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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6/26 14:54:57瀏覽1526｜回應0｜推薦0 | |||
用經濟學方法研究宗教現象和行為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我們理解各國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的重大差異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到底是一石二鳥，還是撒豆子喂鳥呢？
中國二十多的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就在於這一改革把社會成員、企業、社團共同體、各省、各縣、各鄉鎮，各村與個體，從板塊型的計畫體制中分離了出來，使它們在市場經濟領域與社會生活領域中，成為相對自主、相對多元的利益主體。市場經濟啟動了多元利益主體的主動性。原先的大一統的計畫體制結構，分化為多元的、小規模的、競爭性的主體之間的關係結構。而小規模，多元性，競爭性，開放性的精神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被移入，是中國的經濟進步與社會文明進步的關鍵所在。………正如經濟學家們指出的，沒有任何力量，比競爭產生的能量更強大。沒有任何競爭，比像地方作為利益主體為增長進行的競爭那樣，產生如此巨大的推動社會變遷與經濟增長的力量。有經濟學家指出，過去二十多年裏，中國經濟已經事實上演變成“財政聯邦主義結構”。巨大的經濟體分解為眾多獨立決策的地方經濟，創造出地方為經濟增長而激烈競爭的局面。相對自主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導致地方對基礎設施的積極投資，導致有利於投資增長的政策環境的改善。儘管這種競爭存在著過度投資、重複建設、資源重複配置等消極現象，但地方間的競爭，卻具有小規模、多元性、自主試錯的特點，這就能從根本上減少了集中決策的失誤，這些在各省，各縣，各城鎮，各企業的多元利益主體之間的競爭，也充滿了“始而相忌，終於相成”，“相互砥厲，爭雄並長”的故事。利益主體之間的貿易聯繫，也在這一競爭過程中不斷加強，這又成為經濟繁榮的決定性因素。中國將在這一改革歷史進程中，最終告別自己的千年結構。並向一種新的文明蛻演。當然，這一文明肯定會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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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基督教信仰與經濟
余創豪
「具有攻擊性」的「成功福音」
四年前，我曾經在《時代論壇》發表過一篇關於諾貝爾經濟學得主霍高（Robert Fogel）討論基督教社會功能的文章，大約兩年前台灣《基督教智庫》網站轉載拙文，但在《佛門獅子吼》網站中一些網友貼出強烈反駁，總括來說，他們指出美國的有很多社會問題，不能過分美化基督教；一年前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梁嘉銳博士亦在《時代論壇》發表了一篇題目為〈基督教信仰與經濟〉的文章，梁博士指出：以基督新教為文化基礎的國家，平均來說擁有較好的經濟表現。有幾位讀者都對此作出了極之負面的回應，例如說這篇文章「奇怪」、「具有攻擊性」（offensive）、「充滿宗教和文化歧視」，反對的觀點大概可以總結為幾點：基督新教有很多宗派，什麼基督教的版本有利於經濟發展呢？而且，梁博士所說的新教工作倫理，無非是美國人「偷取」了基督教信仰之後，以此來合理化自己的「成功福音」，所謂「成功福音」（Prosperity gospel），是拿世間成就作為上帝祝福的証明，但是，這種成功福音假設了資本主義是最理想的經濟制度。
韋伯論題的再思
梁博士的論點，可以說是延伸了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基督教工作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理論，簡單地說，韋伯論題（Weberian thesis）就是：基督新教工作倫理是對物慾自我克制和視職業為使命的生活態度，這就是所謂「入世的修道精神」（This-worldly asceticism），這種生活取向與加爾文教派有密切關係，加爾文派相信人的救贖是神所預定，然而，人無法測透神的旨意，於是乎基督徒之間出現了一種心理狀態：人要肯定自己是被揀選的，是已經得到救恩，就需要通過行動証明自己，禁慾、辛勤工作、累積財富就是明顯的証據，而這是發展資本主義制度的有利條件。 有趣的是，部份針對梁博士的批評，跟從前馬克思主義者對韋伯論題的批判有點相似，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是基層建築，思想是經濟的結果，而不是因由，這類似中國人所說的「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倉廩實然後禮義興。」資產階級卻倒果為因，以經濟成果合理化資本主義，於是乎，這虛假意識令人失掉對資本主義批判精神。
二零零四年十月是韋伯名著《基督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面世一百周年紀念，，康奈爾大學特此舉辦了一個環繞著韋伯論題的學術會議，著名社會學家比格（Peter Berger）為此會議而撰寫的文章，值得向讀者介紹。本文的重心，並不在於反駁以上對梁博士的批評，而是希望通過介紹比格的文章，指出現今宗教與經濟關係之研究，並不只是側重美國基督新教的優越性。但是，即使探討經濟和其他因素的關係，例如種族、文化，我恐怕仍然免不了令很多人覺得這類研究「具有攻擊性」和「充滿歧視」。
自一九八五年開始，波士頓大學已進行宗教和經濟表現之關係的研究，除了比格之外，多位學者亦參與此項計劃，而且成績斐然，例如馬田（David Martin）撰寫的《方言火焰》（Tongues of Fire），探討靈恩運動對拉丁美洲社會、經濟的影響；屈定（Gordon Redding）則著有《中國人資本主義精神》一書，著眼於新儒家倫理怎樣推動海外華人的經濟發展，而比格自己亦探索西班牙天主教文化的經濟效益，研究成果結集於《聖人與謀士》（Saints and Schemers）一書。 值得一提的是，張國棟先生讀過本文初稿之後，指出本文所談論的，頂多只可以說是「類韋伯論題」（Quasi-Weberian thesis），而不是嚴格意義的韋伯論題，筆者同意張國棟所說。事實上，拉丁美洲的靈恩教派、西班牙的天主教會，其價值取向與加爾文教派大相逕庭。張國棟又指出：韋伯的理論只是初期資本主義興起的分析，當資本主義略為成形，加爾文主義、清教徒的影響力已漸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效益主義和物質主義。這亦是十分真確，韋伯說：當資本主義得勢之後，「這在生命中帶著使命感的工作倫理思想，就好像消亡了的宗教思想之鬼魂。」故此，筆者需要強調：比格等學者並不是將原本的韋伯論題套入其他文化，正如張國棟所說，他們只是抽取了自我克制、勤奮工作等要素而建立「類韋伯論題」，換言之，比格等人之重點是工作倫理，而不是基督新教。
宗教、文化對南美洲、亞洲、西班牙的經濟影響 雖然美國靈恩派在過去幾十年急劇增長，但是美國基督新教的主流仍然是福音派，馬田研究靈恩派對經濟的影響，可說是一個嶄新的角度。他發現靈恩派令人擁有經濟發展和社會向上爬動（Social upward mobility）的相對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s），這情況在智利、巴西、危地馬拉都可以見到。南美洲國家以天主教為主要宗教，但是，危地馬拉的新教徒卻佔了人口中很高比率，當中又以靈恩派信徒為多數，在全國佔人口四分之一，在首都更高達三分之一，靈恩運動可說是一個文化革命，因為信奉靈恩派者都由貪圖逸樂而變成刻苦耐勞、節儉、誠實、自制、遠離酗酒、性濫交。比格因此打趣地說：「韋伯仍然活著，他在危地馬拉。」
二次大戰之後，亞洲四小龍（香港、台灣、南韓、新加坡）和東南亞華人（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的經濟成就，令學者開始質疑韋伯論題，韋伯曾經說中國儒家思想並不利於經濟發展，但是，除了四小龍之外，在文化上曾經受過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曾幾何時甚至超英越美，屈定因而肯定儒家文化對推動經濟的價值。不過，比格卻有所保留，他認為儒家的確對日本企業文化有深遠影響，儒家文化與日本武士精神結合，形成了日本人頑強的鬥志。可是，在創造經濟奇蹟的華人之間，又有幾多人真的受到儒家文化影響呢？他們大多數人都從未閱讀過儒家經典。與其說推動華人經濟之背後動力是儒家文化，不若說是實用主義的價值觀。比格所說也許適用於香港，但台灣的情況卻不一樣，在蔣氏父子主政時代，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十分普及。
一直以來，不少學者認為在增進經濟效率方面，天主教文化比不上新教文化，比格卻指出：在一九二零至三零年代，西班牙發展出的天主教文化，能夠與資本主義接軌，從前天主教提倡「出世的修道精神」，但是西班牙的新天主教文化，卻主張接近韋伯論題的「入世修道精神」，換言之，就是將克勤精神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如是者信仰與生活結合，就更加有利於經濟發展，而這種文化現象與韋伯論題相容。
需要勇氣、理性和誠實面對日本的挑戰
比格指出：基督教工作倫理是一個必須、但不是充分的經濟發展因素，它必須與其它因素配合才可以發揮作用，不過，我不清楚他所說的基督教工作倫理，是因著相信基督教、或受了基督教文化影響而衍生出來的工作倫理，還是跟基督新教文化相近、但未必是源自基督新教的工作倫理，看來這是後者。
無論如何，波士頓大學這些研究一定會令很多人不高興，例如說靈恩派在南美洲國家有助社會向上爬動，原有天主教勢力便會感到不滿，而且靈恩派屬於新教，美國又是新教國家，這更加挑起反美情緒；亞洲四小龍和東南亞華人的經濟成就，會傷害南洋原居民的自尊，無論將這成就歸因於儒家思想、或是實用主義，這仍然不會緩和東南亞的排華情緒。
比格在文章中說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南非脫離種族隔離政策而邁向民主化之後，有一次比格跟一些南非的黑人知識分子交談，他們強烈地表示不滿南非白人控制著國家經濟命脈。比格向他們提出一個思想實驗：倘若現在控制著國家經濟的是黑人，那又怎麼樣呢？貧富可能仍然一樣懸殊，社會上依然會存在著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事實上，許多貧富懸殊的國家，都是單一種族。
我認為：即使在單一種族的社會下發生經濟表現差距，人們仍然可以在其他分類方法上發展出對立意識，例如宗教。探討為何發生表現差距，便需要勇氣、理性和誠實。一九七零年代末期至九零年代初期，日本的經濟實力如日中天，哈佛大學教授沃格爾（Ezra F. Vogel）甚至著書立說，讚揚「日本第一」。筆者自一九八零末開始在美國讀書、定居，瀏覽過無數美國人探討日本經濟奇蹟的論述，不少人將日本的成就追溯到神道教、武士道，神道教的忠君愛國思想，令日本人團結和以國家利益為先，武士道鼓勵人不怕艱辛、不成功就誓不罷休……。
過去百年來中國受過日本軍國主義欺凌，坦白說，作為一個海外華人，面對這種讚揚日本宗教、文化優越性的論調，我心中滿不是味兒，當我在奧拉克荷馬大學研讀文化比較時，我乾脆否認日本的經濟成就和文化優點，說他們的成功無非是因為二次大戰之後得到美國大力援助，跟著抄襲美國科技、實施經濟保護主義……。
但是，仍未忘懷「珍珠港事變」的美國人，對日本宗教、文化冷靜的研究、虛心的學習，卻令我讚嘆不已。例如上述的沃格爾教授，於一九八五年撰寫了《日本的成功與美國的復興》一書，鼓吹美國人要向日本學習。在短短十年之間，美國執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結果美日之形勢完全倒轉過來，日本學者八誠証基、水野隆德，都讚嘆美國在經濟上的適應力和持續力。
歐美不同的基督教工作倫理
我同意一些批評者所說，韋伯論題的確有一些漏洞，韋伯論題中所說的基督教，是指加爾文派，那麼，其它基督教派又是否有利於經濟發展呢？事實上，不同的基督教國家，也有不同的工作倫理，美國歷史學家布祖斯（Robert Bucholz）曾經在英國留學，他說自己引以為傲的美國工作倫理，對英國人來說是很奇怪的東西，因為英國文化認為一個優雅的紳士，應該有很多閒暇，而不應工作過度。十九世紀初期，法國人托爾維克（Alexis de Tocqueville）曾經來美國考察，他發現雖然美國人和歐洲人同樣受到基督教影響，但是美國人的工作倫理跟歐洲人大相逕庭，美國人視工作為「光榮」（honorable），而且做起事來很有雄心。二十世紀初葉，德國人文士比（Munsterberg）對美國人的工作倫理亦讚嘆不已，他指出：一般美國人不稀罕不勞而穫，而是以創作藝術的態度去享受工作，因此收成才有意義。歐洲人很喜歡攀龍附鳳，丈夫以岳家的財富而沾沾自喜；但美國人卻不齒夫憑妻貴。歐洲人很喜歡賭博，甚至很多大教堂也是由賣抽獎券而籌款重建的；美國人卻反對走捷徑致富或籌款。歐洲人破財時，便感到好像失去了自己生命的一部份，但美國人卻把錢財看為身外物，美國股市暴跌之後，美國人能平靜地重整旗鼓，歐洲人卻會暴跳如雷，甚至自殺輕生。
行文至此，我聯想起其中一位批評梁博士的讀者，說美國利用基督教來合理化自己一套，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托爾維克和文士比都是歐洲人，而不是美國人。其實，歐洲與美國的差異，可以用比格的理論去解釋：基督教工作倫理是一個必須、但不是充分的經濟發展因素，工作倫理能夠發揮出經濟效益，視乎與其它因素的配合。以儒家文化為例，在很長時間裏面，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並沒有孕育出高度發展的經濟，但是，儒家思想與日本武士道結合之後，卻可以導致日本成為經濟強國。
韋伯論題是不完整的解釋
批評者認為：其它宗教、文化都可以發展出強勁經濟，高舉基督新教的作用，是沙文主義、宗教歧視。邏輯學家奇里（David Kelly）對韋伯論題作過類似質疑，他指出：遠在新教出現之前，天主教城市，如威尼斯、里斯本，已經是繁榮的商業中心，而且很多成功商人是猶太人和天主教徒。因此，韋伯論題是不完整（incomplete）的，因為很多殊例都無法被韋伯論題涵蓋、解釋。
不過，說韋伯論題不完整，並不等如說韋伯論題不成立，不能解釋一些特殊例子，並不等如對現有個案的解釋不正確。精通統計學的哲學家活華特（James Woodward）指出：一個有效的因果推論，並不需要永無止境地覆蓋所有個案，而是在一個特定的合理範圍中顯示解釋之不變性（invariance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值得留意的是，即使比格和他在波士頓大學的同僚在南美洲、亞洲、西班牙，觀察到韋伯論題不能圓滿解釋的現象，他們便將韋伯論題延伸到其他宗教、文化中間，而不是將韋伯一筆抹去。而且，今天韋伯論題在一些地方仍有很強的解釋能力，例如在康奈爾大學會議中，霍金斯大學美籍日裔教授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許多前共產主義國家逐漸將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當中最成功者是新教國家，其次是天主教國家，跟著是東正教國家、穆斯林國家。
結語
正如我在文章開首所說，本文的目的並不是要反駁全部批評者的論點，我也不希冀比格等人的研究，能夠解決所有韋伯理論的問題。相反，這篇文章帶出了更多問題，例如比格所說的基督教工作倫理，似乎是與基督新教文化相近的敬業樂業態度、刻苦耐勞精神，其他宗教、文化亦可以有這種工作倫理，那麼，基督教工作倫理還有什麼獨特的地方呢？不過，即使在基督新教以外的國家可以見到工作倫理與經濟成就，但平均來說，新教國家在這兩方面仍是比較優勝，可惜，這些題目難免令人感到不快，但願我們可以向托爾維克、文士比、沃格爾借鏡。
http://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essays/religion/web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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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g5.xjass.com/mzwh/content/2012-01/04/content_2177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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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法國的人權革命和英國之產業革命
第十七世紀前整個歐洲陷入黑暗時期，羅馬天主教政教合一的勢力，控制了歐洲已較開發的地區，後來形成了荷、比、應、法、俄、奧、義、德、溪、葡等國度，然而神權的迷信，強有力的牽制著歐洲人的政治及經濟活動。德國人馬丁路德在此時對羅馬天主教的基督教發動宗教大改革，將歐洲人的思想束縛做個鬆解，使人從神的陷阱中走出來，以人為本的的宗教思想活躍起來，認為上帝的神只是個慰藉及理想的世界，人類真正的幸福是要靠人本身的力量去達成的。接著盧梭在十八世紀的人權宣言和英國十九世紀蒸氣機的發明所產生的人權革命和產業革命，才使歐洲啟動了近代快速發展的物質文明。
(1)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天主教在歐洲的黑暗統治，以無上神權愚化眾生，利用王權附屬於羅馬教皇的神權之下，來達到神權至高無上的權威。以愛心為藉口，以上帝的神通為工具，欲全力去規範人類的行為，強制眾生以其所發展出來的價值觀為軌道，以為或許可有秩序地控制人類的行為，而達到天主教所強調之社會秩序及基督信仰，可是絕對的意識統一，並不代表合情和合理，更何況教皇及主教的由上而下之強制作用，才使上位者腐爛，中古世紀歐洲主教們的生活是極其腐敗的，淫亂弄權的情況非常的嚴重，只要讀過西洋史的人都可感受到佛家所說的惡業。馬丁路德起來改革天主教的惡業，而在英國形成了清教徒，清教徒是經營北美地區的主要力量，也因此只有北美能脫離西歐帝國殖民勢力，走向獨立自主的興盛富有國度，我將在後文中更詳細的解說，雖然在德法兩國並沒有較特殊的如清教徒的群眾，然而馬丁路德是德國人，他的宗教改革的理念形成了德國人務實的習性，使德國人在日後的發展上，以科學的的成就著名於世，德國人能勇敢地站起來反對天主教的惡勢力，不也正是歐洲近代史上文明發達的一股力量。
(2) 盧梭的人權宣言：促成了法國的大革命，群眾受不了路易王朝的無人道之王權的欺壓，攻打監獄推翻了路易三世的王朝，建立了民主憲政及其後的民主政治，進而引起了美國的獨立戰爭及南北戰爭，這都是受人類想要過更幸福生活的慾望所產生的力量影響所致。其後法國雖然有拿破崙的以法蘭西民族意識的大口號加上拿破崙的智慧所造成的拿破崙大帝國王朝，可是拿破崙雖然脫離不了民族的意識及帝王的意識，然而拿破崙以其新思維及民主行動建立了法律、憲制和民主的體系，是今天人類有了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制度的始作俑者，也使人類有了追求更富裕、更文明的生活動力及根源。我只是點出小小的感想，長篇大論已有各地各時的歷史學家、思想家和地理學者做了很好的闡述，這是近代文明蓬勃發展的一股莫大的力量。
(3) 英國的產業革命：歐洲人用人權的意識及力量，從神權中脫離出來建立了自尊和自信，想要過更好的生活，自然就會去爭取政治的權力，也就是一般所謂的民權。爭取到了人權和民權，人類就可以想以非情的力量來幫助有情的人類，生產出更多更有用、品質好，可大量生產之各種食品及民生用品，來改善人類物質的文明，使生活更富裕更舒適。英國人發明了蒸氣機，帶動水、礦之力量來滿足人類的慾望，以蒸氣的力量來代替獸類的力量，人類由本身的人力進而獸力再發展出礦力來服務，這該是人類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三百年間的物質文明歷史上最不可想像、最急速的發展吧！
由「宗教革命」來啟發歐洲人，從神權的束縛中學取到人權；以「政治革命」來促進歐洲人從治權的壓制中爭取到民權，然後以「產業革命」去推動，從有情奴役有情的物質文明，改變為有情奴役無情的物質文明，改善並爭取到了人類的生活權和民生權。
我們可做下列的原則或邏輯思考，為什麼人類的婆娑世界，有的國土上的眾生過得那麼幸福與和樂，有的卻過得那麼差、那麼不如意？
(1) 哪一個國土的眾生放棄神權的迷思，爭取到人權然後以人權的力量再爭取到政治的上的民權，有了人權和民權兩股力量，再去爭取經濟上的民生權(生存權和生活權)，那麼此國土的眾生衣錠非常幸福的。 (2) 哪一個國土的眾生，愚昧於神權的誘惑和迷妄，而不知去爭取人權，沒有真正的人權當然就不知去爭取民權了；沒有人權和民權當然就不知去爭取民生權，也就不知道生存和生活的真意，哪有幸福可言。
所謂的神權，不只是指宗教上的神權，例如帝王的絕對統治權、暴力的獨裁政權，非出之於全體人民意願的統治權，假藉某一理想或理念，強加之於眾生的身上，都是神權。中國共產黨政權是人類史上真正的無神權之政治體，階段性的群眾獨裁，或許是中國大陸走向富強康樂的手段，然而當發現其措施無法提升人民的生活時，就應該改弦易轍，取消神權的統治。中共無神論之人權與美國無神論之人權，存在著多麼大之矛盾和爭端，也造成兩岸之間，由於台灣是接受美國之價值觀，而與中國大陸有了不可解的爭論。故釐清美式的人權和大陸式之人權是必要的。在這之前要先弄清楚，美國的有神論之上帝的絕對存在是真正的人權，或者是中國大陸的無神論才是真正的人權，台灣的人民不能因長期受美國文化的影響，就認為美國是對的，中共是錯的，筆者以佛教的思考去驗證，佛陀是無神論的，故說中共之無神論是否定人權，而美國才是真正的人權也是不該的，在這裡我提出一個想法，中共的政權如果時時刻刻為眾生著想，能以佛陀真正的無神論去對眾生之關懷，用法華經的人生觀去尊重他人、為他人的利益著想，也就是尊他、利他之菩薩道來施政的話，一時之間的共產黨領政何嘗不是使中國大陸富強康樂起來之善業。
以上文章摘錄自【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062~Page 065
南北美洲的天主教與新基督教
新基督教的文化主要傳入北美，舊基督教之羅馬天主教的文化主要傳入拉丁美洲，同樣是以白種人的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南北美洲又是幾乎相等之天然資源，為甚麼經四百年的開發，其經濟成果相差那麼大？北美有二萬五千美元以上的平均國民所得，而拉丁中南美洲卻達不到三千美元，很少人去研究分析其原因，我認為同樣是以白種人為主體，同是耶穌的基督文化，進入約略相同之天然大環境，會造成這麼大的差異，是來自其基督教文化的中心思想的不同。進入北美之新基督教，發展出以人權為重，唾棄神權之思想，神職的人員並沒有高高在上的特權和神權，與信眾立於平等的地位，其牧師佈教最大的作用是以「神的慰藉」及聖經的說服力去追求有正義、公平之幸福的新生活，每一個人都可自由發揮其慾望及願意去努力工作、追求個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更好。歐洲帝國殖民者在歐洲、美洲爭奪經濟利益為主軸，同時帝國內的人民也競相爭取政治的民主和經濟的自由活動，而在北美洲及歐洲之英、法、德、義的地區有了政治和經濟的蓬勃發展。然而拉丁的南美洲進去的是舊基督教的天主教文化，天主教是以神權為絕對的，不能懷疑和變更的，雖然天主教由於新基督教的思想和活動的改革，而受到莫大之衝擊而有了改善，也做了改革，然而終究是改變不了其神權至上之傳統，影響所及南美洲的人民就缺乏積極的力量，西、葡兩國之殖民地，南美洲的大部分人民生活比較浪漫，沒有養成充分的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的氣息。西、葡兩國之比較於英、法是弱勢的，南美洲的主要國家正如民初的軍閥割據的情況，軍隊成為統治者獨裁者鎮壓住人民、剝削人民的工具，這種制度和生活的方式，在精神上物質上都是層層的控制，廣大的人民失去了為個人為族群奮發圖強的力量，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無休無止的鬥爭。
由於北美洲大部分的人民，無論從英、法、荷移過來之移民者或是其他地區移民來的人，都能不接受歐洲原有之帝王及神職人員之壓迫，以新基督教文化去唾棄神權，追求新的生活，故能脫離神權爭取到人權，以人權的力量去爭取到民權而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不分種族的民主共和國，林肯的南北戰爭雖說是解放黑奴其實是住在美利堅共和國的全體人民，爭取到公平民主的政治體合立於平等立足點的經濟自由競爭的境界，而發展出全世界最富強康樂的國家。
美國不是沒有給於黑人基本的人權及立足點相同之經濟自由活動權，而是黑人的自身的對價值觀的選擇不對，對宗教思想的選擇也發生了偏差，或許是天生的聰明度也不如白種人，而無法在全世界最公平的國土上獲得與其他族群同樣的富裕和幸福，我想美國國土上永遠是有公平競爭的機會的。後來在本世紀移民過去的亞洲黃種人，確實是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故日本、台灣、韓國、越南和最後之中國大陸的移民，大部分在美國取得不輸給白種人的生活，即便更北方之加拿大，香港人和台灣人顯然也取得了很好的生活。這都是北美傳統之新基督教文化，不太主張神權而將終生置於平等的地位，從放棄絕對神權而有了人權、有了民權、有了民生權，才使這個國土世間有了最好的眾生世間。
南美洲的國家，人民一職接受天主教文化的束縛，沒有自己的主見，不像美國早日爭取到獨立自主權，慢了將近百年才爭取到了獨立自主權，然而有了獨立的政權後，人民之間也不能相互鼓勵，以尊他利他的精神，公平地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競爭，老想不勞而獲，走捷徑，只想從別人的身上奪取他人努力的成果。故一小群既得利益者，以獨裁的政權，以國家之軍力作為私人的武力，設法投機取巧去維持其既得利益，同時不去關懷其他眾多族群的生存和生活權。尤其是神權的愚化作用，不以人權的思想去教育眾生，使眾多的人民失去了工作的能力，當然經濟就發展不起來。
南北美洲是個活生生的例子，人類要有正信的的宗教思想，神只不過是人類生活上的一個慰藉；一個暫時的避風港，而非一個依靠，人類的幸福是要靠自己去努力奮發，辛勤的工作，建立絕對公平的大環境，絕對不可懈怠以為靠神之力量就可以獲得幸福的生活，同時人類要有一家一大於二的認知，絕不可以造成一家一永遠小於二之境界，這是尊他而利他的效應吧！
北美洲由於是英法兩國的殖民地區，又是新基督教徒為主的新基督教文化，故德國之宗教革命、法國之人權革命和英國之產業革命的三大革命同時投入北美洲之美、加兩個地區，而有機會發展出近世的世界科學文明，繁榮了北美地區成為世界最富裕的地區。南美是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個天主教為主之殖民地區，舊基督教文化的進入，並沒有獲得宗教革命的洗禮，也就沒有人權革命和產業革命的進入，而無緣如北美洲那樣的發達起來。原本哥倫布市先帶歐洲西、葡兩個帝國之基督文化入侵南美洲，然後後繼者才帶英、法兩個基督教文化侵入北美洲的，當時西、葡兩國之文明是高於英、法兩國之文明，後由於英、法接受宗教、民權和產業三大革命之洗禮，英、法之文明反而超過葡、西，繼而帶動北美洲快速地進入已開發國家之前頭，而南美洲則跟隨著西、葡兩國之落後不進而停步下來。
南北美洲之差異在世界其他地區也發生大的效應，例如日本與中國同是東亞的大國，而且中國大陸的天然資源比日本優厚太多了，可是由於中國接受了惡劣的濃厚鬼神論之佛法，而日本有機會接受了較正信、理性的佛法，造成日本與中國大陸的差異。落筆至此令筆者感到無限感慨，筆者將在後文中做詳盡的分析解說，讓讀者有機會去關心今後中國大陸應該如何發展起來。
印度半大陸的印度與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一是印度多神教的國土世間，一是伊斯蘭教的國土世間，兩個地區犯了同樣的毛病，不知做宗教改革，迷妄於老祖宗留下來的惡緣中，而不知改善自己的生活理念，當然就無法去接受人權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洗禮，永遠停在落後未開發的地步，不知向前進，這種由於宗教迷妄之荼毒，而不知改進的，不知啟發向上之心是人類莫大的悲哀，其他世界各地區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以上文章摘錄自【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066~Page 069
日蓮大師的重新出發之天台法華理念，或許不是最好最殊勝的，也不是唯一的佛教理念，但日蓮大師將人與神兩種思考及價值觀，很堅強且平衡的發展下來，使日本沒有完全淪入人鬼不分的境界，也使日本有了更多的「人的尊嚴」、「尊重生命」的文化，建立了積極的日本人的人生觀。 以上文章摘錄自【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074
日本戰後法華思想與中國共產思想
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也是很困難的思考，我想很少人敢去碰，筆者為了完成本巨作，勇敢的站出來以最大的智慧和勇氣將之說清楚就教於讀者，前文對日蓮大師大力的保存了教理為標的法華門，使日本的佛教甚至整個日本宗教，以神權為主之思想有了更豐富的人權思想，不像中國字十三世紀蒙古入主中原後，天台宗失去了蹤影，使中國的人權思想至今未能建立起來。日本雖然一度以天皇之神權思想來加強日本人的向心力，發動對華戰爭，但終究還是失敗了，戰後的日本整個情況又恢復道素有法華經文化的國度，千年以來以教理為主旨之宗教文化，一直深深地影響日本人之價值觀，尤其是日本人之思考及行為，筆者曾對日本人的寺廟拜拜及祈神求神的動作，做過考察，發現日本有下列習俗：…………………………………。(以上文章摘錄自【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078)
日蓮聖人所流傳下來的法華經文化，在戰後的日本大大的發揚起來，日蓮宗派的全體信眾是遠超過密、淨、蟬等三大宗派，光是創價學會、立正佼成會和佛所獲念會的三大佛教組織的信徒就超過二千七百萬人，這個全部由在家眾所結合而成的佛教團體，是日本戰後主要的宗教團體，日本有今天的經濟成果，不無與此法華團體有關，………………………。(以上文章摘錄自【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079~Page 080)
戰後的日本以人本主義為中心，全國上下一致不眠不休，甚至被揶揄為「經濟動物」，而創造了世界兩大成就：(1)超過平均三萬美元國民所得的大國(2)世界最佳的社會秩序，井然有序地接近中國古人所說的大同篇的大同世界的境界，以這樣沒有任何天然資源，人口超過一億以上的小小國土，竟然能有如此成果，創造了豐盛的經濟成果，實值得吾人分析了解………..。(以上文章摘錄自【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080)
印度的落後最大的問題是宗教問題……………..( 以上文章摘錄自【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083)。
今天美國代表基督的文明，基督教的科技文明，美國獲得最大之利益，美國很自然地就成為基督價值觀的維護者，無意之中起了領導基督教文明來反對，壓迫其他的文明。來自東亞主要的佛教國家日本，由於世界二次世界大戰後接受日本之協助而富裕起來，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是為美國是瞻，但二十一世紀，我認為日本會走上東亞佛教這一條路而與中國合作的，但部會起來公開的反對美國，共產兩大集團，俄羅斯已恢復了舊基督教的東方派系的東正教，我想美、俄兩國在二十一世紀是會合作的，說不定聯合起來真正的以基督教文化稱霸世界，故美國將來之最大的單一國家的敵對者依定是中國大陸，中共對抗美國看起來似乎是共產主義，其實是當中國大陸的物質文明，中國大陸之富裕更接近美國的時候，中國大陸會恢復佛教的文化，且所恢復宗教是接近日本新興的以人為中心的佛教，以人為中心的佛教和以人為中心的美國是的基督教是可以相容的，大中國有智慧去慢慢調整價值觀，去恢復正信的佛教，而且會與日本大力的合作以建立東亞佛教殊勝的文明，美中俄的三角關係會和諧的，當然這需要很長的時間，且需要靠三個國家領導人的智慧。…………………..( 以上文章摘錄自【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118)
……….而建立無神論的正信佛教是中國富強的重要原動力，我一再的重複強調這個理論，在後文中會一再的說明，使大中國早日成立、早日成功。………...( 以上文章摘錄自【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149)
有什麼樣的宗教，就會有什麼樣的經濟，我在前文中提到，新基督教的人間幸福的理念在北美，因此，北美的經濟成果是世界第一，就天主教的天堂理想在南美，因此南美就沒有經濟的富裕，只有天堂才有，人間當然是一片貧窮，……………....( 以上文章摘錄自【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267)
正信的佛教、人間的法華文化是人類發展經濟最佳之工具………………...( 以上文章摘錄自【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388)
人類經濟活動的基本概念
筆者用了很多篇幅，說明了人類思想的最大來源是宗教文化思想，而宗教文化的思想，是指導經濟活動的動力。南北美洲和西北、東南歐洲，由於新舊基督教，及通俗之基督教、天主教的宗教文化的差異，東西歐洲之間，也有東羅馬帝國之基督教與西羅馬帝國之基督教之間的大差異，在東亞地區有東邊之日本所保持了原有之漢化佛教文化，且演變為新的法華文化，西邊之中國，卻將原有之漢化佛教文化，演變為舊的密教的鬼神文化，其間的差異也是很大，因此二十一世紀終了的今天，北美經濟非常發達，南美卻落後五至十倍，西北之英法荷比盧、丹麥瑞典挪威的是世界最高經濟成就之一的地區，而東南之兄奧斯捷波蘭羅也未能進入已開發的經濟區，東西歐的情況也相差極遠，在東亞地區之日本與中國大陸之間，經濟的成就，相差更大了，日本已形成了法華所住的高度經濟發達地區，中國大陸卻被真言所住之且仍在努力開發，欲進入開發中國家之林，而差別只在一個是法華所在，一個是真言所在，法華與真言之差別，就造成那麼大之富裕的落差。…………………..
宗教上密教與顯教，最大的區別是在於，前者以神為中心，後者以人為中心，而宗教上往往以神的旨意來欺騙自己，來欺騙別人，來迷惑自己、迷惑別人，造成生活上失去了重心…………..
故佛教真正之對經濟活動有助力的只有日本地區，因為日本地區發揚了佛教中之顯教，而其他地區皆沒有發揚顯教。
第一世紀，耶穌將佛教的密教較濃的顯密都傳到西方，一直到了十七世紀，馬丁路德改革了基督教，才發揚了基督教的顯教，而給歐盟和北美兩個地區，經濟活動上很大的助力，而羅馬之天主教和聖彼得堡之東正教，卻走向密教，以致於無法在這兩個基督教地區，發展真正之經濟活動，第六世紀基督教之密教配合阿拉伯世界之民俗思想，由穆罕默德創造了伊斯蘭教，很可惜至今從沒有人去發揮伊斯蘭教之顯學，故一直保留了密教，因此伊斯蘭教地區之經濟活動也就得不到了真正的動力，落筆至此，筆者感受到我所提出來之理論是多麼正確，多麼可怕，哪一地區之宗教要是發揚了顯教，壓住了密教，哪一地區之經濟就發達，反之亦然，故對新疆維吾爾伊斯蘭教地區，要設法去發揚該地區之顯教文化，如果無從發揚伊斯蘭教之顯教，那就要將在蘭州所形成之佛教的顯教，投入新疆和其他伊斯蘭教區，這些地方才有希望成為經濟開發區，獲得豐盛之財富，過幸福之日子。(以上文章摘錄自【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684 ~ Page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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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與宗教對外交流論壇在北京舉行
2016-02-19 00:00:00
導讀： 2015年9月18至20日，中國社會科學論壇（2015·宗教學）在北京召開。此次論壇以「一帶一路」與宗教對外交流為主題，百餘位專家學者、政界人士、宗教界人士出席論壇，圍繞「一帶一路」國家戰略與宗教的關係開展了深入而熱烈的討論，積極為國家有關部門建言獻策，提供決策依據和參考。 2015·宗教學「一帶一路」與宗教對外交流論壇在北京舉行 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陳宗榮講話 主旨發言ADVERTISEMENT 菩薩在線北京訊2015年9月18至20日，中國社會科學論壇（2015·宗教學）在北京召開。此次論壇以「一帶一路」與宗教對外交流為主題，百餘位專家學者、政界人士、宗教界人士出席論壇，圍繞「一帶一路」國家戰略與宗教的關係開展了深入而熱烈的討論，積極為國家有關部門建言獻策，提供決策依據和參考。 本次活動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國家宗教事務局外事司、中國宗教學會主辦。論壇開幕式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長鄭筱筠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趙勝軒；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陳宗榮；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黨委書記曹中建分别致辭。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合作局局長王鐳、國家宗教事務局外事司司長肖虹、國家宗教事務局研究中心主任張訓謀，以及中國佛教協會副秘書長印樂法法師等出席了論壇開幕式。 陳宗榮在致辭中指出，宗教在人類文明的發生、發展與交流、互鑒中發揮了特殊作用，同樣，宗教在開闢一帶一路、維繫一帶一路、繁榮一帶一路中也發揮了特殊重要的作用。中國宗教具有理性平和、和諧共存、入世尚德、愛國守法、服務社會的良好特質。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中，重視發揮宗教的對外交流作用，對於密切與沿線國家人民的關係、增進人類文明互鑒、促進區域共同發展、維護世界和平等，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ADVERTISEMENT 中國政府積極倡導不同文明和宗教的交流互鑒，鼓勵和支持宗教界在獨立自主、平等友好、互相尊重的基礎上開展對外交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宗教界已經與80多個國家的宗教組織建立、發展了友好關係，對外開展了一系列重大宗教交流活動，舉辦、出席了一系列重大的國際宗教會議，取得了積極且影響深遠的效果，為促進國際間不同宗教對話與合作、增進對有關國家人民的了解和友誼、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做出了應有貢獻。許多交流交往活動是在與一帶一路沿線有關國家和地區間開展的，如佛教與東亞、東南亞國家的交往活動，伊斯蘭教與中亞、西亞、北非國家的交往活動，天主教、基督教與歐洲國家的交往活動等。但從一帶一路宏大實踐所構建的廣闊平台來看，從中國宗教界自身能力水平和中國擴大民間交往的現實需要來看，中國宗教界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所發揮的作用還遠遠不夠，還有十分廣闊的舞台等待去進入，還有巨大潛力等待挖掘。 陳宗榮說：「本次論壇的舉辦，聚集了中國五大宗教的代表，凝聚了國內外的知名學者，所涉及的問題廣泛而深入，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夠取得豐碩成果，為開拓一帶一路建設中宗教對外交流的新局面新境界，做好思想準備、提供理論支持。」 開幕式之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金宜久，國家宗教事務局外事司副司長薛樹琪，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長鄭筱筠，分別做了主旨發言。 18日下午，論壇開始進行專題研究發表和討論。主要圍繞以下主題開展：「一帶一路」宗教文化戰略、宗教在「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中的地位及作用、「一帶一路」的宗教外交及宗教文化交流、伊斯蘭教與「一帶一路」戰略等。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國家宗教事務局、中央統戰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上海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四川大學、西南大學、陝西師範大學、赫爾辛基大學等國內外大學及研究機構的學者近百人參與發表、討論。 此次論壇作為中國社會科學論壇的組成部分，深度挖掘古老「絲綢之路」文化精神和今日「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實施過程中宗教扮演的角色與地位，圍繞著各種宗教與文明間的多維相處之道、深入探討當今國際諸宗教與世界文明對話的途徑、主要特點及發展趨勢。 古代的絲綢之路不僅僅為當時東方和西方提供了政治、經濟往來的紐帶，也為東西方不同文明架設起了溝通的橋樑。通過古代的絲綢之路，佛教傳播到了中國，與中國本土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一起構成了圓融、智慧的中國傳統文化。同時，行走在古代絲綢之路上的法顯、玄奘、義凈等西行求法的僧人，也將中國的優秀文化帶到了印度等地，他們留下的《大唐西域記》等文字資料也成為研究當時當地歷史的珍貴史料。 「一帶一路」是我們國家的一個重要發展戰略，不僅涉及政治領域、經濟領域，還涉及到文化領域和宗教領域。「一帶一路」戰略是多個領域共同發展的戰略，絲綢之路承載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精神，啟迪我們在「一帶一路」戰略建設中要更好地發揮「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的作用。 https://read01.com/2gLOK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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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南多傑：
沒錯，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是多維度的,宗教就是一例。
宗教不但是影響近代資本主義在歐洲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也是發展中國家制定經濟發展政策時必須考慮的重要問題。用經濟學方法研究宗教現象和行為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我們理解各國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的重大差異提供了一個新視角。
亞當•斯密關于宗教和經濟發展關系的論述長期以來並沒有受到經濟學家的關注。直到20世紀80年代經濟學研究領域出現擴展的情況下,G.M.安德森(G.M.Anderson)才對亞當•斯密的宗教研究進行了總結,
馬克斯•韋伯對新教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歐洲崛起的分析基本上是亞當•斯密研究的繼續。正如上文所言,亞當•斯密並不認為任何宗教都有利于經濟的發展,例如羅馬天主教會對人類自由、理性和福祉的反對就不利于經濟的發展。韋伯則從社會職業分層的視角發現了宗教信仰和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發展之間的關系。例如,針對歐洲現代企業的所有者和經營者、高級技術工人中新教徒佔據多數這一現象,韋伯就從宗教倫理的角度揭示了這一現象背後的因素,即(1)天主教徒易于接受人文科學教育,清教徒更易于接受專門技術學習和從事工業與商業工作的教育,這決定了新教徒的職業選擇。(2)末世論、禁欲主義和宗教虔誠與資本主義營利活動之間並不存在沖突。韋伯將加爾文教“天職”觀念中所提倡的勤勉、紀律、克己、節儉以及個人閱讀聖經,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所要求的儲蓄、投資、人力資本、企業活動有機地結合起來,而這些因素正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所強調的。
有的宗教有利于創新和競爭的社會環境的形成,因此促進經濟發展；而有的宗教窒息人們的創新行為,則不利于經濟發展。
因此,在探尋經濟增長和發展等各種因素時,將宗教這個社會存在作為一個影響因素是必要的,它拓寬了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和範圍。
吾人需思考為何高錦源先生會說:人類思想的最大來源是宗教文化思想,而宗教文化的思想,是指導經濟活動的動力.
吾人尚需思考，下列這一段話：
『哪一地區之宗教要是發揚了顯教，壓住了密教，哪一地區之經濟就發達，反之亦然，故對新疆維吾爾伊斯蘭教地區，要設法去發揚該地區之顯教文化，如果無從發揚伊斯蘭教之顯教，那就要將在蘭州所形成之佛教的顯教，投入新疆和其他伊斯蘭教區，這些地方才有希望成為經濟開發區，獲得豐盛之財富，過幸福之日子。』：
同理，無論是中國大陸之經濟發展或是一帶一路到底是『一石二鳥，或是撒豆子喂鳥』，這宗教問題的思索與配合推行模式，就值得吾人玩味再三了。
尤其是一帶一路是中國全球化的工程，需要50到100年的時間來實踐。若不考量如何發揚當地宗教之顯教精神，使這些地方成為經濟開發區，獲得豐盛之財富，過幸福之日子，那麼，結果恐怕是撒豆子喂鳥的成分居多！！！！
從前有說過(詳:http://blog.udn.com/k10089/49138923)：
選擇正確就突破，選擇錯誤就崩潰。歷史不會停在原點。
不過，無論結局如何，過程對亞洲的較落後國家還是很有幫助的。成了，就是一石二鳥，不成，就是撒豆子喂鳥。
到底是一石二鳥，還是撒豆子喂鳥呢？
其實人類的歷史不就是一部宗教與人權的演化史罷了，這又是一個大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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