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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貫徹海西規畫 大舉考察港澳
2011/03/26 09:32:00瀏覽58|回應4|推薦0

 

 

 

 

 

 

閩貫徹海西規畫 大舉考察港澳

 

 

  

2011/03/26 | 特派員洪肇君/廈門報導

 

福建省委書記孫春蘭328起率福建省代表團訪問香港、澳門, 500多人分為16個子團,將從各個領域考察港澳,作為海西經濟區規畫的參考。

福建省委指出,以「敘友情、謀合作、促發展」為主題的推介活動,由總團和16個分團共500餘人組成,分團由9個設區市和平潭綜合實驗區及經貿、金融、科技、教育、服務業等領域有關人員組成。

訪問考察主要在深入貫徹實施國務院《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和國務院批准的《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畫》,宣傳福建近年發展成效,深化閩港澳聯繫,增進優勢互補,擴大經貿文化交流合作。

福建省代表團訪港、澳期間,將拜會港澳政經界知名人士,舉辦閩港、閩澳合作發展推介會,福建方面已選擇一批高端通訊、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項目,其中80餘個技術密集型現代服務業、新興製造業,將在訪港澳期間簽訂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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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南多傑:

 

 
摘錄一篇唐德剛先生之文章以做前言:
 
 
晚清七十年》第一部 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 (劄記一)
 
 
千年來我民族之社會政治型態之發展.蓋可綜合之為三大階段,亦即封建、帝制與民治是也。。從封建轉帝制,發生于商鞅與秦皇漢武之間,歷時約三百年。從帝制轉民冶則發生於鴉片戰爭之後,吾儕及身而見之中國近現代史之階段也。筆者鄙見認為此一轉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難見膚功也。
 
我國“國家強於社會”之傳統(始自郡縣文官制之出現),為我國政治制度之最大的特點
 
毛氏對馬列主義之瞭解,自始至終未脫離標語階段,而對傳統帝制之認識,則深入骨髓。毛之不幸是他把兩個極端的理論都誤用了。在重溫傳統帝王政治學時,他體會不了我國傳統裏“有教無”、“改土歸流”等等歷史經驗的重要性,強不知以為知,自以為是的亂引馬列教條,創造新制度
 
筆者不揣淺薄,回顧前瞻,預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應可完成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之偉大的歷史任務。國有定型,民有共識,以我國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潛力,走入人類歷史上民治主義的新時代,開我民族史今後五百年之新運。
 
現代化運動反應在我國的內容與特性,又是些什麼呢?筆者不揣淺薄,試歸納之為
  
六大項目如後:
 
一、獨立的“民族國家”(nation - state)的國家形式。此種國家形式是
 
顯然和我國固有的“民無二王”的世界性國家形式(universal state)迥然
 
有別。
  
二、工業化和社會化的國民經濟。我國固有的是農業的國民經濟,和不平均
 
的財富分配制度。
  
三、合乎人類理性,合乎科學,並能適應工業化社會的道德標準和社會制度
 
。我國舊道德和舊的社會制度,凡不能與此三點配合的(例如:“三綱”、
 
盲婚、守節、宗族制度等)均在現代化運動過程中逐漸被揚棄。
  
四、專精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研究。
  
五、教育及其工具之普及。
  
六、民主政治。亦即是一種足以保障基本人權,採用多數決定和法治的原則
 
,用選舉方式產生的政治制度。
 
 
 
不能落伍,也不可躐等
 
 
  
民國六年,隨張辮帥到北京搞復辟運動的康有為,便“落伍”了。落伍到連他最忠實的學生梁啟超都要罵他“厚顏”。中山先生在辛亥之前便想搞“平均地權”,那便是他老人家“躐等”了。躐等到連“同盟會老同志”也罵他“大炮”
 
我國舊有的“父兄”、“紳董”、“老師”、“大龍頭”等等所有的安定社會的力量,通統被摧毀了,代之而起的是這一新的統治階級的秘密員警和手槍。
  
 
凡此都足以說明中國現代化運動前一階段的“副題”,現已變為此一階段的“主題”。這一“主題”是反不掉的。它十年、八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後必然大行於中國。中國近代史告訴我們,以前各階段的主題都是歷盡千辛萬苦以後才完成的。世界文化史也告訴我們,文化的挑戰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中國文化史亦告訴過我們,中國文化不但可以吸收外來文化的優點,而且可以發揚光大使其超過其在母文化中的程度。中國的佛教便是個例子。“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制度既然是西方文化對我國文化挑戰的一個主要的課題,我們的文化絕不會冥頑不靈的相應不理。相反的,在我們沒有能消化而發揚它之前,我們的文化由此一挑戰所引起的震動是不會停止的。
 
 
現階段的“民主自由運動”,實是“中國現代化運動”
的最後階段。
 
自一八四〇年開始,我們能在二〇四〇年通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如果歷史出了偏差,政治軍事走火入魔,則這條“歷史三峽”還會無限期地延長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過不盡了。——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到那時“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我們在喝采聲中,就可以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據說彭德懷打完韓戰歸來,立刻就以國防部長身分,下令解散中 南 海 文 工 團,他的理由是:“今天還能搞三官六院?”
 
 
比較史學
  
 
這兒筆者要加重說明的,是“中央集權文官制”與“封建制”在歷史上是兩個階段,在政治作用上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中央集權文官制”是在歷史上取代“封建制”,而比封建制更高一級的政治形式。
 
“封建制”是一種從“部落主義”(tribalism)演化出來的職責不分、組織鬆散、以封君個人為中心的一種原始性的部落制度。而“中央集權文官制”則是具有嚴密組織、職責分明、效率卓越、法則燦然的高級文明中的政治制度。它和落伍、原始的封建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郭沫若先生把這兩個制度混為一談是錯誤的。
 
歐洲在封建制崩潰以後,卻逐漸滋長出一個“城市中產階級”(urban middle lass),從而滋生出一種“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由重商主義又導引出個“資本主義”來。可是古代的中國,在封建制崩潰之後,卻沒有產生出城市中產階級,更沒有重商主義,當然就更產生不出資本主義了。相反的,在中國卻產生了一個“輕商主義”。輕商主義嚇阻了滋長中的城市中產階級。沒有城市中產階級,資本主義也就無從產生了。
 
商君遭車裂後百餘年,秦始皇受了“強本”的實惠而統一了中國。統一之後,他對輕商主義之推行更變本加厲,把天下富戶盡遷於咸陽而加以管制。皇死後,漢承秦制,輕商主義未稍改。至漢武當國,更把商賈打入“四民之末”,國家政策上也正式講明瞭要“重農輕商”。
 
這部國家機器,事實上是個權力金宇塔。大塔之內又有無數體積不等的小塔,上下相連,層層節制。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在這樣一個金鐘罩、鐵布衫的嚴密控制之下,幾個小鹽商小鐵販,只是少數釜底遊魂而已
 
為著貫撤政策、垂之久遠,政府還要在學術思想上下功夫、找理論。庶幾權力與思想相結合,雙管齊下,把士農工商的階級觀念,嵌入人民靈魂深處,使其變成永恆信仰和生活方式,千年不變
 
此一傳統中國所特有的歷史發展,史學家試圖“概念化”之,乃名之曰:“國家強於社會”(以別於西歐、北美傳統中之“社會強於國家”)。
 
馬克思生前足跡未逾西歐,研究範圍更未及於中國。他決末想到他們唯物主義者在社會發展中所發現的“客觀實在”,可以被古代中國裏幾個唯心主義者的“主觀意志”所抵銷。董仲舒、公孫弘、桑弘羊等幾位儒生的七扯八拉之言,和劉徹皇帝的一紙橫蠻無理的詔書,就可把山雨欲來的中國資本主義消滅於無形。
 
再者,馬克思死後,北美、西歐社會發展的現象,也非他始料所及。他沒
有想到資本主義也可以修正。勞資可以兩利,不一定非鬥得你死我活不可。
總之,社會科學在二十世紀中發展得太快了。它不是十九世紀一些直線條
的社會思想家的思想所能籠罩的。列寧篤信馬克思主義,他把階級鬥爭說
發展到最高峰,創造了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師法馬列、祖述
秦皇漢武,把中央集權的國家大機器發展到超越秦皇漢武,遠邁列寧、史
達林的最高境
界。
 
 
 
預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應可完成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
治大轉型之偉大的歷史任務。國有定型,民有共識,以
我國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潛力,走入人類歷史上民治
主義的新時代,開我民族史今後五百年之新運。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舍我其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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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南多傑@guest
Re: 閩貫徹海西規畫 大舉考察港澳
2011/04/16 19:56

 

 

johnnyyu 來自北京市

中國經濟轉型真正的難點是分配結構的改變。

現今中國分配結構是1:1:1,即GDP國家(也就是權)拿走1/3(稅收、土地出讓金、各種行政收費、罰沒款、官員腐敗資金,約10萬億),富人(也就是貴)拿走1/3(其中依賴權力生存的地產和資源兩塊拿走最大的兩塊),13億人民拿走其餘的1/3(從赤貧到金領,其收入極差大至還算合理)。

另一個演算法是權貴集團(權力和依權獲益的富人)拿走3/5,而人民和依靠智慧能力致富的企業家拿走了其餘的2/5,顯然這個結構極不公平,極不合理。

改變中國分配結構的切入點就是向“權”開刀。

首先,中國事實上存在兩套政府,浪費了大量的納稅人的錢。分配改革要黨政分家,黨機構的經費完全從黨費支取,財政不得撥款和補貼。其次,削減行政臃腫的機構和人員。第三,政企徹底分開,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徹底民營化。第四,稅收及支出法制化。第五,公共支出債務化。

以上是財政法制化、制度化,將對權力浪費和權貴勾結釜底抽薪,再輔以各種反腐敗措施,將節省多達5萬億的費用,用以改變分配結構,中國經濟的轉型會立即改觀。

顯然,阻礙中國經濟轉型的,並非經濟中的種種問題,而是政治結構和行政結構。中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拒絕政治與行政結構的改革,任由各種問題越積越深,最終以亂收場;一是積極改革,使政治格局出現可持續跡象,或者為民主改革平穩鋪路,或者探索一條不同的路子。

胡溫是沒有希望了,他們浪費了整整十年的時間,如果得個“中國的格林斯潘”,那實在是對他們的獎賞,只怕遠不如此。至於下一代,他們能否有此視野和膽魄,恐怕難。因為這個體制的本質就是扼殺人才。

http://www.ftchinese.com/comments/index/001035822?page=2

 


森南多傑@guest
Re: 閩貫徹海西規畫 大舉考察港澳
2011/04/03 00:13

 

 

 

中國政改的歷史和現實

 

20101215 07:06 AM

 

作者: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2010年,中國總理溫家寶數次論及“政改”。這被看作是釋放了一個中國即將進行政治改革的信號。但這可能是一個誤解。

1. 政改不是新詞

密集的言論,在缺乏具體改革措施的情況下,並不能說明任何問題。溫家寶關於政改的相關講話,主要是談基本理念,例如,沒有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會倒車;政治體制改革要保障人民的權利和自由;要從制度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約的問題,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堅決懲治貪污腐敗;要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特別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視保護和幫助弱勢群體,使人們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對國家的發展有信心等。

這些言論並沒有指出未來政治改革的方向,涉及到的諸多方面,也缺乏清晰的突破口,難以促成政治改革所需的社會共識。

不能對溫家寶的政改言論期待過高的另一個原因是,從歷史上看,言論密集期的政治改革表現通常不佳。鄧小平在歷史上對政改的講話更多,更密集,甚至更深入。到1987年止,鄧小平一共76次提到政改,其中在1986年連續11次談到政改。在1986610日的一次講話中,鄧小平說:“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誌。”在80年代後半期,鄧小平論及的政改比現在溫家寶談到的政改力度更大,方向也更清晰,那就是“黨政分開,權力下放”。

事實上,中國領導人談論政改的時間不算短了,1986年時,甚至邁出了象徵性的步伐。鄧小平當時指示:“1980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該提到日程上來。”同年7月,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決定,成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機構,並要求在次年7月之前,拿出具體文件。有意思的是,這一具體檔並沒有出現。

不過在1987年,政改有了實質上的推進,1123通過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允許“基層直選”。當時彭真就提出:“他們把一個村的事情管好了,就會逐漸學會把一個鄉的事情管好,把一個鄉的事情管好了,就會逐漸學會把一個縣的事情管好”。

村一級的試點從1988年開始推進,全國各地盼政改的勁頭也很足,縣鄉一級直選似乎也已在望。這就是當時政改的情況。當然一年後,在天安門廣場上,民間想直接對話中央,這一試圖進一步推動政改的舉動被定性為暴亂。之前體制內外關於政改的對話通道被切斷,政改就徹底中斷了。

不要說縣鄉,即便已經有《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村一級直選也是顧慮重重。直到90年代中後期,村級直選才慢慢在經濟發達地區推行開來。而1999年,四川省遂甯市的步雲鄉進行直選鄉長的試驗,隨即因違反現行法律規定而被禁止。根據目前的法律框架,鄉長、縣長由同級的人民代表來選舉,而不是通過直選。此後鄉親們就再也沒聽說過政改這回事情了。

2. 政改的視角

對於政改,有兩個不同的視角,一個是自上而下,一個是自下而上。在中國的政改話語系統裏面,前者總是占上風。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錢剛老師在評論中國傳媒管制時說過一句話:“第一句話,毫無疑問,中國傳媒受到控制。第二句話,毫無疑問,中國傳媒正在變化。第三句話,請你們注意,今天中國傳媒的變化仍然受到控制。第四句話,今天,中國傳媒的控制也在變化。”

要理解今天中國政改那種七上八下的尷尬處境,只需把上面那句話中的“傳媒”二字換成“民間社會和地方自治能力”,就容易理解了。

自上而下視角最容易犯的錯誤是一刀切。偌大的中國搞政改,憑什麼認為各地應該選擇同一種模式呢?比如說,重慶之前推動“農民以土地換城市保障”的改革,如能符合政策初衷,增加農民的自由選擇,那麼就朝最終取消城鄉戶籍差別邁進了一步。但成都隨後對農民實施了“不用換地即可享受城鄉一體”的政策,這明顯是更進一步的改革。城鄉戶籍的區隔在成都被打破了。

成都和重慶的不同模式,有兩個重要的意義:一是各地應該探索自己的模式。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特殊論”就可以抹殺“核心原則”。例如,政改的反對者指出“自由民主”是“西方”概念,中國具有特殊國情,因此不能搞“西式民主”。這種說法當然沒有道理,不僅是因為“共產主義”也是西方舶來品,還因為沒聽說過中國人的胃特殊不能吃西餐的。美好的事物之所以能被人接受,就因為儘管形式各異,但其核心的部分能被廣為接受。西餐只要做得美味,中國人照樣會趨之若鶩。

另外一個重要的意義是,成都和重慶探索的是“具體”的制度突破。這恰是溫家寶政改言論中缺乏的東西,也給未來中國政改提供了值得珍視的經驗。政改並不能一蹴而就,更多的時候就像推倒一堵高牆。想要一下子推倒有很多困難。但選好了合適的切入點,打幾個洞,而後只需順勢輕推,牆就會倒掉。

因此,中國的政改既應該有自下而上的視角,著眼于地方自我治理;也應該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鑽洞”視角,落腳於具體制度改進。

3. 試點政治特區

具體的制度改進很要緊,地方的自我治理也很關鍵。那麼目前有沒有一種可行的路徑,既指向具體制度改進,又有助於增強地方的自我治理能力?我認為是存在這樣的政改路徑的。例如,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自我治理,就是不錯的榜樣。

溫家寶今年在深圳發表講話時,提到要搞政改試點。深圳一些人士就提出在經濟特區之後,再搞一個“政治特區”來試點。實際上,香港就是試點已久的一個“政治特區” 因此,我認為不需要對政治體系做其他大的變動,只需將“一國兩制”擴大到幾個試點城市即可。

政治改革要謹慎穩妥無可厚非。因此,“政治特區”可以採取和“經濟特區”一樣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很多人對政治特區有批評,認為這不過是裝裝樣子,而又由於政治結構的特殊性,他們認為單純的局部政改不可能成功。但這種論斷往往忽略了“自下而上”視角在其中的作用。政改特區和基層直選一樣,上邊“開口子”就行,地方老百姓知道該怎麼做的。

中國的政治特區已經存在,這就是香港。“一國兩制”的設計本來意在解決臺灣問題,但在今天的政改語境中,其實可以用來解決政治特區的相關困境。斯坦福大學經濟系的羅默教授有一個“特許城市(charter city)”理論,也用香港做例子。香港已經連續10年蟬連《世界經濟自由報告》最自由經濟體的榜首。

因此,可以發揮一下香港經驗,在深圳、浦東這些經濟特區上試點政治特區。當然,正如前面所說,中國這麼大,一個地方的經驗到了另外一個地方也不一定合用。正如北方人要穿秋褲,南方人沒這憂慮,政治特區可能也面臨這種問題。

 

回頭來看,政治特區最要緊的,其實就是獲得“自我治理”的相關權利。中國過去的政改實踐提供的資源有:基層直選和一國兩制。前者要繼續推進,後者可以擴大試點。另外一個重要的考慮是,要落實憲法規定的相關權利。政改特區的試點,自然要依憲法而行。

試點政治特區的思路當然還是自上而下的,但政改是長久的事業,絕非朝夕之功。所以同時要儘量顧及自下而上的視角,尤其是要鼓勵公民社會的擴展,鼓勵自願組織的成立,也鼓勵人們的自治。需要逐步落實1980818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精神、以及黨的十三大報告關於政治體制改革部分。報告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設想是:實行黨政分開;進一步下放權力;改革政府工作機構;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這些放到今天的政改語境中,依舊合用。

溫家寶說“風雨無阻,至死方休”。而鄧小平的眼光更遠,死了也不休。鄧在1986年殷切期望:“就我個人來說,政治體制改革,我在有生之年要搞,我們這一代要搞,年輕一點的同志要搞,我們的娃娃將來也要搞。”

是的,政改這事,死亦不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6032?page=3

 


森南多傑@guest
Re: 閩貫徹海西規畫 大舉考察港澳
2011/04/02 23:45

 

 

中國改革是怎樣失去共識的?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李華芳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10323 07:25 AM

 

2011年中國“兩會”比往年更受關注,有幾個原因。首先,中國改革面臨深層次轉型;其次,這是“十二五”規劃的開端之年;最後,眼下處於一個受突尼斯與埃及革命影響的世界局勢變動的當口。這使得中國決策者需要權衡各種相互糾結的利益,繼續維持穩定和諧的局面。

但政府對民間社會期待的回應比較慢,民間社會的滿意程度也比較低,而且雙方對於未來中國改革的期待並不完全一致。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成為體制內外堅持改革者的一種呼聲。新的共識主要是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尋找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和動力;二是更為切實地縮減貧富差距和改變政府與民爭利的情況。這從這一次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先說要繼續發展經濟,再說民生保障策略中,可見一斑。

政治上無競爭統治的合法性,依賴于對支持者的“購買”而實現。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購買”主要是通過縱向提升全民平均收入而獲得,也就是所謂的“以增長換統治合法性”。增長主義的合理性建立在平均收入很低的前提上,老百姓只要能獲得比以往好一點的收益,就會支持增長戰略,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十一五”。這是前三十年改革之所以有共識的重要的“群眾基礎”。

但一旦到了衣食基本不愁的階段,以貧富差距和城鄉差別為代表的分配不公,就會反過來影響對增長戰略的支持。這得到了行為經濟學相關研究成果的證實:在極度貧困地區,只要人均收入略有增長,那麼對於貧富差距的可容忍程度就比較高。隨著經濟發展水準的提高,即使人均收入水準依舊有所改善,如果改善的幅度低於貧富差距擴大的幅度,不可容忍程度也會急劇上升。這通常意味著社會運動和群體性事件,最為典型的是罷工。

這時候,對於統治者而言,增長戰略的重要性就要讓位於分配戰略。但採取什麼樣的分配戰略,政治上無競爭的執政者與憲政民主制度中的執政者,面臨的約束條件完全不同。而當民眾對分配方案不滿、社會出現不穩定局面時,兩種執政者採取的應對策略也大不相同。

在憲政民主制度下,同樣存在“維穩”的問題。眾多的局部示威運動,使得民主制度被廣為詬病,認為其充滿了亂象。但這種亂哄哄的民主,實際上起到了出氣口減壓的功效,加上憲政民主制度下的選舉制度,使得其在整體上採用了“疏”的手段,來維持一個大致的動態“穩定”。

而在中國,執政者更傾向于採用“堵”的方式,限制社會不穩定因素。對於執政者而言,穩定壓倒一切的執政目標往往並不是建立在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上,而是體系內部的利益集團相互博弈的結果。

這也成為分配戰略實施起來困難重重的原因之一。因為分配戰略不僅意味著要改變政府與民爭利的格局,也意味著要讓既得利益集團吐出已經習慣的利益份額。這或許可以解釋從“十五”規劃到“十一五”規劃十年間,為何對民生的關注始終沒有真正落到實處。比如,教育部分的支出一直未能到達合理的水準。更重要的佐證是,三農問題已經連續佔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頭號議題多年,但城鄉差距卻在繼續拉大之中,對農民產權的保護力度甚至出現了下降趨勢,體現在對城鄉結合部農民宅基地和農村集體土地的徵用引發的一系列群體性事件上。

 

隨著改革進入到“十二五”,繼續通過推進改革來提高人均收入獲得支持的增長性戰略日益失效,對貧富差距和城鄉差別的關心持續高漲,迫使執政者考慮選擇不同的維穩策略。由於這一選擇以不能動搖執政地位為基礎,所以一手抓民生保障,一手抓和諧穩定,兩手都要硬,就成了必然的選擇。而這兩手之間的互搏及其造成的浪費,就成為了次要的考慮。

據財政部在“兩會”期間公佈的一份報告顯示,今年國家投入到員警系統、國家安全系統,民兵以及法院監獄等“公共安全”領域的預算為6244億人民幣,較去年增加21.5%,且超出了中國今年公開的6011億元軍費預算。維穩費用超軍費開支,一方面得益於“購買”了大量國際支持,尤其在國際普遍支援裁軍的情況下,使得維持大規模軍隊的必要性降低;另一方面,這也是增長戰略效力降低後的選擇。

所以回過頭來看,“兩會”期間人們廣泛討論的改革下一步的問題,或者“十二五”規劃的問題,其實都涉及“改革共識”在哪里的問題。但這可能是一個問錯了的問題。也許更應該問的是,前三十年所謂的“改革共識”,尤其是對增長性戰略的共識,是怎麼形成的。用增長換穩定,是那個階段執政者採用的成本較低的維穩手段,而這一手段在當時恰好切合了一窮二白的經濟底子和老百姓對收入增長的渴求。鄧小平理論因而獲得了政府與民間的“共同支持”,所以形成了改革共識。

從表面上看,今年的“兩會”中,政府降低經濟增長目標、許諾將在民生保障方面加大投入,並下決心縮減貧富差距,是回應了民間社會的改革訴求,是一個相互妥協的結果。但仔細來看,並非如此。這其中最為重要的政策制定過程,依舊是非參與性的。對決策以及在具體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參與”訴求被忽視了。這意味著,表面上的合意並沒有真正消彌分歧。

因此,在“兩會”期間呼籲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或許是一種過於一廂情願的設想。因為對於執政者而言,新一輪的改革如果繼續注重增長戰略,那麼帶來的邊際效果已經很低;如果轉而注重分配戰略,那麼必然意味著“沒有共識”,民眾要麼向政府妥協,要麼被政府以“維穩”的名義壓制。中國維穩的挑戰,才剛剛開始。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7595?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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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南多傑:

 

 關於:『這時候,對於統治者而言,增長戰略的重要性就要讓位於分配戰略。…….』與『…………因為分配戰略不僅意味著要改變政府與民爭利的格局,也意味著要讓既得利益集團吐出已經習慣的利益份額。………』與『……中國維穩的挑戰,才剛剛開始。

…..』,這很容易,所謂『分配戰略』,並不是如作者所言:『分配戰略不僅意味著要改變政府與民爭利的格局,也意味著要讓既得利益集團吐出已經習慣的利益份額』,而是:『把餅做大,讓大家有餅吃』,原本一塊餅給只給利益集團獨吞,利益集團吃得爽歪歪,當然不肯吐出來,既然不肯吐出來,那就不要吐,就讓我們來創造另外一塊餅,那要如何創造另外一塊餅,來『把餅做大,讓大家有餅吃』呢?

 


森南多傑@guest
Re: 閩貫徹海西規畫 大舉考察港澳
2011/04/02 09:58

 

跨域治理 平潭綜合實驗區  

 

 

2011/04/02 | ■吳漢(昆山科技大學通職教育中心)/文

 

20101020,平潭綜合實驗區管委會召開諮詢會,邀請大陸各地專家就實驗區的功能定位、城鄉統籌、城市建設及用地規模、空間佈局、綜合交通、市政設施等方面提出意見和建議,提供組織規劃編制單位參考,修改後按程式報批。這一連串作業顯示,一年多來的平潭綜合實驗區規劃工作,目前應已接近完成的階段。

所謂跨域治理,是指標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部門、團體或行政區,因彼此之間的業務、功能和疆界相接及重疊逐漸模糊,導致權責不明,所引發的跨部門的問題發生時,藉由公、私部門以及非營利組織的結合,透過協力夥伴關係、小區參與或契約形式等聯合方式,共同解決棘手難以處理的問題。

平潭跨域治理的可行性

跨域治理是目前研究公共管理與地方政治的主要工具之一。探討的重點是政治系統內部事務,鮮有與系統外部鏈結的研究。此一現象是否意謂跨域治理的相關理論只能運用在政治系統內部的研究,或者研究跨政治系統內部與外部關係就不能列入跨域治理的研究範圍,至今並未具體設限。因此,在兩岸之間涉及兩岸公共事務的領域運用跨域治理的概念,應該值得嘗試。大陸方面對平潭綜合實驗區的總體發展已有相當完整規劃,提出至2030年分三個階段開發建設:

第一個階段(20092012年)為開發起步階段。目標是基礎設施顯著改善,全方位開放開發的基礎設施框架初步形成;兩岸合作的特色產業開始起步,生態環境質量及公共服務明顯改善。

第二階段(20132020年)為全面開發階段。目標是兩岸經濟融合進一步深化,探索兩岸合作新模式的示範效應充分顯現;以高新科技和現代服務業為主導,佈局合理、協調發展、具有特色的兩岸合作產業體系基本形成;商務文教、港口經貿、旅遊休閒等功能區基本形成,公共服務水平顯著提高,現代化的新興海島城市粗具雛形。

第三階段(20212030年)為發展完善階段。目標是兩岸經濟全面對接、文化深度交流、社會生活高度融合,主要經濟社會發展指標達到我國沿海發達地區先進水平;商務文教、港口經貿、旅遊休閒區功能更加完善,低碳科技區基本成型;交通便捷、配套設施先進、生態良好、生活舒適的兩岸人民共同家園和生態宜居島基本建成。

三階段發展規劃設想與兩岸關係發展同步開展。實驗區願景的成功,應寄希望於兩岸政府與人民的共同參與。現今《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ECFA)已經簽署,兩岸關係漸入佳境,但政治議題尚未進入實質對話階段。對於大陸在海西經濟區成立平潭綜合實驗區,台灣官方只能以冷處理應對,形成兩岸一頭熱的情況。在單方政府主導的情況下,跨域治理或許是突破政治困局的較佳途徑之一。

跨域協作是大陸政府施政常態

事實上,跨域治理在大陸內部已有相當經驗,區域協作是政府施政的常態。但跨域治理的結合物件不僅以第一部門的政府為限,還應包括第二部門的企業和第三部門的非營利組織。平潭綜合實驗區在成立之初,針對12項加快福州(平潭)綜合實驗區建設新策,已有跨域治理的作法。福建省、福州市有關部門已採取委託、授權和爭取國家有關部門靈活支援等辦法,研究落實對平潭的具體放權措施;對法律法規明確規定審批核准的事項,亦簡化相關程式、減少環節、縮短時限、強化服務、實行特事特辦。

福建為把平潭綜合實驗區建設成為兩岸交流合作先行先試的示範區、海峽西岸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先行區、海峽西岸生態宜居的新興海島城市,探索兩岸「共同規劃、共同開發、共同經營、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的合作新模式,已積極運用各種方式動員台灣民間力量參與,而台灣的企業、學者、專家的回應也十分熱烈。2009年福建省副省長陳樺、2010年福建省省長黃小晶先後訪台,分別提出對台十項措施,第一項就是共同建設平潭綜合實驗區。20106月,福建省促進平潭開放開發顧問團在廈門成立,首批參加顧問團的兩岸人士有86人;其中台灣34人,大陸52人。其成員涵蓋兩岸產業團體、研究機構、文教社團的代表和知名企業家、專家學者。

此外,中興工程、中鼎及台灣世曦等三大工程顧問公司,已結合土地開發商、營造業、資通業、金融業及智庫,籌組「平潭島開發投資公司」,爭取開發機會。最近,平潭綜合實驗區管委會公告徵選1名台籍副主任,副廳級以上待遇,以落實平潭綜合實驗區規畫兩岸「共同規畫、共同管理」的目標。以上僅舉其要者,實際情形並不止於此。凡此均在說明台灣的企業和非營利組織參與平潭開發建設的情況。

結論平潭的台灣元素

跨域治理理論運用在兩岸公共議題領域,應該有相當寬廣的空間,本文以此觀察平潭綜合實驗區的開發建設,確實有其適用之處。從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的角度而言,兩岸的跨域治理是值得更深入探討的。

福建提出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在區域競爭的情況下是一種創意;設立平潭綜合實驗區,面對兩岸整合則是創意中的創意。平潭綜合試驗區成立一年多來,大陸在政策支援、資金挹注、硬體建設、軟體建設等各方面,可說不遺餘力。台灣方面產學界至平潭參訪則是絡繹於途,評價有正面、有負面。正面的評價在於肯定政府展現的企圖以及擘劃的用心,負面的評價則在討論平潭有何特殊性、有何吸引力。

一個新城市的崛起,總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香港成為東方明珠由於它的英國元素,深圳成為國際大城由於它是改革特區。平潭應如何塑造才能展現特殊風貌,是其開發成功的關鍵。20105月,平潭綜合實驗區概念性總體規劃國際邀標成果評選會在平潭召開。在參與競標的4個國際知名設計機構中,台灣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與台灣皓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聯合體構想把平潭打造成「海峽兩岸幸福宜居島」,並提出以「共同規劃、共同投資、共同建設、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為未來平潭建設的主軸,突出台灣及平潭的特色,對實驗區進行深度對接,把台灣的高尖端科技,透過一個實踐的園區在平潭進行有效地實現。構想頗能符合主辦單位的期待。而此一特色是否能獲得兩岸人民的認同,結果仍須實踐來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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