應，你們畢竟是學生，已經盡了你們的責任，該回去了。」清華的學生就回去了，那個時候，清華的學生表現的非常理性，也是我覺得很有意思的一段時間，給我一個很深刻的想法，體制內的改革更需要勇氣，在體制外的話，我反正上街頭去把你打爛，體制內來改革更需要勇氣，而且需要智慧，所以更困難。

我這一段時間擔任校長、教授，我把當老師的感受寫在兩首詩裡面，「聞道一代三十年，各領風騷憶從前，學與孔莊直對話，思難跨越父子間，卅年教學清華苑，曾歷學潮一代遷，如今一年經數代，反覺代溝細相連，新潮舊浪相對撞，但見飛沫漫長灘，待得千溝連層斷，誰起文衰再回天。」我另外寫了一首，是我去雲林技術學院演講後寫的。開車回來的晚上，有月亮跟著我走，我把一個做老師的感觸，寫在下面這一首裡面，這叫「北斗南針」，大家都知道，斗南、北斗都是雲林的地名，我那天開車過去，一下過斗南，一下過北斗：「圓月伴我一刻走，便從斗南到北斗，在地未曾越一嶺，在天須跨十萬頃，銀光洩地不藏輝，路人皆可載月歸，安得贈言如此月，學子各抱南針回。」我用這兩首詩作一個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