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中國與少年中國 （第一部分）

潘嶽

2007年7月17日

中國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但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個國家已到需實施公平和持續發展的時候了。潘嶽在他撰寫的有關文章的第一部分中探討了中國將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我們走的是唯經濟的道路，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什麼是綠色中國？可持續的、民主的、公平的、和諧的社會主義中國，就是綠色中國。這句話經過多年的奮鬥總結，每一個詞都凝結著幾代人的心血。為什麼要建設綠色中國？因為綠色代表生命，代表可持續，凡不可持續的即是非綠色的。我們現在的中國還沒做到“可持續”三個字。

我們目前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單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國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污染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準的十幾倍，勞動生產率卻是世界的幾十分之一。我們目前的資源能源狀況是不可持續的。可居住的土地50年內水土流失了一半，現存45種主要礦藏15年之後將只剩下6種，5年後60％的石油需要進口。我們的環境不可持續。三分之一的國土被酸雨污染，3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乾淨的水，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清潔空氣。傳統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費的經濟發展模式使中國成為了世界耗水第一、污水排放量第一、還是世界三大酸雨區之一。我們目前的社會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中國的基尼係數在2003年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中國已經變成“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國家”。世界銀行說，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在短短15年內收入差距擴大得如此之快。我們批判了那麼多年資本主義，批的就是不可持續、不公平、不平等，如果我們社會主義解決不了社會公平問題，我們如何體現自己制度的優越性？

為什麼會造成不可持續的局面呢？因為我們在發展戰略的選擇上有了偏差。20世紀50年代，我們模仿蘇聯的重工業模式。雖然這個模式為新中國奠定了工業基礎，但並不符合我國人均資源短缺、資本稀缺、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基本國情。20世紀80年代，我們轉而學習歐美，用生產高消耗和生活高消費來刺激經濟高速增長，這種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追求資本生產率與利潤最大化而忽視資源利用率與環境損失。在改革開放前我們走得是一條唯政治的道路，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沒能完成從革命党向執政黨的轉變，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地革自己的命。改革開放後，這25年來，我們走的是唯經濟的道路，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我們有一個思想的誤區，就是唯經濟決定一切。經濟上去了，政治就穩定；經濟上去了，人民吃飽飯就安居樂業；經濟上去了，我們有得是錢，就可以足夠的物質的手段去應對行將來臨的人口、資源、環境、社會、經濟、文化等一系列危機。但現在看來，這是不行的，等這些危機真的來臨時，那點經濟成果恐怕遠遠難以應付。

從發展觀上講，發展是硬道理沒錯，但發展必須是全方位的發展，綜合的發展，不是唯經濟的發展。全面協調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實際上，我們卻把單純的經濟增長等同於發展，又把經濟發展等同于單純的財富積累，再把對財富的追求變成整個社會的唯一追求。按理說，一切資源都以當前的市場價格來定價，但土地、水源、環境、生物多樣性等稀缺資源的潛在價值卻被忽略。大量社會資源為能“短平快”增加財富的項目所吸收，盲目投資、重複建設、瘋狂消費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造成了巨大的金融風險。同時，對財富的極端崇拜導致對人終極關懷的缺失，造成了整個社會倫理道德與價值觀的潰散，造成了環保、教育、扶貧等關係國計民生的公共事務被長期忽視，弱勢群體被邊緣化，窮人失去了道義的支持，失去了歸屬感，黑惡勢力與邪教趁機膨脹。對財富的過分追求也使得政治和經濟資源大量湧入與經濟總量增長關係密切的少數行業和領域，錯綜複雜的部門利益、集團利益、地方利益糾纏在一起，使整個社會追逐短期利益的行為空前上升，甚至成為主流，可以在“發展”的口號下肆無忌憚地侵害包括環境權益在內的公共利益。短期經濟總量數目增長的同時，發生了更為嚴重的不公平和腐敗。

世界上環保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把環境當成一個專業問題；第二個層次是把環境當成一個經濟問題，第三個層次是把環境當成一個政治社會問題，第四個層次最高，是把環境當成一個文化倫理問題。我們一直處在環境專業層次，國外早已經進入到環境政治社會層次了。近兩年，鑒於中國的環境與經濟矛盾空前尖銳，環境既制約了經濟，經濟也破壞了環境，使我們的環保工作迅速上升到經濟層面，但國家還沒有系統的環境經濟政策支撐，包括思想觀念、文化理論也沒有根本轉變，環保系統內的素質也跟不上。從世界範圍內看，環境問題早已不是一個專業問題，而是一個涉及方方面面問題的複合體。

環保為什麼是經濟問題呢？因為環境污染已經嚴重地制約了經濟增長。世界銀行計算過，目前中國每年GDP的8%—13%都在支付環境成本。很多人都認為，只要發展了，有錢了，再回過頭來治理污染也不遲，發達國家就是這麼做的。中國為什麼不行？因為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結構太不合理，沒有對外的殖民統治，沒有環境資源的佔有與掠奪，沒有資金與技術的優勢，越往後，經濟增長的成果就越難於支付環境成本。如果按照現行模式發展，15年後經濟總量翻兩番，污染也會跟著翻幾倍。可能還沒有等我們儲備足夠的物質基礎，環境危機就會交織著其他危機提前爆發。誰都想著好事，我要當市長、縣長，也會首先想到的是發家致富是首要任務，GDP考核是主要標準，先污染、後治理是固定模式。先污染，後治理，意味著我先享受，15年之後的治理責任是你們這個年齡段的事。可惜我們想錯了，生態危機比我們想像的來的快得多，危及的不是子孫後代，而是我們這一代的生活。如五年之內還繼續這種發展模式的話，危機的症候將非常明顯地呈現。我們只能走一條新的路，這條新路大家都知道，是環境與經濟共贏的第三條道路，就是清潔生產，就是迴圈經濟，就是開發新能源。這條路有人替我們走成功了，西方發達國家拋棄了原有的生產生活方式，選擇了生態工業經濟道路。我們對他們的轉型很不服氣，因為他們有原始積累，掠奪大自然已經300年了。但日本值不值得我們借鑒？日本的人口資源環境結構比我們還不如，但是它也走成功了迴圈經濟與迴圈型社會，如果我們也不能完全服氣的話，我可以再舉舉韓國的例子。韓國在人均5000美元的時候竟然解決了環境問題。即是說中等發達國家提前解決了發達國家高度發達時才能解決的環境問題。世界上並不是沒有路可走，綠色生產、綠色科技、綠色消費以及綠色資本市場、綠色證券、綠色信貸等等，都是我們要探索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在原有的市場體系中，有一些公共資源是沒有價的，我們總假設地球上的資源無限，總假設地球上的資源在被開採之前無價，這是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歷史局限。比如說水，比如說煤價，再比如說生物多樣性等等。這些稀缺資源都是沒有價的，當這些資源的價格體系確立的那一天，便是經濟學上重大改革轉型的那一天，這種經濟發展和思維方式的改革，對中國而言，是一場革命，這就叫綠色經濟，這就是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將出臺的前奏。

環保為什麼是個社會問題？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環境保護與社會公平》，專門講了這個問題，這裏就不多闡述了。簡單地說，社會不公導致環境不公，環境不公又加重了社會不公，形成了惡性循環，帶來了社會不和諧。比如，山西一些煤礦業主，他們亂采亂挖，污染了環境，賺了大錢。可他們污染了當地環境後卻不在當地居住，到北京買高檔別墅，炒熱了北京的房地產，甚至炒高了北方沿海的房地產，估計如果這些城市也污染了，他們會跟著炒高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的房價。他們製造污染卻不承受污染，享受污染所產生的好處，卻不支付治理污染的成本，這就是典型的環境不公平。我們經濟發展速度雖然很快，但發展成果卻分配得不公平。權力與財富向城市、東部和富裕人群集中，農民、西部地區和貧困人群在就業、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成為二元結構的犧牲者。環境方面也是如此。某些人的先富犧牲了多數人的環境，某些地區的先富犧牲了其他地區的環境。另外，還有社會責任問題。那些先富起來的企業家，那些獲取了權力的官員，那些獲得利益的集團，應該承擔什麼樣的社會責任？尤其是對環境與公共事務而言，他們的社會公益責任如何體現？我前不久還寫了一篇文章，叫《呼喚中國企業的綠色責任》，實際上就是呼喚那些先富起來的人、地區、行業、部門、城市擔負起社會綠色責任。為了使大家共同富裕，而讓他們彌合社會的差距，彌補一系列社會不公平。他們要明白，不公平所造成的惡性結果對於富人和窮人是一樣的。我們總說要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初衷，因為社會主義強調的是公平，市場經濟強調的是效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公平與效率的結合。目前來看，我們的社會公平還有沒有完全到位，市場經濟的效率也沒有完全到位。這需要我們這一代人付出更為巨大的努力。

環保為什麼還是個政治問題？從人事上來講，是個官員政績考核問題，因為現在官員政績考核的主要指標就是GDP，又沒有環境問責機制，大小官員們為了三年五年的政績，毀掉十年百年的資源環境毫不心痛。因為決定他們升遷的不是環境與資源，不是教育與衛生，不是治安與人文。所以，應將綠色GDP儘快研究出臺，應將環保等公共政策指標儘快納入到官員政績考核體系中來。從法律上講，我們有世界上最多的環保法律，可真正執行的有多少？執行了的效果怎麼樣？現行法律中對於污染者的懲罰太輕、賦予環保部門的許可權太小，造成了“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狀況。從制度上講，環保部門體制沒有垂直，地方環保部門的財政和人事都由地方政府管理，他們的任用、他們的工資、他們的待遇、他們的家屬工作、孩子上學都是地方政府管，所以這些人到環保總局來反而成了當地政府跑通環保審批的公關部經理。怎麼能指望他們去阻止地方政府為了追求經濟發展而破壞環境？從決策程式上講，我們尚未完成行政體制轉變的改革，大量對環境產生重大影響的大規劃、大工程、大專案在公眾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上馬，公眾知道了也沒有管道表達自己的意見，公共利益就此被侵蝕。要改變，就要民主與法制，就要提倡公眾參與，就要政務公開，就要陽光行政。兩年多來，我越搞環保就越感到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我深知環境保護僅憑環保總局一個部門是辦不成的，需要全社會的共同行動，需要民主法制的儘快建立和實施。在環保領域裏最可以搞民主法制的實驗，因為環保的政治成本相對小，最易達成大家的共識和共贏。圓明園就是最好的例子，各種思想，各種部門利益，中央和地方權能，政府與百姓之間的互動，以及《行政許可法》所闡述的民主科學決策程式，輿論與公眾監督等等，都有了一個理性和諧的平臺加以交流實驗。目前看來，實驗成功了。

潘嶽,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作為一名新生代中國高官，他敢言敢為，調任環保總局以來更是掀起“環評風暴”，引起巨大關注和爭議。

綠色中國與少年中國（第二部分）

潘嶽

2007年7月18日

環保需要重視文化和思想觀念問題。潘嶽在他撰寫的有關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呼籲中國的青少年堅定理想和信念，肩負起歷史的重任，為中國的重新崛起而奮鬥。

"簡而言之，理想主義在你們這一代人的身上已經很罕見了，實用主義和個人主義占了絕對的上風。這不是一個思想覺悟的問題，而是一個大氣候大環境的問題。"

環保為什麼是文化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的一個核心就是人與自然和諧，從儒家的“天人合一”到道家的“道法自然”到佛家的“眾生平等”，都具有生態平衡的政治智慧，使我們大中華生存延續了幾千年。這原本是防止環境危機、構建和諧社會的有力思想武器。可惜兩次大劫難使其幾乎蕩然無存。一是五四運動砸亂孔家店，雖有相當的歷史合理性，但批判過激。二是文化大革命把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思想完全對立起來，用“打，砸，搶”來對待傳統文化。我們把百年前遭受西方列強欺辱的原因全歸咎于儒家文化，認為儒家文化是阻礙中國現代化的絆腳石。今天的中國社會正處在一種傳統道德文化缺失的危險中，人們以追求眼前利益的實用主義原則來解釋和衡量一切，整個生產與生活的過程簡化為賺錢和消費的過程。人與自然和諧的內核也統統被拋置天外。但我們拋掉的，有人卻撿了起來，奇跡出現了，亞洲四小龍的成功，使儒學成了彌補和修正資本主義缺陷的東方特有工具。所以國學還是要學一點的。為了祖宗你們得學，為了未來，你們更得學。國學是你們應對未來的真正思想武器，未來複雜的世界變局不是靠敲著電腦就可以應對的。

環境問題也是個意識形態問題，起碼是個思想觀念問題。出於種種歷史原因，充滿活力的馬克思主義多次被曲解、被教條化。改革開放後，很多人只強調馬克思主義對發展生產力方面的論述，提倡“唯生產力論”，而對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全面發展”的理論卻拋諸腦後。出於這種片面理解，我們一直在批判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而很少批判其過度的生產消費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環境問題是工業社會共同面臨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一個超越意識形態“左與右”的問題。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發起了一種叫做生態社會主義的流派，較為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都靠它來修正或挽救自己的意識形態。我們知道，科學社會主義強調改變不平等的生產關係，而生態社會主義則認為不光要改變生產關係，還要調整生產目的，即從追求最大限度提高生產和消費，變成追求提高人類價值和生活品質的幸福，把勞動從謀生的手段變成創造性的活動。與經濟至上論者不同，生態社會主義要求珍惜自然資源，杜絕官僚主義的浪費；與極端環境主義者也不同，生態社會主義不贊成徹底否定工業文明或者提倡禁欲主義，而是尋求創造一種既能滿足需求又能減少浪費的新型發展模式。如此，人們才不再追求永遠無法滿足的消費欲望，才能擺脫工業文明的矛盾。這些對於中央今天所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等政治理論，對於我國的可持續發展，都有著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環境領域的每一個問題都反映了當前中國的一個側面，而每一個問題的解決，都是改造中國的實驗。例如，解決了綠色製造業問題，就能同步解決核心競爭力問題；解決了環境生態補償問題，就能夠為解決社會公平問題提供經驗；建立了環境民主決策機制，就能夠為全面的行政體制改革開路；解決了環境文化問題，就能夠重建一套充滿活力的、適應中國綠色崛起的意識形態體系。因此我說，環境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專業問題，而是一個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問題，是一個“世界問題複合體”。只有站在這種高度上，只有擁有這樣的視野，才能夠真正理解環保對於當今中國的重要性，才能夠明白我們為什麼要建立綠色中國和怎樣建設綠色中國。作為環保專業領域的青年學生，你們必須要認真嚴肅地從經濟、社會、政治層面對環保進行更深更透的新思考，你們必須要學會如何通過更廣泛的管道參與社會生活。

接下來我要講講少年中國。小時候，我的叔叔阿姨們老跟我講，我們這一代沒有完成的事，便把希望落在你們頭上，你們一定要爭口氣，將我們的理想完成。我那時很反感——你們欠的賬，你們沒有完成就往我們身上落，我們完不成再往下一代落，誰都不去做個先行者去犧牲，存在的諸多問題永遠無法解決。人到中年，我又有些理解他們說的話。記得《走向共和》裏面，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後，梁啟超勸李鴻章揮師北上。李鴻章說：“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很多事情，不是上一代不想做，而是被很多歷史條件所限制，有心而無力。環境問題也是一樣。如果說我們這一代還能用“中國這麼大，怎麼折騰也能撐個十來年”來安慰自己，你們可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因為15年後，也就是你們40歲左右的時候，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是今天的四倍，污染總量也將是今天的四至六倍，中國的環境資源承載能力根本無法支撐，你們可還有立錐之地？環境問題不是由你們的錯誤造成的，但解決它卻是你們的責任。解決得不好，代價由你們來付；解決得好，光榮也由你們來領。這就是命運。

每一代人都會有自己的歷史命運，也都在承接命運時成就了自己的功業。我們父母為了中國的解放趕走了帝國主義，我們這一代人啟動了中國從封閉到開放、從落後到現代化轉型的這個過程。你們這一代人的任務是什麼？就是找到一條最適合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你們需要一點理想主義。什麼是理想主義？就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縱觀歷史，每一代青年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先不論對不對，但至少有。一二十年代的青年參加五四運動，為得是主義；三四十年代的青年投奔延安，為得是獨立；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志願去邊疆，為得是富強；七八十年代的青年成了紅衛兵，為得是繼續革命；八九十年代的青年希望出國，為得是從歐美學得強國之道。你們這一代我不是很瞭解，坦率地說我想跟你們像朋友一樣交流，但事實上我們的確不太好交流，我跟我兒子的交流就不成功。他崇尚個性自由，見了很多大世面也懂了很多事，但就是不懂國家、民族。我們經常吵架，見面也很少，按你們的話說我為此很鬱悶。我總結了幾句話，批評一下你們，不知你們能否聽進去：你們這一代在一個豐富龐雜的環境中長大，但卻缺乏堅定的根基；你們對未來充滿過分的激情，但對於歷史卻往往關注較少；你們少有傳統的束縛，但也缺乏成型的信仰。簡而言之，理想主義在你們這一代人的身上已經很罕見了，實用主義和個人主義占了絕對的上風。這不是一個思想覺悟的問題，而是一個大氣候大環境的問題。

其實，實用主義和個人主義也不是壞事，但過度的實用主義會導致集體短視，沒有和時代結合起來的個人主義成不了大氣候。你們不需盲從我們這一代，但你們必須有自己的信仰。這個信仰是和時代要求緊緊相連的。中國現在的時代要求是什麼？就是中華民族的崛起。沒錯，我們正在崛起——中國已經上升為世界第一大製造國，第二大外國直接投資吸引國，第三大貿易國。然而，我們的崛起主要依靠的是資源環境消耗、資本投入和廉價勞動力，人口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已經成為中國崛起之路上埋藏的最大的定時炸彈。制約不光來自內部，還來自國際社會。全球化進程使得“環境”和“人權”一樣成為了影響國際政治和貿易的巨大因素。歐美把持的全球化秩序極其不公平：他們一方面指責我們不環保，一方面向我們轉移他們的污染行業並且封鎖環保技術；一方面佔有最多的資源環境，一方面又設置綠色壁壘阻礙中國參與國際貿易。中華民族要奮起，我們要代表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討還公道，讓他們履行自己的環境承諾；我們要學習西方的先進思想、制度與技術，要勒緊褲腰帶走綠色崛起道路；我們要團結周邊鄰國，進行區域合作，解決環境糾紛；要聯合發達國家的生態社會主義等左翼組織向跨國集團施加壓力，限制他們向中國轉移污染行業……中國能在國際上作的環境工作有很多，在國內也不少。你們天天喊愛國主義，天天講民族精神，環境領域照樣可以體現你們的愛國主義。再說得微觀些，中華民族環保意識的提高，便是中華民族國民素質與道德水準的提高。

總之，要幹的事情很多。這是個充滿機遇和挑戰的偉大時刻，這一時刻來臨時，我們已經老了，趕不上了。《老殘遊記》裏寫道：棋局已殘，吾人將老，人生之大悲哀也。但這種悲哀讓我對你們有了更大的期許，因為真正創造歷史的，永遠是年輕人。梁啟超主導戊戌變法時22歲，周恩來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時26歲，胡適成為北大教授、發動新文化運動的時候27歲，毛澤東在湖南發動鐵路工人暴動的時候是28歲……再說個和環保相關的，1970年4月22日，美國2000萬人大遊行創立地球日，發起人鄧尼斯·海斯當時也只有25歲！因此，我鼓勵你們的激情、創造力和熱血，我無條件地支持你們的努力。我們雖然比你們老，但人的老不在於年齡而在於精神。我們的心沒有老，我跟你們一起奮鬥。我相信，在今天這個小禮堂中，如果大家都把對可持續發展的追求變成思想去奮鬥的話，那麼這個小禮堂將孕育著未來成功的種子。

梁啟超寫過一篇《少年中國說》，大家都讀過。這是激勵了我青年歲月的文章，我再和大家重溫一次。它寫道：“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於地球”。梁啟超的時代，是中國最黑暗，前途最不確定的時代，列強譏之為日落西山的“老大帝國”。而梁啟超卻相信，只要中國的青年們能夠慨然奮起，就能夠將這個老朽的國家重新改造成青春的國家。今天的時代，同樣是決定中國命運的時代。在一個半世紀的衰落後，中國是否能夠重新崛起？將以什麼樣的方式重新崛起？這個答案掌握在你們手中。一個可持續的、公平的、民主的、和諧的社會主義綠色中國只能在你們這一代手中完成。我相信，一個綠色中國，同時也必然是一個少年中國！正像梁啟超說的那樣，“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

潘嶽,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作為一名新生代中國高官，他敢言敢為，調任環保總局以來更是掀起“環評風暴”，引起巨大關注和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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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圖片由Hatter 10_6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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