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讓我們先來談教育
TO: NON NON & David
上次答應NON NON 說要談德川時代，現在就先行摘錄ㄧ篇文章供NON NON參考（詳：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22966）如下：
【領導者的睿智】
一八六0年，爲批准美日通商條約，日本代表坐美國軍艦到美國的時候，勝海舟一行則乘二百五十公噸的咸海丸橫渡太平洋，這是日本人以輪船直接橫渡太平洋的第一次。在這不久以前，日本人根本還沒有看過輪船呢！換句話說，日本人開始學習航海不過數年而已。但是，由於要提高日本人的士氣，他們嘗試橫渡太平洋，更由於美國海軍官兵的鼓勵和協助，終於獲得成功。
我覺得這個故事象徵了近代日本的開始。亦即日本雖然受外邦的壓力而開國，但一旦決定開國以後，爲適應和克服西歐的衝擊，日本卻表現了敢冒險的魄力和能力。
在帕利（Commodore Matthew Calbraith Perry）於一八五三年六月還沒有到浦
賀以前，日本是一個故步自封的封建國家。士、農、工、商的身分區別，甚至文字和日常用語，規劃著日本人的生活；儒家道德乃是社會上上下尊卑，服從侍奉關係的基礎。而爲使這種封建秩序趨於安定，幕府不喜歡它有所變化。正如一八五六年，美國首任駐日本總領事哈理斯（Townsend Harris）到日時在其日記所寫，在日本，人人遵守著一切『靜止著的東西不得亂動』的格言。
而且，在這以前的日本，是一個跟世界隔離過著和平日子的國家。由於一六三六年的『鎖國令』，日本跟世界斷絕了交往。除荷蘭和中國的船以外不許來日本，並且這些來到日本的荷蘭人和中國人，在貿易港口和居留地方面也受到了很嚴格的限制。關於外國的事情，祇通過長崎一地的接觸而片斷地傳到日本而已。而這卻也是日本之所以能夠享受將近三個世紀太平的主要原因。惟其如此，在這兩百多年之間，除漁船的漁夫船破漂流海外者外，任何日本人都不許出日本國門一步。
日本這種停滯、和平和孤立，由於帕利所指揮的美國艦隊的駕臨，以及其軍事力量迫其開國而被打破。一八五四年，帕利再度來日，並深入今日之東京灣，更要求日本方面對於上一次美國總統給他們書信的答覆；而下面的文字對於當時的人對於大輪船的恐惶失措，表現無遺。
美國軍艦於元月廿八日從浦賀出發，在神奈川灣拋錨；因懼怕如果美國軍艦經過羽田砂洲到達品川，以及談判一旦破裂，江戶將爲他們的巨砲而變成廢墟遂在神奈川與江戶之間派許多人員觀察和監視，其所發出報告之多實有如潮水之洶湧。而在將軍鎮座之城，一聽現在夷船正向江戶前進便驚駭不已；一接現今夷船正往浦賀開的消息遂安心卜來，且一日之間，如此一驚一喜者在。後來仔細研究其所以一進一退的原因，乃監視人員報告拋錨後的美國軍艦，隨潮汐之漲退以及風向而一進一退的。
眼看美國艦隊的實力，幕府認為非讓步不可，於是打破兩個世紀以上的傳統，與之簽訂親善條約，並開下田、箱館兩地貿易港口；更於兩年後的一八五六年，應美國總領事哈理斯的強硬要求，締訂了通商條約。因為跟美國方面交涉的政府官員，深知清國在鴉片戰爭和亞羅船事件慘敗的事實，深怕日本復蹈清國之覆轍。
但是，在簽訂通商條約這個問題上，日本的輿論截然分成了兩派。一派是所謂開國論者，他們認為固持『鎖國』的方針，將導致與西方國家的戰爭，並且日本很可能被打敗，因而主張日本唯有開國之一途。另一派是所謂攘夷論者，他們堅持拒絕外邦的開國要求，並主張把外國軍艦趕回去。在這些攘夷論者中，固然有從厭惡外國的感情上而反對者，但也不盡是如此。換言之，在這些攘夷論者裡頭，也有認為屈服於外邦的軍事力量而開國將有損於日本的獨立，因此主張先把外邦的壓力擊退，爾後以自己意思開國者。是即他們認為不得已，所以祇有開國這種失敗主義的想法，將保不住日本的獨立。這種意見的對立，加上認為以幕府的現行政治制度絕無法與強有力的外力抵抗，因而主張天黃親政的立場，以及堅決主張幕府的傳統政治制度的人們的對立，使日本的政治更加動盪不定。
惟薩摩和長州的攘夷論者，因嘗試擊退西方國家的軍艦反而被其巨胞所擊敗，遂明白攘夷之行不通。同時，以為應該先行開國使日本富強，爾後憑此以抵抗西方國家的這種富有積極意義的開國論亦暫為更多的人所接受。譬如日後做首相的伊藤博文，就是於一八六三年留學英國，在倫敦等地窺悉西方的情勢而知道攘夷之為短見者。他認為，攘夷通於滅亡日本的道路，他說：『即使我們學到滿肚子的學問，祖國亡了還有什麼意義』，因此馬上回國，並致力於阻止攘夷思想的蔓延。
而親身體驗西方國家軍事力量的強大，乃必然地剝弱了人民對於幕府的信心，並使其企求替代幕府體制的政冶制度。結果，以在德川時代完全不過是一種形式上之權威的天皇為中心．遂產生了一元的新的政治權力．從幕府體制到天皇親政的變化．雖然也產生了一些鬥爭，但是由於日本領導者的政治睿智，幕府的將軍終將其大權在和平裡以還給天皇的形式而啟開了明治維新的序幕。
如此這般，日本遂奠定了明治時代的基本政策。亦即與承認開國並跟世界各國建立邦交的同時，冀以富國強兵的政策以維國家的獨立。而執行這種政策的人們之皆為富有想像能力與領導能力，實在是日本的最大幸運。他們的這種進取的態度，明治天皇的聲明書 ── 『五條的御誓文』把它表現得非常妥貼。
一、廣為召開會議，萬事決於公論。
一、上下一心，力行經綸。
一、文武百官以至庶民一意各遂其志，俾人心不倦。
一、打破舊來之陋習，基於天地之公道。
一、尋求知識於世界，憑此以大振皇基。
凡是能夠使日本名符其實地成為強而有力的獨立國家所必需的措施，不管將來可能有何等的困難，他們都一一地付諸實施。因為他們在打倒幕府運動的過程中，已經體會了一種敏捷的政治感覺；同時隨攘夷的失敗和旅行國外的經驗而深深地瞭解西方文明的優越，並已深信攝取西方文明的重要性。
譬如明治維新時代領導者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則非常致力於實業的發達，但明治維新四年後，當他四十三歲到西歐去旅行，目睹英國的工廠、公路、鐵路、運河等設備遠比日本完善的時候，便興嘆說：『像找這樣年紀大的人已經不能應付將來，既然不能應付時勢也就祇有退休。』我認為他之對於發達實業所以如此用心，乃因為他實實在在地把握了這種活生生的現實所致。
明治維新四年後的一八七一年，明治政府實行了廢藩置縣，並任命知事（亦即縣長）以之統治。由此，德川時代統治著廣大地域的『藩主』完全失去其大權，日本由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於此同時，階級制度亦被廢止，不久又取消武士的俸祿，於是靠身分吃飯的階級消聲匿跡，人人惟有各就其行業，如做官吏、教師、實業家以謀求生活。不特此，明治政府更實施了使人民受平等教育之機會的國民教育制度。因為他們懂得維新的大業不僅要靠少數的先知先覺者，並且要靠大批的、受過教育的後知後覺者來大力推行才能奏效。從西方國家的兵制知識，以及德川末年的兵制改革的經驗，他們更瞭解國家不應單由武士來捍衛，而該由全國國民來共同保衛，因此創建了現代的軍隊。此外，他們更解開了農民之隸屬於土地，而准許田地的自由買賣。對於這種大刀闊斧的改革，當然引起了很多不滿，尤其武士階級反對得特別兇，甚至暴動、造反，並終於演變成為小規模的內戰，但是明治的領導者卻都把它一個一個地克服下來。
這樣．建立了現代國家制度的日本，遂全力推進實業的發達。首先，他們開始創設推動實業之動脈和神經的鐵路、電信和郵政制度。其次，政府創辦了模範性的工廠以促進民間亦興辦這種企業，或貸款給有意從事這種企業的人。再次，為啟發一般國民的知識，獎勵國民閱讀報紙，特別優待送報的郵資，並特准報社免費寄稿以助新聞事業之發展，我覺得這些政策把在現代化過程中所心須改變過來的觀念亦即賺錢是卑鄙的行為，這種儒家道德轉變到賺錢是正正當當的行為，此種道德貢獻很大"。
【勤奮與當於彈性】
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明治政府曾經不遺餘力地普及教育和培養人才這件事。明治時代的領導者深知為使國家富強，惟有增進一般國民之知識。欲興辦現代的實業，非有推進它的人不可。現代的軍隊，不但要求軍官，並且也要求士兵具有高水準的知識。而從統一國家的觀點來說，教育更是關鍵。因此，他們遂在全國各地創辦學校，普及教育，俾根本地改造日本。
不過，政府並沒有資力補助人民創建小學，所以其大部分經費皆由國民自己負擔。許多生活很苦的老百姓並不喜歡兒子上學，但為提高國民的升學率，政府確盡了最大的努力；而地方的地主亦知道國民教育的重要性，因此捐了很多錢協助地方興蓋學佼。是即自德川時代以還所儲蓄下來的財富和知識，激起了他們對於地方文化的責任感。而由於德川時代以來，因有到『寺小屋』唸書的習慣，一般國民亦相當地尊重教育。正因為如此，國民救育遂很迅速地普遍起來，及至明治末年，日本的升學率竟達百分之九五。今天，一到日本鄉下，你隨時隨地可以看到小學是最好的建築物之一，這是日本人尊重教育的表現。
至於高等教育，政府則以高薪聘請外國人的教師，或派遣留學生留學外國以造就學者；沒有從政的知識份子，則創辦了許多私立學校以協助教育的普及。要之，為推動現代化而重視教育，乃是日本現代化的一個很大的特徵。
除上述這些完成明治維新的領導者以外，後來的知識份子在推進改革運動中也扮演過很重要的角色。他們雖然沒有直接參加過明治維新，但卻在德川末年，分別在幕府和翻譯所從事西方國家的研究。他們之中有的像大隈重信去就官職，有的如澁澤榮一進入實業界，有的像福澤諭吉專心去辦教育，但在很大膽地主張學習西方的技術和制度這一點，是一致的。他們均為武士階級的出身，毫無經濟活動的經驗，但是從事另一種新的經濟活動的時候，這些條件卻幫助了他們。因為新的經濟活動所需要的才能（條件）是一種冒險心和探求心，而沒有什麼過去和傳統可束縛的武士們，倒能夠很大膽地往新的東西衝上去。換辭言之，為他們的原動力者，乃是以咸海丸橫渡太平洋之冒險犯難的精神。
然而，欲單靠只有冒險心的先知先覺者來推進現代化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除此向外，更需要大批的新領導者和許許多多能夠承擔實際上的現代化工作的人群。在這極意義上，假『文明開化』之名，日本國民積極地輸入了西方的文物，勤於工作善於儲蓄，以累積出現代化所必需的資本，乃是日本之所以能夠現代化的最基本的因素。
原來，日本國民的消費態度是立於儒家倫理的基礎上面的。詳而言之，在認為牟利是不道德的這一點，它確妨害了實業的發達不小；但在認為勤儉儲蓄是善的，奢侈浪費是惡的，它卻幫助了儲蓄的增加和助長了實業的發達。而在對於西方文明的態度方面，明治的領導者決定開國和輸入西方文明以後，一般國民非但沒有抵抗，並且積極地輸入西方文明，有一個時期，甚至有過藐視日本固有文化遺產，並認為新東西都是好的這種態度。下面一段便是諷刺當時情況的文章。
最近人們開口閉口便說什麼文明開化，但是真正懂得文明開化之為何物者似乎並不多。
仔細聽他們的說法，吃了豬肉是文明；打著洋傘走路也算文明；不脫鞋走進屋裡（日式房屋一定要脫鞋），這是討厭的文明。不知原來的意思而妄以為做新奇的動作便是文明開化，這樣或將闖出意外的災害。又，人們搶購所謂『舶來品』。主張改良國字（其實是中國字），如森有禮則提倡廢止漢字使用ABC。有的倡說改善日本人的體質。說『日本人天生雖巧，但卻欠缺耐性，此乃因為不食肉所致』。因此如餵日本嬰孩以牛奶，令其食牛肉以長大，日本人亦將變成很有耐性的國民，因為『牛乃獸中之魯鈍者也，若食牛而長大，則有如牛堪耐用』。更有主張討外國老婆以改良人種者。如此斯般，明治時代的日本，很想把一切的一切，一朝一夕地改變過來。而這樣做，固然無法迴避弊端之發生，但它之使日本比較容易引進西方丈明卻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德川時代的遺產】
上面這種現象，好像跟德川末年的攘夷運動有很大的乖離，但在實際上，積極地攝取外國文明纔是日本人的傳統性格。自古以來，說好聽一點，日本人對於異民族、異文明非常寬大；說不好聽一點，便是容易醉心於外國文明的模倣石。日本人早就醉心於中國，並曾拼命地搬進中國文化。聖德太子不僅用漢字撰寫日本最早的憲法亦即所謂十七條憲法，而且輸入了中國的衣裳，搜集中國的東西，企圖把整個生活中國化。同樣地，西方國家初到日本的十六世紀，日本人也競相輸入西方的文物。我們且從當時到過日本的牧師的記載，可以發現他們如何地驚愕於洋槍之在日本普及，並認為這是日本跟其他東方國家根本不同的地方。
日本人對於外國的這種態度，實形成於歷史演進之中。在其鄰近，日本從來沒有過會威脅他的大國，而祇有一個被其擷取文化的遙遠的中國，古代的中國，其文明已經非常進步，而她，對於日本有莫大的益處。從古代的交通工具來看，日本跟中國離開得很遠，中國實在無法征服日本，我認為，不懷疑外國文明，並喜歡積極地引進外國文明的日本人的性格，實在產生於這種歷史背景之中。
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國家以軍事力量做後盾叩開日本大門的時候，起初日本人曾予以頑強的抵抗。他們深怕由此喪失日本的獨立。但是明白欲保持獨立必須輸入外國文明時，日本人便一心一意地吸收西方的文明。隨瞭解西方文明的優越，他們便開始歌頌西方的文明。
關於一方面祈求著國家的獨立，另方面又理解外國文明之優越的明治時代日本人對於外國的態度，我們似乎可以從人們對於大津事件的態度窺見其典型。一八九一年，俄國皇太戶訪問日本時，被一愛國主義者的警員所刺傷。當時，日本人覺得非常慚愧，並從全國各地給俄國皇太子寄來了許多慰問的書信和東西。而對於俄國的皇帝，也寄去了很多的謝罪電文。日本國民誠心誠意地賠了對於國賓非禮的大罪。這樁事件，還有關於審判它的推事的插曲。日本政府很耽心俄國或將以此事件為藉口對日本行使武力，因此主張以冒瀆日本皇室之罪以死刑處罰那位警員。但是，當時的最高法院院長兒島惟謙云並未屈服於這種政治壓力，而維護了司法權之獨立與法之正義的原則。他說這樣做是枉法的行為，並判被告以無期徒行。易言之，從事審判的法官們，以『日本是一個法治國家』的自尊心和獨立心，做了他們所信為正確的行為。我覺得，跟一般國民對於俄國皇太子那種溫暖的態度一樣，這也是明治時代日本的好的一面。
日本的領導者因懼怕外國資本支配日本的經濟，故未利用外資；但認為為採用外國的技術而聘請外國人並無關宏旨，故遂以高薪禮聘外國人。法律、軍事、經濟，幾乎各方面都聘了『請來的外國人』，而這些僱用的外國人，的確曾不遺餘力地為日本而工作，他們不但題供了日本所必須的知識，而且做了一種顧問。
無疑地，在明治時代，外國人所扮演的角色是相當重要的。譬如費諾羅沙（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他除了一個從事教育工作的人以外，又是把日本的美術介紹到歐洲的人。而奉職於日本外務省的德尼遜（Henry Willard Denison），在辦理中日和日俄戰爭的外交過程中，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德尼遜參加在波茨茅斯召開的日俄和平會議，當時的美國總統老羅斯福就曾開他的玩笑說：『你究竟是美國人，還是日本人』。由此可見其為日本賣力的一斑
這些『請來的外國人』之所以如此努力，日本人之對於外國人的親切和藹的態度固是一因，但外國人之對於自己工作的負責這種西方倫理觀念卻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而他們的這種工作態度，卻給日本人留下很大的教訓。我覺得，當時無論在日本和歐洲都還沒沒出現過排外的民族主義，對於日本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明治時代日本的長足進步，實由這些因素所促成。
不過，我們如果祇注意明治時代的話，我們恐怕還不能夠真正瞭解明治時代日本現代化的實際原因。由以上所述，我們應該可以知道，明治時代日本的發展實基於日本過去的遺產。譬如勤奮節儉的倫理就是儒家思想的遺產。日本在德川時代把國家統一，使人們說共通的語言也是主要的遺產。
更確切地說，德川時代，和平、停滯而孤立的兩百六十年曾予日本以『社會資本』。跟西歐國家一樣，封建制度確立了日本作為現代國家的基礎。首先，德川時代的統治制度變成了有助於奠定現代國家的基礎的資本。武士階級累積了做為統治階級的經驗，直接創造了公務員制度和具有組織能力的（行政經驗）的人群。前面我們曾經說過關於以往的武土在發達實業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他們最大的長處就是具有能夠利用組織行動的能力。而這種能力，乃是在幕府和各藩的政冶訓練所賦于的。
並且，日本的武士在社會上的地位雖然很高，且負有很大的責任，但卻並不富有，而這個事實培養了他們成為富有使命感和冒險精神的領導者。尤其是在十九世紀初葉，隨感覺外國威脅而到處創設的各藩學校所完成的機能很大。這些學校，以西方事軍學和養成遇到困難局面能夠以智慧和意志擔當這種局面的人才為目的的『實學』代替以往的儒學教育。各藩非但這樣造就人才，在十九世紀前半，更用上了這些人才。成為明治維新領導者的卜級武士，以及實業界的領導者如澀澤榮一，半農半商的子弟之所以能夠當權其理由在此。
當然，明治維新並不單靠外國的壓力而完成的。德川時代之和平的兩百六十年，已經漸漸地發生靜而大的變化。市場的發達和商人的抬頭就是它的明證。在這和平的期間，生產慢慢地增加，都市的消費生活亦與日俱增，商人日富，其在社會上的身分雖然最低，但卻連武士也不放輕視他們。跟貨幣與度量衡的統一，以及公路、航線的開通，成立了以米為主的全國性流通經濟。商業技術也以帳簿和匿名公會的形態發達了起來。
凡此，到明治時代皆成為發展實業的溫床，加以商人的崛起震撼了當日的社會制度，及至十九世紀初，武士階級認真地思索著社會的改造。從思考應該怎樣對付外國的壓力和國內的不安等問題出發，明治維新的領導者終於到達非打倒幕府不可的結論。而一般農民的農業技術之提升，紡織等等手工業技術之發達，教育之逐漸普及，乃是明治時代走上現代化之大道的基礎。
不特如此，幾個偶然的事實更幫助了日本的現代化。第一，那時剛進入十九世紀後半，先進國家在大致上雖然都已經過了工業革命，但如果從技術水準來看，它還是在熟練和經驗的累積為本的技術階段，進入到以科學為據的技術階段的時代。鋼鐵工業剛開始發展；化學工業根本還沒有影子。鐵路才走上其大事建設的第一步；輪船還沒有完全替代帆船。換句話說，西方國家跟日本的技術水準還沒有很大的距離，因此日本人一面發揚他們的傳統技術，不斷的努力，終能趕上西方出家。由於日木的後進，他們便能大膽地採用鐵路、輪船等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成果，和與這些同時出現的國民普通教育和依國家的保護推進實業的發達等等當日最新的方法。尤其日本擁有價錢昂貴之絹絲的輸出品。它在提供發展日本產業所必須的資金方面有過很大的貢獻。總而言之，我覺得明治時代的人們的努力奮鬥，德川時代的遺產和時運促成了日本的現代化。
上述文章引伸幾個觀念來：
(1) David說：『……………但請看看今天的中國，它是有餘力搞好教育的，但據觀察和見聞，它絕對太不合格了，使我不得不懷疑它的意圖：是否怕老百姓教水平高了後共產黨就要垮台了？………..比起教育，例如它更愛搞神七！教育是基本實務，神七是虛榮，告訴胡溫這個吧，可建議的太多了。………….』，那就讓我們先來談教育：
(a)上述文章提到：『……………….而由於德川時代以來，因有到『寺小屋』唸書的習慣，一般國民亦相當地尊重教育。正因為如此，國民救育遂很迅速地普遍起來，及至明治末年，日本的升學率竟達百分之九五。今天，一到日本鄉下，你隨時隨地可以看到小學是最好的建築物之一，這是日本人尊重教育的表現。…………….. 要之，為推動現代化而重視教育，乃是日本現代化的一個很大的特徵。……………..』。平均起來，日本可能是世界上受最高教育的民族，在戰前，日本兒童的上學率本來就是很高的，但戰後的教育改革更提高他的比率，戰後由於大學的增加，多多少少降低了大學的素質，但卻協助了製造大量的優秀技術人員。這種高度的教育水準，乃是日本農業技術革新和工業技術革新所獲得成功的根本。
(b)世界上幾乎所有工業國家，都認為教育是生產發展的首要因素。全世界的年教育經費，在公共資金的支出中，大多僅次於軍事費用，佔居第二位。全球工業化國家的人口只佔到全球總人口的三分之ㄧ，但其教育經費卻比發展中國家多出十倍以上；而中國人口超過了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ㄧ，教育經費卻僅佔到三十分之ㄧ，這讓人難以思議。中國可以花那麼大的氣力去爭取一個體育項目的第一，而對於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這個真正與國家前途和命運息息相關的重大項目，竟長期孰是無睹，這同樣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c)美國及世界各國的旅館，在床頭櫃的抽屜裡都會擺放著一本聖經，無論是音樂、繪畫的背景裡，聖經都佔有重要的地位。再者，契約的概念、公平、公正、公開等國際性原則，其背後思想的基礎，均來自聖經。俗話說的好：『三歲看大，五歲看老』，性格是從小養成的，歐美人對於事物的看法大多源自聖經。
(d)自公元六、七世紀開始，直接大量從中國移植日本的中國文化及儒家思想，真正地為日本人所玩味咀嚼，是在德川時代，因為鎖國結果，使日本有充分機會，從容消化中國文化的精華。中國現在就是缺少一本『聖經』，作為在朝和在野的生活規範，此部中國的『聖經』包含了諸子百家的思想──老子、莊子、孔子、孟子、司馬遷甚至孫中山等的思想，取其精華，甚至加入西方思想精華，中西貫通，成為中國人生活的規範。這部中國的『聖經』就如同基督教的『聖經』一般，簡單易懂，我們尊重深奧的學術殿堂內供奉的典籍，但那是另一個層次，是屬於使人肅然起敬的知識遺產。但是，中國的知識份子應嘗試和廣大人民結合成為一體，中國的知識份子應負有更沉重、更嚴肅的使命，就是把典籍中的精華，或典籍中所缺乏的活潑精神，用現代化的文學形式、高水準的文字功力，烹飪成為人人都能品嘗而回味甘甜的美味，這人人都能品嘗而回味甘甜的美味，就是森南多傑所說的中國人的『聖經』，成為中國人生活的規範。特別是中國現在所強調的精神建設，都要依據此中國人的『聖經』。（延伸閱讀：http://www.nownews.com/2006/05/14/142-1941065.htm，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136707【中國國富論：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新國富論】，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136708【中國國富論：經濟中國的第三隻手
】）
(2) NON NON說：『…………………或許便要靠革命達成民主與自由. 雖然革命帶來流血. 但對於專制獨裁的瓦解過程. 這是一條不歸路，蘇聯共產也消失了. 不是嗎?』，如何讓中國在達成民主與自由的過程當中不發生流血革命，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
上述文章提到：『………………從幕府體制到天皇親政的變化．雖然也產生了一些鬥爭，但是由於日本領導者的政治睿智，幕府的將軍終將其大權在和平裡以還給天皇的形式而啟開了明治維新的序幕。………………….』，幕府的將軍終將其大權在和平裡以還給天皇，日本的皇權更迭基本上是順利交接和“和平演變”，也就是大隈重信所言之『無革命說』（詳：http://www.sanmin.com.tw/page-product.asp?pf_id=000558091，【日本開國五十年史(上下)】），其中思想傳統的順利交接和政治權利的順利交接，都表現了日本國自開神道以來，不見革命和流血的制度和思想特徵。這個特徵，正好和中國的流民和造反文化相去甚遠；和中國的儒家科層體制和極端皇權也不盡相同（請參閱 劉自立 先生所寫之【閱讀大隈重信《日本開國五十年史》一書】，詳：http://www.renyurenquan.org/ryrq_article.adp?article_id=952）。如何讓中國在達成民主與自由的過程當中不發生流血革命，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或許中國可參考日本之神道與佛教互相演化結合過程對日本人所產生之影響，為何日儒高楠順次郎會說：『日本帝國特殊的文明，在乎明治維新前開花結果，多半有賴於佛教的餘澤』，這與台灣民間信仰（尤其是媽祖信仰）與佛教互相演化結合過程對台灣人所產生之影響，是否有相類似之處？這個話題我還在思考要如何敘述，才能表達清楚。
(3) 當然啦！日本德川時代還有許多事情可談，就讓我們慢慢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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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NON NON & David
上次答應NON NON 說要談德川時代，現在就先行摘錄ㄧ篇文章供NON NON參考（詳：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22966）如下：
【領導者的睿智】
一八六0年，爲批准美日通商條約，日本代表坐美國軍艦到美國的時候，勝海舟一行則乘二百五十公噸的咸海丸橫渡太平洋，這是日本人以輪船直接橫渡太平洋的第一次。在這不久以前，日本人根本還沒有看過輪船呢！換句話說，日本人開始學習航海不過數年而已。但是，由於要提高日本人的士氣，他們嘗試橫渡太平洋，更由於美國海軍官兵的鼓勵和協助，終於獲得成功。
我覺得這個故事象徵了近代日本的開始。亦即日本雖然受外邦的壓力而開國，但一旦決定開國以後，爲適應和克服西歐的衝擊，日本卻表現了敢冒險的魄力和能力。
在帕利（Commodore Matthew Calbraith Perry）於一八五三年六月還沒有到浦
賀以前，日本是一個故步自封的封建國家。士、農、工、商的身分區別，甚至文字和日常用語，規劃著日本人的生活；儒家道德乃是社會上上下尊卑，服從侍奉關係的基礎。而爲使這種封建秩序趨於安定，幕府不喜歡它有所變化。正如一八五六年，美國首任駐日本總領事哈理斯（Townsend Harris）到日時在其日記所寫，在日本，人人遵守著一切『靜止著的東西不得亂動』的格言。
而且，在這以前的日本，是一個跟世界隔離過著和平日子的國家。由於一六三六年的『鎖國令』，日本跟世界斷絕了交往。除荷蘭和中國的船以外不許來日本，並且這些來到日本的荷蘭人和中國人，在貿易港口和居留地方面也受到了很嚴格的限制。關於外國的事情，祇通過長崎一地的接觸而片斷地傳到日本而已。而這卻也是日本之所以能夠享受將近三個世紀太平的主要原因。惟其如此，在這兩百多年之間，除漁船的漁夫船破漂流海外者外，任何日本人都不許出日本國門一步。
日本這種停滯、和平和孤立，由於帕利所指揮的美國艦隊的駕臨，以及其軍事力量迫其開國而被打破。一八五四年，帕利再度來日，並深入今日之東京灣，更要求日本方面對於上一次美國總統給他們書信的答覆；而下面的文字對於當時的人對於大輪船的恐惶失措，表現無遺。
美國軍艦於元月廿八日從浦賀出發，在神奈川灣拋錨；因懼怕如果美國軍艦經過羽田砂洲到達品川，以及談判一旦破裂，江戶將爲他們的巨砲而變成廢墟遂在神奈川與江戶之間派許多人員觀察和監視，其所發出報告之多實有如潮水之洶湧。而在將軍鎮座之城，一聽現在夷船正向江戶前進便驚駭不已；一接現今夷船正往浦賀開的消息遂安心卜來，且一日之間，如此一驚一喜者在。後來仔細研究其所以一進一退的原因，乃監視人員報告拋錨後的美國軍艦，隨潮汐之漲退以及風向而一進一退的。
眼看美國艦隊的實力，幕府認為非讓步不可，於是打破兩個世紀以上的傳統，與之簽訂親善條約，並開下田、箱館兩地貿易港口；更於兩年後的一八五六年，應美國總領事哈理斯的強硬要求，締訂了通商條約。因為跟美國方面交涉的政府官員，深知清國在鴉片戰爭和亞羅船事件慘敗的事實，深怕日本復蹈清國之覆轍。
但是，在簽訂通商條約這個問題上，日本的輿論截然分成了兩派。一派是所謂開國論者，他們認為固持『鎖國』的方針，將導致與西方國家的戰爭，並且日本很可能被打敗，因而主張日本唯有開國之一途。另一派是所謂攘夷論者，他們堅持拒絕外邦的開國要求，並主張把外國軍艦趕回去。在這些攘夷論者中，固然有從厭惡外國的感情上而反對者，但也不盡是如此。換言之，在這些攘夷論者裡頭，也有認為屈服於外邦的軍事力量而開國將有損於日本的獨立，因此主張先把外邦的壓力擊退，爾後以自己意思開國者。是即他們認為不得已，所以祇有開國這種失敗主義的想法，將保不住日本的獨立。這種意見的對立，加上認為以幕府的現行政治制度絕無法與強有力的外力抵抗，因而主張天黃親政的立場，以及堅決主張幕府的傳統政治制度的人們的對立，使日本的政治更加動盪不定。
惟薩摩和長州的攘夷論者，因嘗試擊退西方國家的軍艦反而被其巨胞所擊敗，遂明白攘夷之行不通。同時，以為應該先行開國使日本富強，爾後憑此以抵抗西方國家的這種富有積極意義的開國論亦暫為更多的人所接受。譬如日後做首相的伊藤博文，就是於一八六三年留學英國，在倫敦等地窺悉西方的情勢而知道攘夷之為短見者。他認為，攘夷通於滅亡日本的道路，他說：『即使我們學到滿肚子的學問，祖國亡了還有什麼意義』，因此馬上回國，並致力於阻止攘夷思想的蔓延。
而親身體驗西方國家軍事力量的強大，乃必然地剝弱了人民對於幕府的信心，並使其企求替代幕府體制的政冶制度。結果，以在德川時代完全不過是一種形式上之權威的天皇為中心．遂產生了一元的新的政治權力．從幕府體制到天皇親政的變化．雖然也產生了一些鬥爭，但是由於日本領導者的政治睿智，幕府的將軍終將其大權在和平裡以還給天皇的形式而啟開了明治維新的序幕。
如此這般，日本遂奠定了明治時代的基本政策。亦即與承認開國並跟世界各國建立邦交的同時，冀以富國強兵的政策以維國家的獨立。而執行這種政策的人們之皆為富有想像能力與領導能力，實在是日本的最大幸運。他們的這種進取的態度，明治天皇的聲明書 ── 『五條的御誓文』把它表現得非常妥貼。
一、廣為召開會議，萬事決於公論。
一、上下一心，力行經綸。
一、文武百官以至庶民一意各遂其志，俾人心不倦。
一、打破舊來之陋習，基於天地之公道。
一、尋求知識於世界，憑此以大振皇基。
凡是能夠使日本名符其實地成為強而有力的獨立國家所必需的措施，不管將來可能有何等的困難，他們都一一地付諸實施。因為他們在打倒幕府運動的過程中，已經體會了一種敏捷的政治感覺；同時隨攘夷的失敗和旅行國外的經驗而深深地瞭解西方文明的優越，並已深信攝取西方文明的重要性。
譬如明治維新時代領導者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則非常致力於實業的發達，但明治維新四年後，當他四十三歲到西歐去旅行，目睹英國的工廠、公路、鐵路、運河等設備遠比日本完善的時候，便興嘆說：『像找這樣年紀大的人已經不能應付將來，既然不能應付時勢也就祇有退休。』我認為他之對於發達實業所以如此用心，乃因為他實實在在地把握了這種活生生的現實所致。
明治維新四年後的一八七一年，明治政府實行了廢藩置縣，並任命知事（亦即縣長）以之統治。由此，德川時代統治著廣大地域的『藩主』完全失去其大權，日本由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於此同時，階級制度亦被廢止，不久又取消武士的俸祿，於是靠身分吃飯的階級消聲匿跡，人人惟有各就其行業，如做官吏、教師、實業家以謀求生活。不特此，明治政府更實施了使人民受平等教育之機會的國民教育制度。因為他們懂得維新的大業不僅要靠少數的先知先覺者，並且要靠大批的、受過教育的後知後覺者來大力推行才能奏效。從西方國家的兵制知識，以及德川末年的兵制改革的經驗，他們更瞭解國家不應單由武士來捍衛，而該由全國國民來共同保衛，因此創建了現代的軍隊。此外，他們更解開了農民之隸屬於土地，而准許田地的自由買賣。對於這種大刀闊斧的改革，當然引起了很多不滿，尤其武士階級反對得特別兇，甚至暴動、造反，並終於演變成為小規模的內戰，但是明治的領導者卻都把它一個一個地克服下來。
這樣．建立了現代國家制度的日本，遂全力推進實業的發達。首先，他們開始創設推動實業之動脈和神經的鐵路、電信和郵政制度。其次，政府創辦了模範性的工廠以促進民間亦興辦這種企業，或貸款給有意從事這種企業的人。再次，為啟發一般國民的知識，獎勵國民閱讀報紙，特別優待送報的郵資，並特准報社免費寄稿以助新聞事業之發展，我覺得這些政策把在現代化過程中所心須改變過來的觀念亦即賺錢是卑鄙的行為，這種儒家道德轉變到賺錢是正正當當的行為，此種道德貢獻很大"。
【勤奮與當於彈性】
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明治政府曾經不遺餘力地普及教育和培養人才這件事。明治時代的領導者深知為使國家富強，惟有增進一般國民之知識。欲興辦現代的實業，非有推進它的人不可。現代的軍隊，不但要求軍官，並且也要求士兵具有高水準的知識。而從統一國家的觀點來說，教育更是關鍵。因此，他們遂在全國各地創辦學校，普及教育，俾根本地改造日本。
不過，政府並沒有資力補助人民創建小學，所以其大部分經費皆由國民自己負擔。許多生活很苦的老百姓並不喜歡兒子上學，但為提高國民的升學率，政府確盡了最大的努力；而地方的地主亦知道國民教育的重要性，因此捐了很多錢協助地方興蓋學佼。是即自德川時代以還所儲蓄下來的財富和知識，激起了他們對於地方文化的責任感。而由於德川時代以來，因有到『寺小屋』唸書的習慣，一般國民亦相當地尊重教育。正因為如此，國民救育遂很迅速地普遍起來，及至明治末年，日本的升學率竟達百分之九五。今天，一到日本鄉下，你隨時隨地可以看到小學是最好的建築物之一，這是日本人尊重教育的表現。
至於高等教育，政府則以高薪聘請外國人的教師，或派遣留學生留學外國以造就學者；沒有從政的知識份子，則創辦了許多私立學校以協助教育的普及。要之，為推動現代化而重視教育，乃是日本現代化的一個很大的特徵。
除上述這些完成明治維新的領導者以外，後來的知識份子在推進改革運動中也扮演過很重要的角色。他們雖然沒有直接參加過明治維新，但卻在德川末年，分別在幕府和翻譯所從事西方國家的研究。他們之中有的像大隈重信去就官職，有的如澁澤榮一進入實業界，有的像福澤諭吉專心去辦教育，但在很大膽地主張學習西方的技術和制度這一點，是一致的。他們均為武士階級的出身，毫無經濟活動的經驗，但是從事另一種新的經濟活動的時候，這些條件卻幫助了他們。因為新的經濟活動所需要的才能（條件）是一種冒險心和探求心，而沒有什麼過去和傳統可束縛的武士們，倒能夠很大膽地往新的東西衝上去。換辭言之，為他們的原動力者，乃是以咸海丸橫渡太平洋之冒險犯難的精神。
然而，欲單靠只有冒險心的先知先覺者來推進現代化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除此向外，更需要大批的新領導者和許許多多能夠承擔實際上的現代化工作的人群。在這極意義上，假『文明開化』之名，日本國民積極地輸入了西方的文物，勤於工作善於儲蓄，以累積出現代化所必需的資本，乃是日本之所以能夠現代化的最基本的因素。
原來，日本國民的消費態度是立於儒家倫理的基礎上面的。詳而言之，在認為牟利是不道德的這一點，它確妨害了實業的發達不小；但在認為勤儉儲蓄是善的，奢侈浪費是惡的，它卻幫助了儲蓄的增加和助長了實業的發達。而在對於西方文明的態度方面，明治的領導者決定開國和輸入西方文明以後，一般國民非但沒有抵抗，並且積極地輸入西方文明，有一個時期，甚至有過藐視日本固有文化遺產，並認為新東西都是好的這種態度。下面一段便是諷刺當時情況的文章。
最近人們開口閉口便說什麼文明開化，但是真正懂得文明開化之為何物者似乎並不多。
仔細聽他們的說法，吃了豬肉是文明；打著洋傘走路也算文明；不脫鞋走進屋裡（日式房屋一定要脫鞋），這是討厭的文明。不知原來的意思而妄以為做新奇的動作便是文明開化，這樣或將闖出意外的災害。又，人們搶購所謂『舶來品』。主張改良國字（其實是中國字），如森有禮則提倡廢止漢字使用ABC。有的倡說改善日本人的體質。說『日本人天生雖巧，但卻欠缺耐性，此乃因為不食肉所致』。因此如餵日本嬰孩以牛奶，令其食牛肉以長大，日本人亦將變成很有耐性的國民，因為『牛乃獸中之魯鈍者也，若食牛而長大，則有如牛堪耐用』。更有主張討外國老婆以改良人種者。如此斯般，明治時代的日本，很想把一切的一切，一朝一夕地改變過來。而這樣做，固然無法迴避弊端之發生，但它之使日本比較容易引進西方丈明卻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德川時代的遺產】
上面這種現象，好像跟德川末年的攘夷運動有很大的乖離，但在實際上，積極地攝取外國文明纔是日本人的傳統性格。自古以來，說好聽一點，日本人對於異民族、異文明非常寬大；說不好聽一點，便是容易醉心於外國文明的模倣石。日本人早就醉心於中國，並曾拼命地搬進中國文化。聖德太子不僅用漢字撰寫日本最早的憲法亦即所謂十七條憲法，而且輸入了中國的衣裳，搜集中國的東西，企圖把整個生活中國化。同樣地，西方國家初到日本的十六世紀，日本人也競相輸入西方的文物。我們且從當時到過日本的牧師的記載，可以發現他們如何地驚愕於洋槍之在日本普及，並認為這是日本跟其他東方國家根本不同的地方。
日本人對於外國的這種態度，實形成於歷史演進之中。在其鄰近，日本從來沒有過會威脅他的大國，而祇有一個被其擷取文化的遙遠的中國，古代的中國，其文明已經非常進步，而她，對於日本有莫大的益處。從古代的交通工具來看，日本跟中國離開得很遠，中國實在無法征服日本，我認為，不懷疑外國文明，並喜歡積極地引進外國文明的日本人的性格，實在產生於這種歷史背景之中。
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國家以軍事力量做後盾叩開日本大門的時候，起初日本人曾予以頑強的抵抗。他們深怕由此喪失日本的獨立。但是明白欲保持獨立必須輸入外國文明時，日本人便一心一意地吸收西方的文明。隨瞭解西方文明的優越，他們便開始歌頌西方的文明。
關於一方面祈求著國家的獨立，另方面又理解外國文明之優越的明治時代日本人對於外國的態度，我們似乎可以從人們對於大津事件的態度窺見其典型。一八九一年，俄國皇太戶訪問日本時，被一愛國主義者的警員所刺傷。當時，日本人覺得非常慚愧，並從全國各地給俄國皇太子寄來了許多慰問的書信和東西。而對於俄國的皇帝，也寄去了很多的謝罪電文。日本國民誠心誠意地賠了對於國賓非禮的大罪。這樁事件，還有關於審判它的推事的插曲。日本政府很耽心俄國或將以此事件為藉口對日本行使武力，因此主張以冒瀆日本皇室之罪以死刑處罰那位警員。但是，當時的最高法院院長兒島惟謙云並未屈服於這種政治壓力，而維護了司法權之獨立與法之正義的原則。他說這樣做是枉法的行為，並判被告以無期徒行。易言之，從事審判的法官們，以『日本是一個法治國家』的自尊心和獨立心，做了他們所信為正確的行為。我覺得，跟一般國民對於俄國皇太子那種溫暖的態度一樣，這也是明治時代日本的好的一面。
日本的領導者因懼怕外國資本支配日本的經濟，故未利用外資；但認為為採用外國的技術而聘請外國人並無關宏旨，故遂以高薪禮聘外國人。法律、軍事、經濟，幾乎各方面都聘了『請來的外國人』，而這些僱用的外國人，的確曾不遺餘力地為日本而工作，他們不但題供了日本所必須的知識，而且做了一種顧問。
無疑地，在明治時代，外國人所扮演的角色是相當重要的。譬如費諾羅沙（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他除了一個從事教育工作的人以外，又是把日本的美術介紹到歐洲的人。而奉職於日本外務省的德尼遜（Henry Willard Denison），在辦理中日和日俄戰爭的外交過程中，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德尼遜參加在波茨茅斯召開的日俄和平會議，當時的美國總統老羅斯福就曾開他的玩笑說：『你究竟是美國人，還是日本人』。由此可見其為日本賣力的一斑
這些『請來的外國人』之所以如此努力，日本人之對於外國人的親切和藹的態度固是一因，但外國人之對於自己工作的負責這種西方倫理觀念卻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而他們的這種工作態度，卻給日本人留下很大的教訓。我覺得，當時無論在日本和歐洲都還沒沒出現過排外的民族主義，對於日本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明治時代日本的長足進步，實由這些因素所促成。
不過，我們如果祇注意明治時代的話，我們恐怕還不能夠真正瞭解明治時代日本現代化的實際原因。由以上所述，我們應該可以知道，明治時代日本的發展實基於日本過去的遺產。譬如勤奮節儉的倫理就是儒家思想的遺產。日本在德川時代把國家統一，使人們說共通的語言也是主要的遺產。
更確切地說，德川時代，和平、停滯而孤立的兩百六十年曾予日本以『社會資本』。跟西歐國家一樣，封建制度確立了日本作為現代國家的基礎。首先，德川時代的統治制度變成了有助於奠定現代國家的基礎的資本。武士階級累積了做為統治階級的經驗，直接創造了公務員制度和具有組織能力的（行政經驗）的人群。前面我們曾經說過關於以往的武土在發達實業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他們最大的長處就是具有能夠利用組織行動的能力。而這種能力，乃是在幕府和各藩的政冶訓練所賦于的。
並且，日本的武士在社會上的地位雖然很高，且負有很大的責任，但卻並不富有，而這個事實培養了他們成為富有使命感和冒險精神的領導者。尤其是在十九世紀初葉，隨感覺外國威脅而到處創設的各藩學校所完成的機能很大。這些學校，以西方事軍學和養成遇到困難局面能夠以智慧和意志擔當這種局面的人才為目的的『實學』代替以往的儒學教育。各藩非但這樣造就人才，在十九世紀前半，更用上了這些人才。成為明治維新領導者的卜級武士，以及實業界的領導者如澀澤榮一，半農半商的子弟之所以能夠當權其理由在此。
當然，明治維新並不單靠外國的壓力而完成的。德川時代之和平的兩百六十年，已經漸漸地發生靜而大的變化。市場的發達和商人的抬頭就是它的明證。在這和平的期間，生產慢慢地增加，都市的消費生活亦與日俱增，商人日富，其在社會上的身分雖然最低，但卻連武士也不放輕視他們。跟貨幣與度量衡的統一，以及公路、航線的開通，成立了以米為主的全國性流通經濟。商業技術也以帳簿和匿名公會的形態發達了起來。
凡此，到明治時代皆成為發展實業的溫床，加以商人的崛起震撼了當日的社會制度，及至十九世紀初，武士階級認真地思索著社會的改造。從思考應該怎樣對付外國的壓力和國內的不安等問題出發，明治維新的領導者終於到達非打倒幕府不可的結論。而一般農民的農業技術之提升，紡織等等手工業技術之發達，教育之逐漸普及，乃是明治時代走上現代化之大道的基礎。
不特如此，幾個偶然的事實更幫助了日本的現代化。第一，那時剛進入十九世紀後半，先進國家在大致上雖然都已經過了工業革命，但如果從技術水準來看，它還是在熟練和經驗的累積為本的技術階段，進入到以科學為據的技術階段的時代。鋼鐵工業剛開始發展；化學工業根本還沒有影子。鐵路才走上其大事建設的第一步；輪船還沒有完全替代帆船。換句話說，西方國家跟日本的技術水準還沒有很大的距離，因此日本人一面發揚他們的傳統技術，不斷的努力，終能趕上西方出家。由於日木的後進，他們便能大膽地採用鐵路、輪船等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成果，和與這些同時出現的國民普通教育和依國家的保護推進實業的發達等等當日最新的方法。尤其日本擁有價錢昂貴之絹絲的輸出品。它在提供發展日本產業所必須的資金方面有過很大的貢獻。總而言之，我覺得明治時代的人們的努力奮鬥，德川時代的遺產和時運促成了日本的現代化。
上述文章引伸幾個觀念來：
(1) David說：『……………但請看看今天的中國，它是有餘力搞好教育的，但據觀察和見聞，它絕對太不合格了，使我不得不懷疑它的意圖：是否怕老百姓教水平高了後共產黨就要垮台了？………..比起教育，例如它更愛搞神七！教育是基本實務，神七是虛榮，告訴胡溫這個吧，可建議的太多了。………….』，那就讓我們先來談教育：
(a)上述文章提到：『……………….而由於德川時代以來，因有到『寺小屋』唸書的習慣，一般國民亦相當地尊重教育。正因為如此，國民救育遂很迅速地普遍起來，及至明治末年，日本的升學率竟達百分之九五。今天，一到日本鄉下，你隨時隨地可以看到小學是最好的建築物之一，這是日本人尊重教育的表現。…………….. 要之，為推動現代化而重視教育，乃是日本現代化的一個很大的特徵。……………..』。平均起來，日本可能是世界上受最高教育的民族，在戰前，日本兒童的上學率本來就是很高的，但戰後的教育改革更提高他的比率，戰後由於大學的增加，多多少少降低了大學的素質，但卻協助了製造大量的優秀技術人員。這種高度的教育水準，乃是日本農業技術革新和工業技術革新所獲得成功的根本。
(b)世界上幾乎所有工業國家，都認為教育是生產發展的首要因素。全世界的年教育經費，在公共資金的支出中，大多僅次於軍事費用，佔居第二位。全球工業化國家的人口只佔到全球總人口的三分之ㄧ，但其教育經費卻比發展中國家多出十倍以上；而中國人口超過了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ㄧ，教育經費卻僅佔到三十分之ㄧ，這讓人難以思議。中國可以花那麼大的氣力去爭取一個體育項目的第一，而對於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這個真正與國家前途和命運息息相關的重大項目，竟長期孰是無睹，這同樣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c)美國及世界各國的旅館，在床頭櫃的抽屜裡都會擺放著一本聖經，無論是音樂、繪畫的背景裡，聖經都佔有重要的地位。再者，契約的概念、公平、公正、公開等國際性原則，其背後思想的基礎，均來自聖經。俗話說的好：『三歲看大，五歲看老』，性格是從小養成的，歐美人對於事物的看法大多源自聖經。
(d)自公元六、七世紀開始，直接大量從中國移植日本的中國文化及儒家思想，真正地為日本人所玩味咀嚼，是在德川時代，因為鎖國結果，使日本有充分機會，從容消化中國文化的精華。中國現在就是缺少一本『聖經』，作為在朝和在野的生活規範，此部中國的『聖經』包含了諸子百家的思想──老子、莊子、孔子、孟子、司馬遷甚至孫中山等的思想，取其精華，甚至加入西方思想精華，中西貫通，成為中國人生活的規範。這部中國的『聖經』就如同基督教的『聖經』一般，簡單易懂，我們尊重深奧的學術殿堂內供奉的典籍，但那是另一個層次，是屬於使人肅然起敬的知識遺產。但是，中國的知識份子應嘗試和廣大人民結合成為一體，中國的知識份子應負有更沉重、更嚴肅的使命，就是把典籍中的精華，或典籍中所缺乏的活潑精神，用現代化的文學形式、高水準的文字功力，烹飪成為人人都能品嘗而回味甘甜的美味，這人人都能品嘗而回味甘甜的美味，就是森南多傑所說的中國人的『聖經』，成為中國人生活的規範。特別是中國現在所強調的精神建設，都要依據此中國人的『聖經』。（延伸閱讀：http://www.nownews.com/2006/05/14/142-1941065.htm，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136707【中國國富論：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新國富論】，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136708【中國國富論：經濟中國的第三隻手
】）
(2) NON NON說：『…………………或許便要靠革命達成民主與自由. 雖然革命帶來流血. 但對於專制獨裁的瓦解過程. 這是一條不歸路，蘇聯共產也消失了. 不是嗎?』，如何讓中國在達成民主與自由的過程當中不發生流血革命，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
上述文章提到：『………………從幕府體制到天皇親政的變化．雖然也產生了一些鬥爭，但是由於日本領導者的政治睿智，幕府的將軍終將其大權在和平裡以還給天皇的形式而啟開了明治維新的序幕。………………….』，幕府的將軍終將其大權在和平裡以還給天皇，日本的皇權更迭基本上是順利交接和“和平演變”，也就是大隈重信所言之『無革命說』（詳：http://www.sanmin.com.tw/page-product.asp?pf_id=000558091，【日本開國五十年史(上下)】），其中思想傳統的順利交接和政治權利的順利交接，都表現了日本國自開神道以來，不見革命和流血的制度和思想特徵。這個特徵，正好和中國的流民和造反文化相去甚遠；和中國的儒家科層體制和極端皇權也不盡相同（請參閱 劉自立 先生所寫之【閱讀大隈重信《日本開國五十年史》一書】，詳：http://www.renyurenquan.org/ryrq_article.adp?article_id=952）。如何讓中國在達成民主與自由的過程當中不發生流血革命，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或許中國可參考日本之神道與佛教互相演化結合過程對日本人所產生之影響，為何日儒高楠順次郎會說：『日本帝國特殊的文明，在乎明治維新前開花結果，多半有賴於佛教的餘澤』，這與台灣民間信仰（尤其是媽祖信仰）與佛教互相演化結合過程對台灣人所產生之影響，是否有相類似之處？這個話題我還在思考要如何敘述，才能表達清楚。
(3) 當然啦！日本德川時代還有許多事情可談，就讓我們慢慢來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