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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潰而不崩-----林朝英與王重陽----------九陰真經-----------力挽狂瀾---------就讓我們相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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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潰而不崩-----林朝英與王重陽----------九陰真經-----------力挽狂瀾---------就讓我們相愛吧！！！！

中國：潰而不崩

作者：何清漣, 程曉農
出版社：八旗文化訂閱出版社新書快訊
出版日期：2017/11/01
語言：繁體中文

何清漣，以《中國的陷阱》轟動全球的著名學者，
　　再次悲哀、無奈做出預測！

　　中共政權在10-20年不會崩潰，但，

　　中國社會卻將長期處於「潰而不崩」狀態。

　　這個過程是中共透支中國未來以維持自身存在的過程
　　也是中國日漸衰敗的過程，

　　當然更是中國不斷向外部（尤其是港台）擴散負面影響力的過程。
　　

　　中國的潰敗，和中共的不崩，

　　這個二分法，是台灣政界、商界必須理解的重點。

　　而潰敗的中國和不崩的中共，所對台灣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更是無法迴避，不得不嚴肅面對。

　　這也是每一個台灣人都應該認真思考的一本重要著作，

　　即便你不想與對岸打交道，但它絕對要和你打交道。

　　○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為何從「擁抱熊貓派」搖身轉為「中國崩潰論」？何清漣為什麼說他大錯特錯？

　　○「防經濟政變」是什麼意思？中共拘捕轉移資產至海外的中國富豪或禁止其出境，背後的潛在危機是什麼？

　　○中共政權的交接轉移必然伴隨政變或準政變，而每一次國外都隨之出現中國崩潰論，這次19大之前的郭氏推特革命也是如此。何清漣卻分析認定中共依舊會維持不崩狀態二十年，她的依據是什麼？

　　○是中國的改革在行進中變了調，還是改革一開始就是中共為自救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如何演變為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共？為什麼說江澤民改變的中國，習近平正在改回去？　

　　從「中國的陷阱」到「中國潰而不崩」

　　1997年轟動中國國內、香港台灣和國際社會的一本書《中國的陷阱》，（中國境內改名為《現代化的陷阱》），引發華人社會激烈討論。如今，作者何清漣悲哀地說，她當年的預測不僅全部實現，而且遠遠超過。

　　到《中國：潰而不崩》這本書的出版，其間中國經歷了極其重要的20年。這20年當中，西方社會先是歡迎「中國與國際接軌」並「和平崛起」，繼而驚覺中國已經成為新的獨裁者俱樂部領導者，中國存在種種巨大的社會危機，於是西方開始擔心中國崩潰，以影響到全球化進程。

　　本書的分析是：中國不會真正崛起，但也不會很快陷入崩潰。在未來可見的20-30年內，中國將長期陷入「潰而不崩」的狀態。所謂「潰」，指的是社會潰敗，包含生態環境、道德倫理等人類基礎生存條件；「不崩」指的是中共政權不會在短期內崩潰。為什麼？這和中國政權的本質有關。

　　共產黨資本主義（Communist Capitalism）

　　經過近40年改革，在中國出現了一種共產黨政權與資本主義「結婚」的政治經濟制度，本書作者把中國這種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稱為「共產黨資本主義」。就是專制政權之下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中國模式是它的好聽說法。

　　它意味著，以消滅資本主義起家的共產黨，經歷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失敗之後，改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來維繫共產黨政權的統治；同時，共產黨通過市場化將手中的權力變現，成為各種類型、各個領域內的巨型資本家，掌握、壟斷了中國社會的大部分財富，製造了極端的貧富分化。

　　這種利益格局，使紅色權貴和紅色家族的內部儘管派系林立，但他們都更需要維持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長期統治。只有中共政權才能保護他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並保障他們通過政府壟斷的行業繼續聚斂巨大的財富。

　　「共產黨資本主義」的掠奪性

　　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與一度繁榮，固然是推行共產黨資本主義之功，因為這種模式便於政府集中一切資源，不惜透支、污染生態環境，罔顧民生與人民健康，用掠奪方式迅速發展經濟，打造出世界上最快的GDP增速，同時也讓紅色家族成員與共產黨官員大量掠奪公共財產以自肥。

　　而中國經濟的衰退，也由共產黨資本主義造成，因為這種模式造成腐敗，在短時期內造就大量世界級中國富豪的同時，也生產出數億窮人。這種嚴重的貧富差距，不僅讓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產生巨大的身分裂溝，還製造了彌漫全中國的社會仇恨。如今繁華散盡，收穫苦果的時候到了，中國人面對的是霧霾、毒地與汙黑的河流、乾涸的湖泊，以及數億沒有辦法獲得工作機會的失業者。

　　紅色中國現在早已淪為共產黨精英的私產，統治集團不斷對外宣佈「要保持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但是，強盜式掠奪行徑的氾濫，使這個政權面臨政治高風險狀態，維持穩定就成了統治集團的集體夢囈。由於擔心掠奪來的財富無法經受政權更迭的風險，中國的政治精英都偏好移民他國，而中國則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外逃國。

　　盜賊型政權如何「防經濟政變」

　　中國政府多次明確表示，絕不考慮採用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之所以會如此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是因為中國政府已經墮落成為一個盜賊型政權，並且集中了當今世界上所有盜賊型政權的惡劣特點。

　　為了保住政權，中共深知防範經濟危機是根本，維持金融穩定更是關鍵戰役，在短短不到一年時間裡，從2016年8月開始的外匯儲備保衛戰（貨幣維穩），到2017年2月開始的金融整頓，再到6月的「防經濟政變」，將幾位大規模轉移資產至海外的中國富豪逐個拘捕（肖建華、吳小暉）或禁止出境（王健林），明確要求他們將轉移至海外的資產轉回中國。這些防範措施，表明中共統治集團已經按部就班地作出各種應對方案，將極權政治從內部崩潰的可能性降低到盡可能低的程度。

　　中國未來會發生革命嗎？

　　本書結論中，作者分析了郭文貴現象和十九大權力交接會議。認為「郭氏推特革命」已經充分說明，這場「革命」與建立民主憲政制度沒有什麼關係；相反，它的身上帶著毛式共產革命的深深胎記。

　　「郭氏推特革命」對未來中國實具有隱喻意義：一旦政治高壓瓦解，這類「革命」就將成為現實，其主導力量必定是底層社會成員，並且極可能會重複中國歷史上歷次農民革命或中共紅色革命的模式。而在危機日漸逼近之時，中國還有沒有出路呢？作者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何清漣

　　1956年出生於湖南邵陽。少時經歷過文革，先後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與上海復旦大學。並在湖南財經學院、廣州暨南大學任教。後在《深圳法制報》社工作，2001年因政治迫害離開中國，現居美國。著作有《人口：中國的懸劍》、《中國的陷阱》（簡體版出於審查而改名為《現代化的陷阱》），該書在中國及海外好評如潮，引起巨大影響，美國《商業週刊》於1999年6月將何清漣評為「亞洲之星」（50 Leaders at The Forefront of Change，THE STARS OF ASIA）。此書榮獲1999年長江讀書獎，1999年《三聯生活週刊》將她列為25位時代人物之一，稱其「代表了中國改革的良心」。何清漣至海外後，撰寫了《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秘》，這是目前唯一一本研究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專著，因其資料翔實，受到中國研究界與中國國內新聞業者高度重視。

　　其著作被譯成日文、英文、德文、韓文等多種語種。現為美國之音專欄作家。

程曉農

　　上海市人，1978年入讀中國人民大學，1985年獲經濟學碩士。曾任職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室，1986-1988年任職於趙紫陽建立的經濟改革智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為綜合研究室主任，曾參與多項趙紫陽主持的經濟政策討論。1988年底應德國亞伯特基金會邀請，在西柏林的德國經濟研究所和西柏林工業大學經濟系任訪問學者。1990年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訪問學者，隨後攻讀博士學位，獲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1997年至2009年為美國《當代中國研究》學術季刊主編。現為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美國之音《焦點對話》節目常駐嘉賓。

序

前言

中國將進入潰而不崩的衰敗期

　　從《中國的陷阱》（1997年）到《中國：潰而不崩》這本書的出版，其間中國經歷了極其重要的20年。這20年當中，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態度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先是歡迎「中國與國際接軌」並「和平崛起」，繼而驚覺中國已經成為新的「獨裁者俱樂部」領導者，中國存在種種巨大的社會危機，於是開始擔心中國崩潰。

　　本書的分析是：中國不會真正崛起，但也不會像某些中國研究者預測的那樣，很快陷入崩潰。所謂「潰而不崩」的立論，也不是作者現在的看法。早在2003年，我就在《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一文中提出這個概念，當時指出的是：在未來可見的20－30年內，中國將長期陷入「潰而不崩」的狀態。所謂「潰」，指的是社會潰敗，包含生態環境、道德倫理等人類基礎生存條件；「不崩」，指的是政權，即中共政權不會在短期內崩潰。本書的預測是今後10－20年，中國將繼續保持這種「潰而不崩」的狀態。

一、 國際社會看中國：從「和平崛起」到中國衰落

　　從2015年開始，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看法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繁榮論」一下變成「崩潰論」。引發這輪話題的人物是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簡稱GWU或GW）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他是華盛頓著名的親北京學者，「擁抱熊貓派」的主力人物，被譽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從長期鼓吹「中國和平崛起」突然改為認同「中國崩潰」，盡管他幾個月後又把自己的最新結論從「崩潰」修改為「衰敗」，但他的這個「兩極跳」動作在北京與美國引發的反響，與多年前美國的章家敦（Gordon Chang）那本《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不一樣，由於沈大偉的權威地位，他對中國認知的轉變，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界甚至華府外交圈的影響都很大。

　　早在2009年，筆者就指出：當時中國經濟已進入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標誌是外資大量撤出中國，世界工廠開始衰落，中國政府不得不推出耗資4萬億人民幣（約合5860億美元）資金的救市計劃，扶持不應該扶持的「鐵公雞」（指鐵路、公路、基礎設施等項目），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沈大偉先生的觀點發表之後，我重申了自己在2003年就提出的觀點：沈大偉列舉的將導致中國崩潰的所有因素，早就在中國出現，但近期內並不會導致中共政權垮臺。中國的現狀與未來是在「強大」與「崩潰」之間的「潰而不崩」。

　　2016年《大西洋月刊》發表了對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採訪《「奧巴馬主義」》（The Obama Doctrine）。奧巴馬認為，一個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理由如下：「如果中國失敗，如果未來中國的發展無法滿足其人口需求進而滋生民族主義，並將其作為一種組織原則；如果中國感到不知所措而無法承擔起構建國際秩序的責任；如果中國僅僅著眼於地區局勢和影響力，那麼我們將不僅要考慮未來與中國發生沖突的可能性；更應知道，我們自身也將面臨更多的困難與挑戰」。發表這些看法時，奧巴馬入主白宮7年多。他當年初進白宮之時，對中國的了解限於皮毛，這些年沐浴了不少「中國風、亞洲雨」，對中國的認識的「成績單」還算不錯。

　　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因其政治專制體制，始終讓世界不安，但引起不安的原因卻在變化。國際社會曾經擔心過許多問題：上世紀90年代以美國學者萊斯特•布朗（Lester Brown）發表《誰來養活中國？》（Who Will Feed China）為代表，國際社會擔心中國的糧食危機；從2003年開始，國際社會擔心「中國崛起」威脅世界和平，現在則擔心中國衰落拖累世界。至於拖累的方式，預測有多種多樣，中國人自己設想過的有「黃禍」（即中國人口因災難流往全世界）之類，奧巴馬提到的「用民族主義組織民眾」，與中國鷹派鼓吹的「持劍經商」相類似。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觀察就這樣陷入大起大落之中。直到前年還有研究堅稱，中國在2030年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大經濟體；但從去年開始，又紛紛討論中國將要崩潰了。從預期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強大經濟體，到中國行將崩潰，這中間落差實在夠大，以至於中國官方媒體嘲笑說，「在西方觀察者眼中，中國已經崩潰好幾回了」。之所以產生這種巨大落差，是因為對外部觀察者來說，中國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部分源自他們對中國的不了解，部分源自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中很少按規則出牌。

　　二、中國看自身：從輸出「中國模式」到應付內部危機

　　北京其實比國際社會更早認識到內部危機，這從中國對外宣傳重點的變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2009年以前，中國政府對本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比較樂觀；從2009年開始，它的態度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

　　2003年底，中共理論界的三朝元老鄭必堅曾提出「中國和平崛起」之說，成為國內外關注熱點。美國《外交季刊》2005年9－10月號上發表鄭必堅的文章《中國和平崛起》，接下來短短3年內，中國的對外宣傳口徑由「和平崛起」轉變成要以「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取代「華盛頓共識」（the Washington Consensus），要向世界輸出「中國模式」，而且獲得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的高調響應。一時之間，居然營造出「中國模式」行將被發展中國家接受之勢。

　　2009年中國的GDP總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當時中國政府對未來的評估已變得比較謹慎，稱中國在許多方面還是發展中國家。2011年3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一份報告稱：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GDP總量將在5年後超越美國，2016年將成為「中國世紀元年」，「美國時代」已接近尾聲。中國方面立即由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出面，發表文章反駁IMF的這份報告，聲稱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還很落後；【久，中國官方新聞社又發布消息表示，IMF使用購買力平價的計算方法得出上述結論，並不准確。中國政府之所以不肯接受「世界第一經濟大國」這頂高帽，是因為高層已經開始擔憂中國將出現經濟困難，也深知導致經濟困難的因素都是無法克服的內在疾患。

　　細心的中國觀察者也許會注意到，從2009年開始，中國政府停止了「和平崛起」的對外宣傳策略，「北京共識」與「中國模式」這類高調宣傳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說法，「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一直集中精力應付國內問題。從2012年起，習近平就忙於應付中共高層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直到2015年，他總算將周永康、令計劃等一批高官送進監獄；緊接著，中國政府又開始應付企業倒閉引發的失業潮。此後，習近平逐步加強社會控制，凡批評中國政治與管理體制的言論，一律嚴厲打擊，有名聲的政治反對者被陸續抓捕。其中最受國際社會詬病的是取消各種外國資助的中國NGO（非政府組織），許多外國機構被點名，意在恫嚇那些使用海外資金的中國NGO成員，連政治上並不敏感的女權項目也被停止。迄今為止，共有300多位維權律師與維權人士被捕。在這種日益緊張的恐怖氣氛中，2016年3月上旬，美國、加拿大、德國、日本及歐盟等各國駐北京大使聯署致函中共公安部長郭聲琨，就中國新的《反恐法》、《網絡安全法》及《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表達關注及憂慮，希望中共放松壓制。但這種關注幾乎沒起任何作用。

　　三、國際社會的隱憂與中國的前景

　　奧巴馬擔心中國「滋生民族主義」，只是道出了國際社會的一半擔憂，另一半擔憂則藏在舌頭下面，那就是擔心中國通過對外軍事擴張，轉嫁人口危機，如同湧向歐洲的敘利亞難民潮。這個擔憂不無道理，隨著中國經濟的衰退，中國的城鄉失業人口高達3億多，占中國勞動力年齡人口的三分之一。

　　經濟衰退之後，中國當局與人民之間原有的「面包契約」難以為繼，從2015年開始，黑龍江雙鴨山煤礦工人以及各地國企工人進行了大規模抗議，口號就是「我們要吃飯」。國際社會開始意識到：中國的麻煩除了中共專制政府之外，還有一個大麻煩，即誰能為數億失業人口找到工作？「中國的崩潰」這個問題之所以從2015年開始再度浮出水面，乃因西方觀察者隱隱意識到：眾多民主國家同樣面對高失業問題；中國的人口、資源與就業等問題，即便中國實行民主化，仍然是難以解決的難題。這就是奧巴馬說「衰落的中國比強大的中國更可怕」的現實前提。

　　「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以及由此而派生的敘利亞難民危機，讓全球看到兩個問題：第一，秩序的破壞遠比秩序的重建容易；第二，全球範圍內已經產生的2.44億難民，正在成為全球治理的核心問題。自2015年以來歐盟深陷難民危機，這一事實證明：開放的民主社會、脆弱的福利系統，在幾百萬外來難民潮的沖擊下難以自保。

　　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這個國家自古以來，除了很少的年代，比如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之外，大多數時候都與災荒、饑饉相聯繫（有興趣可查閱孟昭華，彭傳榮所著《中國災荒史》）。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近40年間以透支生態與勞工健康、生命和福利為代價的經濟發展，確實讓中國人吃飽了飯。筆者將這稱之為中國統治者與老百姓之間達成的「面包契約」，即政治上剝奪老百姓各種權利（rights），但承諾發展經濟，讓老百姓能夠就業，衣食住行得到基本滿足。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國際社會曾認為，可以通過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進而促成中國的民主化。美國在比爾•克林頓任總統時期曾確定一個長達10年的對華法律援助計劃，並在2003年開始付諸實施，就是希望通過中美間的法律合作促進中國的法治建設，最後促成中國的民主化。

　　從2005年底「中國和平崛起論」出現之後，國際社會擔心「強大的中國對國際社會將形成威脅」，現在則變成「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10年之間，對中國的觀察研究繞了一圈，又回到原點。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看法，其實代表了華府政治圈的普遍看法。根據本書作者對中國的長期研究與了解，中國從來就沒有超過美國的可能性，但只要中國沒卷入不可控的外部沖突，短期內也不會崩潰。世界各國其實非常擔心中國經濟出現大麻煩。北京最痛恨的「中國崩潰論」，2015年又以各種預言形式相繼出現。美國《國家利益》3月2日發表《世界末日：為中國的崩潰做好准備》（Doomsday: Preparing for China』s Collapse），文章羅列了美國政府為應對中國崩潰應當採取的種種措施。法國興業銀行在最新的季度研究報告中用「五隻黑天鵝」表述了全球經濟增長前景面臨的風險，指出中國是 G5 國家中「純經濟」風險較大的一只「黑天鵝」：房屋大量過剩，高債務水平和不斷出現的不良貸款問題，使中國存在20%的「硬著陸」風險；另外，「經濟結構改革不足」使中國經濟存在「失去10年」的重大風險，這一概率高達40%。

　　這種擔心非常普遍。2016年11月17日，2008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華盛頓的一場研討會期間接受了美國之音記者的採訪，他對兩個關鍵問題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一是記者問「一旦中國經濟出現更為嚴重的狀況，世界其他經濟體會不會前去救市？」克魯格曼的回答是：「不會。即便是其他國家具有最良好的願望，也不可能；中國的社會和經濟規模太大了——不會因為規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規模大到拯救起來很難」（not too big to fail，but too big to save）。在回答記者引述他人的看法，即中國經濟一旦出現嚴重狀況，必將帶來政治領域的改革時，克魯格曼的看法是：經濟領域一旦出現狀況，中共政權有可能會再次依賴高壓手段來控制形勢。中國在政治開放領域已經向後退，到那時可能會退得更多。

　　中國是一個與全世界180多個國家有經貿往來的第二大經濟體，如果真成了國際投行界預測的「黑天鵝」，影響之大難以估量。正因如此，國際社會對中國意在控制匯率與資本流出的「外匯保衛戰」，不僅不做任何干預，反而給予讚揚。比如美國財政部曾於2016年10月、2017年4月兩度宣布中國為「非匯率操縱國」，承認中國近期干預匯率是為了防止人民幣過快貶值，對世界金融穩定做出貢獻，因為人民幣過快貶值將給美國、中國和全球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希望中國崩潰」的言論，其實是中國宣傳部門及國內少數人的宣傳，絕非事實。極權國家善於製造敵人，即使沒有敵人，也需要憑空製造出來。

　　四、中國崛起與衰落的共同根源：共產黨資本主義

　　2016年，中國的各項經濟指標表明，其經濟已經明顯陷入長期衰退。但是，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於2016年5月公布的民調仍然顯示，有一半美國人認為，崛起的中國對於美國是一個主要威脅，更有四分之一的人把中國看成是美國的對手。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特別是中國周邊鄰國，都希望崛起的中國能早日走上民主化道路，在國際事務中基本上按照國際規則行事，與周邊國家減少沖突，形成一種共同繁榮的友好關係。但是，中國會走上民主化道路嗎？中國的經濟繁榮到底是促進政治民主化，還是會強化共產黨的專制？這不僅關係到中國的前景，也關係到中國周邊國家未來的安全。

　　整個世界，包括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著名國際機構，似乎都對中國經濟的前景充滿憧憬，不少國家都希望搭上中國經濟這趟「快車」。但是，如果你每年年初都到中國的經濟類網站上搜集信息，就會很驚訝地發現，從2008年開始到2016年，幾乎每年年初中國經濟媒體都有這樣一條新聞，除了年份不同，標題的內容幾乎相同：「今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發表這個看法的，有時是總理本人，有時是著名經濟學家。對樂觀的中國觀察者來說，也許認為這種擔心是杞人憂天，但了解中國經濟實際情況的人卻明白，中國連續九年在擔心可能出現經濟最困難的局面，並非中國政府及學者低估本國的經濟發展，而是中國經濟有許多問題，除了產業結構畸型之外，社會分配不公導致內需不足，更是中國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一直在推行經濟改革，即改變共產黨政權原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再堅持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經過近40年改革，在中國出現了一種共產黨政權與資本主義「結婚」的政治經濟制度，即中國模式，成為冷戰結束後世界現代史上的一個「奇蹟」。之所以將其稱之為「奇蹟」，是因為共產主義運動的「聖經」 ——《共產黨宣言》斬釘截鐵地宣布：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勢不兩立，無產階級組成的政黨——共產黨——將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那麼，該怎樣來認識中國經濟改革產生的這種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呢？本書作者把中國這種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稱為「共產黨資本主義」（Communist Capitalism）。

　　所謂「共產黨資本主義」，就是專制政權之下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中國模式是它的好聽說法。它意味著，以消滅資本主義起家的共產黨，經歷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失敗之後，改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來維繫共產黨政權的統治；同時，共產黨的各級官員及其親屬，通過市場化將手中的權力變現，成為企業家、大房產主、巨額金融資產所有者等各種類型的資本家，掌握了中國社會的大部分財富。這種利益格局，使紅色權貴們需要維持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長期統治。因為只有中共政權才能保護他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並保障他們通過政府壟斷的行業繼續聚斂巨大的財富。

　　理解了「共產黨資本主義」的掠奪性，才能理解20多年之間，中國從繁榮走向衰敗這一過程，其實是中國模式的宿命。如同我當年在《中國的陷阱》一書中指出的那樣，中國的改革路線就是以權力市場化為特質，這一模式被稱為中國模式，即極權政治+資本主義。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與一度繁榮，是推行共產黨資本主義之功，因為這種模式便於政府集中一切資源，不惜透支、汙染生態環境，罔顧民生與人民健康，用掠奪方式迅速發展經濟，打造出世界上最快的GDP增速，同時也讓紅色家族成員與共產黨官員大量掠奪公共財產以自肥；而中國經濟的衰退，也由共產黨資本主義造成，因為這種模式造成腐敗蔓延，在短時期內造就大量世界級中國富豪的同時，也生產出數億窮人，當中國富人與富裕中產滿世界購買奢侈品時，許多窮人連滿足日常生活需求都極為困難，這種嚴重的貧富差距，不僅讓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產生巨大的身分裂溝，還製造了彌漫全社會的社會仇恨。如今繁華散盡，收穫苦果的時候到了，中國人面對的是霧霾、毒地與烏黑的河流、乾涸的湖泊，以及數億沒有辦法獲得工作機會的失業者。

　　任何社會都有賴以生存的四個基本要素：一是作為社會生存基座的生態環境，比如水、土地、空氣等的環境安全；二是調節社會成員之間行為規範的道德倫理體系；三是社會成員最起碼的生存底線，具體指標就是以就業為標誌的生存權；四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政治整合力量，即從法律與制度層面對社會成員施加的一種強力約束。上述四者，中國現在只剩下政府的強管制，其餘三大生存要素均已經陷入崩塌或行將崩塌。更悲觀的是，除了第四點即政治制度可以通過變革在短期內改變調整之外，前三個中國社會的長期生存要素，並不能通過政權更替在幾十年內有根本改觀。由於中國政府集中所有資源用於「維穩」，中國民眾因缺乏自組織能力，有如一盤散沙，無法與中共這塊巨大的頑石抗爭，因而中共政權在10－20年內不會崩潰，中國社會將長期處於「潰而不崩」狀態。這個過程是中共政權透支中國未來以維持自身存在的過程，也是中國日漸衰敗的過程，當然更是中國不斷向外部釋放各種負面影響的過程，比如中國人口遷往世界各國、環境汙染外溢、製造對外沖突以轉移國內矛盾等等。

　　五、共產黨資本主義培育出盜賊型政權

　　迄今為止，全球已有包括俄羅斯、巴西、新西蘭、瑞士和澳大利亞等在內的81個國家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那麼，一個實行市場經濟、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中國，是不是也會和地球上絕大多數國家一樣，形成公民社會，用民主制度代替專制制度？吊詭的是，中國政府並不打算走上民主化道路，從2005年以來，無論是胡錦濤當政還是習近平當政，中國政府多次明確表示，絕不考慮採用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之所以會如此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是因為中國政府已經墮落成為一個盜賊型政權，並且集中了當今世界上所有盜賊型政權的惡劣特點。

　　美國政治學者曾將非洲、南美以及南歐等國的腐敗政府稱之為「盜賊型政權」——用「盜賊」借喻貪婪無恥掠奪公共財產與私人財富的統治者，恰如其分——並將之劃分為四種類型。受賄者集中於高層的有兩類政權：一類是政府與企業財團形成了雙邊壟斷；另一類是「盜賊統治」的國家。受賄者分布於政府中低層的也有兩類政權：一類是因為資源分配的關係導致行賄呈螺旋式上昇；另一類是黑手黨控制的國家。這些臭名昭著的盜賊型政權包括：1954－1989年統治巴拉圭的阿爾弗雷•德•斯特羅斯納政權、1965－1997年扎伊爾的蒙博托政權、1957－1986年間海地的杜瓦利埃家族政權。這些政權因其高度腐敗，官員肆意掠奪公共財產及民財，其治下民不聊生，最後都被推翻，無一有好下場。

　　中國現政權集中了上述幾類盜賊型政權的特點：受賄者遍布政府高層與中低層，即使是一個小小的政府公務員，也莫不利用手中權力尋租。當今世界上許多「盜賊型政權」採用過的掠奪手段，莫不在中國出現，擇其大端列舉如下：

　　其一，產業管制成為官員們個人尋租的手段。只要某個行業有利可圖，該行業的許可證就成為官員們謀取私利的手段。例如：煤礦、金礦與其他各種礦產的准入制度都成了為官員們生產財富的金牛；而中國因此也成了世界上礦難最高、因濫採濫控而導致環境嚴重汙染的國度。

　　其二，土地被國家壟斷成為權勢者獲利淵藪。中國各級官員像一群通過轉手倒賣牟利的地產中介商，政府憑仗權力逼迫老百姓搬遷，以便把土地高價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從中牟利。中國官員因貪腐被查，很多都與土地有關；中國的富豪中房地產商占比非常高。

　　其三，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成為國企管理層和地方政府官員發橫財的巨大「金礦」。山東省諸城市市長陳光，因一口氣賣光了該市272家國有企業而獲得「陳賣光」的綽號，被譽為中國「國企改革第一官」；而「陳賣光」因此積聚大量財富，最後挾款潛逃，至今不知躲在世界上哪個角落。整個中國，國有企業負責人犯罪成為腐敗案件的主體部分，比如2004年國有企業管理層的職務犯罪占查辦貪汙賄賂案件總數的41.5%，其中相當部分都與國有企業改革有關。2014年習近平推行大型國企的反腐運動，一年之內逮捕了115名國企高管，包括全球巨頭如中石油、中國南方航空、華潤、一汽和中石化的眾多高管在內。

　　中國至今改革已近40年，但永遠處於改革未完成狀態；每次改革都成為權勢者汲取財富的有效管道，諸如國有企業私有化、證券市場建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等，每一次改革幾乎都使一批官員成了富翁。習近平上臺以後，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用反腐敗作為打擊政敵的手段，同時也加強了對官員們的約束。官員們認為，這樣的政策斷絕了自己的財路，採取懶政、不作為以應對之。

　　紅色中國現在早已淪為共產黨精英的私產，統治集團不斷對外宣布「要保持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但是，上述強盜式掠奪行徑的泛濫，導致廣泛而嚴重的社會不滿，使這個政權面臨政治高風險狀態，維持穩定就成了統治集團的集體夢囈。由於擔心掠奪來的財富無法經受政權更迭的風險，中國的政治精英都偏好移民他國，而中國則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外逃國。中國政府為了保護統治集團的利益，動用所有的社會資源來維持政權的穩定，這是中國的維穩費用（社會安全開支）多年來直逼軍費的原因。中國政府依靠嚴厲的社會控制和政治高壓，試圖將所有形式的社會反抗消滅於萌芽狀態。可以這樣說，現階段社會底層的嚴重不滿及各種群體性事件，以及互聯網上一些清算共產黨官員、稱「民主化之後殺你全家」的極端言論，只會加強中共維護統治的決心，但不會促使中共實行溫和的民主化轉型。

　　中國現在正面臨一系列幾乎不可克服的經濟社會難題，因此今後20年內中國很可能處於一種衰敗（decay）狀態。如果說，美國自2008年之後的經濟走勢是U字型，那麼中國走的就是L型，在L下面那一橫還將持續下滑。自鄧小平之後，中國政府的政治邏輯是：經濟發展良好、社會穩定，說明中國模式有效，不需要改革；經濟衰退、人心不穩，則維持穩定是第一要務，這種時候的政治改革只會讓政權面臨危險。中國現任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常向朋友及屬下薦讀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就因為他對「托克維爾定律」有深刻的感悟：一個壞的政權最危險的時刻並非其最邪惡之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在這種「改革是找死」的思維支配下，中共將繼續維持專制而非走上民主化道路。為了保住政權，中共深知防範經濟危機是根本，維持金融穩定更是關鍵戰役，針對中國影子銀行系統多年積累而成的各種定時炸彈，在短短不到一年時間裡，從2016年8月開始的外匯儲備保衛戰（貨幣維穩），到2017年2月開始的金融整頓，再到6月的「防經濟政變」，將幾位大規模轉移資產至海外的中國富豪逐個拘捕（肖建華、吳小暉）或禁止出境（王健林），明確要求他們將轉移至海外的資產轉回中國。這些防範措施，表明中共統治集團對其持續執政面臨的危機，已經按部就班地作出各種應對方案，將極權政治從內部崩潰的可能性降低到盡可能低的程度。

　　對一個政權來說，最可怕的並非危機本身，而是這個政權的領導者及其班底對危機性質、程度的認識是否到位。習近平接掌中共總書記前後，政治上權力鬥爭凶險，經濟上頻過險灘，他本人及其智囊團隊對這些問題有比較充分的認識。2017年7月中旬，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開過之後，《人民日報》連發三篇評論員文章，其中提到：「金融領域風險點多面廣，隱蔽性、突發性、傳染性、危害性強，必須格外小心，審慎管理。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需要增強憂患意識。……既防『黑天鵝』，也防『灰犀牛』，對各類風險苗頭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置若罔聞。」「黑天鵝」用來比喻小概率而影響巨大的事件，英國退歐被形容為2016年三大「黑天鵝」事件之一，因此大家都明白代表什麼意思；「灰犀牛」用來比喻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因較少使用，外界不太明白，經媒體解說，人們方知「灰犀牛」這一概念出自美國學者米歇爾•渥克（Michele Wucker）那本《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一書。最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為《21世紀金融監管》中文版所作序言提到這兩個詞，經《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引用後，一時大熱。劉鶴在序言中說：「從金融發展史來看，金融危機並不是人們想象中的小概率事件。一部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機史，……金融危機是一個強大的敵人，要戰勝它，就意味著監管機構要能夠在危機的關鍵時刻做出不同於市場的獨立判斷」。序言的原題是《每一次危機都意味著金融監管的失敗》，通篇強調，每一次金融危機都意味著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嚴重失調。解決的方法就是加強金融監管，字裡行間透露的意思就是：必要時金融監管也會成為一種高壓手段。

　　現實極有可能證明，克魯格曼的預測是正確的：經濟領域一旦出現狀況，中共政權有可能會再次依賴高壓手段來控制形勢。中國在政治開放領域已經向後退，到那時可能會退得更多。

第一章 紅色家族的財富神話與權力傳承

在民主國家，新上任的一屆政府通常被稱為第X屆，而在中國和北朝鮮，領導人則被稱為「第一代、第二代、第N代」。中國的這種第幾代領導人的說法實際上暗示了一點，即中共政治權力的繼承者是前任有計劃地挑選培養的。符合「接班人」條件的人，通常是出身於紅色家族的後代，而他們的父輩基本上是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時級別為中央政府副部長或軍長（少將銜）級別以上的高官。只有父輩達到這個級別的，通常才被承認屬於紅二代；紅二代中父母級別更高者，被稱為「太子黨」。這個群體無論在權力傳承還是在財富攫取上，都具有先天優勢。他們在中共權力傳承過程中擁有的特殊地位，既不載於中國憲法，也不見諸中共黨章，但確實是高於憲法、黨章的「潛規則」（即隱蔽的規則），且為中國官場、商界所遵從。一部分紅二代成員可以輕而易舉地利用父輩的地位和人脈，或獲得政治權力，或掠奪大量社會財富。這些紅二代以及其他利用「裙帶關係」（kinship）攀龍附鳳進入紅色家族的人，成為中國改革過程中化公為私的主力軍，從其財富和掌控的經濟勢力來看，他們是這個國家真正的主人和所有者。

一、紅色家族的財富故事

2012年11月末，程曉農在普林斯頓大學與一位美國教授聊天時，這位教授指著桌上《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說，「太令人震驚了。當了10年總理，家裡就撈了27億美元，難以想象」。這篇文章的標題是《溫氏家族與平安崛起》，是《紐約時報》繼10月25日《總理家人的秘密財富》一文之後的第二篇深度報導。這些報導揭露了中國總理溫家寶家人利用平安保險公司斂財高達27億美元的肮髒故事。與這些報導同時發表的，還有美國彭博社關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姐夫鄧家貴，】以及中國百餘位紅二代利用權力斂財的故事。

1.紅色家族財富故事背後的黑幕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紅色家族」的財富故事幾乎遠播五大洲，只是由於這屬於「國家機密」，中國人只能通過香港的一些政治時評雜誌了解這些故事。鄧小平的子女最早涉足商業經營。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重要起因之一就是「反官倒」，靶子就是鄧小平長子鄧樸方開辦的康華公司，被稱為「中國最大的官倒」。1980年代前半期，中國還實行計劃經濟，但開始試行價格雙軌制，即計劃供應的各類物資，如石油、汽油、鋼材、電視機等緊俏物資，物資一部分仍按計劃價格供應，同時政府機構可以批准某些有「關係」的人（比如紅二代）獲得相當數量的緊俏物資，讓他們按遠高於計劃價格的市價出售牟利。康華公司因為有鄧家的背景，可以獲取這樣的物資，有時甚至不必自己銷售商品，而只是把准許提貨的政府文件轉手賣出，無需任何商業成本就可以獲得大量利潤。因為非權貴子弟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所以民間稱這種現象為「官倒」。

紅二代及高層權貴子弟利用權力經商，在江澤民、胡錦濤時期進入肆無忌憚的高峰狀態。他們成功地進入金融、能源等行業，或經管私募基金（private fund），或掌控國企，形成了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機制。紅色家族及江、胡兩代領導層的子弟、親屬公開瓜分國有資源與公共財產，既為中低級官員的腐敗起了極其惡劣的示範作用，也讓中國民眾憤憤不平。

表面上，這種分贓體制是中共宣示的「黨的紀律」所禁止的。早在1985年，中國黨政兩大最高權力機構就明確規定：「凡縣、團級以上領導幹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國營、集體、中外合資企業，以及在為解決職工子女就業而興辦的勞動服務性行業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經商。所有幹部子女，特別是在經濟部門工作的幹部子女，都不得憑藉家庭關係和影響，參與或受人指派，利用牌價議價差別，拉扯關係，非法倒買倒賣，牟取暴利。」但這個黨內規則對紅二代形同虛設，中共從不認真查處違反黨紀的高官及其親屬子女，只是在民間輿論壓力較大時重申一下、強調自己建立了規則而已。僅從1979－2011年，就有58次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全會強調這個文件的規定，還有110餘項法律法規及政策要求防止幹部的親屬從事官商利益關聯之類的活動。中紀委2012年開設網站時，該網站公布的關於反腐敗的第一個中央文件就是1985年的這個文件。顯然，這些文件、規定其實只是障眼法。事實證明，絕大多數中共高層家屬子女都利用丈夫、父母之權牟取財富。

中國開始改革以後，出現了一大批富豪。據報導，2009年中國10 000個富豪家族的財富總值為21 057億人民幣，平均每戶2億元。其中最富的3000個家族的財富總值是16 963億，平均每戶5.7億。這些富豪大致分三類，除了從草根階層崛起（以浙江的商人和廣東的商人為主），以及亦官亦商的「紅帽商人」這兩類之外，紅色家族是很重要的一個類型。這三類富豪當中，草根型商人主要依靠能力；「紅帽商人」除擁有官場人脈之外，也需要經商的技巧和決策判斷力；而紅色家族的富豪們則未必都有足夠的經營能力，但他們擁有與生俱來的獨特優勢，即紅色家族深厚的政治背景和關係網，在中國這塊生長紅色資本主義的土地上，他們的家族資源比任何其他資源都更有價值。紅色家族往往從事需要政府審批的貿易、能源、金融、房地產行業，而他們的商業夥伴則是前兩類商人。

紅色家族致富的主要方法是「一家兩制」，即一家之主擔任共產黨政權（社會主義）的高官，而妻子、兒女與近親則利用家主的權勢撈錢，從事資本主義商業活動。這種利用政治特權給家族直接輸送財富的現象，筆者曾概括為「以權力市場化為基礎的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機制」。許多紅色家族還直接控制或參與了中國的壟斷型大型國有企業的管理。例如，前總理李鵬的子女控制了中國的電力行業，其子李小鵬曾任華能國際集團董事長、總經理兼中國國家電力公司副總經理，號稱「亞洲電王」；其女兒李小琳曾任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2001年11月，《中國證券市場週刊》刊登了一篇題為《「神奇」的華能國際》的文章，此文提到，中國的幾家大型壟斷電力公司已基本上變成李家企業，李鵬之妻朱琳是華能國際母公司——華能國際電力發展公司的董事長，其子李小鵬是華能國際主管。此文引起李鵬震怒。該文作者馬海林被捕，下落至今不明。李鵬家族利用「家國一體利益輸送」體制，公然將三峽集團變為自家提款機，被稱為「紅色公主CEO」的李小琳，對自家的財富毫不避諱，不僅身穿各種名貴品牌時裝招搖於各種會議上，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還大言不慚地宣稱：「能力之外的資本等於零」。

相似的情況還有若干例，例如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之子江綿恒壟斷了電信行業。江綿恒曾擔任上海網通公司董事長，該公司承攬了中國沿海15個省市鋪設光纖及開辦網絡電話的服務，其勢力接近國營的電信業霸王「中國電信」。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兒子曾偉則插手石油行業；曾偉夫婦用3 200萬澳元（約人民幣2.5億元）購買了澳大利亞悉尼市Point Piper區的著名豪宅，也是澳洲第三昂貴的房子。此事2010年就被澳大利亞媒體披露。隨著外資企業進入中國的金融業，不少紅色家族與外資企業合作，在金融領域裡又獲取了大量財富。英國《金融時報》指出：「太子黨在中國本土興起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行業裡占據著主導地位，通過重組國家資產和為私有公司提供融資獲取暴利。」例如，前總理朱镕基之子朱雲來曾安排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收購了官營的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約34%的股份，然後擔任該公司董事長；朱镕基之女朱燕來則擔任中國銀行（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前總理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創辦的私募基金新天域資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管理的資金達數十億美元，其投資者包括德意志銀行、摩根大通、瑞士銀行以及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而新天域公司最值錢的「資產」則是溫雲松本人。

紅色權貴們去世之時，官方悼詞中必加上一頂「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桂冠，但號稱「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們卻能夠讓子女成為擁有數億、數十億美元資產的富豪階層，所依賴的「點金石」就是父輩的權力和資源。

2. 盜賊型政權：從《中國離岸金融解密》到《巴拿馬文件》

2010年以前，中國紅色家族的財富故事是處於耳語狀態的公開秘密。2010年之後，由於中共十八大接班人之爭，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和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以及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等人相繼入獄。為了在激烈的高層權力鬥爭中占上風，權力鬥爭的雙方都不顧一切地將這類「國家最高機密」通過各種渠道透露給外國媒體，於是薄家、習家、溫家等眾多紅色家族及權貴家庭的斂財故事成了美英媒體上的中國政治話題。除了習近平姐姐、姐夫家的財富故事被彭博、《紐約時報》相繼曝光之外，位於紐約的國際調查記者聯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簡稱ICIJ）從2014年以來發布了兩個調查報告，報告揭露的中國高層腐敗讓世界為之震驚。

2014年1月，ICIJ發布《中國離岸金融解密》，涉及將近2 2000名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離岸投資者。該報告披露，5名現任與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親屬在英屬維爾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 BVI）和庫克群島（Cook Islands）等離岸金融中心擁有離岸公司。其中包括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及李鵬、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以及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親屬。此外，中國三大國有石油企業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與ICIJ密檔中的數十家設在BVI的公司有關聯。2016年4月3日，ICIJ發布《巴拿馬文件》（The Panama Papers），披露了各國開設離岸公司轉移財產的權貴名單，包括各國的143個政治人物和他們的家庭，其中有72個前任和現任國家元首。中國又有數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屬子女名列其上。這些人當中，有習近平姐夫鄧家貴，還有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和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以及前國家政協主席賈慶林、現政治局常委劉雲山等人的親屬子女。5月上旬，ICIJ再度公布的《巴拿馬文件》，涉及3.3萬名中國人物、4 188家境外公司。在資料庫中搜尋，發現不少榜上之人的姓名與中國高級官員的拼音相同，當中包括財政部長樓繼偉、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王正偉、黑龍江省長陸昊、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安徽省長王學軍等。

在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立的所謂「離岸公司」，早就墮落成了國際社會臭名昭著的洗錢工具。參與洗錢的包括有意逃稅的各國富豪以及黑社會、恐怖組織成員。那麼，中國的紅色權貴與大量國企高管開設離岸公司，究竟是為什麼？很簡單，是為了隱匿灰色收入。因為他們的巨額財富來源依賴權力，一旦失去權力，這些財富很可能被查抄沒收，因此，他們必須藏金海外，同時還讓自己成為外國公民，於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成為中國權貴子弟熱愛的築巢之地。針對那些讓家屬子女攜帶資產移民外國，而本人繼續留在國內的官員，中國有個專門詞彙，叫做「裸官」。

中國人民銀行2008年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 000－18 000人，攜帶款項達8 000億元人民幣。據此估算，平均每人外逃攜帶的資產高達4 440多萬到5 000多萬人民幣。2010年2月22日，中國監察部網站發布《國家預防腐敗局2010年工作要點》，首次把「監管裸官」作為預防腐敗的工作重點。同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中央黨校教授林喆向媒體披露：從1995－2005年，中國共有118萬官員配偶和子女在國外定居。

中國的資本外逃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有關資本外逃的研究，目前可考的最早研究是王軍1996年寫的《中國資本流出的總量與結構分析》一文。本書作者何清漣在《中國的陷阱》（1997年9月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1998年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以《現代化的陷阱》為書名出版）的第五章專列一節「原始積累過程中的資本外逃」，將貪官攜大量資金外逃這一中國問題帶入中國公眾視野。此後，中國媒體有關這一話題的報導甚多，但由於嚴苛的政治限制，任何媒體團隊都無法完成深入的調查研究。不僅如此，在中國，關於資本外逃的研究還經歷了跌宕起伏的命運。2004年，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發布研究報告《離岸金融中心成為中國資本外逃中轉站》的相關信息，當時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該報告是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報告《中國與離岸金融中心跨境資本流動問題研究》中的一部分」，結論是，「4 000貪官卷走500億美元」，並言之鑿鑿地談到總理溫家寶、副總理黃菊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門盡快洽商提出解決辦法。此後，這份報告的內容成為中國媒體報導反覆征引的權威內容。

奇怪的是，2010年4月27日，梅新育發表博文《4 000貪官卷走500億美元謠言始末》，聲稱當年對他的採訪是某記者造謠。如此大事，時過6年，梅新育才出面否定，顯然是政治壓力所致。此後，直到2012年中共召開十八大完成權力交接，王岐山接掌中紀委書記並於2014年推出「獵狐專項行動」，追捕逃往世界各國包括香港、澳門的貪官之後，大量貪官攜款潛逃才再度成為在中國大陸可以公開談論的話題。但是，ICIJ發布的《中國離岸金融報告解密》與《巴拿馬文件》，因其中涉及的中國權貴數量龐大，10餘位新老政治局常委家屬牽涉其中，因而在國內互聯網上被徹底封殺。如果說世界原來對中共這個盜賊型政權的本質了解得還不夠，那麼這兩份報告可以讓外界充分認清：中國的「紅色富豪」就是雷蒙•菲斯曼（Ramond Fisman）與愛德華•米格爾（Edward Miguel）描繪的「經濟匪徒」。

二、中共權力傳承中的接班人危機

在共產黨極權國家，上一代領袖死去或屆滿，繼任者不由民選，而是由高層經過密室策劃指定任命。因此，在共產黨國家有「接班人」這個詞彙，而接班人的遴選過程往往成為高層權力鬥爭的矛盾觸發點。2012年中共領導人胡錦濤任期屆滿，新領導人習近平接任。圍繞權力交接曾發生的激烈鬥爭綿延至今，矛盾觸發點是「薄熙來謀位」，結局則是勝利者習近平成為中共總書記之後的政治清洗。如今，距離十八大召開的2012年已時過5年，這場清洗的餘波至今還波瀾不斷。

1.中共權力傳承模式：紅色血緣 + 黨內程序

習、薄二人的權力鬥爭，其實只是共產黨國家特有的「接班危機」中的一例。歷史上，共產黨國家的專制獨裁者死後，最高權力的交班、接班往往伴隨著腥風血雨，斯大林、毛澤東死後，蘇聯、中國都經歷了這一過程。共產黨國家的「接班危機」與其制度特性有關。極權主義國家有兩個主要的控制手段，一個是以暴力鎮壓為後盾的對全社會的政治監控（由軍隊、警察、情報三大系統組成）；一個是黨的宣傳機器指揮下的全民洗腦機制（由官辦媒體和學校教育系統組成）。新的接班人雖然可能接過政治監控機器名義上的指揮權，但不見得能有效指揮前任領導人的同僚和退休元老。更危險的是，前任領導人提拔的那些僚屬如果與新領導人的政敵聯手，高層政變就會發生，比如毛澤東去世後，其親信汪東興就與葉劍英、華國鋒聯手抓捕了毛澤東的妻子江青、侄兒毛遠新等一幫親信，並以「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之名將他們投入牢獄。因此，新領導人上任以後，必須奪得軍隊、警察、情報這三大系統的實際控制權，否則連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證。新領導人如果不願意當卸任領導人的傀儡，或者已經感覺到高層有人有不軌企圖，就必須盡快清除前任領導人留下的掌控軍隊、警察、情報部門的高層官員。這一共產黨國家「接班危機」的制度根源，構成了習近平上任前後高層權力鬥爭的基本背景。最後，習近平從挖掘軍隊、警察、特務這三個系統負責人的腐敗罪行入手，剝奪了他們的職務，奪得政治監控機器的控制權，鞏固了自己的權位。

薄熙來之所以認為自己有資格與習近平一爭，緣於他與習近平擁有共同的「身分代碼」，即紅二代。習近平當上「接班人」，是場政治長跑，起跑時間始於30多年前。當時中共元老陳雲（鄧小平時代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表示，要從「太子黨」當中培養未來的接班人，因為「自己的孩子政治上可靠」。這種接班模式是蘇共模式和北韓模式的結合：既通過黨內高層協商推選出繼任者，又在選拔接班人時考慮血緣原則，以「太子黨」人物為優先。在鄧小平時代，由於紅二代還比較年青，資歷尚淺，所以不得不選擇富有經驗的中年官員，如胡耀邦、趙紫陽、胡錦濤；同時，也通過中共中央組織部安排當時只有30來歲的若干「太子黨」成員到基層黨政機關「鍛煉」，積攢資歷以備提拔。在這一背景下，習近平（鄧小平時代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勳之子）和劉源（毛澤東時代任中國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之子）以及薄熙來（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之子）開始了以最高領導層為目標的政治馬拉松長跑。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serialtext/?item=0010768528&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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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清溪專文：從一個陷阱到另一個陷阱

張清溪 2017-11-06 05:20

何清漣女士與程曉農先生的《中國：潰而不崩》，分析當前中國問題與前途，我有幸先睹為快。以前有個《Taiwan News財經文化週刊》，因為每期有何女士的文章，我為了最快能看到她的大作去訂了這個雜誌（現在換成《看》雜誌，我當然也去訂了）。可見我是多麼渴望能在他們的書出版前，「先睹」解渴。看是看得很痛快，不過，他們推論出一個差不多最悲慘的結局，就是書名：《中國（將在未來10～20年間）：潰而不崩》。

說最悲慘，是對中國社會而言，因為已經腐蝕的中國環境、倫理道德、公平正義與政府誠信等社會根基，還要再「潰」爛10年，真不敢想像10年後中國會成為什麼樣子。但對中共黨政官員而言，這可能是他們做夢都不敢相信的美好，因為中共的政權居然還可「不崩」維繫至少10年。作者對「潰」的分析，我是相信而且非常佩服，但也有自己的解讀；唯對「不崩」的預測，雖然覺得講得很有道理，但還是心存疑惑。底下就不揣譾陋，談談我的解讀與疑惑。

當代中國經濟或說中國問題很複雜，而且人言言殊，各執一詞。最形象的說法，就是Minxin Pei在Foreign Policy （2012年8月29日）上發表的論文，篇名《你對中國自以為是的認知，都是錯的》（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China Is Wrong）。我想很多看法南轅北轍的人，都會說：是啊，他講得真對。

會有這樣的結果，是因為中共在改革開放後，把兩個矛盾的制度疊加在一起：在經濟生活上開放讓大家透過市場自力更生，但共產黨又緊緊掌控一黨獨裁的政治權力不放。其結果是，中共一方面要國際社會接受它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其實就是資本主義；一方面又「五不搞」「七不講」地堅持共產黨不容染指的獨裁統治權力，甚至要在各國內外企業內建立黨支部。本書作者乾脆直接了當地就稱它為「共產黨資本主義」。3、40年來的中國經濟，就在這個「共產黨資本主義」下眼看它起高樓、宴賓客，也在這個奇怪的制度下，眼看它樓塌了。

說最悲慘，是對中國社會而言，因為已經腐蝕的中國環境、倫理道德、公平正義與政府誠信等社會根基，還要再「潰」爛10年，真不敢想像10年後中國會成為什麼樣子。但對中共黨政官員而言，這可能是他們做夢都不敢相信的美好，因為中共的政權居然還可「不崩」維繫至少10年。作者對「潰」的分析，我是相信而且非常佩服，但也有自己的解讀；唯對「不崩」的預測，雖然覺得講得很有道理，但還是心存疑惑。底下就不揣譾陋，談談我的解讀與疑惑。

「共產黨資本主義」是個既簡單又明確的概念。但這裡面賣什麼膏藥呢？作者在本書第二章有非常精彩的描述。我對這個制度的本質有這樣的解讀：它就是一個「私營政府」；相對地，改革開放前則是「公營企業」。我認為這是中共統治中國先後掉進去的兩個陷阱。稱這是「兩個陷阱」的說法，是受何清漣女士《中國的陷阱》（這是我研究中國經濟的入門書）與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啟發。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五篇有一句話說：「任何兩種東西，都沒有像『商人』（市場）與『元首』（政府）這兩種性格那麼矛盾。」（No two characters seem more inconsistent than those of trader and sovereign.）為什麼呢？其實，經濟學講「市場機能」時，是說在沒有政府干預下，買賣方透過市場私下交易，會創造最大的社會福祉；這時，政府與市場是像敵人一樣對立的。市場與政府如何對立，我可以列出一張表，從它們的動機、規範、互動方式等等，都是針鋒相對的。就以發揮兩者的正當功能而言，因為市場買賣必須雙方同意，資本家固然想賺錢，但要消費者首肯，所以任何買賣都必然雙贏才能成交；或至少說，以雙贏為常態。因此要發揮市場最大功能，就是要讓大家在市場上「自由放任」地買賣。相反的，政府的特質就是帶有強制力，不論是課稅或財政支出都使用不容挑戰的公權力，因此政府功能要得到適當的發揮，必須遵循《憲法》規範的「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絕對不是像市場的自由放任！

亞當•斯密接著還講了兩句話，用現在的語言，就是說：「企業若由政府經營，一定是最壞的企業。而用經營企業的方式辦理政務，就一定是最壞的政府。」換句話說，企業（市場）應該讓私人自由去經營才對，若是「公營企業」，那就會把企業搞砸。反之，政府執行公權力必須受到憲法等規章的限制，若是讓政府變成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私企那樣的「私營政府」，則必然會是最壞的政府。著有《社會契約論》的盧梭有句名言：「財產不可公有、權力不可私有，否則人類必將進入災難之門。」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共產主義經濟就是全面的「公營企業」，因此不論蘇聯、東歐或古巴的共產經濟，都是在最壞的經營下導致經濟破產，這可以說已蓋棺論定了。中共前30年也掉入這個「陷阱」，文革結束時中國已經山窮水盡了。

跟蘇聯、東歐不同的是，改革開放救了中國。但是，這個在經濟上開放、個人自力更生、政治上集權獨裁的制度，在我看來就是掉入另一個「私營政府」陷阱。這也是我認為作者稱為「共產黨資本主義」的本質。

為什麼中國會從一個陷阱掉入另一個陷阱？因為在「公營企業」這個陷阱裡，有的爬得出來有的不行，端視陷阱的深淺。陷阱比較淺的民主國家用「公營企業民營化」就解決了問題；陷阱比較深的台灣，至今還在「假民營化」的泥沼裡難以自拔；而要脫離萬丈深淵的全面公營共產陷阱，就必須解體政權。

唯一的例外，就是中共用「改革開放」逃脫了陷阱。這個看起來身法矯健、成果豐碩的的計巧，其實是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及贖買官員的方式，也就是用「私營政府」的方式，掉進一個更可怕的「私營政府」陷阱。在這個陷阱裡，中共從政治局、國務院，一直到縣、鄉各級政府，從各部委的大小官員、國企主管，一直到鄉黨委書記、村支書，無不卯足勁各顯神通地舞弄公權力，去滿足政黨與官員的私慾。我雖然有這個認識，但看到本書第二章的論述，真是驚心動魄。有人說共產黨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它做不到的。誠然。

我能理解「潰而不崩」的「潰」，但對「不崩」還有點懷疑。說這個「私營政府」已煉就金剛不壞之體，真不願相信。很多獨裁國家不都是說垮就垮了，也沒有什麼理由嗎？蘇聯解體不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嗎？善惡有報的天理不存了嗎？中共這個「私營政府」真的還要再折磨10年？

神州淪陷，伊于胡底。

＊ 作者為台大教授。本文為《中國：潰而不崩》推荐序。

http://www.storm.mg/article/343961

吳國光專文：時代需要勇於挑戰的中國研究者

吳國光 2017-11-08 05:50

20年前，何清漣出版《中國的陷阱》一書，為當代華文對於現實中國的研究樹起了一個里程碑。今天，何清漣、程曉農伉儷雙劍合璧推出本書，作者與出版者都期許其作為《中國的陷阱》的續篇，20年後再度系統、深入地呈現和分析中國的政治經濟圖景，對於釐清圍繞中國複雜的現狀而在認識上出現的種種模糊、迷惑和困擾，毫無疑義是非常有價值的。

中國30年來的發展，在挑戰人們的認識和理解能力；這種挑戰力度之大，以至於不斷有人感嘆，是不是人類過往認識社會政治經濟現象的深厚思想積累，都有嚴重的問題，乃至不能解釋，這樣一種以踐踏公民權利、當權者高度腐敗、貧富分化趨於極端、生態環境代價奇高為特點的發展模式，卻取得了繁榮並至少已經維持了幾10年。面對這種挑戰，有人選擇否認中國發展所產生的上述負面效果，致力於美化、歌頌和推銷所謂「中國模式」；有人不免輕忽這種發展模式的現實存在，從願望出發而斷言這種模式已經失敗——可是，「失敗」是在什麼意義上呢？看不到一個巨大的經濟體的存在，與一個每日每時都在壓榨和壓迫民眾的強權政治體系的現實作為，難道就可以解決現實中國的種種嚴重問題嗎？

很明顯，何清漣、程曉農此書，不屬於以上兩種思路的任何一種，而是從對於現實的實證研究出發，進一步提昇到概念分析層面，形成對於複雜現實的思想解釋，並在這個基礎上形成判斷。不用說，我是讚賞這種研究方法的。當然，我對於現實的解讀和判斷在很多地方和本書有不同看法，但是，對於誠懇的思考者來說，這些不同都是可以討論的，並且惟有這樣的不同和討論，才能促進和提高我們對於這同一個現實（在這裡，就是中國的政治經濟現狀）的認識和理解。「君子和而不同」，此是之謂也。推開來說，「同而和」，聽著很理想，其實扼殺思想生機；如果「同而不和」，恐怕就是因為私利的爭奪了。

清漣、曉農二位都是經濟學訓練出身，二位的研究向來都以資料豐富、紮實著稱。本書再次展現了這一特點。對於中國經濟各個面向的深入分析，在我看來，是本書最有價值的內容之一。中國經濟已經持續繁榮30餘年，繁榮本身的經濟邏輯是什麼？其經濟代價何在？這種繁榮能否持續？從貿易、投資、消費，到金融、股市、房地產，本書從多個最為重要的經濟向度對此做了獨具隻眼的分析。其中的諸多看法，在我看來，既接地氣，也有高度；更重要的是，在相關分析之中始終具有對於民眾福祉的深切道德關懷，而不是經濟學研究中，經常見到的那種以冷冰冰的數字來支撐單純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做法。

同時，本書也把對於中國經濟的分析放到了捲入全球經濟這個大背景下，這就幫助拓展和深化了人們理解當今中國現象的視野。

從本書推展開去，也許可以說，正是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緊密結合的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使得民主國家領導人如奧巴馬總統也焦慮中國的所謂「失敗」多於擔心來自中國的挑戰。在我看來，這可能是人們認識中國的一個極大的誤區，其著眼點似乎更多地在於國家之間權力政治的考量，而較少慮及中國民眾和人類社會為某種所謂「成功」所付出的超常代價，更少思考這種成功對中國和世界在價值、道德、文化和生態等人類生存的基本面所帶來的深遠禍害。

本書判斷中國的現實與近期前景是「潰而不崩」；對這個判斷會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如果更多地採納上述後一種思路，也許可以認為，「潰」者，中國也，「不崩」者，中共也。也就是說，在當前模式下，中國作為一種文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正在不斷付出日益潰爛的代價（當然，中共本身也在潰爛），而這種潰敗引起了國際社會的一些擔心，反過來成為國際社會希望中共維持統治的理由，於是這種文明與民族的潰敗進一步延伸和加劇。結果，「潰」與「不崩」，可能形成相互支撐的一種惡性循環。現行模式的長期持續所帶來的禍害，只能不斷加大。

那麼，這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模式呢？這種惡性循環的制度基礎是什麼呢？本書提出了「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個概念，用以理解和解釋當代中國轉型和發展的特殊模式。我認為，這是本書的重大理論貢獻。中國自從1970年代末開始從共產主義轉型，歷經初期市場化、天安門鎮壓、加速市場化、擁抱全球化等交織國內和國際因素的風雲變幻，今天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很明顯，既不同於毛時代的那種共產黨制度，也不同於經典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而是形成了一種新的架構。能不能認識到中國的轉型已經在制度層面凝聚為某種特殊架構，這是一個層面；如何概括和理解這種結構，又是一個層面；然後才是第三個層面，即對於這種架構的價值判斷。不難看到，人們在討論中常常跳越前兩個層面而直接表達好惡，這樣的價值判斷就成為無本之木，討論成為爭吵。本書則恰恰是從前兩個基本層面入手，這就是學術的思想力量所在；本書把這個架構概括為「共產黨資本主義」，這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創見，也是對於當代中國研究的重大貢獻。

當然，認識中國，理解中國，這不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所能擔當的志業。每個思考者，只能從某個特定方面、特定角度來貢獻所識所解；這樣的思考者多了，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的認識和理解蔚為大觀，就形成了人們的共同精神財富，對於中國的認識和理解才能從總體上、根本上得到發展和深化。可惜，從總體上看，我們遠遠缺少這樣的知識景觀。

在我寫這篇序文的時候，網上正因為中國高考而充滿對於「文革」後第一次大學入學考試40年紀念的回憶和感想。曉農、清漣和我本人，都屬於那個年代的大學生，當年被稱為「思考的一代」。在故國，我們的同學絕大多數已經退休，說這一代人正在退出歷史舞台應不為過。回首蒼茫歲月，所謂「思考的一代」，究竟留下了什麼樣的思想成果呢？坦白地說，我對此評價甚低。當然，我們這代人，從早年的成長經歷和思想營養看，既缺少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潤，也沒有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的西方思想的滋養，青少年時期是被桎梏在毛主義的政治文化和思維套路之中的，因此就思維能力和學術訓練而言有著嚴重的先天不足。但是，這代人，對毛時代有經歷有反思，對毛後轉型時代有參與有自省，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時代則有見證有探究。集合這三者到一起，就是這代人的最大思想優勢。

與西方學者和故國的年輕一代相比，我們有對於反資本主義的制度及其艱難轉型的深切體驗；與老一輩相比，在這個全球化時代的巨變業已展開並其矛盾也已深刻呈現的當口，我們作為思考者正當成熟之際；就海外華裔學者來說，則與仍然為政治壓制或思維桎梏所苦的同胞學人相比，我們有更多的自由和可能而具備全球視野、多元價值和批判思維。

也許，80年代的歷史擔當，對於轉而關心物質利益的諸多同輩而言，已經成為雲煙；也許，大海後浪推前浪，浪浪死在沙灘上，一代人不過歷史瞬間，不必奢談什麼思想遺產。可是，數十萬年人類進化，幾千年中華文明，截至工業化時代之前，真正留存於世而影響無屆的，與其說是帝王功業、市井繁榮，似還遠遠比不上岩洞圖畫、死海經卷、西方三教和《論語》、《道德經》。即使到了人類自以為輕易就能改變自然、財富，確實也如泉水一般涌流的工業化時代直至今天，一本《國富論》，或《資本論》第一卷，對於幾百年來人類生活的影響，且不論是正面還是負面，恐怕不是洛克菲勒萬貫家財所能望其項背的吧？

我並不想誇大思想的作用；我只想遺憾地指出，就在西方主流學界當下轉而強調思想對於人類進步（包括現代經濟發展）的作用的時候，華人社會裡更常見到的卻是對於思想與學術的鄙視，是反智主義大行其道。確實，20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知識分子，與所有國人一樣，大都生活在誠惶誠恐、奴顏婢膝的狀態中，缺少獨立風骨與自由思想。但是，這種讓人不愉快的現實，並不足以證明思想的無用，反而恰恰說明了思想的價值。曉農和清漣都是我的老朋友，更是我素所尊重的同代學者。中國的現實，恐怕很難在我們這代人手中創造出比較理想的發展路徑了；在思想上，這代人正當密那發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的歲月，能不能不至於浪費我們所經歷的苦難、堅守與追尋呢？「雖萎絕其亦何傷兮」，是所望於老友也！

＊作者為現任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ctoria）政治系教授、歷史系教授、亞太中心中國研究和亞太關係講座教授。本文為《中國：崩而不潰》推荐序。

http://www.storm.mg/article/343897

徐友漁專文：從「中國的陷阱」到「中國潰而不崩」

徐友漁 2017-11-07 06:50

不論是古代還是今天，不論對於內部生存者還是外部觀察者，中國都是一個神秘之國，對這個社會提出切中肯綮的論斷難上加難，敢於預言其未來和前途者往往鎩羽而歸。但是，論說中國又是一件具有極大誘惑力的事，各種人物都願意對此一試，於是，我們讀到在五四時期訪問中國的西方哲人羅素的《中國問題》，中國政壇一代梟雄蔣中正的《中國之命運》，也讀到文化大革命中無畏青年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

進入21世紀之後不久，世界的目光越來越聚集於中國。一方面，中國迅速成為經濟體量位居世界第2的巨人，令人豔慕與仰視，另一方面，它對人權的粗暴侵犯以及對人類政治文明准則公然的敵視與否定，令人不安與驚愕。對中國的描述和評價出現兩極化的趨勢：「太平盛世」的讚譽和「即將崩潰」的預言各不相讓。

何清漣、程曉農合著的《中國：潰而不崩》對中國這個病入膏肓、腐而未朽的社會，對這個外強中乾的泥足巨人作了全面的體檢和准確的診斷，對中國的未來做了理性而審慎的預言。作者的立場與「太平盛世」論截然對立，但對於「即將崩潰」的預言也未能苟同。

作者用大量的事實和數據說明，在虛假的繁榮背後，掩藏的是深刻的、不可克服的危機，而暫時閃光的GDP數據，是以犧牲社會公正與平等、損害生態環境安全、透支未來的發展與福利換來的。中國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危機早已出現。由於問題產生於制度，目前不存在化解危機的辦法，將來也沒有解決問題的良方。

作者進一步深挖根源，指出所謂「中國模式」，其本質就是共產黨資本主義。它把共產黨的權力壟斷和市場的運作結合在一起，為所欲為、所向披靡、「創造奇蹟」；同時讓當權者無所顧忌、無所限制地化公為私，搜刮民脂民膏。「中國模式」的一時喧囂、現政權的表面強大，以及目前這種經濟發展方式的不可持續，統治權就本質和長遠性而言沒有合法性，全部秘密就在於這個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個說法，和許多西方學者使用的概念「市場列寧主義」是一致的。

我估計，本書鮮明的觀點、犀利的剖析，不會讓所有的讀者輕易地接受。許多關心中國問題、觀察中國現實的人，由於種種原因，總是與中國的現實有距離和隔膜，或者由於生存條件與利益關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只想提醒一點：其實，早在20年前，作者已經在其引起轟動的《中國的陷阱》一書中，對中國的問題作出了明確的診斷。在這本書中，作者對於借改革、開放名義進行的猖獗的尋租活動、瘋狂的「圈地運動」、駭人聽聞的資本原始積累作了大膽的揭露，對於中國的下一步發展作出了不容樂觀的預言和警告。20年的事實證明，作者的不祥預告全部不幸而言中，而且，事態的惡化發展與作者敲響的警鐘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相信，本書對於中國問題診斷的準確性，用不到20年，不但會得到證實，而且會得到更加廣泛的肯認。

面對同一個中國，不同的人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評價和結論？其實，社會生活是如此紛繁複雜，對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國度、同一個運動，人們能找到一百個理由譴責，也能夠找到一百個理由讚揚，遑論對於處在社會大轉型階段的中國。對一個時代和社會做出正確判斷，既需要知識，也需要良知和見識。劇變中的中國呈現出多個面向，既有拔地而起、鱗次櫛比的高樓，也有被毆打被抓捕的訪民，既有曾位居世界第一的奧運會金牌，也有成千上萬食用毒奶粉而受害的結石寶寶。中國漫長的歷史、眾多的人口、低下的國民素質，都可以成為缺點、錯誤甚至為罪惡辯解的口實。那些帶著度假、消遣、獵奇心態到中國來採訪和寫作的人，完全有理由驚嘆北京、上海的夜生活超過東京和巴黎，那些滿足於官方統計數據的國際組織的官員，拿出「中國第一」的報告似乎是有根有據的。

如何診斷中國？如何面對中國社會矛盾的現實？如何鑒別莫衷一是的意見？如果現實本身不能自動提供答案，那麼我們可以在歷史中尋求啟示。

蘇俄的十月革命以「新生事物」的名義吸引人們的讚譽，其粗暴、混亂和不人道長期得到原諒，像羅素、胡適這樣的大思想家和學問家都對布爾什維克的蘇俄一度神往，但最後，他們基於大鎮壓和大審判的事實作出了經得住歷史檢驗的結論。

希特勒統治的德國以紀律和效率，勞工福利和社會淨化（相當於今日中國的「掃黃打非」）為名，承辦的柏林奧運令世界矚目，其震撼力超過北京奧運，但最後證明正確的是卡爾•雅思貝爾斯、漢娜•阿倫特這樣的批判者和反抗者，而不是那些謳歌法西斯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和著名學者。

只有進入歷史，才能對人類迄今為止，在政治文明的指導性原則方面達成的共識具有信心。現在的形勢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歐洲很相似，那時西方對自己的制度和理念都失去了信心，而德國、日本的法西斯勢力正在崛起，西方政要自亂陣腳和稱讚法西斯的短視言論不絕於耳，中國思想界、知識界學習西方的勢頭戛然而止。今天，西方社會的福利制度和民主制度受到來自內部和外部的挑戰，中國模式似乎是另一種文明的替代方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潰而不崩》既是一份診斷，也是一副清醒劑。本書作者兼具經濟學家的實證態度和歷史學家的長遠眼光，在蘇聯東歐的轉型參照之下對中國現實進行深透分析。讀完此書後人們會產生一種感覺：只要有直面現實的勇氣，認識中國並不是太難。應該說，目前對中國形勢和世界大勢的認識，對中國知識界的見識固然是一種考驗，但它的難度和挑戰性，並不如梁任公一輩面臨歐洲凋敗之局遭遇的考驗那麼嚴峻。

人們會問，喪失道義、百弊叢生的現實，難道不是蘊含著否定自己的契機嗎？苦難深重的中國人，不是相信「壓迫越深、反抗愈甚；蓄之既久、其發必速」嗎？對於這個問題，本書作者表現出了理性的、審慎的現實主義態度，沒有單純為義憤所支配。作者清醒地看到，雖然當前的問題和危機是難以化解的，但這並不意味著統治中國的現政權會立即、或在短時間內崩潰，中國社會的病理狀況是衰朽和潰傷，隨著時間愈發加深的衰朽和潰傷。中共現政權可以憑藉對社會不計成本的控制，對民間力量變本加厲、毫無節制的打壓，以及巨大的慣性在可見的將來存活。

作者持之以恒地以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為研究對象，從《中國的陷阱》到《中國：潰而不崩》，中間剛好經歷了20年。這20年，見證了作者思想和認識的深化——從呼籲以深化改革的辦法來化解困局，到對於已患不治之症的清醒診斷；這20年，也見證了中國老百姓和知識分子的態度與情緒的轉變——從抱有最後一點希望到完全絕望。從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開始，「改革」在大約20年的時間內是中國人民的希望之所在，是維繫信心的一面旗幟，人們把落後的、醜惡的現象歸結為某種改革尚未進行或者進行得不徹底，歸結為保守派的阻擾和反對，人們以為推動和捍衛改革必然帶來進步，就是在維護廣大老百姓的利益。但是，人們很快就發現，改革不過是為當權者提供了把權力兌換為經濟利益的良機，改革成了這些人瓜分國有資產的遊戲和盛宴。從《中國的陷阱》出版到《中國：潰而不崩》發行的這20年，就是人們越來越不願意談論改革、「改革」這個詞彙的正面意義喪失殆盡的過程。

是改革在行進的中途變了味並且越來越變味，還是改革從一開始就是中國共產黨為了挽救自身的統治地位而採用的權宜之計？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至少可以說，即使在中共開明的領導人那裡，改革的「救黨」功能與「救國」功能也是沒有釐清的。對於共產黨人來說，黨的地位和黨的利益當然是第一位的，對他們來說，黨的利益自動地就等同於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改革開放搞了40年，中國被搞成了一個不加掩飾的以血緣為經度，以親朋為緯度，國家的所有資源均為黨產的紅色帝國。這不是改革方針政策的變質變味，而是改革邏輯的必然展開，改革本性的順理成章的顯現。

粗鄙的共產黨人不去理會這件事的諷刺意味：他們當初打出大旗，上面寫著「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經過無數的失敗與災難，他們的生存策略變為「依靠資本主義挽救中國共產黨」。必須承認，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證明，中國共產黨人在這方面幹得還不錯，內部是一個核心、高度統一、很少雜音，在外部也有點財大氣粗、頤指氣使的模樣，時不時還上演一出萬國來朝的好戲。

但是，正如本書所揭露和剖析的，這個外表強大光鮮的紅色帝國其實已患沉屙（疴），赤裸裸的斂財和鎮壓所付出的代價是失去政治合法性。也許，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共已經創造了一個奇蹟：它的政權居然在「六四」大屠殺之後存活下來，並在全球化浪潮中攫取了巨大的收益。但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失去合法性的政權雖然可能活得超出人們的預料和忍耐，但它絕不會長久存在，人類歷史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樣的奇蹟。

＊ 作者為中國大陸知名公共知識分子、自由主義者。新公民運動的發起人之一。從2015年11月開始在紐約新學院任駐院學者。本文為《中國：潰而不崩》推荐序。

http://www.storm.mg/article/343980

僵而不死的百足之蟲 ——評何清漣，程曉農《中國：潰而不崩》

余杰

我第一次知道何清漣這個名字，是在初中時讀到“走向未來”叢書中署名何清漣的那本《人口，中國的懸劍》，八十年代，中國知識界慣有的表達方式是文學抒情，宏大敍事，激情有餘，理性不足，直到今天很多人仍未走出當年的窠臼;然而，何清漣的書讓我耳目一新，或許她是那個時代屈指可數的，受過嚴格的經濟學訓練的學者，她的文字簡練冷靜，敍述井井有條，每一個結論都以詳盡的資料和確鑿的事實來支撐，直到今天，這仍然是何清漣的著述不變的風格。

“走向未來”叢書的作者，集中了八十年代中國最優秀的一批知識份子，代表了當時中國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趕上八十年代短促的尾巴的我，大概算是這套叢書最年輕的一批讀者學者徐友漁如此評價這套叢書：““走向未來”叢書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一代青年人生起點的教科書，它為熱情求知的人打開了觀察世界的窗戶，給了他們瞭解人類歷史的鑰匙;對於精神饑餓，食欲旺盛的年輕人，這是一份及時的，營養豐富的糧食;那時的學生幾乎身無分文，但他們很富有，因為他們擁有未來”然而，在八九的槍聲中，美好的未來以及田野上的希望很快如同玻璃般破碎了。

一九九二年，到北京讀書以後，我先後認識了好幾位元“走向未來”叢書的編者和作者，特別是陪伴叢書編委之一的前輩學者包遵信走完了淒涼而堅韌的最後歲月。當然，我更看到若干曾經追求民主自由理想的知識份子，表演川劇中“變臉”的絕活。且不說曾為編委的王岐山成了位高權重的“打虎將”，其他蛻變成“官與商的幫兇，幫忙與幫閒”的人亦數不勝數：先向薄熙來拋媚眼再向習近平拍馬屁的蕭功秦，直接用新左派理論為薄熙來塑造金身的崔之元，堅持“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毛派’王小強……白雲蒼狗，大浪淘沙，往事不堪回首。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三十多年來，何清漣一直秉持知識人的“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從深圳到普林斯頓，從《現代化的陷阱》到《中國：潰而不崩》，從未停止對中共極權暴政的觀察，分析和批判，而且這些觀察、分析和批判都經住了時間的考驗，有如先知的預言般準確。

何清漣在離開中國前公開出版的最後一本文集名為《我們仍然在仰望星空》。後來，溫家寶附庸風雅地“仰望星空”，贏得不少奴才的鼓掌稱頌。與詩句被溫家寶引用之後受寵若驚，感激涕零的臺灣詩人余光中大不同，何清漣一針見血地指出自己的“仰望星空”與溫家寶的“仰望星空”之本質差異：“從思想的無垠與自由而言，每個人頭上都有片星空，我在自己的文集《我們仍然在仰望星空》及同名文章裏，很清楚地表明我仰望的 ‘星空’，就是作為普適價值的民主，自由，人權;為了這仰望，我也從未忘記盡綿薄之力清除。腳下的污濁而溫家寶總理所仰望的 ‘星空’，儘管在詩裏未具體描繪，但根據他歷次講話，包括當年在哈佛大學演講時談到 ‘實現民主……中國人民還未準備好’ 在內，只能解釋成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民主’”，這段話，道出了何清漣與夫君程曉農寫作《中國：潰而不崩》一書的初衷：“盡綿薄之力清除腳下的污濁”，從習近平到郭文貴，不都是這臭氣熏天的污濁的一部分嗎？

中國因何而“潰”？

六四屠殺之後，西方和中國學界始終在“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崛起論”兩個極端之間搖晃，前者為“屠龍派”，後者為“擁抱熊貓派”。甚至同一個人也會前倨後恭，數年之間，觀點判若兩人比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衛曾是眾所周知的親中派，每次到北京訪問都被奉為上賓；2016年，他卻突然發表類似于章家敦的“中國崩潰論”，讓圈內圈外人士為之大跌眼鏡，而中國官媒立即發聲嚴詞駁斥，不再將他當作“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何清漣和程曉農對這兩種觀點都不贊同，他們獨闢蹊徑，力排眾議，提出了“潰而不崩”的新觀點。“潰”的主體是中國，如今中國的一切都在不可遏止地走向潰敗；“不崩”的主體是中共，中共仍然牢牢掌控著中國絕大多數的資源，人才，金錢和全部的國家暴力機器，中共尚能“執政”相當長一段時期——這是所有批判中共的人士非常不願意接受的冷酷現實。而且，更可怕的事實是，中共的“不崩”乃是以中國的“潰敗”為代價。中共就像吸血蟲，鑽進人體的大腦之中，吸骨吮髓，為所欲為。換言之，中共的強大與中國的衰微並行不悖，中共活得越久，中國的前途就越黯淡，越悲涼。而另一方面的惡果就是，中共與中國又形成了某種怪異的“寄生蟲”與“宿主”之共生關係，兩者很難截然分開。試圖像香港泛民主派人士和某些海外華人所聲稱的樣，一邊反對中共，一邊熱愛中國，根本不可能做到，那是自欺欺人而已。

那麼，何清漣和程曉農是如何得出中國社會全面潰敗的結論呢？兩位作者指出，任何社會都有賴以生存的四個基本要素：一是作為社會生存基座的生態環境，比如水，土地，空氣等的環境安全；二是調節社會成員之間行為規範道德倫理體系;三是社會成員最起碼的生存底線，具體指標就是以就業為標誌的生存權；四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政治整合力量。上述四者，前三者均已經陷入崩塌或行將崩塌，只剩下政府的強管制。

其中，我最關心的是中國人心潰敗的問題因為，即便是環境的惡化，都可一步步恢復——當年，因工業革命而變成“霧都”的倫敦，後來成功地治理和消除了霧。霾；然而，敗壞的人心要轉化，難於上青天。本書作者指出：“當政者與政治反對者的惡構成錢幣的兩面，成為共生體。政權既然是個強盜型政權，官員當然全面腐敗政治腐敗深深腐蝕了社會成員的靈魂，社會成員由痛恨腐敗漸漸變成痛恨自己沒有腐敗的機會。”在北京，如果你坐上計程車，口無遮攔的司機往往會滔滔不絕地談論官場的腐敗，當你以為他有可能是民主制度的支持者時，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會讓你大失所望：“如果我坐上他的位置，我要比他更貪”。這種“人民與党國一同墮落”的狀況，歷史學家余英時也曾有過論述：“1993年以後，中國市場經濟一天比一天活躍，中國儼然已是經濟大國。但是價值 ‘荒原’（荒地）或 ‘廢墟’的狀態不僅沒有改變，而且日益暴露了出來，官商勾結和腐敗的普遍化，學術界抄襲作假的風氣，“一切向錢看”的心理等等都是價值荒原的明確表徵這一類不道德的行為，自不是從今天始，也不限於中國。但最大不同之處在於：以前或別處有此等行為，一旦被揭發之後，當事人必感羞愧，無面目見人;今天中國的貪官，奸商，知識竊賊等等，不幸而被揭發，受到刑事處分，則只怨自己運氣太壞或 ‘關係’ 不夠強大，卻全無羞愧之感。這才是價值荒原的“中國特色”。

就表面上的硬體建設和社會秩序而言，如果二、三十個光鮮的大城市勉強可以“暖風熏得遊人醉”，那麼從縣城到鄉村則已全部淪陷。在本書的“中國地方治理困境“一章中，作者特別討論了失去未來的農村，教育的凋敝與青年的無出路，而到城市打工的農民工既無法融入城市，也不能返回家鄉。作為被清理的所謂“低端人口” ，中國農民工的境遇並不比納粹德國治下的猶太人好多少。

由此，作者得出了一個極度悲觀的結論：“這是一個無法重建的社會。”

中共因何而“不崩”？

既然中國已經潰敗，那麼為何中共卻遲遲“不崩”呢？何清漣和程曉農如何解釋此一邏輯上的“悖論”？

兩位作者先分析了中國國內的情形。首先，共產黨政權成功地消滅了公民社會，瓦解了民間組織，讓每個人都成為原子化的個體，“當今的中國社會，在維穩體制操控下實際上早就成為一九八四的現實版”，中國好不容易出現了像哈威爾那樣可以凝聚一部分民間道義力量的人權鬥士劉曉波，卻在獄中慘遭中共虐殺 – 而且是在全世界的注視之下，用“鈍刀”來殺害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近年來，某些人對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寄予厚望，甚至期待如同突尼斯小販事件那樣引發一場“茉莉花革命”。但是，中國不是突尼斯和埃及，極權體制比威權體制穩固得多。中共早已布下天羅地網，動用快速反應的武裝員警，將每一起群體性事件控制在最小範圍之內。從來沒有哪個群體性事件席捲整個省級行政區域，更不用說遍及及各省和動搖中樞權力了。本書特別指出，早在北京奧運前後，負責安全事務的高官孟建柱就在《求是》雜誌發文，宣佈加強“六張網”的建設，這“六張網”包括：街面防控網，社區防控網，單位內部防控網，視頻監控網，區域警務協作網和虛擬社會（網路）防控網。也就是說，早在十年前，中共就已實現了“對動態社會的全方位，全天候，無縫隙，立體化覆蓋”。街頭運動式的反抗幾乎沒有空間。

而在“群體性事件”的參與者當中，也極少有人具備推翻共產黨政權，實現民主轉型的觀念。兩位作者清醒地指出“群體性事件”的局限性：“長達二十多年的群體性事件類型變化表明，中國社會反抗發生的原因與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密切相關，參與者多因利益嚴重受損，希望通過溫和的社會反抗滿足利益訴求。出於政治原因的抗爭，在中國政府的高壓之下幾乎毫無冒頭可能。”有一個生動的例子可驗證該論述：2016年，數千退伍老兵因待遇問題赴北京上訪，一度包圍中央軍委大樓，形成了繼法輪功包圍中南海之後北京最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當時，很多民主人士聞雞起舞，歡欣鼓舞，我則非常不以為然——因為這只是盜賊集團內部分賬不均，中共當局只需在經濟利益分配上稍加調整就能順利解決，而且，這些老兵並非推動中國民主的正能量，如果共產黨給他們薪水足夠多，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再次像1989年的軍人那樣開槍殺人。很多一廂情願的民主人士不願接受這一冰冷的事實，反倒辱駡戳破他們的迷夢的我。然而，結局果不其然，中共只拿出九牛一毛的一筆錢，立即就將這夥人搞定了。

其次，就那些似乎真是反共的力量來看，他們在郭文貴事件中醜態百出的表演，已然證明他們跟共產黨“精神同構”。何清漣是少數自始至終嚴厲批判郭文貴鬧劇的海外知識人，由此在推特等社交媒體上遭致永無休止的圍攻和辱駡，一時間成為箭垛式的人物。她挺身應戰，進而敏銳地指出：所謂“郭氏推特革命”，是文革與土改（打土豪分田地）二者的混合。昔日，本身就是土豪的毛澤東，領導一群痞子打土豪分田地;今天，本身也是土豪（而且還是國安特務）的郭文貴上演了同樣的戲碼，居然有那麼多在美國生活多年的民主人士，不由自主地成為“戲中人”，如醉如癡，不眠不休。

就國際環境來說，中共的處境比冷戰時代被西方當著眼中釘的蘇聯不知道好到那裏去了。中共在西方有兩大群朋友：一種是所謂的“白左”（當然也包括奧巴馬之流的“黑左”），如果在香港的語境下，就是被香港年輕一代本土派慧眼識破的“左膠”。何清漣列舉了美國左派旗艦媒體《紐約時報》發表的極左派人士桑卡拉的文章，文章聲稱不能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當作惡魔，反之要“再給社會主義一次機會”。柏林牆才倒塌30年，左派狂潮又席捲西方。這群左派自然對“中國模式”情有獨鐘，成為中國的免費辯護士。另一種則是赤裸裸的功利主義者，他們將中國當著新的金山，跑到中國撈錢，而對中國的獨裁專制熟視無睹。比如，促成中美建交的“老巫師”基辛格，克林頓時代的財長鮑爾森等人。在對美中關係有相當影響力的社團“美中關係國委員會”的年會上，其主席歐倫斯用字正腔圓的中文背誦毛澤東語錄——他當然知道背誦希特勒語錄是政治不正確，而背誦毛澤東語錄是安全的。類似的西方政客或富豪，兼有左派和功利主義者的雙重身份，兩者的合流並湧向中國，讓雙手沾滿鮮血的中國共產黨不再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反倒成為人見人愛的熊貓寶寶。

從“新階級”到“共產黨資本主義”

今天的共產黨中國究竟是一個什麼玩意如何界定其性質 – 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權貴資本主義，裙帶資本主義我們迫切需要一個新的概念及其背後的一整套闡釋系統？

為《中國：潰而不崩》寫序的政治學者吳國光指出：“本書提出了‘共產黨資本主義’ 這個概念，用以理解和解釋當代中國轉型和發展的特殊模式。我認為，這是本書的重大理論貢獻。這是學術的思想力量所在，也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創見。”如果將這個創見放在當年南斯拉夫異見人士吉拉斯的‘新階級’理論的歷史脈絡中，則更可顯示其重要價值。

吉拉斯早年追隨鐵托革命，南斯拉夫共產黨奪取政權後，他曾擔任過南聯盟副總統，南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等重要職務。一九五三年，吉拉斯主張在南斯拉夫實行多黨派競爭的民主制，與鐵托決裂，被撤銷所有職務，後來被逮捕下獄。吉拉斯將入獄前寫的《新階級》一書送到西方出版，又被“罪加一等”。

《新階級》一書是共產陣營內部第一本“自我批判”的巨著。吉拉斯在此書中指出，共產黨官僚組成的新階級，既可任意支配和擁有全國的財富，又不用為這些財產負責，使他們揮霍起來更加肆無忌憚。掌握國家一切資源的新階級必然照顧自己人，分派肥缺，或者任意分配各種特權，各種寄生作用和腐化不可避免，“這個新階級的極權暴政和控制，如今已變成驅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吉拉斯進一步指出，這個新階級還比不上他們反對過的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這個新階級是貪婪而不能滿足的，就像資產階級一樣。不過，它並無資產階級所具有的樸素和節儉的美德。新階級的排斥異己正像貴族階級一樣，但沒有貴族階級的教養和騎士風格”。吉拉斯也發現，史達林等領導人不僅生活窮奢極欲，最不可思議的是，“國家大事都是在親密交談的晚宴中，狩獵中，以及兩三個人的交談中決定的。……召開（黨和政府）會議的目的只是用來確認在親密的廚房中早已烹調好的食物”。

今天的中國，無論是共產黨掌握的財富數量，還是共產黨的腐敗程度，都是鐵托時代的南斯拉夫以及蘇俄“老大哥”所望塵莫及的。德國之聲網站上發表了攝影師Borko Vukosav拍攝的南斯拉夫的系列照片，其中有當年鐵托專享的豪華郵輪和豪華別墅，現在看起來甚至比不上中共的一個縣委書記奢華生活的水準。所以，《新階級》中的描述和論斷，對於體量太過龐大的中國來說，宛如小好幾個尺碼的衣服，根本穿不下。既然獨裁者在日新月異地進化，那麼分析和研究獨裁者的學術，思想和理論工具也當與時俱進，否則小小的“殺雞刀”無法“庖丁解牛”。本書提出“共產黨資本主義”之概念，堪稱《新階級》之升級版。在本書第三章“紅色家族的財富神話和權力傳承”中，作者詳細討論了“紅二代”及父母級別更高的“太子党”斂聚財富和傳承權力的秘訣，他們才是這個國家真正的主人。

不過，以“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個概念來看，或許兩位作者關注焦點集中於經濟領域，在文化，精神及意識形態層面的論述稍顯薄弱。“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個概念，無法涵蓋習近平的“中國夢”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背後的文化，精神和意識形態內涵如果說毛澤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那麼習近平就是孔子加希特勒 ——習近平無意“輸出革命”，卻對恢復“中華帝國”的“天下觀”念茲在茲。習近平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選擇性利用，以及對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瘋狂操弄，在凝聚民心，鞏固統治合法性和對外擴張方面都大有斬獲，也使得“潰而不崩”的中國成為百年來繼納粹德國和蘇俄之後，對人類近代形成的普世價值的最大威脅。如果中國人繼續甘心為奴，如果西方世界繼續麻木綏靖，那麼像王力雄預言體小說《黃禍？中如同日浩劫的場景，在未來一、二十年之後有可能噩夢成真。

（風傳媒，2017年12月9日，http://www.storm.mg/article/368273）

http://heqinglian.net/2017/12/09/yujie-review-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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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悲哀慨歎中國是潰而不崩

by 何清漣 • November 8, 2017 • 好文薦讀 • 1 Comment

臺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兼社長富察

更早的不提，1980年代以後至今的四十年，預測中國的未來，一直是個嚴肅而現實的政治議題，但也一直是有趣的政治猜謎遊戲和充滿各種商業考量的利益推演。

“我是誰，我在哪里，我往何處去』這個哲學命題，對個人或國家一樣適用，但——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被如此強烈關注其去向，並引發全球規模的巨大討論。

就像《笑傲江湖》裏的劍宗和氣宗之不可調和，在英美世界，有所謂的“擁抱熊貓派”和“屠龍派”的對立。簡單粗糙地說，就是親中派和反中派。這兩大派，此起彼伏地交錯唱和著“中國崛起論”和“中國崩潰論”，固然這裏面一定會有多多少少的學術熱情和學術支持，但也有不少被既定立場所左右、被利益收買的論述。而崛起論又引述出兩條支線，一種是中國威脅論，強調它對現有的全球秩序造成了威脅；一種是北京模式論，肯定它將替代華盛頓，而成為新典範。

臺灣輿論界、臺灣的中國/大陸問題研究者，大部分是跟隨歐美唱和（因為太窪地，提不出自己的論述）。不但顏色鮮明，而且陣地鮮明，這一批人入閣成為資政或戰略顧問，一定有另外一批人閑雲野鶴，打算賣文或種田。

出版界也毫無例外地折射了這個現象。

略舉幾個例子，簡單梳理下臺灣出版社對這個議題的回應——

《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章家敦著，雅言文化2002年出版

《中國大趨勢》（China’s Megatrends—The 8 Pillars of a New Society）奈斯比著。天下文化，2009出版

《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馬丁‧賈克著，聯經，2010年出版

《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陳思武著，八旗文化，2010出版

簡單說，崩潰論和崛起論的狐步舞，大致有三個時段，一個是1989-1992之後；一個是2008-2010前後；一個是2015-2017前後。

天安門事變之後，西方大量出現崩潰論。集大成者就是2001年的章家敦。顏擇雅眼光敏銳，動作敏捷，次年馬上出版了此書。

然後，中國比預言家設想的都有韌性，一直沒有崩潰，反而憑藉加入世貿WTO，進一步利用自己的市場和人力優勢取得西方的技術和資金，到了2008前後，成長為全球第三大、第二大經濟體。

這時，你就會看到了中國崛起論在鎂光燈下，塗脂抹粉了。

未來學家、《大趨勢》的作者奈斯比接受江澤民的邀約，寫出《中國大趨勢》，此書臺灣版上市時（2009），來勢洶洶，不論是書店和媒體，都大為捧場。而《當中國統治世界》臺灣版（2010）的文案是：當中國統治世界，臺灣不會缺席！（當然不會缺席，因為中國真的統治了世界，也自然先統治了臺灣。哈哈）

也是在這時（2009年），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出版書籍《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認為中共能夠克服其自身的內部矛盾，是個調適性的政權，因此可以與時俱進，推動中國向前。此書沒繁體版。

2010前後的理論界，大有用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的野心和胃口，八旗這個時候，不合時宜地推出了華人經濟學家陳思武的《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

陳思武的看法逐漸占了上風。相隔六年，沈大偉改變了自己的風向球。

2015年3月6日，《華爾街日報》刊登沈大偉的文章〈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宣稱中共在中國的統治已開始進入「殘局（endgame）」，無人能預測中共將於何時崩潰，「但很難不得出結論說，我們正在目睹它的最後階段。」2016年他出版了China’s Future（《中國的未來》）。此書無中文版。

然而他不希望自己被視為變色龍，所以區隔了他和章家敦。當年4月，沈大偉說，Please don’t put me in Gordon Chang’s camp，強調自己預測的是中共的「延長式衰落」，與章家敦提出的中國崩潰論是兩碼事。總之，當下的歐美主流是新一輪唱衰中國，就在這樣的氛圍下，十九大艱難召開了。

這時，又有一位華人學者挑戰了沈大偉及西方的論述。這次是何清漣。

在90年代的中國讀者心中，何清漣是個響亮的名字。我手上至今還有她的《現代化的陷阱》。時隔20年，她再一次推出自己對中國時局的觀察，結論就是書名：中國，潰而不崩。

如果《環球時報》批評沈大偉是“庸俗的對華占卜者”，暗示了這位西方占卜家牆頭草版的特質，那麼，《環球》一定會認為何清漣是“頑固的中國預言家”。 20年前，她預測的中國發展的陷阱被不幸言中，令她悲哀。 20年後，被驅逐到美國的她繼續悲哀的預測中國的下一個20年可能發生的事情。

和沈大偉不同的是，何清漣熟練地使用了西方的分析框架（她的辭彙“共產黨資本主義”遠比“列寧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更一劍斃命，點到要害），又結合了自己豐富的在地生活經驗。所以，沒有沈大偉的那些眼花繚亂的招數名詞——中國可能發展為新極權主義（neo-totalitarianism）；也可能沿著現今的硬威權主義（hard authoritarianism）道路一直往前；或者走回1998年至2008年的軟威權主義（soft authoritarianism）道路；或是向右轉向「新加坡模式」的半民主社會（semi-democracy）。

她用大量資料、實例進行分析，毫不客氣地指出：

1、中國社會一定繼續潰敗，因為中共這個列寧黨的本質就是從母體攫取奶水，養活自己。

2、而且中國的潰敗會向外輸出，港臺首當其衝，受到影響。

3、但，中共會維持不崩。因為這個組織已經消滅、壓制了中國母體內的各種反制力量和組織，而西方國際環境發生變化，忙著自家事，出現了只掃門前雪的趨勢，不再大力輸出民主。中共最擔心的就是金融危機、經濟崩解，但它還是有很多辦法弄到錢，維持自己的運作。

武俠小說裏寫，最厲害的招法往往是最簡單的、最質樸的。在預測中國這件事情上，窪地中國和臺灣都往往拾西方牙慧，賣弄名詞。而這個名詞解藥，其實是西方社會內部知識脈絡的產物，用到中國病人身上，不全然適用。只是窪地思維久了，大家拿到西方就是寶而已。

我必須承認，何清漣的論述，遠非西方學人的學術包裝那麼厲害，和八旗出版過的另外一個華人學者裴敏欣的《出賣中國》比，外觀上也頗為不如。然而，我卻傾向於認同她的結論（當然書中的部分小節，我也很想和她商榷）。她分析的中國和中共之間的關係，形成了路徑鎖定。而一旦形成，再解開就更加困難了。

另外，我也被她包含濃烈情感的思考所打動，對於一個流亡在美國的中國學者，她對中國的占卜怎麼會和把中國僅僅視為“研究客體”、並賣給政府出資人的學者相比呢？本書中的三位序言作者（張清溪、吳國光、徐友漁）也同樣具有這股濃烈情感。

出版者能做到的似乎只有這些，只是發發感慨和牢騷而已。如果中國真的陷入潰而不崩的困境，臺灣能夠做些什麼呢？

————

2017年11月10日和17日晚上，有兩場與本書有關的活動，都在金石堂城中店。一場是邀請臺灣三家媒體機構中負責中國採訪的資深記者，他們剛剛從北京採訪完19大，感慨非常多，其分享可以和本書的結論及觀察相印證。

第二場是切身臺灣的，如果中國的潰而不崩狀態會“輸出”到臺灣，那麼臺灣該怎麼面對？我們邀請台大經濟學教授張清溪先生和評論家範疇，交鋒對話。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68528

http://heqinglian.net/2017/11/08/liyanhuo-review-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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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中國資訊庫•當前中國解析式 ——評《中國：潰而不崩》

by 何清漣 • February 11, 2018 • 好文薦讀 • 0 Comments

裴毅然

我與程曉農先生「神交」於十多年前，他主編的《當代中國研究》刊發了幾篇拙稿（均為「大陸不宜」），因隔大洋，緣慳一面。今年元旦，終於與普林斯頓一些學友拜訪其宅，叨擾餐食，再得其夫婦簽贈新著《中國：潰而不崩》。數日展讀，收穫良多，一言括之——當今中國資訊庫、當前中國解析式，資訊龐大，對最新國情國勢有興趣者，值得一親芳澤。

這本繼《中國的陷阱》（大陸版《現代化的陷阱》）之後的姊妹篇，資訊新近、資料可靠、出處詳盡、評點到位、解析時勢，診斷國病，捧呈大量有價值的思考。一冊在手，「進入」中國，國情盡知，國脈甚清，非資深學者，莫能為也。

鳥瞰中國

國情複雜，時勢混沌。如何設置論題，不僅提供考察角度，亦折射作者學術能力——敢吃多大的包子。《中國：潰而不崩》目錄就很抓人，撮選幾章——

前言：中國將進入潰而不崩的衰敗期（按：直切全書主題）

第三章：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神話破滅

第四章：中國經濟為何陷入龐氏增長

第五章：支持社會存續的四根支柱之現狀

第六章：中國的地方治理困境

第七章：全球化逆轉情勢下的中國

結語：中國未來可能發生何種革命？

一看就知道論題系統性、立體化，不僅得有據有料，還得有論有析，除了觀點立場，還得有相當的解析能力。

各章小標題也很有誘惑力——

中國崛起與衰落的共同根源：共產黨資本主義

共產黨資本主義培育出盜賊型政權

中國經濟改革隱含的密碼：化公為私

金融危機是怎樣釀成的？

中國經濟模式與社會抗爭之間的關係？

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有多大？

中國最重大的問題是什麼？

為何說“郭氏推特革命”是未來中國革命的預演？

中共的意識形態教育為自己培養了掘墓人

中國已陷入制度性無出路狀態

全書鳥瞰當今中國，宏觀考察，微觀分析，直擊熱點，不避難點。走近一個真實的中國，摳挖“中國崛起”的底牌，誰能輕鬆？——

中國的改革路線就是以權力市場化為特質……這種模式便於政府集中一切資源，不惜透支、污染生態環境，罔顧民生與人民健康，用掠奪方式迅速發展經濟，打造出世界上最快的GDP增速……當中國富人與富裕中產滿世界購買奢侈品時，許多窮人連滿足日常生活需求都極為困難……製造了彌漫全社會的社會仇恨。如今繁華散盡，收穫苦果的時候到了，中國人面對的是霧霾、毒地與烏黑的河流、乾涸的湖泊，以及數億沒有辦法獲得工作機會的失業者。

……中國社會將長期處於“潰而不崩”的狀態。這個過程是中共政權透支中國未來以維持自身存在的過程，也是中國日漸衰敗的過程。（頁38～39）

久入鮑魚之肆不聞其腥，對國人來說許多怪事見不怪，一經拎示，便有恍然大悟之感。如中國重點學校與農村學生之間的關係——

中國的重點學校基本是在計劃經濟時代裏，為了國家發展經濟或者特定階層的利益，通過行政權力人為地集中教育資源而形成的“貴族學校”。……“用全體人民的錢辦少數人的學校”。這種教育資源向少數人傾斜的制度設計，註定了農村青年（包括城市普通平民子弟）輸在人生起跑線上。（頁269）

清晰正確的“階級立場”乃是正確解讀國情的前提。若站在中共立場，「與黨保持一致」，那樣的文字，受得了嗎？此外，先憂後樂，士子本色，直擊中國負弊，才是真正愛國，有批評才可能有進步呵！中共將愛國掛上愛黨，規定必須先愛黨，才有資格愛國，一批評就是“缺德”，當然是路人皆知的“司馬昭之心”。

資料說話

社會分析性論著，概述容易解析難。因為每人都有主觀感覺，學力不逮者往往以偏概全、以感情代理性，且缺乏收集分析資訊的耐心。甄別現象、選用資料，本身就體現修養層次。《中國：潰而不崩》每章數據豐沛，一論既出，據必隨之，且每據必注，還多出自中共官媒，網址詳備，以供查考。

如論證兩極分化比“解放前”還嚴重，拉動內需無力。論據為年收入50萬美元的“高端消費”人口140萬，全國人口1‰；最底端的3.87億農民（約占全國勞動人口一半），年收入才兩千美元；都市藍領的年收入5900美元、都市白領年收入接近1.2萬美元。中國雖然人口龐大，內需（拉動GDP三要素之一，另兩項為出口、投資）之所以嚴重低迷，關鍵還是主流消費群體購買力不高，人均每日消費僅7美元，美國則為97美元。中國恩格爾係數（食品等必須消費與總消費之比）居高不下，接近50%，美國則僅15%。2016年，中國還有7000萬人口年純收入低入2300元人民幣。世界銀行2015年界定的貧困線是每日食物消費1.9美元。中國約80%的人口處於社會下層。但另一頭，2015年中國億萬富豪已占全球1/4強，達568名，高於美國的535名；2016年中國億萬富豪609名，美國552名，差距進一步拉大。（頁226～227）

再如2016年全國GDP增速下滑，中共政府稅收11.59萬億人民幣，比上年增長4.8%。（頁235）一降一升，資料一列，“國”富民窮，對比直感，凸顯內質，旨歸清晰。

驚心信息

中共一向獨霸話筒自我表揚，報喜不報憂，尤其習慣成自然地隱刪負面資訊。2016年中國原油產量跌破2億噸，對外依存度超過65%。（頁248）這種嚴重有損「自生更力」的資訊，好像只有從「反動書刊」中獲得。稍列《中國：潰而不崩》提供的重要資訊——

2015年因企業破產、外資關廠撤退，至少一億幾千萬工人失業。2016年中國勞動人口（16～59周歲）9.1億，政府公佈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僅為4.02%，但實為22.9。星火記者聯盟對比各種資料，認為城鎮戶籍失業人口在2億左右。更大的虛假是中共一直將所有農村勞動力列入全員就業。（頁166）

中國本為十三貧水國之一，近一半河流被污染，1/10河流長期嚴重污染。89%的飲用水不合格。每年120萬人因空氣污染過早死亡，約占全球因環境污染死亡的40%。2011年，中國工程院士、華南農業大學羅錫文教授採訪時透露：受重金屬污染的耕地面積已達2000公頃，占全國耕地面積1/6。（頁167）

《2014中國環境狀況公報》提供政府的保守資料：近三分之二的地下水、三分之一的地面水，人類已不宜直接接觸；水污染對農業、市政工程、工業、人體健康等方面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2400億元。2014年中國農業部總經濟師錢克明在國際會議上承認：中國每年大概要用一億噸化肥，即5斤糧食要用一斤化肥，超出國際公認安全線約一倍，重金屬、有機物農業的超標幅度大約20%。（頁201）

2013年以來，隨著外資撤退加速，製造業大批企業倒閉，公共工程與建築業蕭條，三億農民工的出路再度成為話題。2015年7月，北京工友之家撰文〈迷失的三億新工人：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列舉兩組資料：2014年全國打工者2.74億，其中8400萬從事製造業，6000萬從事建築業，2000萬從事家政服務；全國農村留守兒童6103萬，流動兒童3600萬。（頁200）

1995～2005年，中國共有118萬官員配偶和子女移居國外。（頁54）

有了以上資料，潰象盡顯，還需要說什麼呢？

新詞新論

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必產生一系列「摸著石頭」的新詞新論。《中國：潰而不崩》內有不少應運而生的首創新詞新論——共產黨資本主義、網路革命黨、敵對雙方共用一套意識形態、中共政治制度形成結構性鎖定……

中共至今不肯放棄紅色意識形態，意在堅持中國共運的歷史合法性；底層民眾卻用同一套意識形態要求“二次革命”，剝奪剝奪者——將失去的奪回來！不僅中共的歷史包袱越背越沉，也為中國增積越來越多的危險基因。作者提出很沉重也很實際的問號：一旦中共政權退出歷史舞臺，中國是否具備相應的社會重建能力？（頁247）即社會各派是否已作好接盤的各項準備，至少理論上思想上是否搭好重建中國的腳手架？

作者還指出：

中國最欠缺的「資本」，是具有權利意識與自由意志的國民群體。（頁249）

綿延不斷的「毛粉」、2017年的「郭粉」，網路上充斥歪斜的紅色邏輯、炫示暴力、偏激極端、痞話髒話、仇知恨士，重演文革，清晰凸顯不容樂觀的現實國情。

最最反諷的是：紅色權貴們都使家族如此“先富起來”（不少進入億級美元富豪），死後悼詞卻必有一項桂冠——“無產階級革命家”。（頁52）

解析郭氏

《中國：潰而不崩》還詳細解讀了2017年網熱“郭文貴現象”，指出郭氏三大支持群體（害怕查處的官員、異議知識份子、底層民眾）——

“郭氏推特革命”的這三大支持者群體本沒有真正的共同利益訴求，更沒有群體之間的互動協商，只是通過各自的情緒宣洩，在互聯網虛擬空間裏合流成為一股“網上革命熱潮”；又由於大家都穿著“馬甲”，並非以真面目示人，也不在意彼此在現實中是否能夠合流，於是各自目標和利益的對立也就模糊化了。但一言不合，以社會底層為代表的郭粉就以辱駡對之，分分合合成為常事。（頁262）

此段評郭，十分到位，拎出“郭熱”本質——三大支持群體因為宣洩性“罵共”而走到一起來了，與筆者的感覺差不多。

書中還引了一段法國學者勒龐名著《烏合之眾》中的著名段落——

群眾從未渴求過真理，他們對不合口味的證據視而不見。假如謬誤對他們有誘惑力，他們更願意崇拜謬誤。誰向他們提供幻覺，誰就可以輕易地成為他們的主人；誰摧毀他們的幻覺，誰就會成為他們的犧牲品。（頁264）

這段對底層痞民的評點，十分經典，指出底層民眾必偏而謬，只會跟著幻覺走。

認識「烏合之眾」的偏激性，對我們設計「中共後」十分必要。海內外民運界應該清楚：我們面對的是這樣一群選民、這樣的服務物件；你們只能帶著這只球上籃——轉型民主，只能用他們聽得懂的邏輯防止他們走向幻覺與謬誤、防止「中共後」很可能出現的暴力失控。因為，中共培養出大批「窮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只熟悉「剝奪剝奪者」的邏輯——從富人那裏「奪回被剝削去」的財產。用《中國：潰而不崩》內一段話來說——

目前中國社會最深層的矛盾，其實是富“馬克思主義者”（統治集團）與窮馬克思主義者（社會底層）之間的矛盾。……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的貧窮就是他人的富裕所造成，尤其是貪官污吏們的剝奪所造成，既然你們當官的能用權力搶錢，我們窮人就要用暴力將錢搶回來。（頁275）

歐美赤論

《中國：潰而不崩》還為我打開一扇窺看西方的窗戶，得到非常可怕的資訊：居然馬克思主義的幽靈又在歐美上空遊蕩！2016年兩大「黑天鵝」事件（小概率、大影響）——英國「脫歐」、川普選勝，歐洲急劇左轉，崇拜共產主義的各種言論登堂入室，資深毛粉埃馬鈕埃爾•馬克龍（Emmanued Macron)選勝上臺。《紐約時報》居然載文〈再給社會主義一次機會〉——

我們或許可以不再把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們當成瘋狂的惡魔，而是選擇把他們當成用意良好的人，試圖在危機中打造出一個更好的世界，但我們必須弄清如何避免他們的失敗。[1]（頁245）

連列寧與布爾什維克何以失敗的根源都不清楚，就出來為他們翻案！如此低級幼稚的政論出現於《紐約時報》，令我倒吸一口冷氣，頓時感覺有一份向西方“說清楚”的責任——並不是列寧與布爾什維克本身是惡魔，而是必然失敗的共產主義將他們變成惡魔。看來，未曆赤難的善良西人，對馬列主義太隔膜了，缺乏最起碼的事實認知。這是能再給一次的機會么？已經造成一億人非正常死亡、二十億人非正常生存的百年赤災呵！如此巨大赤難，在歐美竟尚未轉化成抵禦赤色邪說的社會共識？！二十世紀這筆最重大的“世紀人文遺產”（認清赤謬），至少尚未為歐美文化界普遍接受。根據「歷史驚人相似」的古訓，如果歐美文化界不從根本上認清赤說災源，放任左派利用經濟衰退煽動“再給共產主義一次機會”，實在太可怕了。沒想到歐美左士幼稚如斯！

藥方商榷

曲終人出，言盡旨顯。兩位作者為中國的民主轉型開出藥方——地方自治，認為或可通過地方自治實現天鵝絨式轉型。

該著還對海外民運圈給出十分遺憾但又十分精准的評點：

海內外各個圈子的異議人士互相排斥鬥爭的興致，遠遠高於他們反對中共政權的熱情，幾乎沒有集結的可能。（頁237）

最後，感覺書名《中國：潰而不崩》或可商榷，似可改為“中共”或“紅色中國”，更合適更精確。一則，中共不等於中國，中共潰了崩了，中國作為一個國家不會一併崩潰。二則，現名好像滑入中共之彀，將中共認作中國。此外，“潰而不崩”好像也太悲觀了，似乎中共將長期垂而不死，海內外民運界好像有點望不到頭矣！當然，學術問題，見仁見智，一己管見，僅供參考。

2018年1月2日-15日，寫於Princeton

[1] Bhaskar Sunkara：《再給社會主義一次機會》，載《紐約時報》2017-6-28。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70628/finland-station-communism-socialism/.

（原載于民主中國，2018年2月11日，http://www.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7259）

北美購買《中國：潰而不崩》網址：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e/2PACX-1vTExRuMcMN-f78_5de4evi11Za-E6M6viy1BqpinQI5_51u9YNKURTKBjgGMVnDdTIJO8dPT14MUpjI/pub …

http://heqinglian.net/2018/02/11/peiyiran-book-review/

《中國：潰而不崩》後記

by 何清漣 • November 2, 2017 • 中國觀察 • 0 Comments

何清漣

自《中國的陷阱》一書出版，迄今已逾20年，我也從不惑之年步入耳順之年，鬢邊白髮已生幾許。人老之將至倒不值得感歎，令人糾結的是中國那日益嚴酷的政治環境。當年那本《中國的陷阱》在中國旅遊了一年半，經過了13家出版社，最終還能由中國今日出版社於1998年1月出版，如今，作為《中國的陷阱》一書姐妹篇的《中國：潰而不崩》，已經毫無可能在中國大陸出版。這不僅說明中國的言論環境日益苛酷，更能證明，中國近期之內與民主政治無緣，這是清醒者都能看見的現實。

即使如此，我還是希望中國能夠找到一條出路。這本書凝聚了我多年的思想，有許多觀點與思考，就是在與我的夫君程曉農那無以數計的閒談中形成並得到磨礪的。這本書是我們二人十六年朝夕相伴、艱難與共的思想結晶。這種閒談，幾乎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幾乎無時不在。有時，我們在夕陽中漫步，微風輕拂，樹林低語，時聞草木芬芳，即使在這種時候，我們也是想到什麼就談什麼，包括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中國問題。當散步者迎面而來，陽光燦爛地笑著向我們“Hello”之時，我才猛然醒覺這是在散步，頓時有點茫然：在遙遠的美國，享受著美國的自由民主，置身於這麼美好的大自然中，我們為什麼還要執念如此，不知疲倦地討論地球另一邊的中國？

沒有別的解釋，只因我們都出生在那塊土地上，並在那裏生活了幾十年。不管我們今天生活在哪里，那塊土地上發生的一切，都與我們息息相關，我們無法不與那塊土地上的人共一國風雨。

也因為同是中國人，我這本書的三篇序言中的兩篇，來自多年的老朋友徐友漁與吳國光。他們與我一樣，都瞭解那塊土地，他們二位那富有穿透力的序言為拙作增色不少，我從中體會到的不僅僅是他們的友情，更多的是他們那深切地憂國憂民之心。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教授張清溪教授也欣然為拙作命筆，要言不煩，對拙著的共產黨資本主義的內涵做了非常精當的闡釋。張教授是臺灣本土人，他非常瞭解大陸與臺灣之間那種命運共同體般的關係，深知大陸民主化與否，實乃臺灣安危之所系。我這三位朋友都對我的“潰而不崩”結論比較失望，在序言裏表達了這點，但因三位都是學者，既出於對我的學術信任，更知道學術研究不能出於想像，尤其是實證研究，基於事實做出推論是學者之學術良知和責任所在。

這本書在送出版社之前的校對，全部都是德國的野罌粟女士完成。她為我做的遠不止這些，從她發現我在VOA的博文中有錯字、別字、漏字之後，主動承擔了幾乎全部文章的校對工作，因此，成為我的文章、書稿的第一讀者，經常會為我提供不錯的意見。她的堅持不是數月，而是長達幾年，對此，我心存感激，無以言表。

感謝旅居德國的華人藝術家伍之女士幫拙作設計封面。本書的封面很好的傳達了書稿的意涵，還非常有藝術感。我還要感謝現居美國的漫畫家變態辣椒——王立銘先生為我與曉農所作畫像，鋼筆畫配上木刻封面，有渾然一體之感。如果出版社用此封面為拙作發佈宣傳畫，我一定要懸掛一張在家中客廳的牆上。

感謝餘傑為我引介了臺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社長兼總編李延賀先生，使拙著得以在臺灣出版。有幸與這家高品質的出版社合作，我深感榮幸。

這本書的日文版在今年4月出版之後，很受歡迎。在寫作中文書稿的四個月時間內，正逢郭文貴爆料事件引發的郭氏推特革命發生，今年4月之後翻牆出來的郭粉如蝗蟲過境，將中文推特攪得烏煙瘴氣。我與章立凡先生、王立銘先生等不想被拖入這潭污水的學者與藝術家，自然成了“郭氏推特革命”的對象，因為他們的口號是“凡不支持郭文貴的人，就要消滅”，各種汙髒暴力語言如大雨傾盆。在“郭氏烏雲”籠罩之下，一些靈台清明的推友意識到郭氏推特革命的危害，他們站了出來，如@fufuji97 、@fading_you1、 @roydandan等推友一直在與郭粉力戰，中途有北京律師梁政、四川教育學者徐歌、青年經濟學者蕭山等以真名註冊的國內推友加入，@twittezhanji 更是戰鬥力超強，被推友譽為“推特上的傳奇”。這些推友與更多的無名推友，大家一起奮力保護推特的言論自由。我則如同薄加丘《十日談》裏那十位離開佛羅倫斯避瘟的青年一樣，偶爾將視線轉向“瘟疫”重災區，批評郭氏推特革命的醜惡，大部分時間用來完成我的書稿。因為親身經歷了這場震動中南海的政治鬧劇，我在結語中對未來的中國革命不免充滿了憂慮。

作為學者，20年前那本《中國的陷阱》所預測的一切，都為中國的現實所證實，但我實在高興不起來。我希望中國能夠從“潰而不崩”、消耗社會重建資本的境地自我超拔。

是為記。

2017年8月30日寫於美國新澤西家中

http://heqinglian.net/2017/11/02/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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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何認為《中國：潰而不崩》

2017-11-13 09:07看雜誌

【撰文／何清漣】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對中共存亡發出警告，罕見地承認了中國面臨的嚴峻經濟挑戰。但作為中共領袖人物，他只會以黨的利益為重，不可能意識到他的政治舉措正在強化這種制度的結構性鎖定，結果會導致中國走上失敗國家之途。

我與夫君程曉農合著的《中國：潰而不崩》一書中文版，較之今年3月先期出版的日文版，增加了數萬字。因為面對的是不同國度的讀者，日本讀者希望更多了解經濟現狀，中國讀者則希望在全方位了解政治經濟社會現狀的基礎上，還想知道中國究竟走向何方。

制度的結構性鎖定

本書是20年前何清漣《中國的陷阱》這本著作的姐妹篇，如果說《中國的陷阱》成功地預測了90年代至今中國的發展路向，那麼這本《中國：潰而不崩》就是預測今後2030年內的中國路向。早在2003年的〈中國威權統治的現狀與前景〉一文中，我已經作出這一預測。如今14年過去，中國正行進在我預測的這條道路上。

我之所以做出這一預測，乃因為中國早就陷入制度性結構鎖定狀態，這種鎖定體現在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三方面，而且互為支撐，要想改變這種狀態，只有在政治經濟社會交匯點上解套，才有可能實現中國知識人期盼了多年的民主化轉型。

毛澤東為中共奠定的制度基礎（一黨專制）及排斥西方政治文明的意識形態，在鄧小平時代並未得到矯正，歷經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眾常委「九龍治水」格局的集體領導，再到習近平戳力恢復的個人專斷，中共一黨獨裁之下的政治制度早已經形成一種結構性鎖定。十九大最大的成果，就是結束了自鄧以來的寡頭獨裁體制，鞏固了習近平的個人獨裁地位，部分回到了毛時代一人獨大的高層權力結構。這種由一個政黨壟斷政治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政治結構中，不僅僅是政治反對力量難成氣候，更在於政治反對者的主流與中共在意識形態、鬥爭理念上與中共處於同構狀態。一個社會一旦進入這種制度的結構性鎖定狀態，將產生極強的路徑依賴。

經濟上的公私之變：從未放棄以國有經濟為主導

經濟上，中國共產黨歷經近40年改革，已經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造就了一種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政治經濟制度，即拙著概括的「共產黨資本主義」（communist capitalism）體制，這種體制的特點是共產黨專制政治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由於中共從未放棄對國有資源的掌控權，在產業布局中，中共政府很容易通過對一些產業設置門檻，隨時調控國有企業與私企、外企的比重，本書將這一過程概括為「公私之變」，到了習近平時期，將其前任奉行的「國進民退」產業政策，再次明定為國有經濟為主導。

中共執政集團早就不是制度的教條主義者，只要有利於政權的生存，增加有效資源，在政治上隨時可以調整路線、方向，甚至更換作為執政黨同盟的社會基礎（社會集團）；在經濟上更是靈活多變，對市場經濟、私有經濟、外國資本這些被共產主義教條排斥的事物，採取靈活務實的接納態度，發展出了一套政府管控與市場經濟高度結合的模式。

價值觀上固守「馬克思主義＋秦始皇」

文化上，中共至今仍然未脫百多年前清末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簡稱「中體西用」）模式，只是這「中體」的內容換了，從中國的傳統儒家思想，換成了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秦始皇」模式，對西方文明的接受始終只限於器物，即技術與流行文化的形式與表層，拒絕接受以民主、自由、人權為核心理念的普世價值。

鄧小平時期開始的對外開放、江澤民倡明的與國際接軌，指的都只是商業文明方面的開放，與商業規則上的接軌，但在政治方面，中國始終拒絕排斥西方文明，從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歷經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直到胡錦濤時期的「五不搞」，再到習近平的「七不講」，這種排斥一脈相承，只是用語不同。中共對自身意識形態的堅持，以及對西方政治文明的排斥，通過其壟斷的教育體制與傳媒，滲透到國民思想深處。即使號稱「政治反對派」的人士，他們反對的只是共產黨壟斷權力，而不是其壟斷權力的形式，無論是其思想意識、還是鬥爭手段，幾乎都複製了中共的鬥爭哲學。

在社會階層結構上，中共改革鼎盛時期曾設定一個目標：中國將進入以中產階層為主的橄欖型社會，如今這一夢想早已破碎。從90年代初期開始的全球化進程，讓世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受益，中國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車，在社會普遍貧窮的基礎上產生了世界數量第一的巨富階層與一億多中產階層，讓1950至1980年代出生的中國人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富有的一代人（按時代而非年齡）。

但令人失望的是，由於政治經濟資源分配的嚴重不平等，中國失去了這次千載難逢的階層結構轉型良機，未能從一個以社會底層為主體的社會轉化為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至今，中國社會仍然是個以社會底層為主的倒T字型社會結構，在廣大農村地區與接近農村的小城鎮，社會底層人口占據大多數。這種社會結構，自中國明清以來從未發生變化。社會轉型過程中，階層結構的轉型至關重要，它既是政治、經濟轉型的結果，還影響到國民文化價值觀的轉型。作為在全球化進程中最大的純受益國，中國卻未能完成這種轉型，源於政治失敗。

2017年10月，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對中共存亡發出警告，罕見地承認了中國面臨的嚴峻經濟挑戰，還提到其他不少嚴重問題，比如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以及教育和醫療等領域的問題等。但作為中共領袖人物，他只會以黨的利益為重，不可能意識到他的政治舉措正在強化這種制度的結構性鎖定，雖然可能繼續維持「潰而不崩」之局，即中共的統治會繼續維持下去，但結果卻會導致中國走上失敗國家之途。

作為長期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問題的學者，我當然想為中國尋找一條制度性出路。本書將建立奠基於私有產權之上的地方自治作為一條出口，乃因地方自治的主體是國民，在權力上可以逐步取代中央強權；在經濟上，可以改變目前這種讓窮困地方寄生於富裕地區的格局，讓各地經濟自立而達成自治。地方自治的過程，就是培養國民權利意識、重塑社會價值觀的過程。這是結構性鎖定中政治經濟文化的交匯處，從此處入手，或可解決中國陷入以暴易暴的朝代更替的輪迴之劫，實現中國社會的和平轉型，也可以安台灣之心，解香港人之難，讓西藏等找到一條出路。

苟如是，中國幸甚，中國人幸甚。

【本文選自《看》雜誌第184期，更多內容請見http://www.watchinese.com】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轉載請註明來源：《看》雜誌第184期）謝謝！

https://udn.com/news/story/6846/281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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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何不會出現斷崖式崩潰

by 何清漣 • June 27, 2017 • 中國觀察 • 2 Comments

何清漣

（2016年6月24日波托馬克文化沙龍演講綱要）

感謝李恒青先生，讓我們有機會來到這裏與各位交流。

生活在國外的華人，只要是第一代，無論多少年，都會關心中國那塊土地上發生的事情。目前，大家最關心的就是中國未來的政治經濟局勢走向。我對此的判斷是：潰而不崩。這個預測是我2013年在《中國威權統治的現狀及前景》一文中做出來的，當時的估計是：在未來可見的20-30年當中，中國將陷入潰而不崩的狀態。很多人常記成崩而不潰，是因為沒理解好這句話的意思。潰，指的是國，即中國從社會生態上將一天比一天更為潰敗；崩，指的是政權，即中共政治短期內不會崩潰。目前，中國的社會緊張程度，讓所有階層都覺得自己不安全，無誰能夠逃離暴力：不是政府暴力，就是來自社會底層的暴力。前者的樣板是從今年2月以來相繼被抓的中國超級富豪肖建華、吳小暉。後者的最新例子就是6月16日江蘇省徐州一家幼稚園爆炸案，造成至少8人死亡，65人受傷，其中8人重傷。

這種情況就是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潰而不崩的中國，沒有誰得到春天。

一、政府強管制力：維繫中國的最後一根紐帶

從我的《現代化的陷阱》出版之後，這段時期內，西方提出了兩度崩潰論，一是章家敦先生2000年寫的《中國即將崩潰》；二是2012年發表在《全球事務》9/10月刊上的文章：即將崩潰的中俄兩國，作者是《華盛頓郵報》社論版副主任編輯傑克遜·蒂爾（Jackson Diehl），甩認為中共與俄羅斯這兩個獨裁政權都面臨瓦解命運，但是2012美國大選兩位總統候選人卻都沒有對此作好準備。

中國輿論認為這些作者都是胡說八道，我倒不這樣看。他們的預測其實是建立在一個他們並不完全瞭解的事實基礎之上：中國確實具備了各種崩潰的因素，如果這些因素在美國，必將導致大規模抗議，政權易主。但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基礎與歐美不同，不來源於民意，而來源於政治暴力，即槍桿子。這種政權與民主政府相比，一是有相當強大的調集資源能力；二是抗打擊能力遠遠超過民主政府，只要政府還有足夠的財政能力，就能夠克服危機，避免政權傾覆。

人類社會中，支援一個國家需要四根支柱：生態系統、社會成員的基礎生存條件例如就業、維繫社會的道德倫理、政府的強制性權力。中國這四根支柱，有三根陷入傾塌或歪斜狀態，僅剩下一根支柱，即政府強管制力，在維穩第一的考慮下，越來越粗大，成為中國的擎天柱。

生態系統是海陸空全面污染：六分之一的土地受重金屬污染，輕度污染的也占一半以上；70%的地下水遭到嚴重污染；空氣方面，中國的霧霾全世界有名。生活於嚴重污染的環境中，中國癌症高發，每分鐘五人死亡，每分鐘6人確診癌症。十年之間，北京肺癌增加56% 。環境維權成為社會抗爭的一種主要形式。

社會的生存條件主要指社會成員賴以求活的工作。安邦最新報告：三分之一已經死亡，三分之一瀕臨死亡，還有三分之一則勉強維持。此外，最新估算，城市失業率已經高達30%左右。按照中國的統計口徑，農村人口基本上算全員就業，儘管實際上有將近3億農村勞動力年齡人口幾乎無業可就。

道德倫理方面，社會信用系統出現嚴重問題，所謂信用系統，一個國家的基本秩序必須從兩個層面建構，一是基本制度（包含政治制度與法律制度），二是倫理道德，包含政府官員的政治倫理、以及各職業群體的職業倫理。前者是強制性的他律，是制度信用；後者形成自律機制，是道德信用。如果制度約束已經失靈，意味社會秩序瓦解。而中國的情況表明，中國的信用體系在四個方面都存在嚴重問題：一是國家信用失靈。中國只是加入WTO才幾年的成員國，因侵犯他國知識產權一直飽受詬病，這次集中爆發的有毒食品與藥物問題，嚴重影響到中國的國家信譽；二是政府與國民之間的信用約束已經斷裂，廠商既不為國家整體利益考慮，也不為本身的長久利益考慮，而政府也缺乏對廠商行為的有效約束；三是商業信用，朱鎔基時期的三角債、銀行一共出現三輪的壞帳、目前的理財產品與金融平臺失序；生產者只有自己一時的短期利益考量，無視他人的生命安全。四是表明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

支援中國社會的三根支柱都陷入半傾塌狀態，僅剩下一根，即政府管制在起作用。這就是近十年以來維穩成了首要政治任務，五年前維穩費用一度超過軍費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近期是否會出現危機共振？

需要討論的是：中國的經濟危機是否會導致政治危機並導致危機共振？我的判斷是，在最近若干年內（至少10年內）不會發生導致共產黨垮臺的危機共振。這一判斷基於以下事實：中國歷代王朝衰亡，往往是幾大危機疊加所導致：統治集團內部的危機，經濟危機（最後集中表現為財政危機）、社會底層的反抗、外敵入侵。如果這幾大危機先後出現並同時共存，這個王朝必亡無疑。以下逐項分析中國現存的危機因素：

1、統治集團高層已經形成一元化領導格局

2012年11月習近平接班前後，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確實發生過薄熙來試圖進入政治局常委的權力挑戰，支持薄的人有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與部分軍中紅二代。習近平通過反腐有效地收拾了所有政敵並重整權力結構，將胡錦濤時期“九龍治水”的寡頭獨裁變成黨政軍權集於其一身的個人獨裁。

中共已經從輿論方面為習近平連任做準備。統治集團內部權鬥肯定存在，但不足以引發統治集團內部危機。

目前離習近平做滿兩屆還有五年整，如果他想改變自江澤民以後定下的總書記只做兩屆十年的規矩，時間上很從容。只是如何改，是增加總書記的任期，從兩屆延長為三屆、四屆還是乾脆無限制；或者是變總書記制為毛時代曾施行過的党主席制，這些都是技術細節問題，遇到的黨內抵抗絕對沒有外界估計的那麼強烈。事實上，中共利益集團不希望共產黨倒臺的願望可能遠遠強於要民主化的願望，那些沒有足夠財力移民海外的中下級官吏與中產階層，甚至希望習近平能夠撐住這潰敗江山，以免發生滅頂之災。目前來看，希望中共馬上崩潰並願意為此參加反抗的人數遠低於希望穩定的人數。

2、經濟危機（核心是財政危機）是否可能出現？

對於習近平來說，他最擔心的其實不是所謂統治集團內部的反對潛流，也不是“政治上出現顛覆性錯誤”，而是經濟上出現“毀滅性打擊”，無論是習近平還是李克強，對這一點幾乎都沒有把握。從2016年8月開始，中國政府將精力集中於貨幣維穩，即人民幣貶值不能過快，而貨幣維穩的關鍵戰役則是外匯儲備保衛戰，即要守住3萬億美元這一所謂“心理關口”。今年則從金融整頓變成了防經濟政變。

但所有這些危機，離政府的財政危機還有一段距離。

中國政府與其他政府最大的不同在於，這是個專制政府，調集資源的能力遠比民主政府強。只要執政者意識到危機在何處，防範能力會遠遠超出民主政府，尤其是那些軟弱無力的民主政府。2016年在中國GDP增速下降幅度不大的情況下，中國全國稅收高達11.59萬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4.8%。而今後幾年內，地方政府增加稅收的重點是徵收房產稅。

房（地）產稅這一稅種，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徵收，但在中國遲遲未能開徵的原因，是中國房地產價格太過高昂所致。中國自有住房擁有率高達87%，很多富人、黨政機關幹部基本擁有兩套以上住房，其中擁有十餘套者也不罕見，因此幾乎所有中國人對徵收房產稅都抱抵制態度，原因是房價收入比過高： 2017年2月國務院《關於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的指導意見》出臺實施，其中明確提到“支持各地區在房地產稅、養老和醫療保障等方面探索創新”，意即各地財政困難，允許地方政府開徵房產稅。表面上看來是中央政府權力下放，其實是中央政府在下放權力的同時，也將壓力下放給地方政府了。

以上分析，是想說明，中國政府的財政危機暫時還不會出現，房產稅還是一塊很大的肥肉。只要中國政府財政上可以支撐住軍隊、武警、員警等國家暴力機器，中共政權就不會崩潰。事實上，中國目前正在給這些系統的從業者加薪。

3、國內反對力量弱小且分散。

目前中國，除了各地零星的工潮、各種維權事件之外，大規模的有組織反抗極少出現。近十年中國比較引人注目的是維權律師群體的成長及其活動，但發生於2015年的709律師抓捕事件，將這支力量摧殘殆盡，國際社會正在援救他們。目前在現實生活中暫時還看不到新的力量形成，並對中共政權構成挑戰。

總之，國內危機因素非常多，但中共靈活的應變措施，還能將各種危機緩解或降低至最小傷害程度。剩下的就看中共經常強調的“外部勢力”是否構成威脅。

四、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有多大？

中國歷史上，西周、唐、宋、明等幾個王朝都是在衰落之際遇到異族入侵而滅亡的，中共本身也是在蘇聯全力扶持下戰勝國民黨而奪取政權的，前蘇聯更是在美國推動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內外壓力煎迫之下而崩潰的。因為這些歷史經驗，中共政府一直都將外部力量對中國施加的影響稱之為“和平演變”，從2005年起改稱“顏色革命”，加以嚴厲防範。與周邊9個國家的領土糾紛，雖然有些摩擦，但雙方都知道不太可能引起全局性衝突。

我多次說過，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演變趨勢，必須考慮國際因素這個變數。這種“和平演變”當然有，但從其實際效果來看，中共實屬體制性過度防範。事實上，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與前蘇聯時期完全不同。據前年的資料，全球現在共有168個國家與中國有經貿投資關係：發展中國家需要中共的投資、依賴中國對本國礦產資源的需求、援助等；發達國家如美、歐、加、澳需要與中國多方經濟合作。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並非前蘇聯在國際社會中的狀態當時前蘇聯只與社會主義國家有貿易來往與經援關係），這種錯綜複雜的經濟關係，任何一國要對中國進行所謂經濟制裁，都會陷入“殺敵一千、自傷八百”之境。幾乎讓所謂經濟制裁無從入手。且不說從2009年以來指望中國救命的歐盟，就以中國視為外部勢力的總頭目美國來說，也從來不是中國政府渲染的“敵對勢力”。

1、美國對華政策的八字方針

美國自從基辛格主掌對華外交開始，經過20多年交往，終於磨礪出一套對華政策理念，並被濃縮為八個字的務實方針，即“接觸、合作、影響、改變”，收縮性極大。比爾·克林頓總統當政以來，將這一原則定為兩條主線：經濟往來為主，人權為輔，此後這一原則從未改變，只不過有時候主要是“接觸、合作”，在可能的時候施加“影響”，比如向中國派許多NGO，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態，但最後的結果證明：接觸一直是雙方所需，合作關係經常變化，有時是重要的“合作夥伴”，有時候是“戰略夥伴”，但“改變”中國的作用甚微。（見何清漣《美國減少外援牽動國際政治神經》，VOA，2017年3月17日）

美國試圖影響、改變中國的實施工具主要是派往中國的各種NGO。

美國在克林頓時期，與江澤民治下的中國出現過一段短暫的“蜜月”。克林頓時期伊始，美國確定人權外交方略，合作主要是通過NGO組織進行，以美國為主的各種各樣的NGO先後進入中國。

中國到底有多少海外NGO一直是個謎。清華大學NGO研究所的報告曾估計總數在1萬家左右，其中最多的是美國NGO，約占總數四成。美國顯然是希望通過大量NGO進入中國開展“接觸、合作”，達到“影響、改變”之目的，因此選擇的中方合作機構主要是官方控制的各種機構。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安子傑（Anthony J.Spires）的研究報告揭示了這一事實。

安子傑根據美國基金會中心資料庫（www.foundationcenter.org）的統計歸類分析，2002年到2009年間，美國基金會對華援助約有4.3億美元（不含港澳臺），其中捐助給學術機構（中國的學術機構都是官辦）、政府部門、官方NGO的資金分別占 44.01%、25.38%、16.62%，這三部分援助占到了總額的86.01%，而草根NGO獲得的捐助只占5.61%。

但這種受控制的“合作”近年來也被迫中止。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發表為國家安全重新定位的講話之後，國安委部署摸底調查在華境外NGO，制訂新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軟硬齊來，最終讓7000多個由外國資助的NGO在中國無法生存。

2、美英兩國放棄對外推廣民主化

美國保守派智庫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詹姆斯·羅伯茨（James Roberts）對以往這類專案的評估是：“美國、經合組織國家等西方國家提供的援助，太多的援助最後只是幫助腐敗政府繼續掌權”，鑒於奧巴馬總統留下20萬億美元巨額債務，新政府將削減開支，國務院的預算據說將縮減三分之一，所有援外專案將受到新總統和國務卿的仔細審查，很可能優先考慮把援助提供給那些努力加強產權、法治和打擊腐敗的國家。

中國正好屬於“產權不清、法治不倡、高度腐敗”的專制國家，對中國的各種援助極可能被停止。中國國內對此的反應是發表一篇《川普終止美國顏色革命》並火爆網路。與此同時，另一條重大消息，即英國首相特裏莎·梅2017年1月26日美國費城演講中提到，由於英美對世界主權國家的政治干預失敗， “英美干預主權國家並試圖按照自己形象改造世界的日子已經過去了”。這話其實是正式宣告英美將終止向外推廣民主化的政治努力，本應引起世界關注，卻被大多數英美媒體與中國政府完全忽視了。

中國政府對“顏色革命”的防範打擊，可以稱之為“體制性過度防範”，指望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對中國軍事干預“解放中國人民”，當然也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

中國的問題最終還得讓中國自身來解決。

五、中國最重大的問題是什麼？

無論是對於中國人來說，還是對於中國的鄰國來說，最重要的問題不是中共政權什麼時候崩潰，而是一旦中共政權退出歷史舞臺之後，中國是否具備相應的社會重建能力，這不僅關係到中國的未來，還關係到中國周邊國家的穩定。

對中國來說，有些問題可能通過民主化得到解決，比如政治權利問題；但有些問題在民主化之後還會繼續嚴重困擾中國，如同中東北非四國（突尼斯、埃及、利比亞、敘利亞）一樣，比如失業問題。與這些國家相比，中國還多出一些自身的問題，比如生態環境被嚴重破壞、資源高度對外依賴、人口十倍於那四國人口的總和。

僅舉三項最基礎的資源需求，就可以知道中國經濟有多脆弱：

2014年中國石油淨進口約為3.08億噸，石油對外依存度達到59.5%。

中國的糧食自給率在2014年就下降至87%，全部農產品的自給率差不多是70%左右，30%左右需要通過國際市場來調節。

中國大陸人口13. 83億（不包括香港澳門）。捲入“阿拉伯之春”的四國人口（2013年）其計1.22億，不到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這四國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後產生了ISIS，敘利亞至今仍處戰火之中，其餘三國亦未恢復到革命之前的水準，高失業依舊，大量無業可就的青壯年人口成了社會不安定因素，被敘利亞等伊斯蘭國家的難民潮淹沒之下的歐洲大陸已經喪失了安全。

有“阿拉伯之春”的經驗在前，幾乎沒有人希望中國這個人口第一大國再發生什麼導致社會嚴重失序的革命。這就是奧巴馬做了兩任美國總統，持續干預中東事務，卻認定“一個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川普總統在競選時就承諾過，他當總統之後，對外將放棄意識形態鬥爭，而他也是這麼做的。

六、中國將以什麼方式解決自身問題？

人類歷史上，解決社會危機的方法只有三大類：

一是馬克思主義的，即用暴力革命推翻重來。在中國1919年之前，中國推倒重來的革命是農民革命，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革命，更是徹底顛倒社會秩序與傳統觀念的暴力革命；

二是帝國主義的，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採用對外擴張的戰爭，試圖改變局面。

第三類則是凱恩斯主義出現後的國家干預下的資本主義危機解決方式。這方式早就成為西方國家應對危機的主流方式，歐盟持續擴大債務上限、美國發行國債都屬於這一類別。

在三種解決危機的方法當中，第二種方式，即對外擴張，中國政府沒有足夠的能力，遠非對外擴張、只是輸出過剩產能的“一帶一路”計畫本來深受不少國家歡迎，但一聽說中國將用本幣（人民幣）對外投資，各國熱情立刻消減；近年來通過貨幣量化寬鬆及財政擴張政策加大政府投資，算是實施第三種方式，但最後不僅無法解決問題，還加大了金融風險，目前正在加大整頓力度。

在官方意識形態將近70年的持續培養下，中國人的價值觀念與第一種即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理念最為貼近，幾乎天然地會選擇第一種。

中國30多年來權貴資本掠奪公共財與民財幾乎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造成貧富差距十分懸殊、財富過於集中的不平等狀況。北大《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中的資料表明：2012年中國家庭淨財產的基尼係數達0.73，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馬克思主義對這種現象的解釋很簡單：一切危機的根源都是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受到剝削，收入太低；少數人依賴於剝削與特權掠奪，佔有了大部分社會財富。窮人太多，就必然導致消費不足，市場疲軟，因而經濟必然陷入困境而崩潰。既然認為這種週期性危機或長期蕭條是極小部分人壓榨絕大部分人的必然結果，那麼解決的方法便是消滅統治階級、推倒社會秩序，重新來過。

也就是說，當支撐中國社會的四根支柱當中有三根傾塌之時，中共維繫極權統治只會越來越依賴政府的強管制。這種政治邏輯之下，只有中共遇到不可克服的財政危機，底層的暴力才有獲勝的可能，但更多的可能是在一片混亂中，離權力最近的軍事力量接管。在多種可能中，中國成為“失敗國家”的可能性並不很低。根據現狀推演，這種全局性的財政危機大概在最近的10-20年內不會出現。這一時段之後，則超出了邏輯推演的範圍。

以上分析，只是我對中國現狀的觀察，並非本人對第一種方式有什麼偏好。這種情況就是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潰而不崩的中國現狀，讓社會各階層都活得焦慮或痛苦，沒有誰得到春天。

（本文是2016年6月24日波托馬克文化沙龍的演講綱要）

原載VOA何清漣博客，2017年6月26日-27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prospect-20170625/3915376.html；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enco-20170626/39172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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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南多傑：

何清漣女士與程曉農先生在【中國：潰而不崩】這本書中提到一些不錯的觀點，讓我們先來消化、消化下列觀點：

(1) 在危機日漸逼近之時，中國還有沒有出路？有，那就是地方自治。

因地制宜施政，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智慧，直到民國時期，廣大鄉村地區基本是鄉紳自治。美國地大物博，50個州，州情不同，各州自治，支撐美國自治的是社區自治與學區自治(有的地方按學區選舉學區委員會，作為監管本地區公立中、小學校系統的基層機構)。中共執政團體應該考慮以地方自治為切入口，實行政治改革，讓每個地區的人民選擇自己的政治制度與經濟組織形式。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實施計劃經濟，講究「全國一盤棋」，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一刀切，沒有自行選擇的可能性。經過將近40年改革，中國有了民營經濟，各地更是形成了一些地方商業菁英，他們有一定的領導能力與組織能力，這是地方自治的重要基礎。

地方自治是解決中國問題的一條出路

早在2004年，中國政治學者吳國光先生就提出了「縣政中國」的設想。在＜縣政中國：從分權到民主化的改革＞一文中，吳國光構想了未來中國「廢省」以形成全國和縣兩級民主政治的構想，以及在制度化分權基礎上運作的政治框架。他構想的路徑是：中國的民主制實踐可以先選擇在縣級實行，確立縣長作為本縣最高行政官員的職權，任何黨派(首先是中共)對縣政的干涉，只能通過選舉和其他民主程序(比如通過在縣議會內的黨派運作)進行；相應地開放媒體、開放黨禁、實行司法獨立。經過一段試驗階段後，可以開放地域限制，在全國實行。最後，通過民主化奠定堅實合法性的「縣政」，將具備足夠的自主性，從而會削弱、挑戰甚至擺脫目前省、地級政權的領導，，即通過「縣政民主」實現「虛省實縣」，最終達成中央與縣兩級政府架構的全國政權體系。

吳國光的文章並非只是技術性的建議，他充分考慮了中國朝野及各方的接受程度與實現的可能性：中國歷史上有地方自治的傳統，有利於國民接受；縣級民主可避免全局性震盪，可將對中國動盪乃至分裂分裂的擔憂降至最低。在政治過渡期間，中國共產黨可以主導這一變革過程；在完成過渡期的政治任務後，中國共產黨可以和其他政黨一樣，平等參選。

地方自治的經驗，不少國家與地區已累積多年。僅與中國同屬東亞文化圈中就有台灣與印尼經驗可以借鑑。從中國現狀出發，筆者認為，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民智開發程度不同，實行縣級自治後，各地可以因地制宜，根據當地資源、技術水平與人力資本素質，改革教育系統，走出一條自立之路。

發達的沿海地區可以選擇資本主義制度；窮困地區的人民希望回歸毛澤東時代，也可以按照毛時代的方式來進行社會重組，此路不通之後，可以重新嘗試走另一條路，但其他地區則可免去這一劫難。這種開放多元的地方自治實施之後，既可減少民族矛盾與宗教矛盾，還可以讓貧困地區自立，不再長期依靠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對所有的國民來說，則是一個通過賦權而培養責任與權利意識的過程。只有國民成為有權利意識、自我負責、有主體意識的個人，中國的未來才有希望，才不會再出現毛澤東盛讚的「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王鞭」那種讓中國人付出慘重代價，卻只改變了少數「革命元勳」和草根參與者命運的暴力革命。

中國近年不少研究鄉村社會的學者，因中國鄉村社會淪落，都開始懷念清末及民國時期的地方鄉紳自治。這不是簡單的懷舊，而是對中國社會的前景深感擔憂的一種下意識尋找出路的思考。我認為，鑑於美國社會的自治經驗，這是一條可以備選的制度出路。2017年7月開始在中國上演的電視劇＜白鹿原＞展示了白鹿原從清末到民國時期的歷史。從辛亥革命前後開始，白鹿原經歷了改朝換代的連結兵禍、災荒、第一次國共合作分裂後由中共農民協會主持的土地革命、國民黨捲土重來的土地還給舊主人，………………………直到中共建政之前，白鹿原之所以沒成為一盤散沙，就因為還是一個以親緣、地緣為紐帶的鄉村自治體。中國今後要走的地方自治道路，當然不可能是簡單的恢復中國舊時的鄉紳自治，因為那種基礎條件被中共在幾十年前便摧毀了，而是在現在意義上的還權於民、因地制宜的創新。如果說，中國與美國文化不同源，那麼，台灣經驗可為借鑑，台灣就是民主政治下的地方自治。中國要想避免翻烙餅式的革命，即毛澤東說的「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種「幾千年文明史」的循環，就得為自己找制度性出路。

正如筆者在本書前面各章中所分析的那樣，由於中國已經陷入一種制度的結構性鎖定，中國很可能在今後10~20年內繼續維持「潰而不崩」的局面。在現階段，和平轉型的道路已經被當局關閉，而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亦無現實可能；不管人們多痛恨這種局面，國人將不得不在這種狀態中繼續煎熬。筆者以為，中國政府與其讓人民被憤怒、絕望煎熬成一群網絡暴民，不如從基礎做起，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儘量普及、涵育公民的權利意識，為未來的社會轉型做好思想準備。(Page 288~290)

(2) 全球化鼎盛時代，中國成為全球化的最大淨得利者，如此難得的機遇，尚且未能成功地將中國轉變成一個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橄欖形社會，如今全球化形勢逆轉，中國倒T字型的社會結構將僵硬、固態化，這種社會結構注定了中國未來只會是拉丁國家的同類，如果幸運，至多比非洲、中東地區略好。(Page 229)

(3) 2017年「一帶一路」北京峰會的與會國眾多，中國的聲音也很響亮，但實際成果不多。參與各國代表想到原本期望拿到手的美元可能變成人民幣與人民幣折價的中國商品，還要自己再出一部分資金，形成共同出資、共擔風險的利益共同體，興頭就減了許多，「一帶一路」計畫實施出現「雷聲大、雨點小」的狀況，將是意料中事。( Page 122 )

(4) 西方國家則是另一方考慮。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計畫，不同於以往各種出自西方、並由西方設定的概念和秩序，諸如「戰後格局」、「自由主義秩序」、「全球秩序」等等。西方世界對於沒有「自由、市場、民主」和西方主宰的秩序、穩定，難以理解和想像，因此，北京精心準備的「一帶一路」峰會，西方7國當中除了義大利之外，領導人都沒去北京出席峰會。( Page 122 ~ 123)

(5) 從 2015年開始，西方知識界已經有人意識到，西方文明已經進入由勝轉衰的轉折關頭。2017年7月，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撰文指出，從各國GDP總量、儲蓄、人口變遷、技術發展、生產率、全球化(機會停滯)和收入停滯引起的民粹主義抬頭等七方面，都揭示出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權重下降。(Page 238)

(6) 2017年1月26日英國首相特里莎‧梅(Theresa May)還非常勇敢地在美國費城演講中提到，由於英美對世界主權國家的政治干預失敗，「英美干預主權國家並試圖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世界的日子已經過去了。」這話其實是正式宣告：英美將終止向外推廣民主化的政治努力；這一重要姿態本應引起世界關注，卻被大多數英美媒體與中國政府完全忽視了。(Page 231)

(7) 如今，英美都準備放棄在全球推廣民主化的使命，全球化大潮已經到了回水灣；歐盟雖然還在頑強地堅持歐洲一體化的理想，但各國因「難民」的大量進入而重設邊界，隨著必將到來的歐盟各國債務危機，還有隨時可能發生的歐洲本土伊斯蘭極端主義發動的恐怖攻擊，自顧不暇，其前景清晰可見，只是多掙扎幾年，還是少掙扎幾年的問題了。

在前後四波民主化浪潮中，中國曾經趕上了第一波，於1911年美優建立了中華民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第二波民主化浪潮後中故建立了極權體制；第三波民主化當中，導致社會主義陣營垮台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是1989年中國的「六四民主運動」；第四波，中國是旁觀者。所有這四波浪潮均有西方國家的力量在推動。如今，美歐面對西方文化自身的反叛，有點自顧不暇，暫時放棄對外推廣民主化的努力，中共政權面臨的外部壓力暫時減輕了。

百餘年來，中國曾經成功地避免過所謂「四波民主化」的衝擊，所有矛盾都在內部耗散。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敘利亞等中東國家的矛盾向外部耗散，深刻影響了西方國家的生存。基於這一事實經驗，對中國問題的思考應該有個新視角，那就是，在中國維持這種「潰而不崩」的狀態中，為未來的社會重建多留些「資本」。在作者看來，中國最欠缺的「資本」，是具有權利意識與自由意志的國民群體。(Page 249)

(8) 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缺乏信任(Page 177)

(9) 1978年改革以來的中國有如一輛失去方向的現代化列車，中國農村則有如被政府拋在廢舊車軌上的一節破舊車廂，拋下的時間開始於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儘管這節車廂裡坐著占中國一半人口以上的農民。但被拋下的不是物品，鄉村社會的墮落，農村人口的絕望和無出路，最後必會吞噬中國(Page 177)

(10) 只有經歷過「六四」的人，才能理解「中國要爭取講道理的那一天」。(Page 256)

另外：

He Qinglian 說：很多人不清楚美國近十多年來的深刻變化：

一、進步派（左派）觀念早就暗中取代了美國原有的保守主義價值觀（古典自由主義）。

二、托克維爾時代的美國小政府管理下的地方自治，早就被大政府取代。

三、隨著移民的大量湧入，美國形成了拉美裔、穆斯林、印度移民的平行文化，美國再也不是大熔爐。

上述3點也值得深思！！！！

http://heqinglian.net/2017/11/08/liyanhuo-review-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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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何清漣（1956年－），女，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

生平

1956年何清漣出生於湖南邵陽，父親是中醫。文化大革命時期，她在湖南從事鐵路建設。1979年考入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1983年畢業後在湖南財經學院工作。1985年考入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1988年獲復旦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曾在廣州暨南大學任教，後在《深圳法制報》社任編輯，業餘從事經濟學的研究工作，其著作《現代化的陷阱》一書於1998年1月在國內出版，兩個月內發行30萬冊，國內各界好評如潮。2001年6月14日在國內受到壓力被迫流亡美國。在美期間，先後擔任過芝加哥大學、紐約市立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校訪問學者。

何清漣至海外後，撰寫了《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秘》，這是目前唯一一本專門研究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專著，因其資料翔實受到中國研究界與中國國內新聞業者高度重視。美國《商業週刊》於1999年6月14日「亞洲之星」專號曾將何清漣評為「亞洲之星」（50 Leaders at The Forefront of Change，THE STARS OF ASIA）。

1999年《三聯生活週刊》將她列為25位時代人物之一，稱她「代表了中國改革的良心」。其著作被譯成日文、英文、德文、韓文等多種語種。

但是她也曾提到：「2005年她一度被邀請為給德國之聲中文部撰稿寫專欄。但是，合作只持續了幾個月就中斷。據她說，中斷的原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給德國之聲施加了壓力」。而張丹紅被何清漣描述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操縱德國之聲」過程中的「執行者」。」

主要著作

《人口：中國的懸劍》^[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經濟學與人類關懷》，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
《現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
《我們仍然在仰望星空》，灕江出版社，2001年
《20世紀後半葉歷史解密》（Decoding History : 1950s~2000s），博大出版社，2004年
《中國改革的得與失》（The Gains and Losses of Chinas Reform），與程曉農合著，博大出版社，2007年
《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秘》
《中國：潰而不崩》，與程曉農合著，八旗文化，2017年

參考資料[編輯]

1. 移至 ^ 評選「30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300本書」. 書業中國.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1-08）.

外部連結[編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何清漣

感言：

若把何清漣女士與程曉農先生所著之【中國：潰而不崩】比喻作林朝英之《玉女心經》，那麼王重陽是否能於寒冬臘月的華山之巔，經過七日七夜的大戰，贏得天下第一，進而奪得《九陰真經》，繼之，藉由借觀《九陰真經》，領悟出破解古墓派祖師爺林朝英玉女心經的武學呢？

是否能寫出”玉女心經，欲勝全真，重陽一生，不弱於人。” 的詩句呢？

好一個森南多傑於【中國時局“換人間”-塑造中國崛起的新國際戰略-一家人有不同信仰的原因-芥子納須彌一沙一世界，一沙一世界】(詳：http://blog.udn.com/k10089/108941046)中所談到之：『繼之，使中國可以嘗試、實驗現在還朦朦朧朧但亟欲破繭而出的政治構想，以臻辛亥以來的未盡之功。』！！！！

若無『九陰真經』，何來嘗試、實驗現在還朦朦朧朧但亟欲破繭而出的政治構想，以臻辛亥以來的未盡之功呢？

『九陰真經何處尋』？？？？

上述比喻雖然不完全恰當，但當森南多傑讀到『即使如此，我還是希望中國能夠找到一條出路。這本書凝聚了我多年的思想，有許多觀點與思考，就是在與我的夫君程曉農那無以數計的閒談中形成並得到磨礪的。這本書是我們二人十六年朝夕相伴、艱難與共的思想結晶。這種閒談，幾乎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幾乎無時不在。有時，我們在夕陽中漫步，微風輕拂，樹林低語，時聞草木芬芳，即使在這種時候，我們也是想到什麼就談什麼，包括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中國問題。當散步者迎面而來，陽光燦爛地笑著向我們“Hello”之時，我才猛然醒覺這是在散步，頓時有點茫然：在遙遠的美國，享受著美國的自由民主，置身於這麼美好的大自然中，我們為什麼還要執念如此，不知疲倦地討論地球另一邊的中國？』

不禁感嘆，除了林朝英、王重陽與九陰真經之外，也委實再也找不到更恰當的比喻了。

好一個『林朝英』！！！

好一個『王重陽』！！！

好一個『九陰真經』！！！

好一個『九陰真經何處尋』？？？？

好一個『當年王重陽得知林朝英在活死人墓中逝世，想起她一生對自己情癡，這番恩情實是非同小可，此時人鬼殊途，心中傷痛實難自已，於是悄悄從密道進墓，避開她的丫鬟弟子，對這位江湖舊侶的遺容熟視良久，仰住聲息痛哭了一場，這才巡視自己昔時所建的這座石墓，見到了林朝英所繪自己背立的畫像，又見到兩間石室頂上她的遺刻。但見玉女心經中所述武功精微奧妙，每一招都是全真武功的剋星，不由得臉如死灰，當即退了出來。

他獨入深山，結了一間茅蘆，一連三年足不出山，精研這玉女心經的破法，雖然小處也有成就，但始終組不成一套包蘊內外、融會貫串的武學。心灰之下，對林朝英的聰明才智更是佩服，甘拜下風，不再鑽研。十餘年後華山論劍，奪得武學奇書九陰真經。他決意不練經中功夫，但為好奇心所驅使，禁不住翻閱一遍。』！！！

好一個：『他武功當時已是天下第一，九陰真經中所載的諸般秘奧精義，一經過目，思索上十餘日，即已全盤豁然領悟，當下仰天長笑，回到活死人墓，在全墓最隱秘的地下石室頂上刻下九陰真經的要旨，並一一指出破除玉女心經之法。他看了古墓的情景，料想那幾具空棺將來是林朝英的弟子所用。她們多半是臨終時自行入棺等死，其時自當能得知全真派祖師一生不輸於人。於是在那具本來留作己用的空棺蓋底寫下了十六字，好教林朝英後人于臨終之際得知全真教創教祖師的武學，實非玉女心經所能克制。』！！！

好一個『但見玉女心經中所述武功精微奧妙，每一招都是全真武功的剋星，不由得臉如死灰，當即退了出來。』與『他武功當時已是天下第一，九陰真經中所載的諸般秘奧精義，一經過目，思索上十餘日，即已全盤豁然領悟，當下仰天長笑，回到活死人墓，在全墓最隱秘的地下石室頂上刻下九陰真經的要旨，並一一指出破除玉女心經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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