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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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常只能將記憶中一個個人名貼上簡易的標籤。這是因為，我們對這些人往往不算熟悉。甚至嚴格來說，談不上認識。葉公超之於我，便是如此。

外交家、英文很好，大概就是我對他最初的印象。再來則是他教書時期的逸事。據季羨林回憶，他在清華教書，上大一英文課要學生讀《傲慢與偏見》。「他幾乎從不講解，一上堂，就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原文」。學生唸著唸著，葉公超還會要他們暫停，問問有沒有什麼地方不懂。但如果有學生不識相，真的提問，他就會「一聲獅子吼」，命他們回去查字典。可惜，而今教學評鑑當道，這一類名士派頭行不通了。

近來閱讀《葉公超的兩個世界》，讀了百來頁，占全書近五分之一，仍覺得葉公超面目模糊。原因之一是，其人正如書中所提，近乎「述而不著」。斷簡殘編，文獻難徵，要從中還原傳主血肉，本就不易。再者，只倚靠可取得的有限資料，難免偏聽偏信，判斷失準。

比如，作者提到「葉公超是一個頑皮的孤兒」，卻「不以螟蛉自憐」，依據是一段中學作文：「余幼失怙恃，人聞者恆憐吾，而言吾命之薄，緣之慳，而余則否焉。」

也許是我生性多疑，初讀這段，心底頗多保留。學校作文不難按照一定套路情溢乎詞。以此作為憑證，判斷特定時期心境，難保不會以假為真。先前學測作文，有人寫因丟失手機而體悟人生妙理。閱卷委員信了，但一般人讀了十個可能有九個不信。

除了「述而不著」外，我和葉公超的心理隔閡還來自他所處的時代群英薈萃。胡適、徐志摩、梁實秋、魯迅，僅舉其犖犖大者，便可見人人「述而能著」。讀到葉公超評介胡適觀點、追述與徐志摩交誼、為梁實秋譯著作序、批評魯迅譯論，反而讓我的關注移到他的同代人身上。

當然，就算著述等身，經歷歲月淘洗，恐怕也僅僅對少數人產生意義。即便給奉為「大師」，也不過表示多數人對這人缺乏了解，只是不好意思承認而已。

葉公超的聰明、才華、事功，親見親聞者容易有深刻感受。等世代凋零殆盡，事功或許尚可追索，但在有限文字紀錄下，後人很難體會其聰明和才華。

葉公超傳的作者為了釐清傳主求學過程，去信劍橋大學瑪地蘭學院。學院的答覆是：“[W]e have no record of George Yeh at Megdalene, nor can we find any university record which suggests he obtained a degree.”我不在意葉氏沒有劍橋學位。但我不無唏噓的是，想來撰寫回覆的辦事員不會曉得，這名「喬治葉」（George Yeh）曾經如何瀟灑倜儻，如何為某個遙遠的國家折衝樽俎、奉獻心力。

---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六日於嘉義
     刊於《中華日報》副刊「鵲廬有光」專欄（2016.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